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纵横

1月20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一周年的日子，回顾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无疑是全球最引人关注的人物。全球目睹了他的领导下美国外交传统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发动的关税战，到最近派兵深入委内瑞拉总统府逮捕该国总统马杜罗夫妇以及对格陵兰岛发出的威胁等。从谴责多边协议、战略转向彻底的单边主义，到质疑历史联盟，美国外交政策被认为正试图推翻其自身缔造的世界秩序。这种重新定义或修正主义对地缘政治平衡、国际权力格局以及全球机构的合法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重大转折之下，其他国家，无论被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盟友及其竞争对手会敌对国家也都需要寻找对策，全球也出现了新合纵连横的局面。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学院（IFRI） 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 来谈谈他的分析。 法广：在让美国更加强大的口号下，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其第二任期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做出明确规划，和他的第一任期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并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相比，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战略重心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的是对美洲的战略，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吗？ Marc Julienne：我认为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最大的对手仍然是中国。虽然这一点未必如此泾渭分明，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曾对中国发表过极其敌对的言论，但此后他的措辞已明显缓和。然而，在实践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依然强硬。例如，就关税战而言，如果将所有关税加起来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国是遭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中国不得不面对各种高额关税。美国仍然极力阻止中国获取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委内瑞拉问题，乍一看，这似乎与中国无关，也可能表明美国正在重新将重心放在美洲大陆。但实际上，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客户——主要是中国军火。而且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客户。此外，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无论是在巴拿马、委内瑞拉还是格陵兰，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驱逐、排除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和存在。 法广：如果说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中国影响力有目共睹的话，格陵兰岛和宗主国丹麦都否认了特朗普所说的中俄影响力的威胁...... Marc Julienne：关于委内瑞拉和巴拿马，中国的存在极其强大。我对格陵兰岛了解较少，所以暂不妄下断言。但就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而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在军备、贸易（尤其是石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至于巴拿马，它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而巴拿马运河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要道，尤其对美国贸易而言。因此，中国的存在确实存在。那么，这种中国的存在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呢？这或许是一个更为主观的分析，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在美国本土、美洲大陆还是亚洲，我都感觉美国并没有真正撤出，包括在亚洲，甚至在支持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而说美国没有撤出……这也意味着中美竞争依然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法广：说到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还不能忘记2024年11月正式开港，中国和秘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秘鲁钱凯港，这个工程也被认为是所谓中国如何在美国拉美后院扩张的重要象征？ Marc Julienne：所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强大，而且日益显著。因此，美国似乎正试图遏制这些投资和这种影响力。事实上，影响力也意味着非常牢固的依赖关系，因为如果中国控制了港口、机场或电信基础设施等战略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与该地区的执政政府建立了一种依赖关系。 法广：既然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动手了，这会改变拉美或南美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力量对比吗? Marc Julienne：：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如果美国真的像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控制了委内瑞拉，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预见中国会失去很多合同，美国公司会在委内瑞拉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中国会被挤出委内瑞拉，甚至被挤出美洲大陆。但现在下结论真的为时尚早。 法广：特朗普回归一年之中，他的媒体曝光率极高，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版，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的似乎没有在聚光灯下被关注和讨论......您如何看这种局面背后？ Marc Julienne：我认为中国以及中国官方的沟通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有点假象，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太过夸张。他发表声明的速度快到我们根本来不及理解和消化。因此，在媒体眼中，中国似乎显得似乎更加疏远、更加稳定或更加平静。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事实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台湾问题仍然极其重要，中国的军事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近几个月来，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的清洗，包括最高权力层和军方内部的清洗，这表明中国内部存在某种紧张情绪，也表明习近平对党的掌控依然非常牢固。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关于中国“十五”规划的初步公告，该规划将于明年三月正式通过。所以，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被来自美国的喧嚣和愤怒所掩盖。 法广：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与美国和中国构成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三角形，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欧洲对此发出批评和疏远后，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微妙？ Marc Julienne：我认为欧洲和中国为了对抗唐纳德·特朗普而达成和解，这只是一些人所支持的想法或假设。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种种原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在政治、经济、工业和技术发展轨迹上与欧洲截然不同，差距非常大。事实上，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对抗性的。在欧洲，我们谈论的是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例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旨在尽可能多地将全球产业价值链集中在其境内，从而最终实现多出口、少进口。而这最终是一个零和博弈，欧中无法合作。欧洲无法既保护中国本土产业，又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合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领域，欧中技术模式最终存在着断裂和鸿沟。 至于政治方面，我无需赘述，大家都能看出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并不融洽或彼此理解的政治体系。因此，我理解为了对抗特朗普而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但实际上，我担心欧洲最终会变得相当孤立，孤立无援。一方面是日益敌视欧洲的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同样日益敌视欧洲的美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欧洲的觉醒，在工业、科技和军事领域实现战略觉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力量平衡。因为面对大国和独裁者，力量平衡才是关键所在。 法广：这是欧洲现在寻找加强与印度结盟的原因吗？ Marc Julienne：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对欧盟来说也是如此。对法国来说更是如此。它是法国最大的武器客户。欧盟和印度之间确实有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草案，可能会在1月底的欧盟-印度峰会上签署。马克龙总统也将在2月份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因此，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议程非常繁忙。鉴于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可以说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我们当然希望实现贸易多元化。对欧洲而言，寻找新的伙伴，甚至是新的盟友，以拓展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印度正是能够为这种多元化做出贡献的国家之一。 法广：最后，如果何以用一句话评价特朗普2.0 的第一年，您如何总结？ Marc Julienne：一个词就是“动荡”或“混乱”，因为国际贸易格局被颠覆，联盟关系受到质疑，国际法也被唐纳德·特朗普彻底摧毁了。所以，我们确实在2026年伊始就身处一个完全混乱的国际格局之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因为欧洲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亚洲民主国家的主要盟友，现在也受到了质疑...... 非常感谢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接受法广专访。

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选播地缘政治专家吉尔·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在法国世界报论坛版面的一篇文章。 吉尔·格雷萨尼是地缘政治杂志《大大陆》（Le Grand Continent）的主编，他在周日的世界报网站上指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教义，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再殖民化” 面对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美国，格雷萨尼呼吁欧洲和法国不要任由自己被“附庸化”。在他看来，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 吉尔·格雷萨尼表示，2026年，新特朗普主义进入第二年。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过去十二个月里特朗普做了很多事，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他做得既太多，又不够。 格雷萨尼写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逼近，共和党的民调表现不佳，而每当美国人真正投票时，结果往往更糟：纽约、迈阿密等地市政选举的惨败就是明证。法官依然在位，总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种种证据在不断的累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家族的财富暴增了数十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购买力问题依然是所有不属于美国寡头阶层的美国人最敏感、最切身的焦虑。 特朗普阵营的精英对此心知肚明。也正因为如此，自1月2日起，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时刻。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在短短数小时内威胁要对五个国家--古巴、哥伦比亚、伊朗、墨西哥以及丹麦属地的格陵兰--采取干预行动，而此前，美国还已经对第六个国家出手，这就是委内瑞拉。此前，美国从未抓捕并绑架一位在任总统，把他带走受审；也从未如此明确地把领土吞并写进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新的宗族式帝国 格雷萨尼继续写道，这场充满暴力与蛮横的力量展示，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次针对独裁者的行动，但不是针对独裁体制本身的行动，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真正的“政权更迭”尝试并不发生在加拉加斯，而是在华盛顿。 格雷萨尼认为，如今，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是明明白白的、是激进的、是反动的。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再殖民化（recolonisation）。“重回殖民主义（Bring back colonialism）”和“让殖民主义再次伟大（Make colonialism great again）”已经成了美国这个西方头号强国的新的行动口号。 格雷萨尼指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却有着陈旧的灵魂。一个新的宗族式帝国正在华盛顿成形。它深受硅谷运作方式的影响，把公与私完全融合在一起，试图把美国改造成一家公司，并让这家公司由“总统这个首席执行官”来掌控，同时，把世界其他地区改造成按照它们的盈利能力来管理的“空间”。 谁有能力对抗特朗普的帝国式整合呢？ 美国总统掌握着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控着其数字体系所带来的超级力量。那么，谁还能够抵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格雷萨尼认为，如果我们保持现实主义的话，就必须直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纯粹分析层面的问题：今天，究竟谁有能力对抗这种帝国式的整合呢？谁能抵抗欧洲和整个西方被附庸化、谁能抵抗人民的主权被抹除、谁能抵抗公共机构被“打断式改造”呢？我们怎么能够抵抗把北约转变成一个“新华沙条约组织”、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空间中溶解一切实质性的主权？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但性质不同：如果我们不尝试抵抗这一计划，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白宫的这种在半个地球冒险的力量，来自于它刻意制造的让人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震慑感和失败主义是滋养白宫冒险的养料。我们领导人的那种“心甘情愿的附庸化”，给我们的政治体系和社会行动力裹上了一层厚重的铅板。 防御性的共和力量 虽然如此，但事情并不是就这样了，就无法改变了。我们既不是象棋的棋子，也不是在一盘棋局旁边只能被动观看的看客。新特朗普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普京，可是，在经历了四年的战争之后，普京依然没有能够征服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那些共和国一旦意识到自己必须战斗，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切地缘政治对抗，同时都是政治对抗。华盛顿的制度还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莫斯科那样的制度。有人说，在军事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抵抗美国对格陵兰的武力接管。但这是忽视了一个事实：任何针对处于防御地位的欧洲部队的攻击，尤其是造成伤亡的攻击，都会给唐纳德·特朗普带来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或者是来自美国国会、尤其是美国参议院中仍然存在的制衡力量，或者是来自他的选民包括其基本盘中至上主义倾向的那些选民，或者是来自于他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我们正经历一个看起来极其“戴高乐式”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许诺给我们的失败，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如果想继续是我们自己，就必须努力让这种帝国整合加速坠落。