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父子之情，兄弟之义，是人伦的基石。然而，这一最根本的情感，到了梁武帝萧衍的子孙这里，却被彻底地、毁灭性地斩断了。他的儿子萧综，性情凶狠残忍，甚至怀疑自己是齐东昏侯的后代；另一个儿子萧正德，虽然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以示忏悔，但转过身，就举起了反叛的屠刀。即便是萧纶、萧绎、萧范、萧誉、萧詧这些儿子，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他们手握兵权，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围困、受辱、活活饿死，却迁延观望，甚至还在盘算着如何吞并彼此的势力，无一人舍身相救。我们必须清楚，这些人，并非没有智谋，也并非缺乏勇气。在他们身边，依然有像萧大器、萧方 等那样，能够从容赴死、舍身取义的忠烈之士。他们也并非像晋惠帝那样愚笨，或像刘劭 那样凶残，以至于不可教化。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問題在於，武帝的慈愛沒有節制，恩寵沒有等級，施行的是婦人寺僧那種不分親疏的仁慈，給予的是禽獸護犢般的溺愛。在這種環境下，兒子們對恩典的期望永無止境，一旦期望落空，所積蓄的怨恨就越發深重。 可以说諸位王子天性并非如此，而他们的的罪惡，若非梁武帝將他們推入這樣的陷阱，他們的人性又何至於淪喪到如此地步呢？然而，问题还远不止于此。一个君主败坏自己的子女，通常是放纵他们沉溺于声色犬马。 但梁武帝，自己不这样做，他以自己喜好教育子女。因此，他的儿子们，都颇具文采，善于思辨，甚至不乏智谋。但是，他们学习和阅读的，是辞藻华丽、情感浮靡的“宫体诗”；他们钻研和思考的，是颠覆人伦的佛教义理。这两者，看似不会损害忠孝大节，但事实，绝非如此。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当语言变得过度雕琢，仁爱之心，便会随之消亡。仁爱一旦消亡，天性的恩情，也就断绝了。而佛教的学说，更是从根本上，瓦解了孝道。它认为，父母子女，不过是因缘聚合，是“贪、嗔、痴”的业力障碍。它用一种“众生平等”的视角，将父母，视作与万物无异的存在。当父母遭遇危难，你应当报以“慈悲”，但也仅此而已。又怎会要求你，牺牲自己的“生缘”，去与他们共赴危难呢？当这两种思想，渗透人心，父子之间，虽然表面上还能像鸟兽一样，相互亲近，但在大难临头、穷途末路之时，背叛，就成了必然的结局。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说梁武帝的慈爱过了头，其实并不准确。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慈爱。他看待自己的儿子，与看待一头猛虎，并无区别。他只是用一种佛教式的“大慈悲”，将自己，投喂给了他亲手养大的猛虎而已。他用不仁的学问去塑造他们，用无父的教义去引导他们。这样的继承人，即便得到了天下，岂能安坐天下？历史的结局，往往具有必然性！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智与精神，往往会随着他身体的生命力而盛衰。从少年到壮年，再从壮年到老年，心智通常会经历三次转变，从而改变其恒定的状态。然而，凡是品性正直、学问深厚的人，他们的心智，就如同深藏的宝物，又如根深蒂固的树木。这样的人，即便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壮年，其心智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放荡不羁；即便到了生命力衰退的老年，其心智也不会随之枯萎耗竭。这，正是古人所称颂的卫武公，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圣主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梁武帝萧衍。在他统治的初期，可以说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君主。当部将裴叔业要挟他，准备投奔北方时，他能洞察到，身边小人的危害，远不及放走一个叛将去敌国的威胁；当大臣萧颖胄，主张向北魏求救时，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向蛮夷示弱，绝非良策；当萧渊藻诬告邓元起谋反时，他能一眼看穿其中的阴谋；当他下令让曹景宗听从韦睿的指挥时，他能预见到，将帅和睦，则大功必成。在那个阶段，他任用将领，总能获得成功；他谋划功业，总能得以实现。虽然他不像宋武帝刘裕那样，精通兵法，总能百战百胜，但他在权衡利弊得失之时，意志坚定，毫无迷惑，对事态发展的关键节点，看得异常清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帝王，到了晚年，却判若两人。他接纳了侯景的投降，还将这位野心家安置在国家腹地，对大臣萧介的泣血警告，置若罔闻；没过多久，他又听信了北齐高澄的谎言，答应交出侯景，对傅岐的苦苦劝谏，充耳不闻。他的决策，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复无常：前一刻，他将侯景视为心腹；下一刻，又将他视为寇仇。他刚刚推心置腹地，去相信一个本不该相信的人；转眼间，又背信弃义，徒然引来对方的猜疑。他就仿佛一艘航行在浓雾中的大船，茫然无措，完全不知道驶向何方。这与他早年那种审时度势、洞察人情的清明，简直是光明与黑暗的差别，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这时的梁武帝，已经八十五岁了。最直接的解释是：他的生命力已经衰败，他的智慧，也随之枯槁了。但，这个解释，足够深刻吗？智慧，并非一种有形的物质。按理说，年纪越长，阅历越深，对于人情的顺逆、时局的安危，应当如驾轻就熟一般，看得更加透彻。为何梁武帝，却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早年的智慧，更多是依赖于一种投机取巧的“机敏”，是顺应时势变化的“权术”，而不是源自于德行的“慧根”。因此，它很容易就枯竭了。更重要的是，在他中年以后，他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这彻底搅乱了他的思维根基。佛教的教义，本身就与现实的政治事理有所违背。而那些浮华的信徒，更是将其发展为一种投机善变的哲学：因为“无执”，所以可以没有恒心； 因为“无碍”，所以可以无所不为。在这种恍惚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可以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当作一场虚幻的赌局，随意抛掷。这难道仅仅是朱异、谢举这些奸臣的迷惑吗？不，这甚至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年老昏聩、心智衰退了。这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脱离。他那份深思熟虑、回看反省的能力，已经彻底消散，无法再主导他的内心。真正的君子，是以仁义为根本，再用广博的学问去充实它。这样的人，即便年岁老去，肉体终将死亡，但他的智慧，又岂会与之一同消亡呢？

