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m Ownership禁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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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本栏目为您介绍、解读、评价那些在中国被禁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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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郎》是毛作于一九二三年的一首给杨开慧的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唯一的一首情诗，写得柔情缱绻、缠绵悱恻，其上阕为：“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一九七三年冬，毛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首词直至毛去世后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显然是重新掌权的元老们以此凸显毛与杨开慧的爱情，而刻意贬低和羞辱在法庭上受审的江青。
俄罗斯学者弗·阿格诺索夫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中指出，俄罗斯流亡文学历史悠久，第一位俄罗斯流亡作家大约要算是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大公，他逃离「沙皇的压迫」，并给伊凡雷帝写了一些抨击性的政论书信，这场论战是十六世纪俄国文化史中的着名事件。
一九二零年代早期，四度访问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魔都》一书中夸张地写道：“在街上行走的，男的你就当做是盗贼，女的就当做是娼妇吧。”这种话今天可不能乱说，是严重辱华。
中学时代，我读到严家祺的名著《首脑论》惊若天人，大概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由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者原创的政治学著作。严家祺原本是学物理的，后来转向哲学，又转向政治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创建者之一和第一任所长。他原本期望安静地从事学术研究，让政治学这个在中国断裂了三十年的学科死而复生。然而，政治学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节，严家祺半推半就地以学者身份参与一九七零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想到这场改革居然以六四屠杀告终，改革成果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而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基督教史，是一部不断扼杀和掩埋先知先觉者的“残缺史”。占据史书主体地位、被史家大书特书的，是风光无限的成功者和成名成家者，但其实他们大都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庸人和奴才；反之，那些只身犯险、螳臂当车、飞蛾扑火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才是这片土地上的嵴梁，才是应当被记载、怀念、继承和发扬的对象。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一项艰巨的“知识考古学”，这种工作吃力不讨好，投入与收成远不成正比。
史明是台湾独立运动流派中的台独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台湾人四百年史》影响了很多台湾独派。
中国的地景中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是人，而且通常是为数众多的人。每当我凝视一片风景，都会看到其中有个人在看着我。 保罗·索鲁
每一本书都像投枪和匕首，刺向中共的心脏
第一次读到《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是数年前由一位朋友转来的电子版，读了之后几天几夜不能寐。
中共知道，把大学变成党校，大学才不至于成为异端思想的发源地。
但愿我的这本书成为一道桥梁，让作为读者的您走向三十本“伟大之书”，更走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壮阔的人生。
长期以来，由于身负二战的历史罪责，日本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卑躬屈膝，在西方盟国中是最软弱的一个环节。
敢信神州大有灵，冯夷沈醉猰貐醒。仍多鬼火宵飞白，安见麟悲鬓尙青。侠恨那堪洪水逼，杞忧惟与怒龙听。红羊浩劫无时尽，昏抚河山涕泗零。--- 徐晋如《文革岂仅三十年无祭哉为之大恸》
在台湾民主化历程中，“太阳花学运”是一块重要里程碑。
对于今天的台湾人以及华语文化圈人士来说，吴国祯这个名字已然无比陌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留美归国的菁英人士中，吴国祯是学历最高者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也是仕途最为顺遂者之一——从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到外交部副司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政绩斐然，被称许为中国最具施政能力的行政官员。
离开中国之后，我极少看中国的影视作品，电视连续剧《长安十二时辰》算是罕有的例外。它是少有具备专业精神的作品，在各大网络平台获得最高评分，被多国电视台购买播映权，还获得官方大大小小数十个奖项。
即使最亲近皇帝的报纸也不能大量印刷，因为这样会培养更多人的阅读习惯，他们由此就离思索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思索会造成困惑、烦恼、麻烦和忧虑。换句话说，尽管所写的文章可能是忠诚皇帝的，但读的人未必以忠诚之心去理解。 -- 卡普钦斯基
“孩子啊，你一定要小心，猫咪这种邪恶又高傲的生物。” -- 艾略特
应当抗议，因为人的尊严受到侵犯。应当抗议，因为不作反抗将损害我们自身的尊严。应当抗议，这是为了将这种损害尊严的行为公诸于世，为了我们能够说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扬诺斯·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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