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经典|Darling悦读

支边格尔木   大漠                  1965年是四清运动刚刚结束，文革即将开始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年8月，我初中毕业后中考落榜了。开始很难过，后来得知班上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基本都落榜了，而一些出身好的、平时经常考不及格的同学竟然都被录取了。这才知道落榜和成绩无关，和政治有关。    落榜之后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是等待招工就业，可能遥遥无期；二是下乡，那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的路。就在这时，青海建设兵团来招兵了，这无异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条新路。特别是配合招兵放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军垦战歌》，看得大家心潮澎湃。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这些充满诱惑的字眼，将好多年轻人的心撩拨得再也按捺不住。     那个年代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居住的城市，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坐过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大家既懵懂又向往。而对荒凉、艰苦这些词汇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没有真正的理解，更不知个中的滋味，只知道艰苦和光荣是连在一起的。     于是我毅然报名参加兵团。结果查体因为心律不齐，被刷了下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越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第二年春天，我又去报了名。这次负责查体的医生恰好是我家的邻居，他下班后去家里征求了我父母的意见，第二天在我的体检表上填写了“合格”二字。     发下军装之后，我到中山路上的天真照相馆拍照留念（图一）。记得当时一英寸的照片是五角六分钱。照相师傅给我拍完之后，提出让我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说是要拍一张样片。我没有听懂样片是什么意思，只是听明白我不需要再交钱。师傅拍的时候很上心，发现我的脖子太细，军装的领子挂上风纪扣后还有不小的空间，便拿来一个卡子从脑后把军装领子揪起来卡住，拍了好几张才算完。之后我取回了那张一英寸的照片和底片。到了青海之后，家里来信说，天真照相馆临街的橱窗里摆着一张好大的我手捧《毛选》的照片。我走的时候是1966年的第三批，后面还有第四批，照相馆这是为了配合宣传。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肖像权之类的概念，所以也无需征得当事人同意，家里还觉得挺光荣的。一年后，家人去照相馆花了两块钱，把那张大照片买回来了。（图二）     4月15日，800名兵团战友满怀豪情地乘坐专列从青岛出发，一路上要给正常的列车让路，走走停停，三天后抵达西宁。休整两天期间，大家突然感觉上楼时有些气喘吁吁，连领导说这是高原反应。原来西宁海拔2300米，缺氧。之后我们换乘大客车，走了四天，抵达柴达木盆地的腹地格尔木。大客车还没有停下，透过车窗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黄色风柱呼啸着迎面扑来，擦着车身过去，再一看车里每个人的头上身上全是一层黄尘。车外的路上有马车，上面坐着早我们半年来的军垦战士，军装已经褪色，脸上的皮肤晒得黢黑。我们知道面临的不是纪录片中的欢歌笑语，艰苦的考验开始了。         一个月后，天热了。没有想到我们家乡只有夏季晚上才有的蚊子，这里大白天就铺天盖地地袭来。大家下地劳动要像养蜂人一样头戴防蚊帽，袖口裤腿都要扎紧，晚上睡觉要用床单把头蒙上。不少战友白天在地里做过测试，一巴掌拍在衣服上就能打死三四十只蚊子。加上强体力的劳动，出发时的热情才几个月就彻底浇灭了。但是我们往家里写信，都是只报喜不报忧。半年后家里来信说希望拍张照片寄回去，看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格尔木只是在城区有一家照相馆。我们连队离格尔木城区大约80华里，没有公共交通，要搭便车。我连住地偏僻，极少有车路过。我打听有拖拉机要去团部拉化肥，便请了假，坐在拖拉机拖斗里到了团部，这里离格尔木还有50华里，就站在路边等待顺路车。到格尔木已经是傍晚了。     第二天上午去照相馆照相。格尔木没有电，各个单位到了晚上都有自己的发电机，满大街都是扑通扑通的柴油发电机的声音。照相馆在城中心的大街旁，是一间平房，南面是一个大窗子，屋顶上也有一块玻璃，照相全靠自然光。玻璃上面都贴了白纸，为的是让太阳的光线柔和一些。上午去照了相，下午去取照片。第三天再搭车回连队。     本来把照片寄回家是为了让父母放心，没想到他们看了照片（图三）反而增添了心事：这才几个月，那个十六岁的稚嫩少年，竟是满脸的惆怅。我今天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它拍出了当时处境下的神情，满是无奈和伤感。         