一席

久违的席外话突然更新了。这次是一期线下活动，录制于今年春天杭州的跳海，谈话的人是漫画家陆冉和音乐人小老虎。这次活动是因为一席策划的第一本书《相反的人》正式出版了。这是一本可爱又智慧的四格漫画，也是陆冉的第一本书。主角小反，一个事事喜欢反着来的屁股脸小人。据说他的名字来源于那句你可能从小听到大的话，“还反了你了”。小反有两个朋友，老实人大黑和厌世者雪人。这三个漫画人物像三个伙伴，也像一个人的三种状态。他们在看似平常的生活里折腾出些水花，也在人生这条轨道上偶尔撒撒野。请原谅我们极度拖延的P人作风，跨越整个春夏，终于在秋天到来时制作完成。回听几个月前这场对话，尽管音质有些瑕疵，但很荣幸能够留下各位真挚的声音。一些更珍贵的时刻来自现场观众，在一个彼此看见的下午，困惑、观察、记忆、创作，连同咖啡机不时的鸣响都被记录下来，以此纪念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春天。-时间轴-02:55 谁是相反的人？06:20 只有小老虎才会联想到的朋克时刻09:33 第一条相反的人为什么被淘汰了12:46 为什么一定要亲自走一走弯路15:05 AI请小老虎即兴说唱相反的人21:31 坐反地铁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26:13 为什么人一定要得体和强大？31:09 陆冉的创作灵感：社交失败32:26 小老虎的创作灵感：对别人的兴趣📢 -Q&A-34:35 感情和逻辑，你选哪一种？40:43 我的相反时刻：从舞蹈编导到康复中心领操47:19 画漫画是我写作的方式51:38 有很多事情比复盘上周工作重要的多01:01:35 小老虎的相反时刻：突然走了01:06:31 李宇春高维发问：我们是谁？01:15:36 陆冉必须保留的一分钟提到的人&作品《幽默大师》，漫画期刊，创刊于1985年，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发行量高峰。知乎网友评价：当年拥有《幽默大师》“简直骄傲得像个小公举”。《父与子》，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1930年代创作的幽默漫画，讲述了光头父亲和他的小不点儿子的日常生活。漫画家因反纳粹被捕，后自杀于狱中。吉井忍，作家，著有《东京八平米》《格外生活》等。📻吉井忍一席演讲www.xiaoyuzhoufm.com27俱乐部，一个流行文化用语与文化迷因，指由一群逝世时全为27岁的音乐家、艺术家或演员所组成的“俱乐部”。安妮·埃尔诺，作家，著有《简单的激情》《一个女人的故事》等，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作家、编剧，著有《苦炼》《哈德良回忆录》等。《刀锋》，作家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越过刀之锋刃实属不易，因而智者常说救赎之道艰辛。”《和你说我》，小老虎/也是福/周士爵“酷暑的下午，我倒着走路，用一整瓶朗姆，浇一棵枯树”。土摩托，《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著有《来自民间的叛逆》《海洋诱惑》等。高达，日本机器人动画作品《机动战士高达》中的主角，也是此作品系列总称。老虎提及的播客 📻www.xiaoyuzhoufm.com库尔特·冯内古特，作家，著有《五号屠宰场》《猫的摇篮》等。李宇春，音乐人，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施鑫文月，音乐人，「说唱新世代」选手，与小老虎合作《春雪采耳》。参考陆冉一席演讲：一不小心就反了mp.weixin.qq.com小老虎一席演讲：我的说唱是篝火mp.weixin.qq.com音乐片头：来自www.pixabay.com片尾：小老虎《无人喝彩》✨一些现场的快乐碎片与大家分享，期待与大家多多见面

岜農，音乐人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在这场演讲里，岜農会和土人合唱团一起唱快乐的歌，也会分享歌曲背后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时间轴】00:05 🎵《谁会飞》：谁在唱歌 我们在唱 在唱什么歌 我们在唱快乐的歌03:01 我是「失败之王」，失败让我成功放下远大抱负08:18 自己创造并不断调整的农耕生活方式：半农半歌11:07 🎵《四季歌》：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21:12 我不和小孩讲「环保」这种大概念，我只是带他们玩24:23 🎵《白色海洋》：嘿不不不不 不要苍白的家乡27:50 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31:57 🎵《美丽山坡》： 风的妈妈 没有告诉它 长大后要成为一阵有意义的风👇来一席演讲前，岜農插完的最后一块田👇土人合唱团👇海滩上成片的白色塑料泡沫👇自己在海边搭的舞台👇岜農的农舍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病人”的身份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她一边探索，一边记录，袒露因病症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重新思考安宁疗护的价值与困境，不断为自己争取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试图改善同处境病人的主观时间。“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她只身趟过疾病与死亡，投下石子，期待能让后来人摸着过河。【时间轴】00:07 28岁，如何活下去和如何死亡都成为问题12:23 如果终生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处，我该等在原地吗？14:59 死亡太近了，我又回到熟悉的时空黑洞18:42 原来我是别人幸福的参照系21:05 一个终末期病人如何洗澡23:08 有没有针对癌痛病人友好方便的止痛形式？24:36 现在才知道症状控制也是难以实现的26:12 人为什么一定要体面啊？我要真实33:32 在继续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我重新定义了我的一分钟👇《魔都28岁金融女思维导图自救指南》👇2024年12月31日，经历了4个月的治疗和2次不成功的开腹手术，柱子哥坐在病房晒太阳👇重新梳理上海部分安宁疗护病房的信息👇抗癌博主木豆豆鱼去世，最后一条微博转发了柱子哥的视频：人到底有没有优死的权利，以及肿瘤末期病人面临的困境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与此同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年轻人就是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每一张年轻的脸庞背后，都有一段隐秘幽微的心事，对于那些具体真实的困境，王佳莹也无法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但感受到每个人的无助、困境和生命力，是看见他人的第一步。