梁武帝是一位通过反叛而夺权的皇帝，统治长达47年。有必要剖析梁武帝萧衍的一生。在他统治的初期，他崇尚儒学，兴办学校，审定雅乐，废除封禅，修订礼制。一时间，儒家六经的教化，蔚然成风。这番景象，即便存在着一些华而不实、尚未纯粹的瑕疵，也无疑是东汉以来，文化上难得一见的盛世。然而，历史的走向，在天监十六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梁武帝下诏，废除了宗庙祭祀中的牲畜，改用蔬菜水果。这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沉溺于佛教的信仰之中，并从此直到身死国灭，都未能醒悟。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或许藏在他晚年的心境里。当一个帝王，年事已高，他年轻时所渴望和图谋的一切，都已实现，再无任何世俗的愿望之后，他便只剩下思考如何安顿自己生命这最后一个问题。梁武帝，出身于儒生，深知纲常名教。他既不同于曹操、司马懿那样，以雄豪霸业自居的枭雄；更不同于刘裕、萧道成那般，在军旅中崛起，对文化与教义茫然无知的人。他曾经试图在圣人的教诲中，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超越前人的位置。然而，圣人之教，虽然也为世人提供了悔过自新的道路，但对于“乱臣贼子”——也就是通过弑君和篡位上台的人——无论他建立起多么伟大的功业，也终究无法掩盖其最初的、最根本的罪恶，更不可能让他真正步入“君子”的殿堂。于是，梁武帝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与愧疚。他意识到，在儒家的历史坐标中，自己永远没有可以自容的余地。他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解脱的戚苦。就在此时，一种来自异域的学说——佛教，为他提供了完美的解答。佛教，以“空”为核心教义，它有“心念一转，罪业便可消亡”的说法，有“事事圆融，再无障碍”的教诲。即便是那最深重的“五逆之罪”，佛教也可以将其归结为前世的宿业，或者承诺只要通过忏悔，便能彻底消除。只要你选择皈依，那么即便是天地不容的滔天大罪，也能在一个念头之间，烟消云散。梁武帝欣喜地发现，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答案。他仿佛对自己说：“儒家不肯接纳我，但佛，却允许我成为一个善人。”而成为这种善人的方式，又是何其简单：戒除荤腥，断绝情欲，捐出金银与粮食，去修建高耸的佛塔与宏伟的庙宇。这一切，对他这位帝王来说，都轻而易举。只要做到这些，他便可以超越三界，跳出轮回，潇洒地立于善恶之外。那么，当年弑君篡国的行为，就如水中的泡影一般，生起又幻灭，又有什么值得挂怀的呢？这，就是他终身沉迷而无法回头的根本原因。又有谁，能让他回头呢？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并非愚昧昏聩的帝王，会像那些最狂热的信徒一样，沉溺其中。唉！佛教之所以能影响天下，流布四海近千年，让无数人趋之若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接纳天下所有的污秽与罪恶，并迅速地，赋予他们成为“圣人”的资格。一个心中真正没有愧疚的人，又怎会轻易抛弃君子严苛的修行准则，去拥抱那样的捷径呢？在那些藏污纳垢的酒肆与妓馆里，佛法同样可以存在。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只需一个念头，就能将罪孽消除得干干净净，再无愧疚。甚至后世，一些儒家的旁门左道，也偷偷地吸取了这一点，四处奔走，宣扬所谓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他们说，善恶本就不存在。于是，那些沉湎于酒色、追逐于名利的人，便都可以心安理得、逍遥自在地，自命为圣人的门徒。他们所追求的，是同一种东西，也是同一种，为自己开脱的借口罢了。

在历史的舞台上，奸雄与奸雄之间的博弈，是一门充满血腥的艺术。他们总是乘着对方暴露出的危机，来互相伤害。然而，即便是在这最黑暗的权谋博弈中，我们有时也能看到，某些行为，会奇异地趋近于“正道”。这并非是说，他们会刻意打着正义的旗号，来谋取胜利或利益。而是当我们深入剖析他们的内心时，会发现其中，确实还存留着某些符合“正道”的考量。他们看到了这种“正道”可以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并挟持着它，来为自己赢得筹码。当然，这种权谋的本质，是极度凶险的。既然是凶险，那么无论其外在如何，它终究是枭雄的行径。只不过，它给天下带来的祸患，或许会因此而有所不同罢了。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尔朱荣，一个挟持重兵，施展暴虐的军阀。他虽然实力雄厚，但狂暴，缺乏成就大业的深谋远虑。当时，高欢与贺拔岳，都是他的部下。但在高欢与贺拔岳的心中，却从未有过尔朱荣的位置。当尔朱荣将皇帝 元子攸 控制在自己的军帐之中时，高欢立刻上前，力劝尔朱荣登基称帝。高欢，难道真的希望尔朱荣安稳地坐上天子的宝座，而自己去讨一个“辅佐登基”的功劳，分得一些权势与俸禄吗？当然不是。他深知，尔朱荣一旦称帝，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从而加速他的灭亡。这，才是高欢所期望的。果然，尔朱荣在片刻的恍惚之后，也幡然悔悟，说道：“唯當以死謝朝廷。” 意思是“我只有用一死，来向朝廷谢罪了。”此时，贺拔岳则向尔朱荣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杀掉高欢。贺拔岳，难道真是出于对北魏的忠诚，为了保全尔朱荣的身家性命吗？也不是。他看穿了高欢正将尔朱荣推向死地，而自己，则可以借此机会崛起。但他更清楚，一旦高欢得势，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因此，只有杀掉高欢，那个有勇无谋的尔朱荣，才会成为自己股掌之间的玩物。在这场博弈中，高欢的权谋，尔朱荣比不上；贺拔岳的狡诈，高欢比不上。尔朱荣败了，高欢才能得势；高欢死了，贺拔岳才能称雄。他们互相猜忌，互相利用，以此来相互制衡。这是何等凶险的局面！一个诡计刚刚启动，另一个诡计立刻响应。这仿佛是在一间密室之中，布满了毒箭与利刃；每一个眼神的闪烁，都诞生出一个新的心机；思想的交锋，如同针尖对麦芒。庄子所说的“其发也如机括”，描述的，正是这样一触即发的凶险瞬间。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贺拔岳的建议，是更接近于“正道”的。为北魏王朝计，为尔朱荣本人计，高举大义的旗帜，诛杀心怀不轨的高欢，那么日后，高欢那场背叛 尔朱家族、攻陷洛阳、逼走皇帝的滔天大祸，都将得以平息。即便贺拔岳取代了高欢的位置，以他的心性和手段，也远远不如高欢那般狡诈强悍，不至于给天下带来无穷无尽的杀戮。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贺拔岳的内心深处，依然还存留着一丝，对“正道”的敬畏。