帝国的缰绳不可能长久驯服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而美国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共和国。 这首先要求我们对现实作出清醒的判断：既不陷入失败主义，也不沉溺于幻想。要摆脱那种只做边际性修修补补的逻辑，重新回到“大政治”的轨道上，真正接受力量对抗，释放出推动我们僵化制度进行深层变革所必需的能量。对抗这场反动的“反革命”，绝不应该去保卫旧制度本身。 最后，格雷萨尼表示，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但它们恰恰是为这样的时刻而设计的。在欧洲，法国具有独特的位置，完全可能成为第一个让人们清醒的国家：面对这种宗族式帝国主义，对“防御性的共和力量”的需求，是深刻的，也是广泛存在的。这种力量可能能够席卷一切，因为它具有传染性，甚至能够反过来激励并支撑美国人自己。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我们不反应，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所有人同样清楚的还有，如果向华盛顿以及向新科技领主的意志俯首称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而且，所有人也都明白：在这个历史关头，将评判我们的标准，只取决于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2026年新年伊始，有关中国人口减少的话题引发热议，一方面，曾主管中国计划生育十年的中共前高官彭佩云病逝，引发部分中国网民的诅咒式“送行”和“算总账”。计划生育政策大幅降低了中国出生率，让其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面临即将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国家的黯淡前景，在一胎政策被废除后，中国政府先后也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最新的措施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价格上涨等，这些政策是否有效令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会给中国发展前景和国际地缘政治都带来不小的影响。 本次节目就此专访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先生，他在采访最后点出，中国目前人口持续下降的局面很难改变，要改变，就需要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易富贤在他发表在《当代中国评论》总结他推动停止计划生育的文章中指出，2026年1月1日是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十周年纪念日。曾主导计划生育数十年、一度主张实行百年计划生育的彭珮云于2025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96岁。如今，她被贴上“改革派”的标签，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这样一项不人道的政策会持续35年之久？ 他在文中回顾指出，197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并得到陈云、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1980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文章，预测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这更加坚定了当局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心。全国人大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对独生子女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因此该政策缺乏全国性立法，仅通过一封“公开信”进行推广。在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二孩政策于1985年开始在多个地区试行。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晋升为国务委员的宋坚说服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加强独生子女政策。到1991年，当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独生子女政策本应结束。相反，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将她家乡湖南省试行的“一票否决权”推广至全国，将计划生育绩效与框架推广挂钩，推动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1995年的1.43，并在2000年进一步降至1.22…… 法广： 在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10年之际，最近媒体上出现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有报道引述联合国的一个数据显示，如果中国生育率没有得到提高，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至5亿以下，您如何看？ 易富贤：主要是以前中国官方认为全面二胎政策能够逆转人口下降的势头，到2030年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但是现在看，今年有可能只有0.9个 孩子。2023年只有1.0，2025年每个妇女可能只有0.9个孩子。 今年1月19号中国官方要公布出生数据，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只有700多万。中国的出生人数远远的比官方预测的要少。所以中国政府没办法，只好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说鼓励结婚——以来结婚很难，要到地登记，很多程序比较复杂，现在都很容易。中国又提供育儿补贴，产假，生孩子免费等措施。中国政府感受到人口危机很严重。现在对避孕套也征税了，以前是免税的。所以中国从以前的人口控制，一下子变为鼓励生育了，所以媒体也关注起来。 法广：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问题危机，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控制人口的后果。从总体上看，人口大幅度的降低前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易富贤：因为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就是依赖年轻人口创造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的人口面临很大的危机， 2012年中国劳动力开始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速也从以前的10%以上慢慢下降，现在官方公布为5%，事实上应该可能更低。2029年到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会比美国要老，那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之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美国，是美国的两三倍，中国政府提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都是基于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但是现在看，中国人口数据根本没有官方所公布14.1亿，应该是不到12.8亿，并且老龄化的速度远远地超出预期，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的官方数据所以对地缘政治影响也很大，因为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地缘政治格局要彻底改变。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萎缩了，中国官方认为说到2031年才开始萎缩，但官方承认2022年已经开始减少。事实上，在2018年我就指出当年已经开始减少了，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法广：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美国也只有3亿多人口，日本也只有1亿多，所以就说如果还有5亿，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 ？ 易富贤：5亿人口大国，那是老年人口。比如说1980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当成美国是30岁，所以青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现在中国中位年龄已经44岁了，美国只有40岁，已经比美国老了。但是中国其他的人口参数，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仍然比美国年轻，除了中位年龄比美国老，其他的人口参数比美国年轻。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比美国高，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在缩小。但是到了2030年，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比美国差，那么经济增长率就比美国低。日本以前人口结构也很年轻，经济在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73%，现在人口老化，但仍然还有一亿多人，比以前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它的经济规模已经只相当于美国的14%了，从以前的73%降到14%。中国在1990年左右是美国的7%左右，那2021 年增加到美国的71%，但是今后随着与美国人口差距的扩大，比如说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 年龄是59岁：就是说一半人比59岁老，一半人比59岁年轻，而美国只有43岁，印度只有39岁。印度的经济发展目前好像并不起色，但是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超过日本，很快将超过德国，估计2，3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 印度好像各方面表现也不是很突出，仅仅是凭着年轻的人口结构，马上要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那么今后能够挑战中年美国的不是老年中国，而是青年印度。所以 印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中国最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今后印度能够取代中国，能够超过中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那么地缘政治格局就不是东升西降，就应该是印度崛起，也是南半球，比如说这个印度尼西亚，南美洲，非洲的 这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比例才不断增加，而北方国家人口老化很严重，那么今后不是“东升西降”，是“南升北降”。而北半球的衰退，比如说目前连这个欧洲的经济强国德国、法国都因为人口老化出现衰落了。但是印度，以及其它南半球国家，非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年轻，他们的经济还比较稳步的增长。 法广：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可以预测的话，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易富贤：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在1980年是22岁，现在44岁，到2050年是59岁。中国目前一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是四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所以中国目前妇女很多在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生活很好，因为城市只有一亿多老年人领社保，全国有八九亿劳动力支撑他们，生活确实也很舒服。但是中国这个老年比例目前是一个老人对应四个劳动力，到2035年，一个老人对应2.4个劳动，到2050年一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那中国的社保、医保面临很大危急，债务也面临很大危急。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了，目前养老金肯定不足。因为你只有一个小孩，靠政府也靠不住——因为政府它也没钱，劳动力减少，老人增加，社保、医保都面临很多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有大量的资金，用来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一带一路。但是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政府必须支付的养老金、医保、社保开始增加。中国政府的投资就会减少，没有钱用来投资，甚至维护都很难了，今后就会很麻烦。对国防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也会减少。因为人口老化，没有钱投入。同时，人口老化就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进行科技创新。 法广：有文章就说解决人口老化，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外来居民不足100万。移民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吗？ 易富贤：移民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方法，对欧洲也不是，欧洲高度依赖移民，但移民也引发了社会问题，移民并不是“主食”，只能是“佐料”。比如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发达是因为移民，事实上美国的发达并不主要是因为移民，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生育率比较高， 远远高于欧洲，加上移民，所以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欧洲有移民但生育率低。加拿大的移民比美国要多，但是生育率低呀，所以经济活力不如美国。中国这么大个国家，有四亿多老人，怎么依靠移民？移民来也不是“活雷锋”呀，他来是因为有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才愿意来。美国，欧洲能够吸引移民，是因为它的收入水平比其他国家要高一些，所以人们愿意去。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差距缩小，甚至超过中国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来中国。并且中国也没有处理移民的管理能力，如果你管理移民需要给他们一个公平待遇啊，不是把他来当成老劳工。中国政府连农民工都没有一个平等的待遇，那更加不能够处理好移民问题。中国经济上也没有吸引移民的条件，并且靠这么庞大的老人指望移民也是靠不住。 法广：中国政府还说是通过高科技，比如说通过机器人来代替工人的工作。您认为这是一个方法吗？还是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当然年轻人的生育率，他们不愿意生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和建议？ 易富贤：靠机器人只能部分地弥补一下劳动力下降，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因为老人还是一个人，他不是机器，照顾老人还是依靠人力，靠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可能部分地缓解一点，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主要还是要靠提高生育。 但中国面临三大难题。第一，不愿意生。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大家已经习惯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了，生育观念已经改变了。台湾、韩国、香港，日本等地还愿意生两个孩子，但是实质生育率只有0.7到1.1，中国只愿意生1.6个孩子，九零后只愿意生1.54 个孩子，00后只愿意生1.48个孩子…… 就是说，生育意愿比日本、台湾、韩国的还要低，所以今后能够稳定在0.7的生育率都很难。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甚至不愿意结婚。中国结婚数已经从2013年的1347万对减少到2024年的611万对。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养不起。中国所有的经济结构都是建立在主流家庭有一个小孩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中国房价很贵，一家三口要买房子钱够了，但是你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多一个小孩的话，房价会很贵，根本养不起。另外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只占GDP的44%，正常国家是60%到70%， 44%的收入养一个孩子可以，但是要养三个小孩养不起。还有就是生不了。1984年代妇女二十岁出头就开始结婚了，还有生育能力。现在的结婚年龄已经接近三十岁，很多人结婚时候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或者是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已经三十五了，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已经生不了了。然后中国不孕率在1970年代后期只有1%到3%，现在到2020年已经超过18%了。男子的生育能力也下降了，精子数量也减少了。 有不愿意生，养不起，生不了这三大难题。 中国政府目前能够做的是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提供的补贴，免费的分娩，教育方面费用下降……但是即便再养不起上，中国政府能够做的也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是 未富先老，中国政府想做的，日本政府都做了，成本很高,  但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25年大概只有1.13了。 中国是未富先老，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用来鼓励生育。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人口前景比较悲观 。如果中国目前生育率大概在0.9左右，还会下降，上海只有0.6了，东北也只有0.6了，香港跟澳门是0.7，中国今后很有可能连0.7都稳不住，如果能够稳定在 0.8的话，那么中国在2050年人口就下降到10亿，2100年下降到3.2亿左右。 目前官方认为是14.1亿人，我认为是不到12.8亿，然后到2050年是10亿，2100年只有3亿。 