【时间轴】00:08 大学生为什么来做心理咨询？01:08 自我的混乱，使得年轻人很难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11:51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感到抱歉？15:07 “老鼠人”是一种自嘲，但也包含了他们的自我攻击18:55 以前大家不喜欢自私的人，现在大家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21:51 我们假设别人的想法，把这当作事实，带着滤镜看待这个世界26:59 心理咨询室是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间的过渡空间👇王佳莹工作的心理咨询室👇大学生来做心理咨询的主诉原因统计👇埃里克森提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八个发展阶段👇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邓巴数：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让我们与大约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这150个人会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分成不同的圈层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时间轴】00:07 孩子生来不同，我必须在这个特殊的赛道上陪跑04:06 为了争取补助，我甚至要表演“精神残疾”07:02 同学和我说：“树儿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太快乐了。”17:47 为了提升数学能力，别人家的孩子挑灯练口算，我们家集体打麻将21:02 她可能永远不明白孝顺、家庭责任感，但她已经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了23:07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26:03 我是全职妈妈，但我不想以孩子为事业👇树儿小时候👇“通过谈判，我争取到了陪读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树儿被允许在我的陪读下，每天下午来上半天课。”👇树儿考了4分，班主任还夸她字写得不错。👇为了提升一点数学能力，树儿爸决定教她打麻将。👇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树儿学会了扫地、收拾碗筷、洗衣服，下楼取快递、倒垃圾，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菜。👇“我们的关系更像两个有缺陷的朋友，合在一起才会功能正常。”👇树儿的画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时间轴】00:10 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非常勤劳，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03:00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06:28 “要热爱工作”的打工人觉悟是如何产生的？——用规训和惩罚“向懒惰开战”。11:55 一种病态的激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那热爱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14:01 如今“劳动者没力量”，制度底线被不断突破，劳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工作不值得我们热爱。19:5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22:19 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25:09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我们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且更丰富的生活。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时间轴】00:09 我想象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面有一群初中的孩子在歌唱。03:26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或出生不久就被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08:40 该如何去面对希望破灭这件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13:40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但和社会性规则有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16:21 愿望被打碎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18:12 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21:48 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马路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老厂房改造而成。👇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尤其是进到跨院里，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袁小燕老师与蒲公英合唱团👇权煜飞👇张展豪👇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又在这三行字上划了一条横线。👇王路遥👇冯小云👇2018年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蒲公英合唱团演唱《北京欢迎你》👇慈善晚宴上，路遥邀请黄晓明和同学们一起合影👇史甜雨（左起第二个女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史甜雨转学回到淮安。