北魏的拓跋氏，曾下诏征召隐士或民间人才，但最终应征而来的，无一不是名门望族。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人们的期望，都系于这些世家大族之身。在江南，是王、谢、何、庾四大家族；在北方，则是崔、卢、李、郑四姓最为显赫。他们的地位，即便是天子也无法抑制，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异族君主，也无法轻易动摇。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士大夫的门第品级，与皇室的统治谱系，仿佛是两条并行的轨道，各自有其兴衰沉浮。这股源远流长的社会风气，仿佛还保留着上古三代的遗风。只根据门第族姓来选拔人才，这条路，看似狭窄；而抛开门第，去广泛地寻求人才，那条路，看似开阔。然而，古代的圣王，为何始终不愿以“开阔”去替换“狭窄”呢？因为人心的趋向，本身就彰显着上天所设定的秩序与伦常。尧帝在民间寻访，但舜，本就是上古帝王虞幕的后裔；周文王在屠夫和渔夫中觅得贤才，但姜太公，本就是上古四岳的子孙。直到周朝衰落，毫无根基的“游士”阶层登上历史舞台，这正是孔子为何要感伤家臣僭越，担忧平民议政的原因。《春秋》对于那些靠着私下钻营而上位的臣子，如果是善的，只称其为“人”；如果是恶的，就直斥其为“盗”。孟子更是厌恶那些横行无忌的所谓“处士”，将他们与洪水猛兽相提并论。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让那些出身于农夫、商贩、胥吏的人掌握权力，他们就会成为败坏纲常伦理的蛀虫。这，确实不符合民众内心深处对秩序的认同。汉高祖刘邦，起于田间；萧何、曹参，出自县吏。上层的风气一变，下层的习俗也随之混乱。于是，像江充、主父偃这样的投机小人，便得以蒙蔽君主，滥用权力，搅乱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给国家宗社带来巨大的灾祸。然而，根植于人心的古道，并未就此泯灭。历经六朝的南北分裂，这种重视门第的观念，竟是唯一共同传承的东西，一直延续到唐代，世家大族与寒门子弟的界限，依然泾渭分明。真正的转折点，是朱温对“清流”士大夫的残酷屠杀。五代十国的乱世，将这一切摧折得荡然无存。宋朝，在废墟之上建立，也只能因循这残破的局面。但即便如此，在其鼎盛时期，像吕、范、韩、陈这些名臣，依然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天下百姓也都对他们寄予厚望。那些能够建立不世之功、阐明圣人之学的杰出人物，大多都能不坠家声，成为国家的栋梁。至于像 文及甫、程松 那样的败类，可以说是百中无一。等到女真与蒙古人相继主宰中原，那些卑躬屈膝、侍奉新主的，大多是毫无品行的鄙俗之徒。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的崔浩那样，不惜招致怨恨与杀身之祸，也要拼死维护士大夫的品格与尊严。至此，古道被彻底扫荡，荡然无存。后来，科举制度一家独大，门第出身再也无人问津。于是，那些出身市井、巧言令色之徒，那些在官府中处理文牍杂务的人家的子弟，靠着雕虫小技和投机钻营，竟然能够与天子平起平坐，议论国是，对满朝百官也毫无礼敬之心。唉！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如同中华与夷狄的分别。这个界限，是天定的，不是人为的。一旦这个根本的界限被搅乱，那么天下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搅乱的了！想当年，在六朝之时，中原固然曾被异族统治，但小人，终究没有与君子混杂在一起。皇权可以更迭，但士人的品格与界限，没有被废弃。而到了后来，两者俱废，人之所以为人的道义，也就所剩无几了。将污浊的流水，变得清澈，本意是想引导小人，走上君子的道路。这个理想，何其宏大！但它的弊病，却是将君子，拉低到小人的水平，最终让大道彻底沦丧。这就好比修建道路，如果不设固定的路线，任由人随意行走，那么整个大路都会长满杂草，最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道路了。一个人的地位，是君子；他的职责，是君子；他所展现的礼乐文采，也是君子。但是，如果他的耳朵，听惯了街市的喧嚣与算计；他的眼睛，看惯了底层的谩骂与争斗；那么，他内心的廉耻之心就会丧尽，人，与禽兽也就没有了区别。所以说：想要引导小人成为君子，其结果，不过是把君子拉低成了小人！一旦小人与君子混杂，同朝为官，同窗为师，同路为友，甚至通婚联姻，那么天下将再无君子，全是小人！天下大地，也尽成夷狄！这是何等的悲痛！未来若有王者兴起，切不可重蹈朱温屠戮清流的覆辙！未来若有名主现世，切不可畏惧崔浩澄清品级的怨言！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扶持这倾倒的乾坤，于不毁吧？！

辛弃疾咏叹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么何以会有刘宋的宋文帝元嘉草草？只赢得仓皇北顾？宋文帝诛杀了权臣，整顿了内政，让百姓休养生息长达六年之久。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而北方的拓跋氏，刚刚结束了对赫连、柔然、高车等部的常年征战，军队在西北已经疲惫不堪，对东南的防备也必然松懈。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抓住最好的时机。然而，结果却是：收复的土地，根本守不住；大军的阵线，如刺猬般蜷缩瓦解；无数的士兵被歼灭，堆积如山的铠甲被丢弃，甚至连淮河以北原有的土地，也一并丧失。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所用非人。将领，用错了。到彦之、萧思话在青州、徐州的大溃败，与后来南宋邵宏渊、李显忠在符离的大溃败，其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是无能的将领，是将自己国家的军队，拱手送给敌人去屠戮。我们不禁要问：宋文帝和后来的宋孝宗，都是励精图治、胸怀大志的英明君主。他们任命将领，并非像昏君那样，听信身边佞臣的吹捧；他们所任命的将领，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众望所 "归"，也曾经在小规模的战斗中证明过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那个时代真的存在将才，而他们却没能发现和任用吗？然而，纵观此后的历史，我们再也看不到，有哪位被埋没的人才，能力能远超 到彦之、萧思话的。难道是上天吝啬，不再降生将才了吗？不是的。天，固然能生出人才，但君主，必须要有鼓舞和培养人才的土壤与气度。一个时代的精英，会以君主的喜好作为自己人生的风向标。而宋文帝和宋孝宗所信任、所推崇，并以此昭示天下的，恰恰是那些拘谨、怯懦、过分谨慎的人。