我出发去青海的时候，父亲因病正住医院。我是穿着新军装去医院和他告别的。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希望我去青海的，那么远，那么荒凉，在历史上那是流放的地方，解放后是安置重刑犯人的地方。特别我们是按照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比例搭配的，明摆着就是移民嘛。但是父亲当时对十六岁的孩子并没有明说，只是说不去不行吗？事后我想，面对政府轰轰烈烈的动员，他不能散布反面的言论；再说看到我连续两年报名，他不想打击我的热情。    和家人临别前的合影，唯独缺了父亲（图四）后来回家探亲，和父亲在院里拍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图五）。     由于气候、伙食都不习惯，加上强体力劳动，我变得又黑又瘦。回来探亲住了两个多月（每两年有56天探亲假，大家都多多少少超假），家里把积攒下的各种副食品票都拿出来买给我吃，临走时我变得又白又胖。只有四十多岁的父亲却显得很苍老，一是生活拮据，虽然父母都工作，但是要赡养奶奶和我们五个兄妹，日子过得很紧巴；二是父亲出身不好，还有很复杂的海外关系，那会儿政治运动不断，父亲始终处于极端恐惧之中；三是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营养跟不上，人很消瘦。我经常跟自己的儿子说，他现在的年龄和爷爷拍照时差不多，但是今天的他感觉还是个大青年呢。      从青海格尔木往家里写信最快一周才能到，家里回信又是一周。父亲回信总是很及时，几乎没有让我失望过，让周围不少战友羡慕。父亲每次都是写三四张信纸，详细介绍家里的大事小情，甚至哪个亲戚来过，副食品供应又增加什么了，都说得详详细细，他是为了让我感觉仍然还和在家一样。     第一次回来探亲已经临近春节。我从西宁买好火车票给家里打电报通知了车次。没想到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抵达青岛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人接站。突然我看到了裹着棉大衣的父亲的身影，我提起车窗大声叫喊。我们一起回来的有八个人，只有我父亲来接了！路上父亲说按照正点时间来过一次，说是晚点了。这是今晚第二趟跑火车站，在候车室等了近两个小时了。       我1969年底回来探亲时，父亲身体不好，血压很高。过完年准备返回时正忙着收拾行李，父亲坐在床边看着我装包，突然他把手表撸下来递到我手里让我戴上，说：你回去后我若是犯了病你能回来吗？我觉得这样的话不吉利，便说：别乱说，我回不来。     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我回兵团两个多月后的4月17号（这是我们当年从青岛出发纪念日的第三天）傍晚，去团部取信的通讯员带回一封哥哥发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归！我一看电报的发出日是4月10号，已经一周了！立即找连长请假，说电报是一周前发出的，我想去格尔木打个电报问问现在怎么样了。      那时正是文革闹得厉害的时候，战友中经常收到这样的电报，大都是家里不放心催孩子回去而编造的。甚至有一个电报竟然直接说“父病故速回”，事后得知是假的。连长可能被“狼来了”骗得多了，当即表示不准假。我央求他，我们家不会造假的，我只是去格尔木打个电报。连长说明天你们班要去拉野麻（水渠打卡子用），回来再说。     没有办法，我第二天跟班里人一起去拉野麻。我心里惦记父亲的病情，根本没有心情干活。班里的战友就说你快别干了，坐一边休息吧。拉野麻的地方很远，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我一下拖拉机就去找连长，连长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一律不准请假。我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格尔木四月份还很冷，都穿着棉衣棉裤。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我去伙房要了个馒头吃了，又在口袋里装了两个馒头，换上胶鞋，步行出发了。原以为路上总会搭上便车，没想到竟然这么不顺一个车也没有搭上。路上饿了，就啃一个馒头，趴在水渠里喝两口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特别是最后那段路，天黑了，看不清路，只见前面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渠道跑水了，面积太大，没法绕行，只好涉水而行。心里着急，天黑又害怕，硬着头皮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远处格尔木微弱的灯光走去。     80华里路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我摸黑找到位于格尔木小岛的工程团二连我姑家表哥的宿舍，他陪我又走了三四里路，去了格尔木邮电局。邮电局下班后没有值班的，我们转到后面的家属院好一顿乱敲门，终于有一个声音传出来：什么事？我说有急事要打电报。对方说：下班了，再说都停电了，明天再说吧。我这时才想起来，格尔木晚上十点以后就没有电了，怎么可能发电报？       第二天邮局还没有上班我就到了。开门后我把拟好的电报稿递过去，一百多字，大意是父亲病情怎么样了，回去绝对请不下假来，如果需要我回去那就不请假跑回去，后果无非是受个处分。明天动身的话，最快六七天到家。最后让家人把电报回到格尔木邮电局，我在这里等。