👇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时间轴】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温哥华的海滩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时间轴】00:09 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场域中，重新看待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和晚婚不婚等现象。00:51 中国人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05:15 “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06:50 “新包办婚姻”——中国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11:53 “以前是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子过日子难。”16:41 隐秘的爱的操控，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家庭。19:52 当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23:24 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提供了紧密的代际支持，但青年人也因此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2023年，男女都有超出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2023年，认同“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达到了46.5%。👇“新包办婚姻”👇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客观的真理、被动的自然、无限进步的科学。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生活中意义的匮乏，单一的价值标准和优绩主义的社会。如此境况下，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被不断抽象和贫瘠化，生命力被掏空，精神危机降临。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它有永不遗忘的知识、出色的逻辑推理，它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心灵。但王俊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更多反思的可能——当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不再被社会发展所急迫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存意义何在？我们如何用哲学来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寻找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时间轴】00:07 生命力被掏空、充满塑料感的共同体、孤独感，数字时代在提供给我们全新生活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01:36 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意义框架，而“无限进步”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上。06:13 意义不断被抽空，生活不断去神圣化。 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08:35 优绩主义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如果达不到优绩的顶端，就不配享有任何愉悦感和成就感。10:02 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当下在不断萎缩。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14:53 “漠无差别的领会”：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非常之脆弱，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20:40 面对人工智能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观念性危机：“心灵的迷失”。25:30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鲁雯泋，建筑师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2019年，从外企辞职后，鲁雯泋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建筑工作室。在走出办公室、穿过大街小巷时，她发现了摊开在公共空间里的野生设计：空调外挂、缝中停车位、能屈能伸的雨棚……比起标准化的设计方案，这些未经规训的芜杂生态表达了更加真实立体的使用需求。胡同居民在局促的空间里寻求开拓，也与街道一同维系着价廉但高效、粗野而有序的生长。凭着建筑设计的专业嗅觉和分析图的解剖术，她识别出材料与构造、节点和连接处所透露的曲折心思。那些叫人不敢轻慢的日常，原来就藏在街角、门前和窗边。2024年，工作室所在的整条胡同都被“腾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北京，但鲁雯泋的野生设计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记忆得到彻底的更新改造以前，她还想再多走几条胡同。听完这场演讲，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北京超无聊」，你觉得呢？【时间轴】00:10 坐在办公室里画图、开会、打电话，房子就一点点盖起来了，根本不需要跟真正的使用者沟通，这让我感觉非常悬浮。我更喜欢看真实的人和具体的生活。03:08 从CBD牛马化身胡同串子，发现居民把生活碎片都延伸到大街上。咱们胡同大爷的包裹艺术，可能离包裹巴黎凯旋门也没多远了。05:55 公与私的边界相对暧昧，规则也模糊，就催生了很多巧解问题的野生设计。比如：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07:52 空间利用：大爷把代步车严丝合缝地卡进墙的夹缝里，要出来就得翻越车内的空间，从后门爬出来。10:39 废物利用：矿泉水桶和废弃椅子是胡同居民的两大明星单品。14:40 防走光：有了大罩子，再也不用担心开关门会走光。无论街上怎么熙熙攘攘，主人依然可以坐在黑布后面喝茶。16:51 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同款卖鸟车和大号糖葫芦自行车。