他们以为这样的人忠诚可靠，却不知道，这种性格，恰恰是招致惨败的根源。当一个君主，他的德行不足以消除臣子的叛逆之心，他的智谋不足以驾驭那些桀骜不驯的枭雄之士时，他便会下意识地去打压、摧折那些英武干练的人物，而去提拔那些柔顺软弱之辈。于是，果敢与机谋，在整个天下成了一种禁忌；整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也因此而萎靡不振。最终导致举世都找不到可用的将才，连保守国家都已力不从心，又如何敢奢望，能与狡诈的强敌在广阔的中原，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呢？要知道，江东政权的衰弱，已经持续了太久。当年，谢玄统帅北府兵，招募骁勇善战之士，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正是这支军队，摧垮了苻坚的百万大军，威震淮河两岸。后来的宋武帝刘裕，也正是依仗这支百战之师，才能够荡平南燕、光复洛阳、攻入长安，使得强大的后秦与北魏，都不敢与之正面抗衡。然而，刘裕终究是老了。北府军的老兵们，渐渐凋零；年轻一代，却没能再成长起来。更致命的是，刘裕深知自己的儿子们，没有驾驭猛将的才能，又担心这些功高盖世的将领会威胁皇权。因此，他故意在关中挑起王镇恶、沈田子等人的内斗，让他们自相残杀，而自己坐视不理。等到宋文帝登基，他亲眼目睹了兄弟被权臣废黜的惨剧，内心充满了恐惧。于是，他更加急切地铲除那些富有权谋的干才，就连区区一个檀道济，也始终有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顶。君主的意图如此明显，臣子的祸福如此清晰。像王昙首那样的士大夫，只能在朝堂之上雍容谈笑，被动地等待天下自己澄清。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即便有天纵奇才，又有几个人，不选择收敛锋芒，去迎合那种苟且的风气呢？于是，朝廷只能在这样一群庸碌之辈中，勉强挑选一两个看似“杰出”的人，派他们去和北方的强敌对抗。这无怪乎北魏的拓跋焘会轻蔑地说：“一群龟鳖一样的小子，能干成什么事？” 他早已将南朝的虚实，看得一清二楚。后来的宋孝宗，任用邵宏渊、李显忠去抵抗金人，犯下的，是同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当岳飞被杀，韩世忠被废，天下所有有志之士的心，都凉了。整个民族锐意进取的风气，一旦被摧垮，就再也无法振兴了。君主自身，没有英武的魄力；国家之外，又有强敌环伺。他一边嘉奖柔顺，一边打压英奇，虽然怀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但环顾四周，却发现竟无一人可用。他因此而失败，却不明白失败的根源。等到惨败之后，又将罪责归咎于“天命”，归咎于“敌人的势头不可阻挡”。如此一来，国家便只有在自我麻痹中，愈发地衰败下去了！

赫连勃勃，这是一个无论在权谋、心计还是个人勇力上，都足以匹敌万人的枭雄。他选择在险要之地立国，大兴土木，修筑了坚固的城池统万城，号称坚不可摧，刀插不进。按理说，他所建立的基业，应当固若金汤，无人能撼动。然而，历史的走向，却出人意料——仅仅到了他儿子的时代，这个强大的王国就迅速灭亡了。这便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当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刚刚兴起时，固然令人警惕，但似乎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忧患；当它发展到鼎盛之时，看似不可战胜，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而绝望。因为赫连氏的覆灭，使得在“五胡”政权杂糅混战之后的中原大地，最终尽数归于拓跋氏之手。拓跋氏的北魏，吞并了此前刘、石、慕容、苻、姚、乞伏、赫连、沮渠等十余个割据政权的广袤土地，完成了北方的大一统。一个空前强大的北方帝国，似乎将要挟其全部力量，成为南朝挥之不去的噩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所谓的“夷裔”，当他们还未进入中原时，我们真正需要担忧的，是他们会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可一旦他们入主了中原，我们所要看到的，将是他们因内部的纷繁复杂、水土不服而难以有效治理。我们不必担忧他们因为统一和强盛而形成绝对的压制。因此，宋武帝刘裕所处的时代，才是真正艰难的时刻。他必须奋起神勇，刚刚消灭了南燕的慕容超，后秦的姚兴又成了新的对手；他刚刚用尽全力消灭了后秦，赫连勃勃与拓跋氏又乘虚而入，争夺胜利的果实。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一个敌人倒下，两个新的敌人又站了起来。当他想再度举兵，与北魏争夺关中之时，他的臣子郑鲜之却说：“江南的士族百姓，正伸长了脖子，盼望着我们的大军早日归来。”这说明，在连续消灭了两个强敌之后，南朝的人心已经松懈，士气已经疲惫，再也无法支撑起又一次大规模的北伐了。而此时的北方，又发生了什么呢？拓跋氏为了攻克赫连勃勃的都城统万城，付出了血战的代价；为了击破北方的柔然，更是耗尽了兵力。他们最精锐的甲胄之师，在与这两大强敌的搏杀中，已经折损过半。这恰恰是赫连勃勃已死、其子无能、北魏自身也元气大伤的绝佳时机！这，本是刘宋王朝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坐困江东，畏惧北魏的赫赫威名而不敢北进；即便有所行动，也缺乏决一死战的勇气。他们错过了这唯一的战略窗口，也注定了此后百余年的六朝，只能在苟且偷安中度日，再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复兴。可悲的是，继任的宋文帝，并非一位雄才大略的英武之君；而他麾下的到彦之流，更是一群不足以担当大任的庸碌之辈。历史的机遇，就这样在犹豫和无能中，悄然流逝。惜哉！惜哉！惜哉！

