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

第十二集节选：走进新时代 2017年10月18日，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村民们感觉句句都说到了心坎上。 “咱不能忘了过去的苦，不能忘了今天的好光景是咋来的！” “用总书记的话说，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进入新时代，把咱的旅游办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村子建设好！”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曾经是筑梦的地方，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大家做规划，搞建设，聚人心，兴产业，变化一天一个样，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 梁家河变了，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穿过村子，一直修到了木军塬上。小河流水潺潺，仿佛欢快的歌声。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 梁家河人变了，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怕有人问路听不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面貌。 村党支部书记巩保雄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成为每个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更是无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梦想。 如今的梁家河，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在新征程中破浪启航，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

第十一集节选：家家户户过上了好光景 改革开放让梁家河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刘瑞莲小名“争气儿”，曾是一个苦孩子。在她的儿时记忆里，她和弟弟妹妹夏天几乎没有穿过鞋，晚上四个娃娃合盖一床被子，就连吃顿白馍馍都是奢望。 17岁那年，刘瑞莲嫁给了梁家河村民巩政福。婚后的生活依旧艰难，一家人的饭桌上仍是少不了野菜。刘瑞莲说，在能吃的野菜中，一种叫“洋脑梢”的植物叶子最难吃，嚼在口中扎乎乎的，吃在胃里消化不了。她一吃就胀肚子，连着吃上几天手和脸就肿了。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先后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缝纫社要选三名妇女当社员，刘瑞莲没想到自己也被选上了，欣喜得一晚上没睡好觉。 缝纫社实行计件挣工分，做一件衣服记两分。为了多挣工分，刘瑞莲跟丈夫巩政福商量，借钱买了台“标准”牌缝纫机。她常常是匆匆吃口饭就干活，把需要手工做的活儿拿回家里晚上继续做…… 打坝造地，多种经营。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梁家河1974年粮食总产量由1971年的109465斤提高到179946斤，人均生产粮食689斤，一个工日分红七毛二。 1984年春天，刘瑞莲第一次听说“包产到户”，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四个字在她生活中的分量，她不知道，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农村的变革已经开始了。 如同许多陕北农民一样，刘瑞莲一家用勤劳换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一两年下来，粮囤满了，装不下了，刘瑞莲就把粮食装进化肥袋子垒在空窑里。望着用汗水换来的收成，刘瑞莲心里乐滋滋的。 有粮食吃了但缺钱花。看到有人外出打工，刘瑞莲心里也盘算着到城里找事干。农闲的时候，她和丈夫来到延川县城，给人包冰棍，再打点零工，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们被称为梁家河“第一代农民工”。1990年后．刘瑞莲再也没有为家里的吃喝用度犯过愁，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满足感。 刘瑞莲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两个儿子从事建筑及装潢工作，女儿办公司。逢年过节，儿女们回家团聚，高兴之余，她担心孩子们忘了节俭，常常忍不住教育他们：“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这是大家拿苦水换来的，我就怕你们忘了本……” 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开放，为这个变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山还是那座山，沟还是那条沟，梁家河农民却再也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到乡亲们不再为吃穿发愁，他和乡亲们一样高兴。吃饱饭曾经是他和乡亲们的—个梦想，看到家家户户有余粮，他怎能不高兴呢！

第十集节选：要做行动上的巨人 “铁锁”是武晖的小名。 “来，小朋友，进来进来！”窑洞内，知青对着窑洞门外的武晖轻声叫着。 武晖没有动，衣衫破烂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其实也不是小朋友，只不过身材瘦小，显得小罢了。 那年，武晖14岁，比习近平仅仅小一岁，在知青到来之前，他刚从学校回到梁家河。他是一名初中生。 武晖没有进去，站在门口听他们说话。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个新世界。 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但知青们不会烧炕，窑洞内冷得如同冰窖，知青们就问门外的武晖会不会烧炕，武晖说：“当然会了。”在农村，哪个娃娃不会烧炕？武晖这才怯生生地走进了窑洞。 就这样，武晖成了知青窑洞里的常客。知青们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铁锁”，他也记住了六名知青的名字。 武晖兄弟姊妹七个，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当时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是最穷困的。 武晖的小名“铁锁”隐藏着一个辛酸的故事。武晖曾有一个哥哥，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武晖出生后也体弱多病，父母就请算命先生为他“保锁”，所以为他取了小名“铁锁”。 “保锁”是陕北的一种习俗。小孩子出生后体弱多病，就要“保锁”以消灾避难。被“保锁”的孩子，家境好的，通常佩戴一把银锁；寻常人家的，一般用12个顶针串起来当锁。这个锁一直要戴到12岁生日时，再举行一个“解锁”仪式。 “解锁”后的武晖仍很瘦小，虽然生在农村，瘦弱的他却很难适应农村繁重的劳动。即使锄地这样别人看来最轻的活儿，武晖也受不了。他经常借口解手，跑到沟里坐着，直到队长叫他，才回去劳动。一开始，他跟知青一样挣6分，后来有所提高，但从来没有达到过10分。 武晖个子小，但人很聪明。他很乐意帮助知青与村民消除语言障碍。武晖在学校里学过普通话，知青听不懂延川方言就问他，于是他成了知青们的“翻译官”。 “翻译官”的角色让武晖增添了不少自信。因为彼此住得不远，武晖一有机会就来找知青。除了喜欢听知青们聊天，更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摆在炕台、窗台和枕边的书。 上学这几年，他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更没见过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起初，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书，一页一页翻看。