22:36 当真实的生活不存在，野生设计也就消失了，但千篇一律的舒适整洁不会刺激和调动人的感官，我们向往的其实是更丰富多样更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间。👇街边散装之庙👇菜场中心之庙👇公寓山寺👇瑞士猫梯👇鲁雯泋建筑工作室曾经在钟鼓楼附近👇钟楼广场上大爷遛羊驼👇围观剧组在胡同拍戏，这可能是在拍一个科幻片👇屋脊上的鸽子笼超过了主人自己的家👇蜗居的鸽子👇胡同里的摩托车vs美国包裹艺术家克里斯托和克劳德的早期作品《包裹摩托车》👇包裹巴黎凯旋门vs包裹胡同里的房子👇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窄巷里的收纳网👇电线杆里的卡座👇“卡车”👇悬挂烟灰缸👇窗户上插着汽车后视镜👇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vs超载卖鸟车👇大号糖葫芦自行车vs20世纪30年代的糖葫芦摊👇给泰迪剪指甲的塑料袋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熊家可谓云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民国初年的丽江知府，曾进藏协同平叛；祖父熊光琦担任过云南六县的县长，推动地方发展。外公苏涤新则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助力教育革新。除了这些“大人物”，还有更多平凡的长辈：四姑奶奶在指腹为婚的丈夫去世之后，北上读书，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大姑姑爱上了国民党员，两党斗争延烧进家庭；还有在提笔之前就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写的人——妈妈苏尔端。虽然因病卧床十八载，但妈妈的病榻有着魔术般的力量，令家人、亲友都乐意来向她述说心事，她像一个“箍桶索”维系着小家庭、大家族。熊景明希望有更多人拿起笔，做这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先辈的人生故事。」【时间轴】00:07 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04:10 我妈妈是昆明市第一届进入大学念书的女性，但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12:18 我的父亲是生逢其时，那个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涌向中国。18:56 让我觉得必须要写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书，是我的祖父熊光琦。他在民国时做过好几任县长，又抽鸦片，在我这样受新的教育长大的人看来，他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人”。23:52 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其实这个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让她记得。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妈妈、熊景明和弟弟 1955年👇妈妈 1934年👇熊家花园 1934年👇妈妈的工作证照片 1953年👇妈妈和我 1967年👇妈妈的信 1969年👇爸爸在熊家大宅 1934年👇父亲与好友 1930年👇昆明黑龙潭公园 1943年👇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1937年👇1939年👇老婆婆背着她的全部家财，步行300余里来到开远（县），找她被征（兵）的儿子，可是儿子（所在的部队）已开走了。她欲哭无泪，虽然今天的晚饭还不知有没有吃，她也想不到了👇熊家全家福👇苏家全家福👇二舅 1940年👇妈妈和我 1946年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作为一位完全失明、却能自如行走的盲人，杨青风认为，比起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更大的障碍来自观念。家长、学校、社会的过度保护虽然出自善意，却让视障者失去了锻炼的机会。2018年，杨青风和同事们创办了“金盲杖”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让视障导师带领视障营员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探索。从如何使用盲杖、借助非视觉的路标和线索、过马路，到用导航、乘坐公交地铁，以及如何有效求助，帮助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视障者不能等无障碍设施完善了才出门，就像不能因为空气不好就不呼吸。改进设施的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更新。有时视障者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又把他们重新推了回去，问“需不需要帮忙”才是支持和促进。【时间轴】00:05 像我们这样看不到、拿着盲杖到处跑的视障者的确不多，在陌生环境里能独立出行的更是寥寥无几。04:10 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照顾，这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也可能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12:18 其实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15:42 走到地铁站附近，高峰的时候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会听到广播的声音、自动扶梯转动的声音，还能闻到一种来自地下潮湿的味道。18:16 如果没有提示音，你们觉得我们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21:18 导航说“到了”，通常来说是把目的地导到你视线内了，明眼人可能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是视障者还不知道在哪儿。22:38 好多人没接触过视障人，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你能帮我一下吗，他这想法会非常复杂：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我有没有时间带他去？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我给不给、给多少？