将一个王朝的国本、将子孙后代的命运，这样至关重要的大计，托付给臣子去商议，你首先必须确定，这个人，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去验证你的判断。否则，滔天的大祸，就将由此而生。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汉高祖刘邦，在他对继承人的选择犹豫不决时，能够参与到这场核心密谋之中的，只有两个人——张良与叔孙通。张良，虽然足智多谋，但他的内心，始终坦荡无私；叔孙通，虽然有些阿谀奉承，但他始终是以儒家的礼法来粉饰自己的言行。更关键的是，他们二人，都只是从容议政的文臣，手中从未掌握过军队，更不曾执掌国家的核心权柄。除此之外，即便是功高盖世的萧何、曹参，也未能参与其中。至于陈平、周勃这样的重臣，也只是在决策既定之后，被委以执行的重任，在此之前，他们同样没有置喙的资格。我们再看一个反例：晋武帝司马炎。他征询的对象是卫瓘，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商议大事的贤臣。然而，司马炎却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忠告。这，正是他失败的根源。至于隋文帝杨坚，将大事托付于杨素；唐太宗李世民，将后事托付于李绩。杨素与李绩，都是天性凉薄、心怀叵测的权臣，最终也果然为他们的后代，埋下了祸根。这两位雄主的失误，在于他们未能深刻洞悉杨素与李绩的奸诈本性。然而，宋武帝刘裕对于谢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非常清楚谢晦的机敏善变，也知道此人与自己并非同心同德。当他认为自己的太子不足以堪当大任时，他竟然秘密地与谢晦商议，甚至派遣他去暗中考察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庐陵王刘义真，是否堪当君主。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他等于是将自己另外两个儿子的生死大权，亲手交到了谢晦的手中，由他来生杀予夺。这是何等的糊涂！所以说，一个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如果能尊崇儒家，能任命儒家学者为帝师与太保，这一举措，看似无用于一时之缓急，实则关乎国祚之长远。它能够为王朝奠定根基，庇佑子孙，杜绝祸乱。因为诗书的教化，可以调和他们内心的暴戾之气；名分的纲常，可以约束他们越轨的邪念。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臣子，即便心有私欲，也会终究不忍心将君主的子嗣，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鸡鸭。而谢晦这样的人，又是什么呢？他本身就是世家大族的重臣，身居高位，手握兵权，足以让他恣意妄为。面对这种人，君主即便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好恶不现于言辞，尚且唯恐被谢晦这样的人窥测到内心的深浅，从而乘虚而入。更何况，是将关系到江山社稷安危的根本大计，主动拿去与他密谋呢？最极致的审慎，在于洞察事情的危险与先兆；最需严密的，在于严谨严密克制。君主必须依靠自己内心的权衡来做出判断，依靠真正的君子来达成共识。唐德宗倚重李泌，宋英宗决断于韩琦，最终都得以平息祸乱，这就是最明确的证明。北魏的拓跋嗣，征询崔浩的意见而使国本安定，也近乎此道。刘裕，在明知谢晦之险恶的情况下，却依然选择信任他。他的国家没有立刻灭亡，只能说是一种侥幸了。

刘裕消灭后秦，本想留在长安，以这里为基地，经略整个西北。然而，他最终却未能如愿，仓促东归。自此，中原大地，也最终彻底沦丧。史书将此归咎于他的将领和部下们思念家乡，但这，只是刘裕为自己找的一个托辞。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被他独自留下的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仁等人，难道他们就没有思乡之情吗？西征之师，前后不过一年，并非长年累月的苦役。更何况，刚刚攻破敌国，所缴获的子女玉帛足以安抚人心，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枭雄而言，难道就一定会贪恋故土的安逸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留在长安经略天下,可能是刘裕最初的志向；而仓促之间决定东归，是他权衡利弊之后，一个不得已的决定。他急于返回建康，完成篡位。这其实是现实形式所必然的。我们不妨做一个历史的假设：倘若刘裕当时选择留下，他据守关中，安抚洛阳，向北可以抵御拓跋氏的兵锋、经营河北；向西可以对抗赫连勃勃、巩固秦雍；再挥师平定沮渠蒙逊，收复陇右。如此一来，他的功勋将愈发显赫，威望将愈发高涨，此时整个晋室的天下，又将归于何处？如何安置？或者 刘裕为了当皇帝，也可以像当年的曹丕，人身在邺城，汉献帝便已从遥远的都城奉上玉玺。如果这样，刘裕又何必非要亲自返回建康，当着晋廷的面进行禅让呢？刘裕的北伐，绝非仅仅是为了展示武力、逼迫皇帝退位，并非对收复中原全无志向。后来，当他听闻长安失守的消息时，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并渴望再度出兵北伐，但是被谢晦、郑鲜之等人劝阻。 这背后的真相是：他身边的那些渴望“佐命”之功、追逐利禄的功臣们，既没有长远的眼光，更缺乏坚定的意志。刘裕想要独自推行他的宏伟蓝图，却发现自己孤掌难鸣。于是，他只能仓促行事，迅速完成篡位。至此，刘裕那最初的雄心，也终究是被现实所困。那为何刘裕会难以再举北伐了？刘裕所立功勋，其功业之烈，甚至超过了曹操。但在一个关键领域，他却远逊于曹操——那就是对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曹操在刚刚起兵占据兖州之时，即便百务待兴，也始终将招纳人才放在首位。以至于到了他的后代曹丕、曹叡之时，朝中依然拥有大量刚正、明敏的人才，足以匡正君主的过失。反观刘裕，他出身寒微，凭借一腔敢战的血勇博取功业，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草莽英雄式的豪侠之气，这使他与世家大族的士大夫们，始终难以真正契合。正如当时的将军胡藩对刘裕说的：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咏，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意思是在与士大夫沟通交流方面，刘裕不及刘毅。也意味着刘裕在当时并不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在当时的朝堂之上，几乎没有谁是刘裕的真正心腹。他所能倚仗的，只有一个机巧善变但品行放纵的刘穆之，而此人又过早离世。其余的如傅亮、徐羡之、谢晦等人，无一不是性情轻浮、反复无常之辈。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身处遥远的战场，想要从外部牢牢控制朝廷，并遥控天下大势，这既不可能，更有被反戈一击的巨大风险。这正是刘裕的困境，他陷入了“汔济濡尾”这样的困境局面。渡河渡到一半，却有后顾之忧，他只能回归健康篡位夺权，偏安东南。那个时代固然人才匮乏，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刘裕没有掌握驾驭人才的方略。他自己身死之后，弑君与篡夺便接连发生，又怎能指望他留下的人，能够辅佐后代，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呢？曹操之所以能得志于天下，并能将篡位大业平稳地留给子代，其根本就在于“得人”。奸雄成就大事，在于其奸诈乎？事实是，即便是圣人要以仁义取天下，其事业的成败，也取决于用人。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此乃不易之理！