法广：如果只看中国有3亿，到时候全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数据的话 …… 易富贤：那么全世界其他国家比中国要好一些，中国有 0.9的生育率，美国还有1.6，人口问题也很严重的俄罗斯的生育率还有1.4，然后非洲有很多国家生育率还有5，6个孩子。中国人口长期占世界的3/1，中国1950年占22% ，1980年也是占22%，但是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只占世界的16%，中国的出生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那么到2050年中国能够是百分世界的11%，2100年将占世界的3%。所以这个占世界总人口1/3的大民族，到2100年就会成为占3%人口的一个小民族，并且老年化极其严重。 法广：就是如果从这个数据看的话，那的确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改观，因为非洲的人口还急剧的上升，有些国家生育率超过六。中国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吗？ 易富贤：这个局面目前很难改变。那你要改变的话，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你要让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从目前GDP的44%提高到正常的60%和70%的话，中国政府没有钱，中国政府它愿意这么做吗？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高铁各方面很强，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太多财富，老百姓没有钱，如果你要把钱用来养小孩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权力就会下降，财力和物力都会减少。老百姓就有话语权，政府就要向老百姓妥协，中国政治格局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中国政府它肯定不愿意这么做。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么大，中国政府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裂，因为一旦破裂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不破裂的话养不起孩子。所以中国政府都面临着两难。这种政治体制才可能导致计划生育。印度在1975年英甘地总理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他2年之后被选民选下台了，计划生育就废止，一个错误政策被老百姓纠正了。中国有这个政策之后，中国政府说了算，老百姓没有话语权。一个错误的政策迟迟没有纠正。 易富贤先生在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结束十年后”一文中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逻辑始终令人质疑。即便在政策失败已成定局之后，仍依赖篡改的数据来维系其正当性。 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充分暴露了中国决策体系中的致命缺陷，而中国社会与经济正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非常感谢易富贤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2025乙巳蛇年行至年末。这一年，国际局势在延续紧张的同时不断出现新的震荡点：多场区域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恐怖袭击重回公共空间，多国政权更迭、选举频繁，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持续显现；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疲态愈发凸显。本期国际纵横，回顾2025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 2025年的开局充满冲击。1月1日凌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在新年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严重车辆冲撞式袭击。一名男子驾驶皮卡车冲入人群，并使用突击步枪射击，造成14人死亡。袭击者随后被警方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确认袭击者自称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原定在附近举行的大学橄榄球“糖碗”比赛被迫延期。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围绕安全、移民与极端主义的讨论迅速升温。 1月7日，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让-玛林·勒庞去世；1月16日，美国导演大卫·林奇去世。年初接连传来的讣告，为这一年定下了沉重的基调。 1月20日，华盛顿迎来政治重头戏。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开启其第二个、且并非连续的总统任期，成为自19世纪以来首位以非连续任期再次就职的总统，同时也是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万斯同日就任副总统，美国政治正式进入新的周期。 聚焦进入新年的欧洲：波兰从匈牙利手里结过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一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完成加入申根区的进程，陆地边境管制自此取消；乌克兰正式加盟国际刑事法院。东欧与中欧的政治变动在1月至2月密集展开。1月26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自1994年执政至今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缺乏实质性反对派的情况下，以超过87%的得票率再次连任。自21世纪初以来，白俄罗斯选举的自由性与公正性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质疑。此次选举的背景，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战争高度相关。白俄罗斯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联系，包括接纳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并被正式纳入俄罗斯核威慑使用原则的防御范围。 2月23日，德国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投票率创下自1998年以来新高。基民盟/基社盟联盟重新成为第一大政治力量，选择党得票较上届选举翻倍，而社会民主党则跌破20%，创下自19世纪末以来的最低水平。自由民主党未能跨过选举门槛。两个月后，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通过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当选联邦总理，德国政坛进入新阶段。 与此同时，已满三年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仍是2025年欧洲安全格局的核心变量。战线在年初基本维持僵持状态，双方在顿巴斯及南部地区持续进行高强度消耗战。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能源与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则依赖西方军事与财政援助维持防御能力。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内部，围绕援乌规模、军工产能与长期战略目标的分歧进一步显现。白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角色亦持续受到关注，其在军事与核安全层面与俄罗斯的高度绑定，使东欧地区的安全风险长期处于高位。 春季到来之际，3月29日，一次日偏食横跨北美东部、格陵兰、西欧、俄罗斯北部与北非，引发广泛关注。这是21世纪第17次日偏食，也是2025年首个重要天象。 4月13日，大阪·关西世博会正式开幕。这是大阪继1970年后第二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展期持续至10月13日，预计接待超过2800万人次。该届世博会回归五年一届的传统周期，成为亚洲地区2025年最重要的国际公共活动之一。 4月21日，教皇方济各去世，全球天主教界进入哀悼期，并随即启动新一轮教宗继任程序，利奥十四世接任。 5月至6月，选举与社会议题持续成为主轴。5月，罗马尼亚举行总统选举。此前一年总统选举因竞选经费申报问题被宪法法院裁定无效，政治局势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布加勒斯特市长尼库绍尔·丹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3.60%的得票率胜出。与此同时，波兰总统选举也在5月和6月举行，在创下第三共和国以来最高投票率的背景下，自由派候选人拉法乌·恰斯科夫斯基在第二轮中以极小差距败给民族主义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成为波兰历史上最为接近的一次总统选举结果。 5月中旬，第69届欧洲歌唱大赛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奥地利选手凭借歌曲夺冠。比赛再次因以色列参赛及其最终排名引发广泛争议，延续了欧洲歌唱大赛近年来不断面临的政治化讨论。同样在5月，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激烈军事冲突，交火过程巴军出动由中国制战斗机，击落多架印度战机，其中似包含法国制“阵风”战机。 6月3日，韩国举行提前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源于总统尹锡悦被宪法法院罢免。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胜选，并于次日宣誓就任，韩国政坛完成一次非正常周期内的权力交接。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在2025年并未因时间推移而结束。加沙战争在年内持续延烧，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军事行动断续升级，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停火谈判多次启动但进展缓慢，地区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存在。黎巴嫩南部、红海航道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议题，使这场战争逐渐超出双边冲突范畴，成为牵动中东乃至全球政治与外交博弈的重要变量，也为随后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埋下背景伏笔。 6月中旬，中东局势急转直下。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崛起之狮”的军事行动，伊朗随后实施“真实承诺3”反击，双方冲突迅速升级。6月21日至22日夜间，美国直接介入，对伊朗多处核设施实施打击。 几乎在同一时间，科学界传出沉重消息。6月，国际气候研究团队发布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在当前排放轨迹下，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已不再现实。这一判断被视为对《巴黎协定》目标的重大警示。 夏季与初秋，社会动荡与地区冲突并行。5月至7月，柬埔寨与泰国在柏威夏寺地区爆发新一轮边境武装冲突，局势一度紧张，后在地区斡旋下逐步降温。7月至9月，马达加斯加因长期水电短缺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演变为全面政治危机。总统拉乔利纳辞职后，军方接管政权，并宣布过渡安排。 9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葡萄牙加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行列。同月28日，摩尔多瓦举行议会选举，执政的“行动与团结党”继续保持多数席位。9月4日，意大利设计师乔治·阿玛尼去世；9月10日，美国极右翼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一次校园活动中遭枪击身亡，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政治暴力的关注。10月1日，英国灵长类学家简·古道尔去世。10月，在特朗普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初步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后，巴黎的卢浮宫因上演了荒诞又惊心动魄的“7分钟珠宝大劫案”而成为全世界焦点。 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举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各方仅就有限议题达成共识。同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美国与阿根廷未派出代表出席。同月，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大火，死伤惨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引起中日外交冲突。澳大利亚通过的《网络安全修正法》亦在年内确认，于12月起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开创全球先河。 年终，诺贝尔奖各奖项如期揭晓，成为这一动荡年份中少数仍按既定节奏运转的国际象征。12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邦代海滩的一场犹太教哈努卡庆祝活动爆发大规模枪击案，死伤多人。12月28日，法国偶像影视明星碧姬·芭铎91岁辞世。这一年间，众多巨星陨落，战争尚未远去，政治裂痕仍在扩张，气候与制度性挑战持续加重。2025年在多重不确定性中落幕，迈入2026年，世界依旧站在变动的节点之上。

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即将结束。千禧年的希望早已被战争和技术革命的浪潮带来的冲击取代，如果用简单的视角来描述世界整体面貌的的话，经常听到的可能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集团的回归。更细致的分析方能看到国际体系的逻辑、社会深层的动态以及影响世界许多地区的文明危机。面对当前的动荡局势，以及欧洲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下的回旋余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节目请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以及世界政策会议创始人兼所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Thierry de Montbrial）谈谈他的分析，他的最新著作，关于经济体系和战略的年度全球报告《对抗时代》（ «L’ère des affrontements», Dunod）荣获地缘政治书籍特别奖。他和多米尼克·戴维共同撰写的《新棋盘》（A New Chessboard）将于2026年出版。这副新棋盘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本次节目分享这次采访的部分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对如何理解当今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他认为必须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也拒绝将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 德蒙布里亚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谈论这些问题的人都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价值观、善恶观等等都根深蒂固。因此，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俄罗斯，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其依据是存在一个“参照秩序“，简单地说，就是联合国秩序，它代表着善，而这些强权正试图为了自身利益摧毁它。这一点没错。但其根本假设是，这个秩序确实存在，或者说，它被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国际民主进程所维护。而现实是，二战后存在了几十年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如今已不存在所谓的”参照秩序“了。而且，我们往往会把这种秩序美化，因为即使在苏联解体前，存在过真正的国际秩序吗？我认为没有。当时存在着一种西方秩序，存在着权力斗争等，但这并非国际秩序。显然，苏联并不认同与美国或西欧相同的国际体系愿景。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正如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而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相对混乱的局势下，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如果是，那又会是什么样的秩序？或者，我们是否正走向混乱的加剧，最终走向彻底的混乱？但我们不应总是把一切视为某种曾经存在、需要我们重新发现的理想秩序。 法广：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国际秩序并不存在。我们目睹的是一个混乱的国际体系。而问题在于，这个体系将如何演变。您提到世界多个地区正在经历一场文明危机。您认为“文明危机”这个术语涵盖了哪些内容？ 德蒙布里亚尔：“文明危机”涵盖了很多方面，因为这或许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以西欧为例，“基督教世界”已经终结。我指的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并非指基督教本身。基督教世界指的是一种文明秩序，它深深植根于基督教这一宗教，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了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我看到那种秩序彻底消失当我回想起青年时代，就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然，年轻人，无论怎么称呼他们，都不了解那种旧秩序。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转变。既然我在谈论基督教世界，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政治时代，在这个时代，除了伊斯兰世界之外，用尼采的名言来说就是：“上帝已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提及上帝的概念。当然，我在这里是以分析者的身份在说话。