知青们见他喜欢读书，就对他说：“喜欢就拿去看。” 他借的第一本书是习近平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知道了十万个为什么该多了不起啊！”武晖心里甜丝丝的，走路也神气起来了。 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认识广阔世界的窗口。他如饥似渴，兴奋不已，再也舍不得放下。饿的时候，他啃着糠团子，捧着书，觉得平时难以下咽的糠团子也好吃了许多。 看完《十万个为什么》，他又从习近平那里借来了《三国演义》《母亲》《静静的顿河》等。他跟知青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 他从王燕生、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诚，从习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调和务实。武晖说：“我欣赏他们，他们事实上是我的人生坐标。” 武晖觉得，正是读书带给习近平他们无限的力量。习近平说：“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 在习近平的影响下，武晖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渐渐坚定了上大学的决心。 1973年，他和习近平一同报考大学。成绩出来了，他被延安师范学校录取了。 武晖上学走的时候，习近平送给他30斤粮票，又拿出一件王燕生离开梁家河时留下来的蓝色毛领大衣，对他说：“你把这件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 武晖毕业的时候，习近平已经离开了梁家河。武晖先是被分配到文安驿公社五七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调至延川县教研室工作，其后又下基层，先后担任城关镇、文安驿镇、禹居乡的教育专干。但无论到哪里，他都要求自己少说多做，做行动上的巨人。 1987年，武晖调任禹居中学校长。他没想到禹居中学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两样：教室的门窗破破烂烂，在风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校园里堆着垃圾，长着荒草，砖头碎石散落一地…… 武晖明白了，这是老师人心散了，信心没了！这是家长对学校失望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武晖第一把火烧在整顿学校秩序上。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自己带头执行。学校门口、操场、课堂都是他的监督岗。 他站在校门口，看哪个老师迟到，哪个学生早退！ 他站在操场上，看哪个班级喊声洪亮，哪个队列步伐整齐！ 他站在教室里，看哪个老师讲课精彩，哪个学生举手积极！ 他站在全校师生大会的主席台上，表彰先进，奖励优秀，批评落后，惩罚违纪。 不到一个月，师生能按时出早操了，早读有琅琅读书声了，课堂活跃起来了，自习安静下来了，学生放学有队形了，教师上课有精神了……禹居中学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 武晖清楚，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关键在于教学质量。他树榜样、立标杆，组织教学观摩，奖勤罚懒，老师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禹居中学的教学工作迅速步人正轨。 第二年，武晖带着一名老师到延安市教育局申请到一个教学楼建设项目，并很快实施。不久，一座崭新的教学楼矗立在禹居中学的校园里。他又跑到乡上、县上争取支持，配齐了教学设备，师生们欢天喜地搬进了新教学楼。 禹居中学变了，里里外外都变了。人们说：“禹居中学能走在全县乡镇中学前列，武晖不容易。” 不容易的事还有很多。1993年，武晖调任永坪镇教委主任，正遇上全县狠抓“普六”，要求乡镇农村学校“班班都要有教室，人人都有课桌凳”，入学率必须达到99%。 武晖对永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说：“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听，武晖说得对，就与延长石油公司结成共建单位，很快建起一座五层教学楼，永坪村一步迈过了“普六”关。 按照同样的思路，永坪镇多方筹资，所有学校都实现了“普六”达标。 2000年，武晖调到永坪中学任总务主任。四年里，他与校领导一起，搞规划、跑项目、找资金，又当协调，又当监工，人不歇脚，脚不停步。一座公寓楼、一座教学楼、一座餐饮楼相继拔地而起……终于让永坪中学彻底变了模样。 2014年，武晖退休了。临走之前，他独自来到校园里，东走走，西望望，舍不得离去。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武晖想，他没有辜负生命的意义！

第九集节选：泪别梁家河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 返城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城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 这年，习近平和武晖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 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 “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 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 “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这个事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你可以当。” “我不行，当不了。”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怕我当不好。”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 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 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 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庞、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 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 10月8日，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 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多年以后，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 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第八集节选：要为人民做实事 从梁家河到文安驿，一个来回30多里，社员买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时间。这个事一直让习近平惦记着。梁家河普及沼气后，他就谋划着给村里人办更多的事。 村子里有人会铁匠手艺，习近平想：“何不让他发挥特长，服务村民，为村民打农具、修农具？”于是，梁家河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成立了铁业社。 按习近平的谋划，铁业社实行定额管理，完成定额任务后还可获得提成。铁匠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免费给社员修理农具，额外制造的农具可以卖给县里的农副产品公司，增加集体收入。 