话说当桓玄即将篡夺帝位之时，他举起了屠刀，开始清除北府军中那些不与自己同心的旧部将领。在此危局之下，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人，相继逃亡北方的燕国。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故国，投奔了异族，为后世那些投降北魏的刘昶、萧宝寅之流，开了一个不光彩的先例。我们必须承认，这几位将领，也曾有自己的志向与操守，他们难道是从一开始就盘算着这种卑劣的逃亡之计，作为自己的退路吗？恐怕不是。他们只是在死亡的逼迫之下，仓皇失措，不暇选择而已。然而，他们最终落得一个进退失据、为人所不齿的下场，这终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面对桓玄的叛逆，这不仅仅是一个必须躲避的灾祸。即便灾祸暂时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一个有骨气的人，又怎能忍受向他屈服呢？他们本可以占据山阳，起兵讨伐桓玄。这一举动，即便不完全是出于对晋室的忠诚，也绝对是一个大丈夫应有的气节！可他们最终，为何会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要逃到鲜卑人的地盘去苟全性命呢？然而，刘裕，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同样出身北府，也曾是刘牢之的部将，但他坦然自立于镇江京口，内心没有丝毫的畏惧。桓玄难道对刘裕没有猜忌吗？当然有。但刘裕拥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在他眼中，桓玄的威胁，尚不足以让自己忧虑。他返回京口，名义上是为了从长计议对付桓玄，但他却暂时将桓玄搁置一旁，转而雷厉风行，率军向东阳进击，击溃了卢循；随即又挥师挫败了徐道覆；并一路追击卢循至晋安，再次将其击败。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一天放松过自己的军事行动。他所做的一切，名义上是为晋室，实际上却像是在为桓玄效力；而看似在为桓玄效力，其根本目的，却又是在巩固晋室的根基——同时，也是在巩固他自己的根基。他的威望在平叛中树立，他的军队在实战中磨砺。他仿佛根本不知道桓玄即将要篡位，而桓玄也因此无法揣测他的真实意图。不，这不仅仅是无法揣测，是即便揣测到了，也已无计可施。因此，当桓玄的妻子刘氏劝他除掉刘裕时，桓玄只能无奈地回答：“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意思是 “我正要平定中原，非刘裕不可担当此任。”他一方面想要利用刘裕，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刘裕的威望已经建立，不再是自己能够轻易铲除的了。一个知道对方不可除去，只能隐忍厚待，以待时机；另一个也知道对方无法除掉自己，所以公然入朝，毫无疑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刘裕三破妖贼，他所行的，是匡扶社稷的正道；他内心定力坚定。这使他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让旁人无可指摘，即便心存怀疑，也找不到任何名义来制裁他。刘裕，已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过来，这就是掌握了制衡桓玄的绝对主动权。历史的经验，发人深省。当一个士人，身处逆乱将起、国祚垂危、忧患接踵而至的时代，他该如何自处？一味地诡诈顺从，必将陷入不义的深渊；而急躁地投机冒进，则会迷失方向。唯一的正道，是首先去做那些自己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奠定宏大谋略、成就非凡事业的关键，正在于此；而保全自身、坚守节操，在乱世中不至颠沛流离的关键，也正在于此。司马休之等人，正是因为放弃了自己本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即便他们内心怀有讨伐逆贼的志向，最终也只能堕入任人宰割的幽暗深谷。英雄的谋略，君子应当从中汲取智慧：先求立身之安，而后伺机而动；先固人际之信，而后谋求发展。以正道而行之，运用此等智慧，便足以让一个人，在天纲断裂、地维崩坼的至暗时刻，依然能够昂然屹立，而无愧于心！

在中国历史上，通过篡夺而建立新朝的人，不胜枚举。无论是萧道成、萧衍，还是杨坚、朱温，乃至石敬瑭与郭威，他们夺取天下的方式，大多可以被归为后赵石勒所说的那种，是依靠“狐媚”一般的权术手段。然而，刘裕，却与他们不同。他对天下的功绩，远非一件。这一切，都始于他以一己之力，奋起讨伐叛贼孙恩。他将其击破于海边，击破于丹徒，击破于郁洲，最终将其逼入绝境，投海而死。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时局：在上游，桓玄正怀着篡逆之心，虎视眈眈；在朝中，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祸乱朝政，纲纪废弛；而在地方，王凝之、谢琰之流的庸碌之辈，正带着羸弱的兵力抵御着最凶悍的巨寇，这无异于将一根羽毛投入熊熊烈焰。可以说，没有刘裕，东晋王朝即便不亡于桓玄，也早已亡于孙恩的妖寇之手。即便侥幸不亡，整个三吴地区的富庶与繁华，以及聚集于此的士族与民众，也将在战火中荡然无存。在那样危急的关头，刘裕倾尽全力击破叛贼，而无暇顾及其他，这难道还称不上是不世之功吗？诚然，天子之位，乃是天命所归，并非凭借一时的功劳就可以继承。但是，当天下苍生沉沦于水火，而无人挺身而出、共建功业之时，那么，就连天地化育万物的仁心，也会因时局的败坏而受阻。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为天下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就必然会成为上天最终的选择。因此我们看到，萧道成、萧衍、杨坚、朱温等人的王朝，国祚都十分短暂，而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却得以延续，时至今日，其彭城刘氏的后裔依然兴盛。至于像谢安那样，在击退苻坚的百万大军后，依然心怀沧海，功成身退；又或是像郭子仪那样，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始终恪守人臣之节。这固然是千古的楷模，但我们又岂能以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乱世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将刘裕放回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审视。他出身布衣，未曾受过系统教育；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篡夺与僭越成为常态的时代；他所侍奉的上司刘牢之，是一个毫无信义之人；而他所任用的下属，如刘穆之、傅亮、谢晦等人，也都是怀着异心、以求功名之辈。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之下，他最终走向了篡夺之路，其行径，几乎与萧道成等人无异。但是，我们必须回溯到历史的起点。当他奋不顾身，与叛贼在生死线上搏杀的那一刻，他难道就已经心怀着觊觎天下的私情，算定了晋朝的国祚终将归于自己吗？在一个群雄并起、秩序崩坏的时代，如果要选择一位英雄来收拾残局，那么，除了刘裕，还能有谁呢？