现在，它带来的政治后果极其深远，因为这意味着在西欧去基督教化的民主国家，名义上由法律通过在或多或少随机选举产生的议会中连续投票决定的主权人民决定着道德问题，并对40或50年前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的事项做出决定。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转变，是极其深刻的人类学转变。它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地球上的确存在一些地区，用一个常用的术语来说, 他们或明示或暗示地引用着可能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俄罗斯目前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因为俄罗斯在道德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害，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从共产主义时期开始，讲到这里，我想到了索尔仁尼琴，在尽管如此，在社会层面上，在婚姻、生育等问题上，他们仍然有着一套价值基础，这与迄今为止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至少与西方国家、欧洲乃至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觉醒主义”对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等等。这就是我的意思。 RFI：我们来谈谈您提到的文明危机。您曾说，主要原因是失控的数字革命、教育、教学和记忆的衰落，而这又与社会的分裂以及不文明和暴力行为的增加密切相关。 德蒙布里亚尔：是的，这些确实都存在。我相信，依然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一直塑造着人类的重大发展。比如，废除奴隶制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妇女解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积极成果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一个绝对独特的阶段。我说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指的不是2025年或2026年，而是以几十年为尺度的当下，我们正目睹一场持续不断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不仅如此，这场革命还在持续加速，大约持续了六十年了，但可能会更久。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变革浪潮接踵而至，一波浪潮的影响尚未消退，新一波浪潮就已到来。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吸收和适应浪潮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因为人类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因此，当我们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却根本没有时间去吸收时，其影响将难以预测。而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它将影响到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幸免，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即使是展望2026年也并非易事，而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预测未来五年，那将极其困难。 法广：我们来谈谈欧洲。您认为欧洲的构建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阶段。最终的问题是，欧洲是否能够从分裂中恢复过来，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您谈到的是分裂还是衰落？第二个问题涉及欧洲安全。您遗憾地指出，这个问题最终被简化为俄罗斯的威胁…… 德蒙布里亚尔：是的。首先，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苏联解体后，总是不得不回顾苏联解体的历史。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洲人的反应是决定尽可能扩大原先的欧洲共同体。“欧盟”这个词是在苏联解体后，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而出现的。我们随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选择尽可能地扩张，并将大部分——并非全部，但很多——前苏联“外部帝国”的成员国纳入其中，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国家，例如被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我在这里不需赘述这些历史细节。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国家的融合极其复杂。他们拥有完整的历史，经历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甚至在苏联时期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欧洲东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斯拉夫国家、拉丁​​国家等等。甚至在基督教内部也能看到宗教领域的巨大分歧——天主教、东正教等等。这些都是极其深刻的文化差异。我们最终还是建立了如今被称为欧盟的欧洲实体，希望进一步扩大，面对乌克兰问题，我们的反应与苏联解体后的反应如出一辙，认为必须将乌克兰纳入欧盟的版图。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扩张，在这种扩张中，我们完全放弃了苏联解体前欧洲一体化的伟大信条。也就是说，在充分深化前一阶段的成果之前，不会进一步扩张。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之前基于深思熟虑的信条是：共同利益越多，欧洲一体化就越不可逆转，因为这些共同利益最终会成为整体利益。然而，当走得太快时，而这正是我们遇到的情况，你确实会拥有越来越牢固的联系，但整个体系却不再有效，或者至少效果大打折扣。而到了那个时候，它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崩溃。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 关于安全，关于俄罗斯的威胁等等，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整体安全利益”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对于构成整体的“整体”而言，欧盟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实体。如果我是波兰人，或者如果我是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等等，我会对俄罗斯感到担忧，因为我的整个历史都与它息息相关。但作为一个法国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这个问题显然截然不同。 今天，我非常担心的是来自南方的威胁，这远比坦克纵队的入侵更加阴险。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将会发生一系列安全悲剧。而真正困难之处在于，我们难以精准地定义我们如何真正团结起来，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组织起来共同保卫自己。在我看来，这才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欧洲的安全与防务，那么这在我看来就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RFI： 您最终感叹欧盟缺乏战略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但这并非自恋。您认为，欧盟必须解决自身面临的真正问题，明确自身定位？我们再谈谈法国的衰落。为什么这对欧盟如此重要？如果法国复兴的情况没有发生，会怎样？ 德蒙布里亚尔：关于军备、武器倾销等等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诊断真正威胁我们、真正威胁欧盟各国的是什么。异质性。我刚才谈到的是欧盟整体的异质性，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个人内部、每个欧洲国家内部的异质性都在不断加剧。而这与武器走私等活动的扩张密切相关。任何或多或少不受控制，或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的事物都可能极其危险。当我们谈论战争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内部战争——更不用说内战——与外部战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才是潜伏在暗处的真正威胁。我认为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些问题，直面它们。 而且，在我们目前经历的这种动荡时期，我认为我们需要看到问题的全貌。 另一个因素，一个需要反复强调的常识，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世界上的真正参与者，你就必须强大。无论你如何定义力量，它始终有一个基础：经济。这适用于所有欧盟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但如今，欧盟各国，整个欧盟及其各个成员国，包括德国经济状况都很糟糕。即使是德国也不例外。 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都能正视并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出问题，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并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我认为，法国的退休年龄问题显然是当今最具象征意义的体现。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是否有勇气在形势迫使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就着手解决它们？ 关于欧洲的防御，我们是否能够足够精确地定义我们究竟想要捍卫什么？以及我们需要为此生产哪些类型的武器。各个国家之间如何分配工业和其他任务？一旦发生冲突，指挥链是什么？等等。我认为我们距离所有这些目标还很远。所以，是的，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欧盟。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我们需要经济实力。   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谈的是二十一世纪走过四分之一时间之际，世界，欧盟以及法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下次节目再会。

台湾著名作家李昂2007年出版的小说《鸳鸯春膳》以食物为线索，串出了一场关于食色性与與政治的筵席、字里行间充满生命中最华丽的体验和冒险。小说出版后近二十年后，因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被迫流亡台湾的香港漫画家柳广成将其中两个章节《牛肉面》和《春膳》绘成漫画出版，李昂原著中的东方神秘和漫画的直接情色形成对照和碰撞，让食色性与权力，历史，吃与被吃，欲望与生命等主题更加直接地展示出来，同样因为太直接而被列入18岁下禁书行列。李昂最近到法国出席相关活动时，強調她的书要揭幕的是社会，政治和人性的真实。而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她又如何看今天的台湾和台海关系？ 走遍全球寻找美食的她也有自己的普鲁斯特马德莱小蛋糕吗？  法广：出版近二十年后，如果重写《鸳鸯春膳》，会如何写？ 李昂：的确会不同，因为用食物来写小说在当时的华文世界里不太看到。唯一的是中国作家陆文夫写的《美食家》，可那只是一个中篇小说而已，我想要写的是一个长篇小说。因此，就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去搜集很多材料，后来发现以前没有人写过的东西，写起来非常辛苦，不知道怎么写……已经快20年了，之后我在全世界吃了无数的餐厅，也经历了我的人生，我也老了二十岁，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如果再来写的话，我想会很不一样。 可是我很高兴我那个时候写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清楚地觉得什么可以用来写小说，所以这个摸索的过程反而让这一本《鸳鸯春膳》里面充满了很复杂的东西。如果现在差不多20年后，我再来写的话，因为太清楚了，条理清楚，而且知道要表现什么，我觉得反而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创作有的时候在一种朦朦胧胧和摸索的过程中，反而会很丰富。凡是把它想的太清楚的时候，可能反而创造不了丰富的高水平艺术创作，而且有很多要说的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很高兴那个时候写了这本书。 法广：20年过去了，台湾的社会政治和人性的这方面的要表现的真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方面讲，您可能会有其他的看法 ? 李昂：如果现在来写，仍然还要触及到这一些实际的台湾社会、政治，以及女性的权益、性别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台湾这20年来也经过非常大的改变，包括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包括在法国（南特尔）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也讲到，法国或者西方的年轻人现在喝酒少，做爱少。可是在台湾，在远东，有趣的是，因为大家正在开放，所以曼谷的情色多么夸张，台湾年轻人也因为最近在这20年得到很多方面的自由，他们现在非常享受这些自由。因此整个社会阶段，跟西方比起来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重新再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用更少的社会、政治的事件来写，而写到更多人的部分，以及我后来对于宗教的部分，死亡…… 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对死亡、对宗教有了更多更深刻体悟的时候，觉得我可能会反而淡化很多的社会、政治议题，而朝向更多食物跟人性之间。 我一直说“吃”是个很残酷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吃了别人的生命，因为它们不如我们，只好被我们吃，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情。我觉得它牵扯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跟死亡，跟轮回，跟这些被吃的东西到哪里了，下辈子还来找你吗有关…… 可能会更着重这个部分，而社会或政治的议题，反而不会再像第一本书《鸳鸯春膳》，快要二十年前写的时候那么着重写关于台湾社会的变迁，关于妇女的地位，政治的问题，跟中国关系等这些问题，我想这些大概都不会在我如果再写一遍时会写到了...... 我写这些政治、历史或社会变迁，都隐藏在小说里面，当成是一个底下的线索，而不是直接去写社会和政治。因为这些政治和社会事件终会过去，过了之后，大家不记得时就失去感动人的力量了。所以我通常都是希望能够写比较大的主题，把这些社会、政治的事件放在里面，当成是铺在下面的基础而已，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永恒性，等到政治事件过去，社会不再关心这样问题时，作品才可以被读到。 法广：《鸳鸯春膳》里的八个章节是八个故事，您是怎么样通过八个故事构建出人性挣扎和社会的纠葛？ 李昂：故事当然是从写一个小女孩跟着爸爸吃野味，果子狸、穿山甲开始…… 这些都是在华人社会很爱吃的东西。我觉得有个读者跟我讲的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小说是从台湾原住民的一个饮食习惯开头，因为原住民打猎，吃野味。可是我写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到原住民，只不过是吃野味。然后就慢慢地进入到了这个“牛肉面”的故事，国民党政府来了，发生了“2.28“ 白色恐怖事件，然后就有了我的前男友施明德在牢里发生的与牛肉面有关的感人故事。故事是真实的，可是我写在小说时，淡化掉了他个人的遭遇，而是要写做什么事情都要及时把握，你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但可能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当然这个“牛肉面”，也开始探讨了台湾的主体性。台湾本来不是吃面的，是中国传过来的饮食习惯，也代表了从中国大陆来的蒋介石政权带来了台湾的一个影像。台湾人本来也不吃牛肉，虽然日治时代台湾就有人开始吃牛肉，但台湾人认为人若把辛苦劳动的动物吃掉了，死后不好面对阎罗王。所以台湾人过去不吃牛。这里面就讨论到了很多台湾的习俗、宗教信仰等等问题。 然后故事就会一直进展，有一章讲到珍珠奶茶，因为一般都相信珍珠奶茶是在台中的一个糕饼店发展出来的。这是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世家小姐年轻时跟着男人跑了，后来大概两人不合又回到家里，就把家中传统的糕饼业改成了她所学习到的西方蛋糕——这是从甜点来看出台湾社会的变迁。当然有一章写到在法国去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餐厅，见到了一个当年台湾的异议份子，他曾经要自焚，没有把自己烧死，却成了残废。后来家里非常好，就送他来法国，然后这个小时候的“我”就去采访了这样的一个异议份子。 故事继续发展，还写到“国宴”。蒋介石的国宴菜单是我当年花很多功夫才找到的。国宴是什么？国宴代表了一个极权的政府。最后就写到了这个爸爸后来过世了，女儿觉得爸爸以前这么爱吃，是个美食家，所以要用荤的食品来祭拜他。可是妈妈反对，因为爸爸生前已经吃了这么多生命，所以不要再伤害生命了，要用素菜来拜祭......这个本来只是个非常有台湾特色的一种习俗，可是我的法国翻译说：‘哇，你好了不起啊！你在2007年的时候就写到这个吃素的事情’。那个时候法国人都还没有这么多人吃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跟社会的发展，跟国际关系居然是这样的，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好玩。 法广：您对台湾政治和社会非常关注，我注意到您在 « 七世姻缘之：台湾/中国情人 » (2009年出版）这本书的序言末写道：“2008年台北，台湾最混乱的时刻“，为什么？ 李昂：因为2000年陈水扁当选了总统，这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以2004年，他选第二次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很大的抗争，所以那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因为台湾政治在过渡阶段里，那一些国民党的外省权力不肯放手，台湾人想要借着民选的总统陈水扁有一些作为，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当然是个很混乱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开始感觉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在开放，所以你看书里面会写到那个中国情人，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也在交流，所以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法广：现在台湾比那个时候更混乱吗？ 