几个小时后电报回来了：父已于17日病故，后事处理完毕，不必回来了。看到电报我一下子怔住了，两三天来一直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禁不住泪如雨下，父亲这就走了？父亲病故的那天正是我收到电报的日子。其实那天哥哥又给我发了电报，只是我还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小岛表哥的宿舍的。午饭、晚饭都吃不下，整夜里一直睁着眼，父亲生前的一幕幕在眼前过电影，是那样的亲切。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才回到连队。先去结了婚的好朋友王培法大哥家，他爱人姜远洁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又找出一块黑布做了一个袖章给我戴上，然后我去找连长。连长一看可能心生愧疚连忙说快回去好好休息吧。没有想到的是，晚饭后全连点名，指导员宣布因为我不请假外出，给予队前警告处分。散会后我找到指导员质问他：什么叫队前警告处分。指导员说就是队前批评，不进档案的。我什么话没说就走了。       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还在颤抖，禁不住悲伤和气愤！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我当时每月有十块零五毛的津贴费，从第二月开始我每月往家寄十块钱，去除一毛钱的邮费，还剩四毛，只够买五张邮票。我几个要好的战友，这个送我一块肥皂，那个送我一管牙膏，还有的送我一叠信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直至妹妹就业，我才不再一月一寄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后来得知父亲死于医疗事故。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父亲出身又不好，最后不了了之。     图六是我在兵团十五年最具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      那是1969年的秋天拍的。     当年兵团的干部有几个来源，一是从各单位选派来的；二是原格尔木劳改农场（兵团的前身）留下的管教干部；三是复员军人提拔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水平很低。比如一位团领导就在大会上批评一个老大学生，“天天在家看《资本论》，研究如何搞资本主义。”我们连的指导员在主持召开秋收誓师大会时，念成了警师大会。类似笑话不一而足。     那时连队较乱。连干部不怕偷鸡摸狗旷工打架的，就怕有文化有影响的所谓幕后人物。于是就想借机整整这样的人。照片上的几个人就首当其冲了。我们几个都是青岛市南区江苏路管区的，家里住的很近，还都是小学或中学的同学，出身都不好，有的出身是资本家，有的亲人在台湾，还都平时愿意看看书，发表点议论。连干部都是陕西、甘肃、河南农村的，当兵后又都在青海西藏的大山里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们听说资本家、去台湾的，就觉得大逆不道。于是我们这一帮就被批为“一小撮”，我（左二）和右三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天是1969年1月9号。                 我的罪名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我一再解释说，那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之前，当时我说党的政策一贯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说不定最后能给刘少奇保留个中央委员。但是没人听你的解释。我被关押之后，和一个打架生事的关在一起。有一天他为了立功揭发我夜里起来面对领袖像撒尿。当时是冬季，夜里气温零下一二十度，厕所离得非常远，全连都是尿在旧脸盆里。我夜里起来，没有电，黑灯瞎火的，至于是不是面朝墙上张贴的领袖像哪里说得清。再说就算是面朝领袖像又算是什么罪名？但是连里却觉得又抓住一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此时我知道，这是欲加之罪在劫难逃了。        右三那位，平时自学逻辑，喜欢和人辩论。一次又在高谈阔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给他挖了个坑：那么XXX思想呢？“当然也是一分为二的。”在普通人眼里，一分为二就是有好有坏。于是这句话成了铁板钉钉的罪行。     我们两人挨了多少次批斗，已经记不清了。开始我还好好数着，到二十次以后就懒得再记了。我那几位朋友也受到牵连，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到了秋季，又揪出一批，有了新的斗争对象，对我们的管制放松了。       师里照相馆的人到连队巡回照相。我们这“一小撮”就想拍张照留作纪念。大家决定离连队远一些，不要让人觉得是要示威。我们结伴叫上拍照师傅往营房南边地里走时，还是被人发现了，于是有人传开：这“一小撮”贼心不死，又凑到一起了。     照片拍得很悲壮，满脸都是不服气，像是要英勇就义。       粉碎四人帮后，我先是被选派到青海日报社学习，回来后调到团政工科当宣传干事，直到回城。那一位“难友”恢复高考后考取青海师专，一年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      这都是后话了。