桓冲死后，谢安将荆州、豫州、江州这三大战略要地，重新分派给了桓氏家族的其他人。后来的桓玄之祸，其根源便由此埋下。谢安对桓氏的顾虑，早已是深思熟虑。他曾设计压制桓冲，使其功业难成、最终在惭愧中死去，其目的，本是为了借此机会彻底削弱桓氏的权力，以巩固晋室。然而，他最终却选择了妥协。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谢氏家族，父子兄弟的权位已经太重，如果再对桓氏赶尽杀绝，恐怕会给对方留下口实，激起更大的怨恨与反弹。他不得不以此来平息潜在的纷争。然而，我们必须看清，桓氏难道真是因为私人恩怨而要与谢安为敌吗？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桓氏，而是来自朝堂内部——那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司马道子与王国宝。这两个奸佞小人，在宫廷之内蛊惑晋孝武帝，离间君臣，想要以此来扳倒谢安。但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成事，于是，他们必然会借重桓氏的力量来挑起事端。君主昏聩，权臣相忌，即便是周公那样的圣人，也无法杜绝“不利于孺子”的流言蜚语，更何况是谢安呢？因此我们能够理解，谢安当时的决策，实在是出于一种巨大的、不得已的苦衷。他所任命的桓石虔、桓石民、桓伊等人，在他看来，已经是桓氏家族中相对可靠的人选，或许可以避免祸乱。然而，祸乱最终还是发生了。走到这一步，谢安的谋划，已然穷尽。虽然如此，谢安难道就真的无计可施，无法在保全自身的同时，安定国家吗？我们必须看到，此时的谢安，执掌国政已有十年之久，总揽朝纲也长达八年。难道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室朝堂之上，就真的没有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才，让他及早培养，以作国家的栋梁吗？倘若桓冲死后，他对内不将权力私授给自己的子弟，对外也不再将其交还给桓氏家族，而是启用自己培养起来的新生力量。如此，则君主无可猜疑，同僚无可非议，而桓氏也失去了赖以争权的资本。谢安的远见，未能触及于此。这导致他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他器量不够宏大、思虑不够周全的表现。他虽有安定国家的忠心，却在如何做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根本问题上，显得茫然无措。对此，谢安本人，不能免于历史的责任。《诗经·鸱鸮》篇中，那位被夺去孩子的母鸟哀鸣道：“既取我子，勿毀我室。”意思是 “你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但请不要再毁掉我的家。”这其中，蕴含着周公培育人才以巩固国本的苦心，即便身处被猜忌、被诽谤的逆境，这种哀鸣也愈发恳切。所谓人才，正是国家大臣用以巩固国本的基石。如果一个时代没有贤才可用，那只能说明，在位的执政者没有尽到及早教育和培养的责任。不致力于这个根本任务，反而整日惴惴不安地想着如何平息眼前的诽谤与猜忌，最终给国家留下了巨大的祸患，这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荆州、湘州、江州、广州等地，雄踞于长江上游，地势富饶，兵力强盛，是东晋赖以立国的根基。然而，东晋政权所面临的内部权臣逼宫、外部边防空虚等双重制约，其根源也恰恰在此。这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态势：中央朝廷（干）积弱，而地方藩镇（枝）过于强大。身处中枢，要驾驭远重于自己的地方势力，何其艰难！因此，野心家得以窥伺天子之位，庸碌者则安享地方富庶而忘记了国家危亡。这样的政权，很少有不陷入险境的。上游的军事力量，顺流而下可以直取都城建业，势如破竹，这正是王敦、桓温之乱所以无人能挡的原因；但若要他们调转方向，越过天险北伐中原，则困难重重，舟船的便利在平原上荡然无存，守备险要的专长在广阔的野战中也无从发挥，这便是庾亮、桓温的北伐大军一出即溃的根本症结。谢安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切。他任命桓氏家族的 桓冲 镇守荆、江二州，以安抚上游的势力；但同时，又另设机构，派遣 谢玄 都督江北地区的军事。于是，一支直接听命于朝廷的精锐之师——“北府兵”——就此诞生。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既加强了中央的权威与力量，又打造了一支足以图谋中原的武装力量。谢安曾在吟诗时，特意选取 “訏谟远猷” 这一句，意为“宏大的规划、深远的谋略”。他建立北府兵的这一系列操作，正是这句话最完美的注脚与践行。事实上，利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一带的民众力量组建军队，早有先例。纪瞻曾凭借他们击退石勒，迫使其奔逃；祖逖也曾依靠他们的响应，收复了汝、洛一带。这些功业之所以不能持久，根源在于 王导 未能善加任用。而 王导 之所以不愿重用他们，是因为他已将大权完全托付给身处上游的 王敦，不希望再有新的权力中心来分散其势。其结果，便是 纪瞻 的功业一闪而过，祖逖 的事业初具规模却最终败坏，而王敦、桓温之流则得以挟持荆、湘地区的实力，来与整个晋室抗衡。内部动荡，外部凋敝，这种局面持续了数十年。直到谢安崛起，才将这一切重新收拾。他虽然让桓冲总管江、荆二州，但自己则亲都督扬州、豫州。北府兵的强盛，使得扬、豫二州的实力远超江、荆。如此一来，大势所趋，威权所向，国家的权力重心最终回归朝廷，根本得以稳固。更何况，那些从中原南迁的士人百姓中，本就多有坚毅卓绝的英才，重用他们，其战斗力远非那些 轻佻浮躁 的 楚地 士兵所能比拟。古书有云：“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意思是“夏朝之所以强大，在于其内部诸侯的竞争与合力，最终共尊王室。” 谢安正是深刻理解了这种立国的谋略。因此，淝水之战时，当桓冲派遣援军前来助战，谢安却予以回绝。他此举，正是要向天下昭示：朝廷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不再需要仰仗上游藩镇的支援。面对如此强势的中央，桓冲又怎能不最终恪守为臣的本分呢？反观南宋的高宗与秦桧，其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只知忧虑将帅们的强大，却不知如何让自身变得更强。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不过是削夺兵权乃至杀害功臣，其结果是整个国家的彻底衰败。秦桧死后，张浚被重新启用以图恢复，最终却在 符离 惨败，原因何在？因为朝廷已无兵可用！这不过是重蹈了当年东晋殷浩的覆辙。而谢安的成功，绝非朝夕之功。他委任谢玄都督江北军务，精选将领，操练兵士，足足准备了六年之久，然后才在淝水一战击破苻坚。这背后，是需要坚韧的耐心与长远的布局！