李昂：现在的台湾，经过跟中国的交流，也大概知道跟中国面对的关系要怎么样。尤其最近两岸基本上都不交流了，所以台湾也有了一个对两岸关系很不同的看法。有一群人想要台湾独立，只是不能说而已——说了也没有用，台湾也不会独立起来。我想我们的百分之大概九十几的人都要维持现状，只有很少的人想要跟中国统一，我大概记得比例好像是7%。可是跟中国统一的代价......现在我们也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那一套做法，跟自由民主惯了的台湾人恐怕也不是可以无缝接轨地那么好。 所以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些人想要跟中国统一，一些人想要台湾独立却独立不起来，然后大部分人都希望维持现状。可是能维持现状吗？很难讲，因为大家都怕中国会打过来，对不对？因为习近平要完成它的统一大业，所以现在的状况不混乱，反而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要统一的人也不敢确定习近平就马上统一了，要台独的人独立不起来，维持现状的人，怕现状都没有办法维持。所以反而是一个很悲观的时刻。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 法广：说到台湾的现在和未来，其实也不仅仅只牵扯到两岸，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说法让日本与中国关系变得很紧张，台湾曾经在1895年到1945年被日本殖民，您的第一步长篇小说 « 迷园» (1991年出版）里一条主线的历史背景从甲午战争后沦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另一条是蒋介石来到台湾后后的强权統治，您怎么看现在日本和台湾，以及中国之间的关系？ 李昂：有一个假设的问题，可是真的可以这样问，如果问一些台湾人，现在要给日本统治还是给中国统治？我相信很多人选择日本，因为他们会觉得日本已经民主自由了，跟台湾的政治体制比较像。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因为日本不可能统治台湾。有一些人反而希望美国可以来统治台湾，觉得如果变成美国一个州，反而保护了台湾安全，这样就不会有战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其实非常怕战争。战争是否发生不由我们掌握，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打别人。可是如果中国来打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 我们当然希望日本可以真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我们也希望美国......因为美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台湾不太可能，对不对？可是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在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很多地方都有军事基地，如果基地联合起来可以保护台湾的话......当然我想很多台湾人真的要维持现状，他们也知道独立不起来，同时很怕被中国统一。那么当然希望这些所有的能够帮助台湾的力量都能够结合起来。所以如果说到大家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看法，那一些想要跟中国统一的人，当然骂的非常难听，骂日本，可是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其实是欢迎的。 法广：再回到您的小说《鸳鸯春膳》，这本近20年前出版的书最近成为热点是因为其中两个章节 «牛肉面 »和 «春膳 »被绘制成漫画在台湾出版了，您到法国来的目的之一也是要和翻译出版社进行合作。对一个作家而言，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漫画的时候，会有一种落差感吗？ 李昂：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在美国学的是戏剧，所以我当然知道，当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变成舞台剧，或者变成漫画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同，所以我也就很放手让改编的人去做他要做的，所以才会有这个漫画版的《鸳鸯春膳》跟我的原著小说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法广： 漫画家是香港来的柳广成先生，他因为参加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得不离开香港去了台湾。他是否与您交流讲过他对这本漫画创作的心理历程，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说，他能不能感受到您作品中的这个力量和隐喻？ 李昂：当然因为这两个绘成漫画的作品，他之前为我的另一本小说  « 北港香炉人人插» 或者《鸳鸯春膳》都跟政治有关。为什么我特别爱找他来画，是因为台湾的漫画家们不太有能力画政治的事情，而且也有一些台湾的漫画家觉得如果画了这个主题，会不会得罪另外一些人。香港人就比较没有选边站顾虑。台湾现在的艺术家们很担心被归类是统派，独派，或者中间什么的。他们当然希望不管独派或统派都喜欢他们的作品，对不对？可是香港人就没有这样的担忧。因此我们很喜欢跟他合作，因为他首先是个非常好的漫画家，再者他可以画政治的东西，这不是每个台湾的漫画家都能画的，而且他是一个在香港从事过跟政治有关的事情，所以他来画我们这一些坐牢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可以感同身受的。 法广：做为一个在全世界旅游的美食家和美食作家，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你有普里斯特的玛德莱娜(Madeleine)小蛋糕吗？ 李昂：我其实现在我花了20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去追逐米其林的顶级餐厅。可是现在老实说，吃了20年之后，我更可以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每一个国家能够保留自己的传统食物，而不要在这个全世界的大流通中失掉了自己特色。所以我很高兴台湾借着我们的小吃，保留了很多特色，而我希望这些东西会一直留下来，这个比什么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对我来讲更重要。 我这次来法国其实在里昂有两个活动，一个是以台湾为主宾国的亚洲节，另外一个是到里昂去把这本漫画介绍到里昂第三大学，希望争取更多的注意，以及能够让这个漫画在法国出版。 非常感谢李昂接受法广专访。

2025年11月6日，白宫迎来了五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的共同到访，共同举行C5+1峰会，是美国近年来为重塑其在中亚的影响力所做的最强有力努力的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华盛顿寻求巩固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伙伴关系。 C5+1倡议诞生于2015年，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旨在华盛顿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进行集体对话。特朗普这次邀请国家元首到白宫，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正在再次展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稀土是议程的核心，大量未开发的矿产资源是与美国达成重要协议的主题。 在C5+1外交形式创建十年后，这次最高级别的峰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打算再次成为巨大的欧亚棋盘上的平衡力量。在苏联解体后长期沉睡后，中亚再次成为一个有无穷吸引力的的战略空间。中亚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各大强国的交汇点，但往往被美国外交政策边缘化。 中亚在全球竞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的相关文章描述说，中亚五国地处俄罗斯和中国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它们有能力在地区内某些国家间发挥调解作用，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尊重国家主权，且拥有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因此备受觊觎，并竭力维护自身的中立地位。五国领导人在白宫的峰会，反映出华盛顿认识到，中亚在全球竞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竞相确保关键矿产供应之际。 二十年来，美国放弃了这个地区，让莫斯科和北京在那里织网。自五个共和国独立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到放过这里。也难怪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查夫卡特·米尔齐耶夫告诉特朗普：“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你一样对待中亚。“ 机会窗口 对美国而言，与中亚五国加强关系的重要性透过特朗普在与五国到访总统共进晚餐前的讲话反映出来，他说：“我们正在加强经济伙伴关系，正在改善军事合作。”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计划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战略矿产，并表示这些国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 在这场巨大的地缘政治混乱中，华盛顿看到了一个机会之窗：通过中亚的大门回到欧亚大陆的场景。从19世纪中叶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专属影响，试图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极点。北京已经通过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新丝绸之路”在该地区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已成为第一个贸易伙伴。在安全方面，莫斯科仍然至关重要。如果有机会窗口的话，可能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地区影响力减弱，而另一个地区大国中国陷入内部经济和美国贸易战等困扰。 中亚：帝国和利益的十字路口 必须说，中亚地区集中了欲望的所有成分。它的地下充满了石油、天然气、铀和稀有金属，这些资源也是21世纪技术主权的条件。连接中国和地中海的古老路线也穿过它——这些路线现已成为现代全球化的能源和商业走廊。 但问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中亚仍然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安全锁。美国没有忘记，许多伊斯兰圣战战士来自这个地区，专制但世俗地方政权比其他政权更能遏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 根据协议，美国将在三年内在“关键部门”投资近350亿美元，在10年内投资1000多亿美元，包括关键矿产、能源和技术等。中亚国家仍然大量未被探索的自然储量正在满足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欲望，他们希望使正被中国准垄断的稀土供应多样化。 在矿产领域，哈萨克斯坦也是世界领先的铀生产国，乌兹别克斯坦充满了黄金，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是地球上最大的之一。然而，向世界其他地区交付这些材料仍然很复杂。这个拥有约8000万居民的地区多高山和沙漠，内陆且广阔（400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欧盟一样大），与俄罗斯（北部）、中国（东部）、伊朗和阿富汗（南部）接壤，而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多冲突。 与俄罗斯与中国展开竞争 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专属影响，试图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极点。北京已经通过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安全方面，莫斯科仍然至关重要。 但这次C5+1峰会是连续性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的商业言论——合同、矿产、管道——背后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防止形成一个以莫斯科和北京为主的大陆集团。 据介绍，在白宫的C5+1 峰会达成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商业承诺，包括矿业合作和航空协议，还发表了正式的《经济合作联合声明》，概述了在贸易、能源、教育和数字技术领域加强联系的计划。华盛顿首次在白宫举行此次会议，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打算在中亚这个长期以来由俄罗斯和中国主导的地区，在经济和战略层面与它们展开竞争。 机遇与风险 但对中亚各国政府而言，美国的介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机遇在于帮助它们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新的投资，并减少对莫斯科和北京的依赖。风险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仍然使它们与这两个大国紧密相连。美国侧重于投资和贸易而非政治改革，这种做法迎合了那些寻求实际利益而不愿接受以往西方援助中常附带的道德和治理条件的地区领导人。 然而，这一新阶段的合作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挑战。中亚的内陆地理位置、脆弱的治理体系和陈旧的基础设施使得大规模转型举步维艰。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管道、中国的融资。除非美国能够超越短期协议，持续参与并帮助中亚各国建立相关机构和交通网络，否则这种复兴的外交努力恐怕难以在当前的热情消退后长久维系。 短期来看，华盛顿的介入可能会扩大贸易和投资，同时增强中亚各国政府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该地区能否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平衡发展，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将这些象征性步骤转化为以互信和共同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切实、持久的伙伴关系。 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意义 最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晚的主要公告来自哈萨克斯坦，该国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非常珍视这一进程，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几个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实现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哈萨克斯坦的这一决定被美国总统描述为“真正的进步”，对美国而言，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通过将中亚的丰富资源和贸易路线与海湾资本和以色列技术联系起来，间接地加强了华盛顿的影响力。 分析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将亚伯拉罕协议从中东和平框架演变为旨在促进繁荣、宽容和稳定的跨欧亚架构，作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替代品。”很显然，在世界秩序正在向多极视角转变的时候，中亚再次成为大陆世界的心脏。华盛顿已经明白：通过支持这些草原和山区国家的主权，它不仅在寻找市场，而且是重新平衡欧亚大陆的杠杆。 法国中亚问题专家米歇尔·莱维斯通认为：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我们观察到，外部势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主义与中亚接触：这其中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印度、欧盟以及一些独立行动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亚。 谈到美中竞争，这位专家指出，美国将很难使中亚与中国脱钩，因为中国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与所有五个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为900亿美元（是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两倍），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不超过50亿美元。 竞争焦点 如论如何，C5+1峰会对美国重回中亚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和中国是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行为者。尽管乌克兰战争减少了莫斯科的行动空间，但莫斯科仍然依附于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弗拉基米尔·普京参加了9月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俄罗斯-中亚峰会，距离阿斯塔纳的中国-中亚峰会几个月。欧盟还于4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与该地区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峰会，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和获得中亚关键矿产。 美国似乎在C5+1格式的会议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得到加强。也许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承诺在2026年访问五个中亚共和国，将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推动力量增加动力。 但北京和莫斯科会将如何行动？这也是要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已知的是，11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举行外长战略对话，并同三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

