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牛顿所设想的上帝并非不存在，所谓上帝，只不过是人类对于未知时空的一种具象化的称呼而已。在另一个时空，他们可能被叫做神枪手和农场主。我更愿意相信牛顿不是因为放弃了科学探索最后选择了上帝，而是因为探究到了科学的边界，最后只能选择了上帝，毕竟，上帝是超于时空而存在的。
萧红31岁客死香港，丁玲却一直活了82岁，萧红始终躲在现代文学峰峦叠嶂的山谷里，像一直忧郁的野百合，丁玲却长久饱满地盛放在山峰，供人仰视。只是，跳出电影和简历，熨开人生的细节，丁玲真的就比萧红幸运吗？
如果巩俐饰演的冯婉喻恢复了记忆，那么她就能陆焉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答案是——不！一切期望冯婉喻恢复记忆之后和陆焉识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想法是天真的，时代的残酷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每个人的成功除了自我的努力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时势。赶上了，你就具备了成功的先决条件。赶不上，即便是智商超过爱因斯坦，也只能做一份平庸的工作。听听马云马化腾和陈天桥的故事吧，你就会明白，中国人说，命由天定，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日本这个打了几百年交道的紧邻，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其实远远不够。要知道，《菊与刀》这样的著作理应出现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毕竟我们才是日本真正的对手。道义上的谴责，情绪上的愤慨都很容易，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恐怕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明白为什么几十年前是日本人战胜了中国人？更遑论我们将如何真正超越这个对手。正如《菊与刀》开篇所写的那样，“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
29岁的西德记者米勒偶然得到了一本犹太老人生前的日记本，日记记载了老人生在在集中营遭受的非人待遇。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头目罗施曼逃脱了审判并且隐形埋名准备实施一个惊天阴谋……
费孝通就把夫妇比作两点，他们的孩子则是三角形中的第三点，而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而爱情是条直线，随时有折断的可能，如果想让爱情永恒，或者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被折断。那就不妨将这条直线改造成一个三角形。
姚贝娜事件中，当记者——秃鹫这一极具冲击力和道德批判感的的映像建立起来，混杂着经纪人歇斯底里的愤怒情绪，立刻像传染病一样深植到网民群体的脑海中，他们对于这种批判性的情绪就像嗜血一样丝毫不加分辨就承继了下来，而不管你怎样跟他解释：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因为他们爱好批判，喜欢冲动，服从情绪，排斥推理。
今时今日之香港人并不是香港人在历史上的一贯样貌。在香港数十年的殖民历史中，原来他们曾经是那么地渴望认祖归宗，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左派曾经在香港民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今天的香港，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的。为什么香港左派从辉煌走向没落，为什么香港从亲中走向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