29:53 如果我们不出来，不但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无障碍设施也没机会变得更好。👇杨青风请观众告诉他，是否站在了红毯正中间👇杨青风所在机构视障者们在做音视频剪辑👇杨青风带领营员做回声定位联系👇《小腿的情人》梁奕轩（全盲）👇听车流判断路口能否通过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她曾经笃信，不论身在怎样的处境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向往会引领着人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但房君睿的出现，击溃了她的信念。断断续续跟拍了他四五年，这个梦想做文物修复师的青年仍旧被困在自己的“巢穴”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拍摄结束，想象中的励志情节也并未发生。秦潇越这才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现实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即使怀抱理想，也可能会被困在原地，失去继续向前的力气。在新的创作中，她不再鼓吹理想的力量，只想呈现更丰富的生命状态。【时间轴】00:08 世界末日，我在上海的街头问陌生人：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01:56 相信理想的信念被不断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07:56 老天好像在跟我开玩笑：你这么喜欢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11:10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记录的必要？17:45 当生活中多了一个镜头，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20:52 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24:08 逃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26:50 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是这些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与我》里秦潇越遇到的乞丐👇吴卓渊在火车站门口与金牛的合影👇《世界与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房君睿修到一半的碗👇房君睿父亲在作画👇房君睿和杨光在家中聊天👇《去哪安家》中沙溪的树屋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时间轴】00:09 麻雀+Jeff：希望成为像麻雀一样低调但成功的生物02:20 入坑观鸟之后，我发现上班前也可以观鸟，只要你早起一点点，再早起一点点。幸好我们单位当时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活也不是很多。05:35 描述鸟的叫声，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但怎么也擦不干，你就get到了一个斑头鸺鹠 xiū liú——一种中型猫头鹰的叫声。10:27 一只鸟很可能成为一只狗、一只羊、一只猫，从空中飞过。13:12 当鸟鸣被翻译成人话：一只鸟从上海到了北京，就开始说“遵守纪律”。20:46 如果你在北京走进一个灰喜鹊的领地，它们就会这样骂你25:12 “处处闻啼鸟”：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入坑观鸟都怪河边一只好看的鸟——北红尾鸲qú👇左图为奥森公园，右图为麻杰夫在奥森的观鸟记录👇黄腰柳莺👇6种不同的柳莺👇麻杰夫做的《华北常见柳莺叫声速查表》👇星头啄木鸟錾（zàn）木👇大斑啄木鸟錾（zàn）木👇栗啄木鸟👇斑姬啄木鸟👇斑头鸺鹠（xiū liú）👇中华短翅莺，图by JiaHY👇夜鹭👇白眉朱雀，图by三石👇黄腹山鹪莺👇黑枕黄鹂，图by鯉魚👇日本条螽👇凤头麦鸡👇普通夜鹰，图by David👇白头鹎bēi👇黑尾蜡嘴雀，图by Link👇100位提供拟音的人心中都在想什么：👇灰喜鹊👇蹲在草里试图录叫声的麻杰夫👇乌鸫👇一只上海的乌鸫的效鸣对象👇左图为大山雀，右图为暗绿绣眼（by 鲤鱼）👇北京延庆的一个湿地公园里的鸟鸣包括：

宋明蔚，记者、作家。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严冬冬是中国阿式自由攀登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他们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却拥有一份最纯粹极致的理想主义，徘徊在死亡边缘，寻找自由与自我。在严冬冬去世后的数年，宋明蔚开始走进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生命世界，在历史中打捞往事。他想知道，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凝结在《比山更高》一书中，长久地回响。每个人的故事都写满了悲情与荣耀，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时间轴】00:10 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登山者，却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00:57 除了“征服”之外，登山还有什么？“自由攀登者”不为崇高的国家荣誉而攀登，不为个人利益而攀登，只为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08:41 “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无法让严冬冬感受到存在的价值，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漩涡，他只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但自由也有代价。14:31 死亡的责任与《免责宣言》18:45 两种人生观的博弈，对自由攀登者来说，没有中间地带。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就像背负荆棘攀登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与自由相随的风险带来的原罪。27:55 写作《比山更高》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之心、悲悯之心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喜马拉雅式攀登营地里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阿尔卑斯式攀登，没有厨房帐篷和卧室帐篷，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像图片里这样，必须要在雪山上露宿。👇中国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有极高的攀登难度。👇严冬冬👇严冬冬和周鹏经过三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幺妹峰南壁的一个中央路线，他把这条只属于他们俩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严冬冬和周鹏2011年开辟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自由之舞”👇严冬冬（右）和周鹏（左）👇2012年，严冬冬发布《免责宣言》👇攀登中的宋明蔚👇王茁（左）与伍鹏（右）