作者简介梁遇春（1906-1932年）福建闽侯人。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28年毕业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次年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文学活动始于大学期间，主要是写作散文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926年始，陆续在《语丝》、《奔流》、《新月》、《骆驼草》《现代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其中大部分收在《春醪集》和《泪与笑》集中。26岁时，患急性猩红热，猝然离世。

·作者简介梁晓声（1949年~）著名作家。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工人家庭。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赴北大荒插队。当过农工、小学教师及报道员。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次年调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其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天若有情》，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白桦树皮灯罩》、《黑纽扣》，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等。其中多数作品被译成英、日、法、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读汪曾祺的散文，总像是在欣赏一幅清新淡雅的素描简约、流畅。没有华美的辞藻，如信手拈来，但又不泛泛而谈。言辞间有如一杯清茶，饮完后齿颊生香。《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这样一篇散文，从头至尾写父亲，写人伦之情，文章荡漾着剪不断的温馨，令人回味作者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人。他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养花、养蟋蟀，为亡妻做各式的冥衣……心灵手巧不一而足。儿子对于父亲的爱，溢于言表，却也正应了开篇之语“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的好脾性，使得家里温馨，其乐融融。父子的沟通非常畅快。无论从学业、吸烟、恋爱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个家庭长者所应有的慈爱、随和与宽容。

赵丽宏（1951年~）上海市崇明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插队。做过教师、木匠、乡邮员等多种工作。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1982年大学毕业，在《萌芽》杂志社任职。曾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几十部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其中，散文集《诗魂》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作者简介夏丐尊（186-1946年）原名铸，字勉旃，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早年留学日本。1908-1920年在两级师范和一师任通译助教、国文教员兼舍监。曾参与木瓜之役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927年任开明书店总編，创办《中学生》杂志。1936年当选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主席。抗战爆发后，参与创办《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坚持“孤岛”文化斗争。著有《现代世界文学大纲》、《文章作法》及《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情》等。散文的取材历来广泛。街头巷陌、感情抒怀，无不可入文。大的篇章驾驭宏阔的思想内涵，小巧行文阐发个人感悟，可谓各有所长。然而，以小的题材抒写大的哲理，却更显示作者行文的实力与独具匠心。《幽》篇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从生活的小事物中提炼深刻的世理，令人品读后犹然回味。

文章品读  论民间性，汪曾祺作品中不得不谈的就是对饮食的描绘。民以食为天，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没有什么比日常的一日三餐更来得实惠。汪曾祺写了很多关于饮食的文章，如鸭蛋、螺蛳、蚬子、蒌蒿、枸杞、荠菜、萝卜及野鸭、鹌鹑斑鸠等，无不可入文。汪曾褀曾坦城地说，他是一个平和的人，安于平常，并将自己定位于一位平民作家，将自己的散文定格在写凡人小事的小品上。这种自觉的平民意识，诉诸文字，展示的即是丰富而驳杂的民生面貌与抹不去的乡士情结。这是特色，也恰恰构成了汪氏散文独特的魅力，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作者简介汪曾祺（1920-1997年）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肄业后在昆明、上海等中学执教。1947年出版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羊舍的夜晚》。“文革”后出版《汪曾祺小说选》、《晚饭花集》，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纪事》被视为“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的创作以散文、小说居多。文风淡泊，注重审美，洋溢着浓浓的乡土情结。