这样做的好处也看得见，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文安驿，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方便了群众，降低了成本，节约了时间，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文安驿公社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1974年这个铁业社共打制农具1500件。 按照这个路子，习近平想出了许多发展的点子。 他召集村里人开会，说：像煤油这种生活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代销，然后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算。 大家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一两个人用毛驴车去文安驿拉回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近平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都盼着尽快办成。 于是，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销店。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按当时的管理体制，铁业社归县农副产品公司管，代销店则归县供销社管。“跟这些国营单位打交道，建立业务上的联系，我们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石春阳说，“都是近平去联系的。别看近平当时只有21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对政策的把握，习近平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完全免费。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的，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赚，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也不抵触。 “近平让铁匠打理铁业社，让有文化、会算账的石风兰管代销店，两人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石春阳说。这是一个明白账，表面看干农活的少了两个劳力，实质上是用两个一般劳力，换取了更多的劳动力。这一减一加，既促进了生产，又给社员办了实事。 接着，习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后办起了缝纫社、磨房、菜园。 磨房的钢磨是习近平用三轮摩托车换来的。这辆摩托车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延安把它分配给延川，延川县又作为奖品奖给了习近平，还有一辆吉普130工程车奖给了孙立哲。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觉得三轮摩托车不实用，就设法换成了钢磨、手扶拖拉机。 让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磨房建成后带来的好处。 以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磨磨面。毛驴拉磨，一个人又得用笤帚往磨眼儿里面扫，又得忙着罗面，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东西厉害，一百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又快又好。“这样，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石春阳说。 那个年代，农民靠工分养活自己。工分就是钱和粮。梁家河办起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后，工分就变成“虚拟货币”，社员可以用工分换衣服、农具、日用品，甚至可以对冲抵账。这种内部搞活，对缺钱的群众来说，无疑是十分便利的。 还有一件事让乡亲们念念不忘——习近平带领社员打了一口甜水井。 在陕北农村，人们通常在河边挖个渗水坑作为饮用水源。这样的渗水坑当地老百姓叫“泛水井”，人畜共用，很不卫生。要命的是一旦山洪暴发，泛水井就会淤满污泥，村民无水可吃。习近平跟村民商议，在村子中央一块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梁家河人回忆说，井挖到一米深的时候，需要人下去，习近平每次都抢着干，井挖好之前他就没穿过干净衣服。 现在梁家河家家户户使用的自来水，就来源于这口井。 梁家河很多人不识字，只知道受苦。习近平引导大家从武晖身上看知识对于一个人产生的影响。 在支部开会的时候，习近平说：“咱们大队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社员们都积极参与。扫盲班很快就办起来了。习近平跟大家约定，晚饭后和下雨不出工的时候，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 习近平做了一些卡片，在上面写上简单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从认识这些数字开始，逐渐教一些常用汉字，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等村民把这些字学扎实了，再教更多的字。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梁家河人都认识最常用的汉字，越多越好。 “拉话”也成了课堂。说到中外历史、人文地理，习近平是主讲；拉起趣闻逸事、民间传说，社员当主讲。 “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习近平说，“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在梁家河，许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

第七集节选：沼气专业户 1974年1月，黄土高原已进入隆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梁家河的乡亲们开始忙着准备年货。 习近平刚刚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一直琢磨着能为改变梁家河的面貌做些什么，琢磨着推动梁家河发展的切入点。 灵感在苦苦思索中不期而至。一天，习近平正在翻看着报纸，当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办沼气的两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他——如果我们这儿也能用沼气煮饭、照明该多好啊！ 梁家河地处偏远，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一直以来，群众为了烧火做饭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农业发展。如果办沼气，不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解放生产力，还能对厕所粪便进行处理，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更能解决农业肥料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沼气，就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把钥匙！ 沼气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对沼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习近平，可他还是非常冷静：四川与陕北气候差异很大，这把源自四川的钥匙能打开陕北的“锁”吗？ 习近平一直是一个行动派！此前，在赵家河进行社教时，看到一座厕所年久失修，他便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赵家河第一座男女分开的厕所，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厕所革命”。