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在康复的过程中，张沁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同样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生。ED Healer由此而生，组织不只是张沁文和同伴们抱团取暖的渠道，也承担着向外界科普进食障碍的职责，与高校、学者合作，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传统的科普方式之外，张沁文和同伴们发现艺术更能触及人心。2024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600号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爱，食物与生命”的新展，每一件作品都由进食障碍患者或艺术家创作，背后都是一个进食障碍患者的真实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自我接纳的叙述。只不过，想要进食障碍患者更好地被看见，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时间轴】00:09 与进食障碍抗争的第十年，在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院当画廊主。00:59 “你足够漂亮、足够瘦，才可以生活得更顺利”，但生活正随着越来越瘦而变得越来越失控。03:12 进食障碍是中国人群常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06:35 我到底是在哪个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康复了？08:16 一方面，我不是一线的医生，无法直接帮助他们， 另一方面，我也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好像不被允许病情复发。11:26 当艺术成为破圈的方式，“谢谢你们让疾病变得温柔”。18:44 “虽然忙了这么久，但我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够了”，整个旅程本身是治愈和完善自我的过程。👇 爱青《疑似进食障碍》：用画笔探索营养不良的大脑、异样的内感受与行为的相互联系👇阿凉《食物之森》：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四五次，画中是一条与食物相关的道路，她需要不断打怪、克服困难，才能和爸爸拥抱。👇爬墙媛小菜《瓷盘、木、枣木刺》，“第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进食障碍是一种痛觉，是一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恐惧”。👇牛奶侦探《在精神科住院的22天》

陈小雨，编剧、导演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创作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绳索，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到底要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心灵的自由？长久以来，陈小雨徘徊在价值光谱的两端，找不到平衡。他曾在迪拜和大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共享“失败者的天堂”名号的两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迪拜为失败者打造“东山再起”的财富幻梦，大理则以自然山野的质朴无华吸引着从城市逃离的疲倦者。陈小雨用镜头记录下两种人生选择，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享受乡村生活的平静，却也不甘被这样的平静束缚住。陈小雨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都融入到《乘船而去》的创作中。2024年，这部影片上映，借由一位老人即将到来的死亡引发的家庭震荡和观念碰撞，他试图探讨：在充满分歧的世界里，我们该怎么找到生活当中的安定和自由？【时间轴】00:07 “有记忆的是故乡，没有记忆的是废墟。”而想逃离故乡，恰恰是因为有太多复杂的记忆。01:13 我的人生开局是一个富二代，但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知道，从生老病死到婚姻财富，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什么都留不住。06:48 迪拜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人傻、钱多、速来”的六字箴言在华商圈子里迅速传开，破产者联盟聚集在这里。10:30 “其实我来大理寻找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故乡的感觉。”12:44 钱没有留住，作品也失败了。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才病急乱投医地找了梦想这样一个东西，好在变化得那么快的世界里，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笃定？16:43 非洲的Hadzabe人没有历史观，不计算时间，也不知道自己今年到底几岁，不存在“梦想”“成功”“赚钱”这些定义。20:16 外婆身上同样有Hadzabe式的原始生命力，让我很快写出了《乘船而去》20:51 梦想对我而言祛魅的原因是，它只是众多追求当中的一种。👇过去，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人们靠船运输重物，在船上出嫁、远行。