8月15日，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双方对会晤评价积极，但未就俄乌停火等问题达成协议。一个月过去了，在俄乌和平没有任何进展之际，特朗普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之后，在社交媒体发称，他现在认为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支持下，有望“赢回全部乌克兰，恢复原状”。这被认为是特朗普态度180度的大转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俄罗斯拖延乌克兰和平进程已促使特朗普改变了对莫斯科的态度。还威胁对莫斯科实施经济制裁，并强调美国可能继续军援基辅。   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状况如何，与中国贸易如何继续发展。以及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命运如何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广乌克兰问题专业记者克斯尼亚-卓尔诺克莱（Kseniya Zhornokley） 就相关议题进行解读 。 如何分析特朗普立场改变？ Zhornokley："特朗普的立场多变众所周知，但这次确实值得关注。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是军事和经济现实。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俄罗斯在人员伤亡和财政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经济非常脆弱。特朗普最近证实了这一点。其次，是乌克兰的韧性。许多人认为乌克兰无法坚持下去。然而，基辅的抵抗和组织能力令全世界感到惊讶。这正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看法，甚至在华盛顿也是如此。第三个因素是来自盟友的压力。近几个月来，许多欧洲领导人要求特朗普对莫斯科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此，他调整了言辞，以避免显得孤立。最后，还有特朗普的个人策略。我们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喜欢制造惊喜的人，喜欢改变语气以保持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总而言之，这不仅仅是观点的改变，而是军事现实、政治算计和个人策略的结合。 "  泽连斯基究竟能否指望美国提供果断的军事援助呢？  Zhornokley："目前，特朗普的声明没有任何保证，这强化了希望和莫斯科的政治孤立。但目前还没有武器交付或新的资金支持。专家们坚持认为，未来将取决于美国和欧洲能否将这些言论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泽连斯基希望华盛顿能够采取具体行动，并声称特朗普给了普京一个月的时间采取行动。当然，乌克兰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次外交胜利，但同时也非常谨慎。一些专家指出，特朗普是一位难以预测的政治家。今天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明天他可能会更加保守...... " 特朗普强调了欧洲人的作用，他认为欧洲人可以为乌克兰人提供更多帮助，如何理解？ Zhornokley："事实上，他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只有欧洲加大投入，乌克兰才能取得胜利。他将欧洲援助视为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主要手段。这种细微差别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美国总统希望与欧洲盟友分担负担，而不是独自承担的愿望。随后，在与泽连斯基会晤时，他还补充道，我引用他的话：乌克兰能够获胜。但这场胜利必须由欧洲在我们的支持下共同承担。"  特朗普说，与战争时期相比，俄罗斯经济已经严重衰退。他说俄罗斯是纸老虎，但克里姆林宫却说，我们不是老虎，我们是熊。俄罗斯是纸老虎还是泥腿熊？ Zhornokley："自乌克兰战争爆发和西方制裁以来，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会迅速崩溃。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成功地将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它还保持着其军事工业的满负荷运转。因此，俄罗斯经济持续繁荣，甚至在某些月份实现了正增长。然而，在这表象的背后，其弱点是真实存在的。俄罗斯仍然几乎完全依赖其自然资源。制裁、现代技术、半导体零部件的削减以及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脆弱的卢布和民众正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此外，还有人才流失和不景气的民用领域都是现实。总而言之，俄罗斯既不是强大而独立的老虎，也不是熊。它也不是一座沙堡。它有重量，它很重，它站立着。但腿很脆弱。因此，一切都将取决于能源价格以及克里姆林宫能否长期维持其战争力量。"  战争初期，俄罗斯认为乌克兰会在几周或几天内沦陷。今天乌克兰具体情况如何？  Zhornokley："乌克兰还在坚持。这才是最大的意外，不仅对俄罗斯人，对法国人和欧洲人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人认为这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看看战线的情况，就会发现局势仍然极其艰难。俄军仍然控制着大部分被占领土，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人则继续抵抗，但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马克龙总统在上周三采访中也提到，自2022年11月以来，俄罗斯只夺走了1%的领土。他确实说过，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控制着近20%的乌克兰领土。但最终，即使自战线稳定和乌克兰发动反攻以来，战线被冻结，真的被冻结了，有时只有几公里。每一次前进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乌克兰军队虽然缺乏弹药和装备，但他们仍然有能力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他们证明了自己能够抵御一支最初看似不可战胜的俄罗斯军队。 " 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直接向中国发出呼吁。他表示北京有办法迫使莫斯科结束战争。您能解释一下吗？  Zhornokley："理由很简单：中国如今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中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从而不断增加俄罗斯的预算，进而增加其战争支出。北京通过削减这种支持或施加政治压力，可以真正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这意味着，对泽连斯基来说，这是政治举措。他向中国发表讲话，要求中国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但当然，在现实中，这不太可能。中国已经解释过，它不能接受俄罗斯的失败。首先，中国不能承受将其庞大的邻国陷入混乱；其次，俄罗斯虽然实力削弱但仍屹立不倒，仍然是对抗西方的有益伙伴。最后，俄罗斯的失败将向攻击台湾发出负面信号。因此，泽连斯基的讲话首先是政治性的。它让中国直面其责任：要么成为一个能够带来和平的大国，要么继续与莫斯科结盟。"  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关键点：即使在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也从未停止过？ Zhornokley："因为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战争爆发前也是如此，中国进口玉米或小麦等对对其食品和工业至关重要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乌克兰仍然依赖许多中国的制成品、机械零部件和消费品。换句话说，战争并没有消除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谨慎。但在经济上，它仍然与基辅保持贸易往来。 数据表明，即使在战争时期，国际贸易仍然是乌克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去年（2024年）的最新趋势，乌克兰的进口和出口总额约为112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其中，乌克兰进口了价值近700亿美元的商品，出口了价值410亿美元的商品。在这些供应国中，中国位居榜首。根据贸易组织2025年7月的数据，2024年中国从乌克兰的进口额达到140亿美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2025年7月的数据：中国对乌克兰出口约4.16亿美元，从乌克兰进口约1.66亿美元，导致中国在此期间对乌克兰保持贸易顺差。根据乌克兰驻华大使馆“经贸合作”网站的数据：乌克兰对华服务出口约为8850万美元（同比下降28.7%），而中国对乌克兰的服务进口约为2.98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1.5%）。 数据有很多，但真的必须看看双方的数据，因为有乌克兰方面的数据，有中国方面的数据，还有国际组织也提供数据。数据显示，即使在战争时期，国际贸易仍然是乌克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  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无人机的零部件与中国关系也很深？ Zhornokley："这方面有数据，或许也有一些事情需要核实和讨论。例如，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在俄罗斯无人机中检测到的92%的外国零部件，例如电子设备、摄像头、发动机、天线、导航模块，都来自中国。在乌克兰，即使是无人机，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也很大。一份报告显示，只有5%的乌克兰国防公司声明其系统中没有使用中国零部件。这意味着95%的无人机，即大多数无人机都使用了乌克兰制造的零部件。自2023-2024年以来，中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无人机零部件（例如飞行控制器、发动机、无线电模块和导航摄像头）实施了出口限制。但尽管有这些限制，乌克兰仍然进口大量中国设备用于其无人机。 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军队从未进口过如此多的中国制造的无人机零部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我们知道，乌克兰曾呼吁民众参与无人机制造，许多人也提供了需要找到的零部件清单，而很多时候，大多数零部件……得在速卖通或中国的销售网站上找到。这非常重要，但你也要知道，对于我们记者来说，核实这些数据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没有现场消息来源，如果我们没有接触过、没有调查过，我们就无法核实这些事情。乌克兰的战略仍需调整，因为今年，也就是2025年，乌克兰计划购买约450万架FPV无人机，以增强其作战能力。但这些无人机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本土生产。" 最后一个话题是乌克兰儿童被绑架事件。普京也因此被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定罪了，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给普京写信特别关注这些儿童的命运……你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 Zhornokley："相关数字令人毛骨悚然：自2022年以来，已有数万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或被占领土。西方观察员和合作伙伴正式记录的案件数量超过19,000起——一些专家估计，考虑到部分转移行动仍处于隐匿状态，实际总数可能接近35,000。 2023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以非法驱逐儿童（涉嫌战争罪）为由，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发出了逮捕令。问题是：俄罗斯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因此这些逮捕令目前仍未执行。 我们目前对事实了解多少？耶鲁大学和其他团队的调查已在俄罗斯和被占领土上发现了200多个地点，乌克兰儿童在这些地点被围捕、灌输思想，有时还被迫参与准军事活动或在入籍后被列入收养名单。俄罗斯对此提出异议，但卫星图像和交叉核实的证词确有存在。 遣返有可能吗？这极其困难：鉴于网络的不透明性和儿童的广泛分散性，“几乎不可能追踪”。少数儿童通过国际调解返回，通常是小规模返回——例如卡塔尔就帮助遣返了数十名儿童——但这仍然是例外。 最后，在法律和外交方面，联合国、欧盟、美国和欧安组织都在谈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他们要求获得探视权、追踪儿童，并无条件地将他们送回他们的家人身边。 这些并非孤立案例，而是一个系统。证据越来越多；逮捕令已经存在；但遣返却很少。现在的挑战是识别、找到并逐一将这些儿童送回。" 非常感谢法广乌克兰问题专业记者克斯尼亚-卓尔诺克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举一动受到高度聚焦。尤其是最近两人互动频繁，与印度总统莫迪以及多位欧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上合组织峰会后，又继续在北京同框，加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作为北京93阅兵的主角想全球展示他们面对西方的团结。在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后，全世界还在观察俄美关系历史性的回转是否会给俄中关系产生影响之际，在北京和华盛顿正面竞争的背景下，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霸权和价值观。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惊叹：“看来我们已经把印度和俄罗斯都输给了最深邃、最黑暗的中国。” 中俄两国领导人关系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解，甚至这种和解，能走多远？对两国和国际局势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法国前驻中国、英国和俄罗斯大使 白林 （Sylvie Bermann）最新著作《熊与龙：俄罗斯、中国：一段无限友谊的历史？》由塔兰迪尔出版社出版。她在接受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Géopolitique）中，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了。  普京出席北京二战结束20周年纪念活动意味着什么？ 白林大使认为，这印证了中俄友谊的坚固。是一种无止境的友谊，甚至是钢铁般的友谊。她说：“（普京的出席）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与普京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也是如此。5月9日，习近平出席了在红场举行的纪念战胜纳粹的纪念活动，普京承诺出席另一场纪念活动，即纪念二战中战胜日本的纪念活动。北京和莫斯科利用俄罗斯方面的卫国战争历史和中国方面的抗日战争历史来巩固两国关系，确实存在一种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雅尔塔协议和所有重要的会议，就会发现罗斯福要求斯大林进攻日本，而进攻发生在广岛和长崎之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这也是两个胜利者阵营国家的辉煌历史，他们想要表明，这一切并非只属于西方世界，西方世界通常会用联军登陆的方式来庆祝。“ 习近平和普京有什么共同点？这两位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白林认为，的确他们两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那句外交界的名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这个敌人，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也就是美国。她指出，“事实上，即使特朗普对普京很感兴趣，但美国政界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普遍对俄罗斯抱有敌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而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即美国强国惧怕崛起的大国。因此，‘冷战’可以追溯到特朗普之前，甚至追溯到奥巴马时代，当时他决定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俄罗斯感到被西方的北约包围，或者至少是被其所包围；而中国也同样感到被美国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该地区与大多数国家的联盟体系所包围。所以，他们对世界有着相同的愿景。他们也认为世界将被美国霸权所主导，或者更广泛地说，被西方所主导。他们今天想表明，权力并不一定站在西方一边，他们制定的规则，以及他们指责西方不尊重的规则，是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就见证了这一点。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处在一个多极世界，而今天，全球南方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最初在对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后，情况完全逆转了，与中国的联盟可能会让莫斯科非常孤立？ 白林指出：“俄罗斯并非孤立无援，因为它恰恰得到了全球南方这些大国的支持。但这种伙伴关系并非联盟。中国不愿结盟，正是因为它曾与苏联结盟，并因此深受其害。中国就像老大哥一样，把自己的权力强加于小弟。而如今，确实存在着权力的逆转。因此，两国实际上在联合国框架内相互支持。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支持乌克兰战争，它也投了弃权票，并拉拢一些其他国家加入。此外，当金砖国家在2024年夏天在喀山举行会议时，俄罗斯媒体谈到了“全球多数”，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其中一些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如今，无论是人口规模，有时甚至GDP份额，它们最终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在北京的9.3阅兵式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高调出席了。对朝鲜领导人的出席意味着什么？  白林的分析是： “首先，他很少出访。所以，这的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参与。朝鲜与中国没有结盟，但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导师。