戴望舒以诗作闻名，为中国30年代“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其散文写作也同样弥漫着浓浓的诗的意蕴。《在一个边境的车站上》是戴望舒的西班牙旅行记之一。1932年，戴望舒留学法国，此后三年一直过着游学生活。文中的边境车站是其1934年8月由法国入境西班牙时的中途小站——伊隆。

《落花生》是一篇久为流传的散文。短小、精美，有着作者一贯的行文风格。散文内容并不高深，讲的是作者童年时代的一帧生活片段。行文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笔调，从花生的平凡而有用，谈到做人的道理富于哲理。许地山，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落花生(古时“华”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籍贯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一个爱国志士家庭。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期间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五·四”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一生著作颇多，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等。

梁实秋先生出身秀才世家，幼承庭训，饱读诗书；成年后求学清华，再又留美，深受英美文学熏陶：可谓学养深厚，中西兼通。他的散文，语言幽默、风趣。从其纵横捭阖地谈说吃相的内容来看，鲜明可见其文士情怀与仁厚宅心。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边文章出自国民才女庐隐，庐隐是当时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以一部《滨河故人》而扬名文坛。作为民国四才女之一，庐隐的一生是悲情的，正如她的名字一般，给人一种遗世独立之感。

（一日的春光》写于1086年。在写作此文之前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减或是生病，或是杂事维身。这样的思继，不免使其渴盼春天早日到来。然而经是差害守候，春却姗姗来迟。。。

《小桔灯》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曾获得全国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奖。是冰心根据其40年代在重庆郊区与一位穷苦人家的小姑娘偶然相识的真实经历写成的。

抗战爆发后，巴金一直辗转于广州、上海、桂林等地。1940年7月，巴金到达昆明，在昆明勾留了三个月。其间，日军的飞机时常来轰炸。到了10月份，由于防空力量的薄弱，轰炸更加频繁。后方百姓苦不堪言。《寂静的园子》即写于这一时期，作者在晴日里“跑警报”，其他的时间都在屋中写作。

张恨水眼中，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风停、树绿、花开季，品读“二十世纪百年优秀散文”之一《五月的北平》。

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高尔基曾说：“没有母亲，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诗人。”而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史学家胡适先生曾在自传中讲述了一段童年至少年时代在母亲的严格要求和深情关爱下成长的往事。散文透过大家庭的内部纠纷与矛盾，集中展现了一个坚忍、自尊与豁达的女性形象。不但给作者，也给千千万万为人子女者留下了思索、缅怀的空间。

在丁玲的创作中，有大量以写人为主的散文，这些散文以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而独具一格。《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25日。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审视。

一年有四季，而我唯独喜爱秋季。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喜欢，无关风月。秋天是厚重的，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历来文人墨客伤春悲秋，往往于黄昏落日时黯然神伤。而现代著名散文家、小说家林语堂先生，却在其作品《秋天的况味》中描摹出了另一番宁静深远的秋致。

《藤野先生》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记述了作者1902年至1906年间留学日本的生活片断。作为一篇内涵丰富的散文，《藤野先生》的思想内涵并不止于怀念与赞颂，更在于统摄全文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文章开篇写东京的清国留学生，字里行间均是失望、厌恶－辫子如“富士山”，而且还很“标致”；去仙台途中，看到驿站“日暮里”让他想起了清王朝的穷途末路；到了水户，印象最深，因为这里是明朝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赴日本仙台学医，作者本意是想以医术救国救民。然而一路的所见所闻，令其感慨万千。到了仙台，作者遇到了藤野先生。藤野先生的出现，是全文的亮点。作者之所以对藤野先生尊崇有加，是因为他是个没有民族偏见的人，没有因为贫穷、落后而歧视中国留学生。此后，面对日本“爱国青年”的嚣张，时事影片的冲击等，作者均抒发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在艺术上，作者以时间为顺序，以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为叙事主要线索，围绕表现藤野先生的可贵精神这一中心来组织全文。文章用语精到贴切，不失辛辣，无论记事写人，还是抒情议论，均融入了真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