若将东晋的国势与南宋加以衡量与比较，那么东晋的境况，要优越得多。从内部根基来看，东晋虽然是在江东立国，但实际是以荆州、湘州为根本。自西晋大乱以来，刘弘、陶侃等人在荆州及湘州等地勤勉经营，深谋远虑，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早已是民众安宁、粮食充足、兵士精锐。无论是粮草、舟车还是兵器，几乎可以朝求夕应。 南宋则不具备这样稳固的后方基地。 东晋赖以保家卫国的力量，是纪瞻、祖逖、温峤等人所鼓舞起来的忠勇之士。即便是后来反叛的王敦与苏峻，他们麾下的部曲，也依然是晋朝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这与南宋的韩世忠、岳飞等人，靠收编那些见利而动、遇挫即溃的降将与流寇所组成的军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再看朝堂，王导辅佐四代君主，将国事当做家事来经营，他深沉、稳重，其规划宏大，眼光深远。这又岂是南宋的李纲、赵鼎、张浚等人所能比拟的？他们或进或退，意志混乱，谋划疏阔，更何况还有汪伯彦、黄潜善、秦桧、吕颐浩之流结成党羽，从中掣肘。因此，东晋内部的根基，要比南宋雄厚得多。从外部威胁来看，北方的刘曜、石勒虽然凶悍，不亚于后来的完颜阿骨打，但他们之间相互猜忌、彼此牵制乃至吞并，因此无法集结全部力量来与东晋争雄。慕容氏、苻秦、姚兴、段氏等其余势力，名义上都依附于东晋，以对抗刘、石。李特在蜀地虽然割据一方，但其子李寿在听取了龚壮的劝谏后，不敢再向东晋的边境发一箭。盘踞凉州的张氏，虽无坚定之志，却始终称臣不改。仇池的杨氏，也审时度势，成为刘、石的内部祸患。这与南宋所面对的，金人集全国之力、一心一意要吞并自己而无所牵制的局面，完全不同。因此，东晋外部的威胁，要比南宋轻得多。然而，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南宋南渡之后，除了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等少数奸臣之外，朝野上下无不将“报仇雪耻”挂在嘴边。那些主张畏缩懦弱的言论，都会被当时的公议所不容。反观东晋，蔡谟、孙绰、王羲之等人，皆是当时的名士，也并无奸邪误国之心，但他们却极力夸大敌人的威势，贬低自己的力量，炮制出畏缩退让的言论，导致江东坐以待毙。而这种论调，在当时竟被奉为定论，后世的史家甚至还将其夸赞为深远的谋略。是非的颠倒，竟到了如此地步！每当读到蔡谟反驳庾亮北伐中原的奏议，但凡有一点血气的人，没有不感到愤怒的。蔡谟这些人，凭什么可以免于遭受像汪、黄、秦、汤那样，来自天下后世的声讨与唾骂呢？究其原因，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盘算。庾亮主张北伐，是为了凸显王导在国事上的无所作为。于是，那些拥护王导的人，便要贬低庾亮来抬高王导。桓温发动北伐，其志向在于篡夺皇位。于是，那些憎恶桓温野心的人，便要遏制他的成功来打压他。在这种逻辑之下，内部的掣肘与猜忌，压倒了外部的防御与抵抗。为了保全宰相的功名，为了防止权臣的篡夺，人心的天平完全倾斜于此，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后世也因此没有提出异议。呜呼！这关乎天下的根本防线，关乎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关乎自五帝三王以来华夏的正统！即便桓温真的功成篡位，也远比尊奉异族为中原之主来得高尚！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过是王导与庾亮在争权夺势，不必然要看作是水火不容！如此看来，东晋的所谓“贤臣”，与南宋的所谓“奸臣”，我们不必深究其具体动机，只要用贯穿古今的天下大义来衡量，他们的罪责，其实并无二致。蔡谟、孙绰、王羲之，又怎能不与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一道，接受历史道义与名教的共同审判呢？

东晋 苏峻之乱后，都城 建业 一片残破，朝廷之中出现了迁都的议论。唯有王导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江东百年的基业，便因他这一言而得以稳固。这其中，体现了他对时局“难”与“易”的深刻洞察。梁元帝正是因为畏惧建业的残破，偏安于富庶的江陵，结果招致了迅速的败亡。至于曹操放弃洛阳、将汉献帝迁往许昌，其动机则有所不同。这并非真是厌弃洛阳的残败，而是一时的权谋之计，目的在于将天子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兖州）之内，以谋私利。而他最终未能统一天下，其根源也与此不无关系。那么，何为“难”与“易”的辨析呢？宫殿被毁、街巷萧条、民众流离、物资匮乏——这些景象，乍看之下，似乎是难以收拾的残局，是为“至难”。然而，人心的惊恐，往往只是暂时的。待到情绪安定下来，民众便会自然地渴望重建家园、恢复生计，并不需要完全依赖朝廷的救济。《诗经·鸿雁》有言：“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意思是虽然辛苦劳累，最终却不知安身之所，何处是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只要官府不去滋扰，民众便会各凭心力重建生活；倘若朝廷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慰勉安顿，那么民心将更受鼓舞。这，便是看似困难，实则容易解决的问题。而真正难以解决的，是一旦被挑动起来、便再也无法安宁的人心。人总是向往眼前的便利与利益，并竞相追逐。无论是柴米油盐、酒肉鸡豚，还是舒适的居所——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难以剥夺。一旦因为此地残破而迁往彼处，人们虽然会像回到家一样欣喜；但若彼处也凋敝了，便又要迁往他方。如此一来，君臣上下，日日引颈四望，只知寻找下一个“乐土”以求苟安。年复一年，人心浮动，志在迁移而没有安定的信念，国家最终只会陷入愈发穷困窘迫的绝境，离败亡也就不远了。楚国迁都于 陈 而国力受困，迁往 寿春 则陷入危局，最终迁到 吴地 而灭亡，这便是前车之鉴。其败亡不仅是地理形势的不利，更是因为举国上下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心态一旦形成，便如同要让河水倒流回西方一样，再也无法挽回。王导所说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正是因为他洞悉了人情物理消长往复的规律，懂得在人心浮动的萌芽阶段就加以遏制。王导 考虑深远，持之坚定，这不是什么很深奥的道理，不过是庸碌之辈未能察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