这次能否在梁家河办沼气，他决心亲自去四川寻找答案。 他步行40多里路赶到了县城，把发展沼气的建议以及自己去四川学习的想法向县委做了汇报，获得了批准。春节过后，习近平便借了路费，拉着北京支延干部柏根柱等三人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取经”行程。 时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超，是位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工作过八年。怀着特殊的革命情谊，他对习近平一行给予了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了四川办沼气的情况，并安排他们到成都郊县等地和沼气科研单位考察学习。沼气的便利和清洁、当地同志们的热情和办沼气的干劲，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的过程变成了坚定信心的过程。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决定在梁家河办沼气。他自编了一些小节目，利用大队的三用唱机，向群众宣传沼气好处，并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着手试验。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远比想象的多。 首要的问题是试验池在哪里建。村民的院落都是打窑洞时用土填起来的，土壤松软，不适宜挖沼气池。村里村外的路是人行走踩出来的，蜿蜒狭窄，运送水泥砂石的架子车没法走，材料怎么运？村民们居住分散，沼气池建好后，沼气怎么输送？最棘手的是，沼气池的池盖对石板的厚度和整体性要求很高，这种石材梁家河没有…… 难题一个一个解决，实干就是解决办法。 经过反复测量，习近平最后把试验池选在了知青居住点旁边，这里的土壤密度相对要大一些。没有石头，习近平带人在烂泥滩里铲去一米多厚的土层，挖出了石头；没有沙子，习近平带着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一袋一袋往回背，每天两趟，背上磨破了皮，没人喊一声累；没有石灰，他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四处寻找石灰石，办起了一个小石灰场自己烧制…… 揣着一定要把沼气办成的信念，习近平忙碌着，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不同的声音还是出来了—— 有的意见显得很专业。在梁家河，有人当着正在忙碌挖池的习近平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沼气过不了秦岭。” 有的表示怀疑：“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有的人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 习近平的倔劲上来了，他只想着快一点儿把沼气池建成。他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辩手，建好的池子“会说话”。 在习近平的信念坚守和艰苦努力下，1974年7月中旬，一个容量约8立方米的沼气池建成了。可习近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输气管接好后，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出气。 瞧瞧沼气池里，水位在上涨，不断有水泡往上冒，下面一定有气呀！看看池壁，没有发现漏水漏气；拆开输气管，管子也没问题……习近平满头大汗，反复检查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导气管堵了？问题最终锁定在了导气管上。习近平找来一根铁扦子捅了捅，没反应，又用力捅了下，一股粪水立即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哧哧的出气声紧接着响了起来。 习近平用手抹了一把脸，顾不上洗，重新接好管子，打开沼气灶，轻轻擦燃火柴，“呼”的一声，期待的一幕出现了：灶台上蹿起约一尺高的火焰，轻盈地舞动着。 成功了！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传到了公社，传到了县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争睹这神奇之火、洁净之火…… 这是延川县第一口试验成功的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不攻自破了。 群众亲眼看到用沼气点灯、做饭的效果好得很，建沼气的热情一下上来了，纷纷说：“今后再也不用熬煎烧的了！”（“熬煎”：陕北方言，意为发愁。）

第六集节选：我就是一个农民 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酶酶”。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架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户人家。2015年2月13日他回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他熟悉梁家河的饭菜。那天中午吃饭，他和彭丽媛与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王宪平等几人坐一桌，吃的都是当地的“土菜”。他给彭丽媛介绍桌上每道菜叫什么，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特色。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地所有农活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七八十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两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 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六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洋”学问。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使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 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还是北京娃娃行！”果然，这名大家眼里的“二流子”开始转变，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成了一名好社员。事后，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习近平说：“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 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梁玉明说。 渐渐地，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