👇迪拜的国际城👇在迪拜开灯店的小郑下班后回到宿舍👇在大理花6000块租了一个老院子，生活了三年，交到了很多朋友，在那里形成了很好的氛围。👇《乘船而去》分镜图。“学会拆分自己的每一种感觉，拆成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图、分镜表和拍摄计划。”👇陈小雨和外婆在老家合影👇“外婆对拍死亡话题的电影并不忌讳，还主动开玩笑说，村里人都以为她死掉了，因为有好多车停在她家门前，以为大家是来吊唁的。”👇“在生命这条河流中，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到底是顺流还是逆流，或者会飘向哪里。但是，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的确定性，找到自己的那条船，你就至少不会溺水，不会在其中迷失，就终于可以收拾起来一些心情，去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直到后来到港中大读书，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伤痛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哀伤”，而且它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从那时起，她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下定决心做一个关于丧亲和哀伤的研究。她想知道，死亡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经历丧亲的人又是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经过了重重波折，她招募到了44位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倾听他们几乎从未向人诉说的哀伤故事。她看到，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在青少年或成年初期失去父母，是一场足以改变人生的巨变。哀伤并不会随着时间消退，甚至十年之后，那份痛楚依然清晰如初。她也意识到，哀伤并非仅由“父母离世”这一死亡事件永久地决定，而是被家庭互动、社会环境、文化禁忌、生命历程等多重因素持续地塑造着。但无论哀伤呈现怎样的形态和变化，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时间轴】00:07 有人曾和我说过一个比喻：“父亲去世后，我的人生就像变成了一个城中村。”02:57 这其实是一个被整个社会遗忘的人生第一次。09:21 绝大多数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多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激烈的哀伤情绪充斥着。13:29 “节哀顺变”究竟是什么意思？年轻子女真的会像文化期待和教导那样“节哀顺变”吗？20:08 年轻子女们并不会被动接受一个突然混乱的世界，而是会拼命想得到一个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在年轻子女的经验里很少出现。28:39 哀伤不是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去世了。👇旁听香港中文大学陈智豪教授的课程《与哀伤共存》，李昀鋆写下的课程期待。👇第16位研究参与者杨小姐形容自己经历丧亲之后的三年生活👇正常哀伤和延长哀伤障碍的区别👇第10位研究参与者陈小姐为了照顾母亲，刻意隐藏自己的哀伤，却被母亲误解。👇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一个生命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愿您平安，与您拥抱。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2019年和2024年，周轶君用两季《他乡的童年》带我们前往世界诸国，探访当地的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希望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在德国和法国，孩子们早早地接触到了古典音乐和哲学；在日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被不断教导集体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新加坡，学生们面临的是更早的分流和激烈的竞争。成为母亲之后，周轶君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她希望通过这趟旅程，给自己一个答案。在看到不同社会塑造的不同教育模式后，周轶君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或许并不存在理想的教育，但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理想的答案。【时间轴】00:07 我们的上一代人的教育方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轮到我跟孩子交流时，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我决定到更大的世界里找答案。03:19 芬兰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没有排名，也没有标准答案。而地球另一端的新加坡，很多孩子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要补课。06:17 法国的哲学课上，不超过10岁的孩子讨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09:16 在以色列和德国，人们都告诉我，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部分。11:09 “尊重”“保护”“竞争”“自由”，理念的边界在细节处体现出差异。18:19 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21:01 当教育的大框架没有改变时，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具体的人，和他们带来的细节的改变。27:02 教育到底是旷野，还是轨道？34:16 观察他乡的意义是什么？我教好自己的孩子了吗？👇芬兰的森林课，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用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新加坡的孩子展示他们的书包👇法国哲学课的橡皮泥道具👇柏林性教育课程的教学工具👇新加坡的“怕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