因为实际上，斯大林并不想直接与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开战，他告诉金日成，可以开战，但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找毛泽东。于是，中国参与了这场战争。它派遣了数十万志愿军，最终使所谓的“志愿军”得以存在，也使朝鲜政权得以维持。自那时起，中国一直是朝鲜的唯一导师，也就是说，它保护朝鲜免受过度制裁。它还保障了朝鲜的生存，同时试图阻止其冒险主义。乌克兰战争的新特点在于，弗拉基米尔·普京25年来从未踏足朝鲜，对朝鲜不感兴趣，甚至完全鄙视朝鲜，如今却决定与朝鲜建立真正的联盟。而这恰恰是因为他需要人员和装备来应对乌克兰战争。此外，作为交换，俄罗斯很可能提供零部件，或者至少是朝鲜弹道导弹和核计划的援助。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它认为朝鲜是个麻烦制造者，而它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俄边境出现问题，带来移民和混乱的风险，进而影响到中俄边境。” 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如何？他们性格相投吗？ 白林指出：“是的，绝对如此。他们之间有着真正的私人联系。这当然是一个政治选择，一个长期的选择。他们是两个不同帝国的统治者。因为中国经济繁荣，而俄罗斯则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产生了共鸣。他们都决定延长任期。普京通过修改宪法。习近平则决定无视邓小平设定的十年执政。然后，他们都对西方抱有敌意。除此之外，他们的出身略有不同，年龄相同，这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他们经历了相同的世界历史。普京是前克格勃特工，习近平是“红色王子”，他是习仲勋的儿子。习仲勋曾是毛泽东的亲信之一，但多次被解职、排挤，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他所遭受的苦难肯定比其他中国领导人要少，对其他中国领导人来说，那段时期是一段极其糟糕的时期，但这并非完全是习仲勋的情况。但他们确实很相似。再次，因为他们首先是两个不愿接受西方规则的独裁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将俄罗斯推向了中国的怀抱 ?  白林的分析是：最近并非如此，因为如今，由于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美俄关系的缓和更加明显。但事实上，正是由于无法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无法保持良好关系，才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我们总是谈论所谓‘反向基辛格’，即与实力较弱的国家俄罗斯走得更近，以对抗中国。” 但基辛格提出了其他更明智的建议，那就是华盛顿应该分别与莫斯科和北京建立比两国之间更好的关系。而结果却与基辛格的建议截然相反。 欧洲的地位如何？欧洲人扮演着什么角色？ 白林认为： “欧洲人的处境有些艰难，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某些人称为后现代的世界，仿佛身处丛林之中。就法治而言，欧盟建立在法律与和平之上。而如今，世界并不太平。大多数大陆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陆国家，都不需要多边主义和法律，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无论他是否干预格陵兰岛。仅仅提及这一点，最终就真正违背了法律的概念。因此，这些国家最终感到有权不再遵守这些规则。 美国如今对待欧盟的方式是个意外。确实令人惊讶。部分原因是欧洲人错了，因为多年来，他们不愿倾听。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们依赖华盛顿的保护和施舍。​​他们对自己说：‘我们会等，这只会持续四年，事情会恢复正常的。‘  拜登还算正常，但他与法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潜艇协议。缔结“奥库斯”同盟，这仍然是对法国的背叛。但这确实是对欧洲人的一种蔑视。现在，特朗普上台后，情况显然进一步升级。出现了几场令人羞辱的场面。七国集团峰会，唐纳德·特朗普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开了一天就离开了，说：“孩子们，玩得开心！我还有正事要做。” 以至于北约峰会，他们为了不让特朗普离开，缩短了一天，还对他大加赞赏。他们同意增加5%的军事贡献。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承诺购买美国武器。最后，我要说的是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上举行的会议。苏格兰不属于欧盟，特朗普在那里对欧洲定下了关税协议，征收15%的关税。然后，欧洲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排起长队，站在这位老爷唐纳德·特朗普面前，这仍然是对欧洲人的蔑视。但如果我们敢于使用我们掌握的工具，也就是经济工具，我们就会强大。首先，我们被视为一个经济强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而我们没有使用胁迫手段或我们掌握的手段。其次，我们缺乏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仍然缺乏欧洲防御，缺乏军事工具，因此缺乏可信度。如果我们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取代美国，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手段。因此，欧盟必须绝对停止幻想和认为世界会在中期选举或特朗普任期结束后恢复正常，必须接受自己是一​​个强国的事实，否则它将不会被视为强国，并将被淘汰出局。“ 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和解正在加强？ 白林：现在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这种和解会持续下去。但同样，只要世界仍然由华盛顿和中国的竞争所主导，中俄关系就完全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和发展，尽管存在一些不信任。我的新书中将两国历史追溯到13世纪。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世纪、不同的时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双方的关切也不尽相同。有紧张的时期，也有更加平等的友谊时期。最后，最糟糕的时期，归根结底是苏联时期，也就是中苏同盟时期，最终以……一场乌苏里江战争和大量人员伤亡告终。所以我们无法做出非常长远的预测。正如中国人所说。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但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言，因为世界是由中美之间的竞争构成的。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圣战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将其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并企图攻击其他目标，其中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近3000人在袭击中丧生，世界为之震惊。 这一天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际体系。世贸中心作为金融实力的象征被摧毁，五角大楼作为军事力量的象征遭到打击。突如其来的灾难让美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大型制度性堡垒的脆弱，同时也让全世界认识到，恐怖主义这种非对称性威胁能够直接挑战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特别是近年来，法国地缘政治学者泽维尔·克雷蒂耶和伊莎贝尔·索米耶分析指出，对乔治·布什总统而言，这次袭击显然、立即属于“侵略”和“战争行为”。这些打击之所以被视为战争场景，是因为它们直击美国实力的象征，带有反复性与精心协调性，同时造成了混乱——例如联邦政府似乎出现了各种猜测甚至恐慌：国家领空失去控制、国家元首“消失”等。这些图景确实让人联想到战争，尤其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遭遇过实际武装冲突的国家。然而，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用语显然并不适用于刚刚发生的事件：没有战争宣告、没有事后公开的宣称，总之既没有可见或可识别的敌人。 在袭击发生后，北约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援引华盛顿条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条款”。北约成员国于次日集会，确认对遭受“武装攻击”的美国表示团结，并支持其军事回应。至于联合国安理会，当天通过了第1368号决议，称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构成了《宪章》所载“固有的个别或集体自卫权”。在许多人看来，大规模屠杀已使这一行为被归类为“武装侵略”。法律上的定性争论在事发数周后仍在继续。法学家如安东尼奥·卡塞塞和罗贝尔·巴丹戴尔认为，这些袭击构成了反人类罪，因为其性质是“在明知攻击的情况下，对平民人口发动的广泛或系统性攻击中的谋杀乃至迫害”，正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1条所界定的那样（该规约当时尚未生效）。 随后，北约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美国：加强情报共享、提升盟国设施的安全、为美国及其他盟国提供军事飞行许可、开放港口和机场、部署海军部队和空中预警机，等等。2001年10月，北约启动了首个反恐行动“鹰助行动”，派遣预警机协助巡逻美国领空；同年10月26日，又启动了第二个行动“积极努力行动”，在东地中海展开巡逻，打击潜在的恐怖活动。北约的反应表明，恐怖主义被确立为对国际安全的直接挑战。自此，北约在战略概念中正式将恐怖主义列为威胁之一，并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持续保持反恐合作。 然而，有学者们的研究指出，美国在9·11之后的反应最终对自身不利。国际安全研究员艾莉·巴拉内指出，从规模和损失上看，这一袭击本身并未让美国“跪倒”，真正的战略转折点在于美国政府的选择：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介入，以及将伊朗和朝鲜列入所谓“邪恶轴心”。马武·切萨强调，这些战争不仅消耗了巨额财政，也让美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合法性和威望。在国内，战争带来的社会与政治负担也逐渐削弱了政府的稳定性。这些“战略错误”被认为象征着“美国世纪”的终结——自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政治理念影响世界，而9·11后的单边主义政策，则以失败告终。 法国学者皮埃尔·哈斯纳曾将这一政策称为“穿上战靴的威尔逊主义”。马武·切萨则总结，这一时期体现出“强硬且带有救世主色彩的单边主义”，被许多国家视为“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这些政策最终标志着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失败，也呼应了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警告。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叙事围绕与另一大国的对抗；冷战胜利后，则是“无可争议的主导力量”。然而9·11之后，一个新的叙事占据上风：“全球反恐战争”。这一高度二元化的叙事被广泛用于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提供合法性，也成为战略格局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这一叙事延续近二十年，使美国在战略上忽视了另一股力量的崛起——中国。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全球反恐战争”叙事的长期主导，美国或许会更早在战略上集中力量应对中国。 9·11之后，美法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变化。2003年，美国以虚假情报为依据，在联合国讲坛上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辩护。这一举动严重冷却了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法国当时的反对立场为其赢得了国际声望，也突显出美法之间不同的世界观。然而，在表面分歧的背后，美法在反恐合作上却日益紧密。特别是在非洲，美国的情报与资源对法国极为宝贵，双方在反恐情报共享上建立了深度合作。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法在军事战略上重新趋同，从非对称冲突逐渐转向高强度冲突。 在国内，美国政治与军方在战争战略上长期存在分歧。即使在撤出阿富汗的问题上，也有不少军官强烈反对，但政治决策最终占据上风。在国外，美国外交在许多地区陷入困境。大使馆如同堡垒，当地民众接触有限，缺乏解释性的沟通。无人机袭击更是缺少叙事支撑，尤其在巴基斯坦，引发了全球最高水平的反美情绪之一。 与此同时，2003年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被指责为“虚伪”。俄罗斯与中国利用这一点，强调美国所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流于表面，试图通过这种批评来挑战美国的地位。中国特别利用9·11后的美国政策失误，将自己塑造成“真正的秩序维护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 即便在二十四年后的今天，9·11仍未走远。2025年8月，纽约当局宣布，三名新的遇难者通过DNA检测技术的进步被确认身份。他们是26岁的交易员 Ryan D. Fitzgerald，以及退休女高管 Barbara A. Keating，第三位女性遇难者的名字未被公布。Keating 的遗骸早在2001年便被发现，她当时搭乘的是被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美国航空11号航班。其儿子 Paul Keating 解释说，DNA信息来自一把发刷，而另一处唯一遗迹是一块银行卡碎片。他感叹：“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Fitzgerald 的遗骸则在2002年被发现，当时他在世贸中心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并正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如今，这三位遇难者终于被确认身份，但纽约超过2700名遇难者中，仍有约40%的人未被确认。 自2001年以来，纽约法医办公室不断分析数以万计的遗骸碎片，努力克服火焰、阳光和细菌造成的基因损伤。首席法医表示：“我们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以此向失踪者致敬。” 二十四年过去，9·11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轨迹，也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直到今天，遇难者的身份确认仍在进行，提醒人们记忆与哀悼的重要性。9·11是对人类共同安全的警示。面对恐怖主义，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而在反恐的名义下，战略选择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新的困境。在纪念日，我们不仅要缅怀遇难者，也要反思：如何真正建立一个既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又维护国际合法性与合作的全球秩序？这些问题，仍在等待世界各国的回答。

过去两周，印度尼西亚民众怒火中烧，抗议活动席卷整个菲律宾群岛，已造成多人死亡。事情的起因是印尼580名国会议员每个月都可领取5000万印尼盾（2600欧元）的住房补贴。这笔钱相当于印尼首都雅加达最低工资的十倍。除了住房补贴外，印尼议员本身的工资就已经高得离谱，他们的月薪大约是1亿印尼盾（约7700欧元）。因此这项议员专属的“福利”让许多人倍感愤怒，尤其是贫困人口和中产阶级，对城市中产来说，大部分人的工资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印尼国内大规模裁员潮却一波接着一波，青年失业率又居高不下，据悉，印尼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6%。  8月25日，学生和工会成员聚集在雅加达议会大厦前，谴责政府这项荒唐的决定。集会最初是和平进行的，但8月28日星期四，抗议活动出现重大转折。21岁的摩托车快递员阿凡·库尼亚万（Affan Kurniawan）被一辆军事警察部队的装甲车撞倒并碾压致死，这起惨烈的悲剧引起了群众的愤怒。这段视频在社交网上疯传，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此外，作为报复，财政部长和多名议员的住所也遭到洗劫。甚至还有抗议者在东部城市望加锡的一座议会大楼纵火，造成多人死亡。迫于政府的压力，连拥有1亿印尼用户的TikTok都不得不暂停了直播功能。  此次抗议活动是苏哈托政权的威权统治被推翻后最大规模的暴乱，也可以说是自1998年印度实行民主转型以来最激烈的民众示威活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抗议活动恰好暴露了印尼这个年轻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要知道，在25年前印尼还是世界上最集权的国家之一。一个长期处于威权统治的国家为何在成功实现民主后却难以维系？并且在水土不服后又一步步发展到现在，成了披着“民主”这张羊皮的“独裁狼”，实质更接近威权统治。这样的民主危机听来似乎并不陌生，哪怕像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此，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语境下，深入分析印尼的民主危机便显得格外有意义。    佐科的时代：违宪也要让儿子当副总统  回顾印尼的民主化进程，短短25年内，它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巨变。1965年印尼发生政治危机后，苏哈托将军上台，建立“新秩序”政权，政权高度集权，虽然名义上有选举，但实质上是威权统治，政治自由受限。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印尼的民主化实践在一开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新闻自由得以恢复，一百多个政党迅速注册。1945年宪法也得到了深入修订，特别是增加了一部完整的人权法典。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成果持续显现。  2014年是一个转换点。  佐科·维多多于2014年以“外来者”的身份上台担任总统，2019年连任第二届，并享有极高人气。他曾是一名商人，由于出身并非传统的政治精英的团体，这曾许多人看到了一些希望。此外，他在任的政绩确实也可圈可点。自佐科上台以来，印尼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5%（2020年和2021年除外），而通货膨胀在2019年至2023年间保持在东盟国家平均水平之下。  这些积极数据得益于印尼大规模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中国的 “大基建”模式一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2023年10月开通的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以及新首都努桑塔拉的建设。