第五集节选：修身 习近平一面进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中汲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习近平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手中还不忘拿书阅读。 那时因为不通电，天黑后不久，整个梁家河就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只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一丝光亮。没有人知道，这微弱的灯光给习近平带来了怎样的光明。 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来自北京十多所学校，其中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学生多有家学渊源，他们都是背着书来到延川的。大家交换着看书，竟形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 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戴明说：“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 习近平是个书痴。一位来自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说他有本《浮士德》，习近平跑了30里路去找他借，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 “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习近平讲述了他对《浮士德》的痴迷。 习近平还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品。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 2013年3月，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爱好很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习近平说：“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4年2月，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主持人间他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他列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众多作家的名字和作品。看到习近平对俄罗斯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主持人十分惊讶：“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事实上，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小人书是他的启蒙读物。习近平五六岁时，母亲齐心带他去买了一套《岳飞传》和一本《岳母刺字》。母亲拿着小人书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习近平至今还记得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 “把字刺上去，多疼啊！” “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 习近平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并将其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时，习近平随母亲搬到了中央党校。在那儿他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读书机会。按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他，便请他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他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了他喜欢的读物，以至于其中很多警句至今都能背下来。 插队时，他到处找书，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有惊喜的发现，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薛玉斌退伍返乡时带回来很多书，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他一本不落地借了去。延川当地创办的一份文学报《山花》，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通过《山花》，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两人曾彻夜长谈。路遥后来惊叹说，习近平比他小4岁，知识面比他要广得多，志气高得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习近平说。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做了演讲，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演讲中，习近平用《浮士德》中的人物“墨菲斯托”，回击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一种“脱口而出”。 习近平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 后来，习近平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德国汉学家都说起过读《浮士德》的感受，他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听到了几乎同样的回答：“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习近平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那个时代，习近平还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他。 在习近平看来，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启迪，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方式。对习近平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

第四集节选：北京娃 村里娃 像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忍、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它“虼蚤”。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腿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 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一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 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沟子”（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刷牙也差点儿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五十七中，在文安驿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 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灵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衬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灵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灵娃妈心疼孩子，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嘴官司”。 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灵娃。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灵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晖转交给灵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晖、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 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 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第三集节选：“逃离”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 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 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 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 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 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原来这就是延安！” 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 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5日，他们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 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 16日，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 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约2.8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 白净，瘦高个儿，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

第二集节选：美味的酸菜 习近平说：“当年乡亲们教我生活、教我干活，使我受益匪浅。我那时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后来都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那个酸菜很久不吃还挺想的。” 2015年回梁家河，习近平和当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吃饭，有一道菜就是酸菜。梁玉明说：“他可是吃了不少的酸菜和南瓜！” 梁家河的酸菜，习近平念念不忘。2004年8月14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时说：“（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里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年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啊。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来一个高梁米的团子，吃得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我还想念那个酸菜。” 梁家河当年的酸菜有多香？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雷平生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酸菜里面有情怀。2014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这个人呢是有农村情结的。1969年1月份插队，老百姓帮助我，他们有什么吃的都给我送一点儿，谁送我一碗酸菜，我说我今天生活又改善了。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啊，我确实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地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

第一集节选：近平回来了 2015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上午11时许，三辆中巴车远远地停在梁家河村口外。车上下来几个人，健步向村里走去。 “近平回来了！” 一声惊呼，村民都向村口外跑去。 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村庄，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算起来，他离开梁家河已经整整40年了。 踏上这片曾经劳动、生活过七年的土地，见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始终不能忘记的乡亲，习近平难掩激动的心情。 “哎，随娃！”习近平老远就认出了跑在人群中的石春阳。一声亲切的呼唤，话音未落，两个人的手已紧紧握在了一起。 “迎儿，你老了！” “向前，你上次可去过我家呢！” 习近平和昔日的“小伙伴”们挨个儿握手，双方的手都不愿意放开。 春娃、迎春、成儿……岁月虽然沧桑了当年“小伙伴”们的脸庞，习近平却仍能亲切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小名。 陪伴习近平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他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婆姨，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卫庞，你还没有变！”正与“小伙伴”们热情寒暄的习近平，一扭头看到了张卫庞，便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张卫庞的肩上。有力的大手上传递的深情，让张卫庞感受到“近平的心跟咱们还是那样亲”。握着张卫庞的手，习近平向彭丽媛介绍：“这是梁玉明的‘挑担’哩。”（“挑担”：陕北方言，称“连襟”为“挑担”。） “随娃，还有几个不认识，介绍一下。”习近平转向石春阳说。 石春阳连忙把身边的人向习近平挨个儿介绍。当介绍到巩保雄时，习近平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 “这是会彦的儿子。”石春阳说。 “你爸可是个老实人。”习近平亲切地说。 人们簇拥着习近平，一路走，一路拉话。 到了村委会大门口，更多的人拥了上来，激动地围在习近平身边，一步也不肯挪开。 石春阳急了：“亲人回来了，快迎进家，让站在大门外算啥啊！”大家这才让出一条路。 不少当年曾在一起劳动、生活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并亲切地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根民，赤脚医生。爱学习，看的书也多。” “争气儿，家里都好吗？” “张儿，你‘有肚子没嘴嘴’。”（“有肚子没嘴嘴”：陕北方言，意为肚子里有话但说不出来。） …… 亲切的小名脱口而出，亲切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68岁的巩政富小名叫“开伙”，习近平笑着对他说：“你当年劲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听了，欢笑一片。 巩政富患有眼疾，一只眼睛已失明。习近平关切地问：“你年轻时眼睛就不好，现在咋成这样了嘛！”这事他还记在心上，记得这么清楚。巩政富闻言，直抹热泪。 当年的老支书梁玉明来晚了，好不容易挤到跟前。习近平边叫着“王栓”（梁玉明的小名），边与他热情地握手寒暄。梁玉明高兴地说“你先忙着，我给咱们回家准备饭去，一会儿到家里吃饭。” 习近平和“小伙伴”们拉着家常：收入靠什么？平时吃些什么？老人好吗？孩子们都在做什么？日子过得怎样？能吃上大米吗？常有肉吃吗？…… 习近平问得非常亲切、细致。 “小伙伴”们告诉习近平：“现在光景过好了，平时吃的是白馍、白面，大米和肉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习近平听了露出舒心的微笑，满意地说：“那就好，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