虽然这些基础设施的开发依赖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资金，但同时也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幅增长，从2020年的191.8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47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离不开投资者对印尼政治体系的信任。   但随着他第二个任期的临近，他开始有意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王朝”。2020年，他的女婿成为棉兰市（苏门答腊岛）市长。2021年，他的长子吉布兰·拉卡布明（Gibran Rakabuming Raka），一位在商界起步时并未表达从政意愿的企业家，却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苏拉卡尔塔市（爪哇岛）市长，随后于2024年2月至3月与普拉博沃一同当选副总统。2023年9月，他的第三个儿子也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团结党（PSI），两天后成为该党主席，并表示希望竞选德波市市长。  但2017年印度尼西亚选举法明确规定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最低年龄为40岁，佐科的长子之所以能当上副总统，是靠“关系”的运作，当时该法院由佐科的内弟安瓦尔·乌斯曼领导。因此即便违宪，也顺利当上了副总统。这一事件标志着印尼的司法独立性受到政治权力干预的严重侵蚀，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政治王朝化趋势和民主体制退化的担忧。    普拉博沃：当大独裁者的女婿变成抖音上的可爱老爷爷   其实佐科有过更大胆的想法，他曾提出修改宪法以谋求第三任期，甚至提出因疫情影响延长第二任期，但因遭遇强烈反对，不得不放弃。随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策略，秘密与曾经的死敌和竞争对手普拉博沃达成协议，支持普拉博沃与自己的长子吉布兰搭档竞选副总统。  这一联盟公布后，靠佐科在执政十年仍高达80%以上的支持率，普拉博沃的支持率在2023年最后一季度迅速上升，从37%飙升至47%。自此，佐科虽未公开表明支持，但却处处尽力为普拉博沃-吉布兰这对组合助力，动用所有的资源确保选举胜利。  最终在2024年大选中，普拉博沃以58.6%的得票率大胜，成为印尼的新总统，佐科的长子也如愿成了副总统。  普拉博沃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这次反对特权阶层高额住房补贴的大规模抗议发生后，普拉博沃明确发声谴责，他在雅加达总统府发表讲话时表示：“和平集会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些非法行动的迹象，这些行动甚至违反了法律，甚至构成叛国和恐怖主义行为。”显然，他以威权政府的口吻将这些示威活动定义为反对国家的暴力活动。  但如果知道普拉博沃还有另一个身份和一段隐秘“黑历史”，大概就不会惊讶他这种独裁者的态度了。普拉博沃曾是印尼前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 1998年，印尼正处于政治动荡期，普拉博沃所指挥的特种部队被指控在雅加达绑架了多名民主活动人士，其中13人至今下落不明，其他获释者也遭受了严酷的折磨和酷刑。这些事件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谴责。  当时，学生们和社会各界强烈呼吁苏哈托辞职，苏哈托的统治因经济危机和社会骚乱而岌岌可危。1998年5月，经过大规模骚乱，苏哈托最终被迫下台。许多人认为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在这些骚乱中扮演了幕后策划者的角色。尽管美国曾因普拉博沃与失踪活动人士事件而禁止其入境，但他从未因此受到正式审判。  但这样一个暴力与独裁的军人形象是如何赢得选票，摇身一变，成了印尼第八任总统呢？除了佐科的助攻，他本人也通过社交媒体淡化自己的过往。回顾他的改版，2014年，他作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参选；2019年则以激进伊斯兰主义者身份再次竞选。而2024年，他则以“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形象出现，通过精心策划的社交媒体营销赢得年轻一代选民的支持。  专家分析称，他成功笼络了支持威权主义的老派，也吸引了占选民约四分之一的“Z世代”年轻人，这代人未经历过独裁的痛苦，超过三分之二投票支持他，认为他“很可爱”。此外，竞选期间他未正面回应法治和人权问题，反而在当选后继续质疑议会民主，称其“令人疲惫、混乱且成本高昂”。这让很多民众感到忧虑。  事实是他当政后，很快便组建一个联盟，以便在印尼的国家立法机构人民代表会议（DPR）中灵活操控局势。80%的DPR成员已经进入联盟，只有一个政党进行了抵制。而即便他如果因健康状况不能完成任期或无法连任，那副总统，也就是佐科的长子便有望继承大任。  由此看来，印尼的民主早已危机四伏，并且在近十年内一直处于“开倒车”的状态。而荒谬的是，这些人都是通过议会民主制度获得了权力，然后再去改变权力结构。  印尼是东南亚人口、面积、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它的人口占东盟总人口的41%，GDP几乎占整个东盟总量的40%。这一主导地位使印尼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区领导者。假如印尼真的重回独裁时代，那么作为东盟地区的领导者，必然会加剧区域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9月3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阅兵将聚焦全球的目光。这次阅兵的背景是要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据中国官方高层介绍，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而四个内涵重点之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宣示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其政治意味跃然纸上。而中国公布的出席阅兵式的二十多个国家领导人中，金正恩和普京尤其受到关注。有评论更将其称为是“一场威权领导人的聚会“。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集军事、政治等多重元素考量的集会，背后的含义各有解读。 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请现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先生就相关议题谈谈他的看法。 首先，这次阅兵的题目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首先突出的是“中国人民”这个词，这是否也是一种模糊抗战历史的方式呢？ 郑旭光：这也是一个议题选择的问题。如果按规范说法，当然是 “中国”或者叫“中华民国”的抗日战争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共产党一定要规避掉“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所以就把它定义为“人民”的战争，仿佛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那中华民国政府只能出现在第二层或第三层叙事里了，因为过去在国内的政治宣传不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所以就将其矮化为国民党政府，当然也没有问题，按照民主国家的讲法，可以称执政党为党政府，或者说因为当时蒋介石是党国，也可以叫做蒋介石政府。但是总体来讲，这也是它的合法性，即在北伐之后的党国有其合法性不足的一面，而这也是共产党能抓住的一点。基本上这个叙事坚持到现在就更清楚了，就是要规避掉中华民国。我觉得中共倒没有刻意要规避国民党，因为你是一党，我也是一党，这样反而没问题。比如习近平和马英九新加坡会面，完全可以称之为两党会面，但是绝对不能定位为两国会面。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国家，要讲中华民国，这有是中共不愿意的，所以讲“中国人民”，就是把这事虚化了，把国家就虚化了。 那中国人民多了，对不对？战争是以国家为作战一方的，而不是中国人民为作战一方。沦陷区有那么多中国人民，他们是不是也抗战呢？所以这一点反而也说不清楚——而说不清楚正好可以搅浑水。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起什么作用？他就可以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游击队嘛，对吧？是人民战争……但是你要说国家之战，那当然主要还是国军，就是政府军队在起主要的作用。 法广： 在二十多个来参加九三阅兵的国家的领导人中，当然最耀眼的人物就是金正恩和普京。二战之后秩序经过80年的变迁，这三个领导人突然首次同框的局面，对世界呈现出什么样的叙事呢？ 郑旭光：呈现一个冷战秩序，很诡异的是有复辟倾向。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有冷战，一直到柏林墙倒塌。中国这个冷战结束应该与89年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会见戈尔巴乔夫，即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尼克松推动，在79年1月的中美建交。所以对中国来讲，冷战秩序是分了两步，先和美国建交——当然美中建交的牺牲品就是中华民国。另外一个就是89年和苏联的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89年冷战秩序结束以及柏林墙倒塌都跟戈尔巴乔夫有关系，他是终结冷战秩序的一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之后的叶利钦很快就退出了和朝鲜的友好条约，这是一个军事上的互助的条约，本来是韩战期间或之后中、俄、朝三国的，俄方由叶利钦退出了。但朝鲜和俄国在前两年签署了军事互助的协议。因为中国没有退出，所以在普京和金正恩签约之前，中朝是互为唯一的军事伙伴，血盟是始终存在的。中朝血盟为基础，现在再加上了俄国，俄国和朝鲜有协议，和中国没有，但是有“无上限的友谊”这个解释，但是这一点有争议。这一次阅兵，最醒目的自然是金正恩和普京，那仿佛就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再现。俄、中、朝一下子回到了在亚洲确定冷战秩序的韩战上，冷战后，我们知道的后冷战时期大家基本认为已经结束了，旧冷战1991年结束之后有三十多年空前的全球和平时期，现在应该也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中俄、朝加上伊朗，即被美国政界定义为“邪恶同盟”，DAN 伊朗毕竟地处中亚，对这边东亚的影响小得多，那还是中俄朝三国了。 还有一个很醒目就是中亚五国全部都来了，这些传统上是被视为俄罗斯的后院的国家，但是因为普京陷到了俄乌战争中间，对抗整个西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被迫默认中共进入中亚，中亚五国和中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签约国家。 法广：这五个国家刚刚参加了天津上合峰会...... 郑旭光：韩战时的中国高度依赖苏联，现在颠倒过来，俄国高度依赖中国。所以因为俄国的势力空前削弱，中亚五国和中国关系非常之紧密，另外它开放出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让中国作经济开发。 另外，出席的国家中东盟也很醒目，东盟几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也参加了，东盟是在战略上要和中国保持接触，维持和平，主要的利益是在经济上。其他还有包括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这些传统盟友国家。不久前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用中国的空战系统击落了法国的幻影战机，可以说震动了整个军工界，可以说一下就把中国的综合武力从之前的第四或第五名提升到了美国之后。所以巴基斯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同盟…… 总体来看，这次参加阅兵的国家都是围绕着中国周边。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似乎还是处于一个战略守势。他并不像刚上台的时候全球大撒币，万国来朝这么一个局面，这次阅兵看样子是战略收缩防守的一个态势。但是全球战略收缩也可能意味着区域的攻势。 习近平和普京之间互有所求,各有心腹事，习近平要的就是台湾的统一之战。而普京对习近平可能很难要到吞并乌克兰四州这样的条件。中国目前立场不支持俄国吞并乌克兰领土，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至今也不认可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中国明确支持的是反对北约东扩立场。普京和习近平还有一个共同话语：战后秩序。普京主张要回到雅尔塔秩序，即俄罗斯（苏联）是世界两强之一的位置，或者说至少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包括在前苏联地区，在东欧有话事权，普京要的恢复苏联雄风，恢复沙俄雄风。对于这一点，习近平会给予部分理解，最起码非常坚定地反对北约东扩。习近平反对北约东扩，普京支持中国统一台湾，这也是他们俩的一个战略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基础。 法广：另外，据中国官方的介绍，这次参阅的武器装备数量多，初次亮相的占比高。那么这样的展示又折射出了什么样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考量呢？ 郑旭光: 应该说武器展示主要是耀武扬威，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习近平现在并不想正面的跟美国进行军事对撞，但是他可以向其他的国家都展示这一点。如果说美国看到中国的军力很强，事实上就要加大军备，刺激美国搞起中美的常规武器军备竞赛完全有可能。通过阅兵耀武扬威是肯定的，对于周边的国家，中亚五国，东盟十国，对印度，对于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三个美国的东亚地区的盟国，包括印度这样的国家，当然是有震慑作用。 习近平的个性非常强，二十大以后他就基本上是个人独裁了。毛泽东几乎年年阅兵，习近平又是阅兵最多的领导人----------远远少于毛泽东，远多于邓江胡（他们一人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是和平，要发展，要韬光养晦，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所谓“集体领导”。尽管邓小平标榜他是第二代核心，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和毛泽东基本一样，是当之无愧的个人独裁。而个人独裁者，不管他有什么特点，不安全感都最强，因为他要把其他的派系、势力全部压制住。阅兵就是要加强个人的声望的。毛泽东曾告诉斯诺：“个人崇拜必须要搞，不搞就要垮台”。高华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就认为博古在苏区就没有个人崇拜，没有影响力，个人崇拜对于个人独裁体制非常有用，所以阅兵就是一个很好的树立习近平个人形象的方式。 我们考虑中共的行为，对于毛泽东时期、江胡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应该有所区别地看待。独裁者首先考虑个人的统治地位不稳，其次才是党国的利益，再其次才是国际上的斗争。从这个次序上来讲，我觉得习近平通过阅兵，首先是显示自己的权力稳固！独裁者的尴尬是，一方面政治是黑箱，谣言很多。另外一个是精英分子希望他垮台，因为没有哪个精英集团希望有个独裁者压制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谣言会一直很多，只要他在，他的露面，就是显示这些谣言可以不攻自破，仍然掌握着大局。在这点上，他和毛泽东应该是一样的，毛泽东拼着命去接见红卫兵，要见外宾，都是要显示自己权力依然在手。习近平也已到了毛泽东晚年的这个状态上了，他的时不时要显示自己身体很好。比如他不久前去西藏，就是表明自己身体很好…… 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我是阿曼亭，本次节目的主题是：泰国和柬埔寨边界冲突停火的背后，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影子。 8月7日星期四，在东盟的主持下，泰国与柬埔寨在吉隆坡签署了边境停火协议。这份协议是在马来西亚斡旋下，经过四天的谈判才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将由东盟国防武官小组监督执行，中国与美国受邀担任观察员。 然而，停火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紧张局势的彻底结束。泰国军方通过关键军区总司令布恩辛·帕德克朗（Boonsin Padklang）明确表示，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不会从边境11个战略要地撤军。这一立场不仅凸显泰国文职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分歧，也让外界对协议执行的前景存在疑问。 特朗普亲自介入 自今年二月份以来,泰国与柬埔寨的领土边界争端就不断发酵，7月24日达到高峰。这一天，柬埔寨向泰国平民区发射火箭弹，泰国空军随即回击，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28日晚双方宣布暂时停火，但边境局势依旧脆弱。冲突造成至少43人死亡。 冲突升级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月26日亲自介入，电话敦促双方停火。柬埔寨随即于8月1日宣布支持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在金边张贴的巨幅海报上，美国总统的画像被配以“和平总统”的字样。 柬埔寨此举被泰国视为是机会主义的外交操作。泰国认为柬埔寨希望在不疏远北京的同时，让美国向曼谷施压。泰国专家说，柬埔寨当局深知中国与泰国关系深厚，让中国向泰国施压是不可能的，北京不会以这种方式施压曼谷，因此转向了华盛顿。 过去十五年，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坚定的伙伴之一，北京在柬埔寨投资港口、公路、铁路和特区，将其打造成“一带一路”进入中南半岛的关键支点。但自洪森之子洪马奈接任柬埔寨首相后，柬埔寨的外交开始呈现微妙的变化。洪马奈有着美国背景，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这为金边与华盛顿恢复对话提供了条件。去年底，美国军舰首次停靠西哈努克城，被视为美柬关系的象征性突破。近期，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与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赛哈（Tea Seiha）会晤，被柬埔寨媒体称之为“成功的会晤”。在拜登担任总统的时候，华盛顿已经承诺与柬埔寨恢复良好关系以制衡中国，现在华盛顿很高兴地看到，金边对华盛顿的示好给予了回应。 泰国的反应也耐人寻味 在柬埔寨转向华盛顿的同时，泰国的反应也同样耐人寻味。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泰国在军备上多依赖美方，不过，泰国察觉到 美国对自己的支持在动摇，泰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与安全布局。 8月5日，泰国政府批准了增购四架瑞典“鹰狮”战斗机的订单。这是泰国空军此前的一项提议，其代价是牺牲了美国F-16战斗机。但泰国政府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姿态涉及中国：在多年的拖延和艰难的谈判后，泰国政府于8月5日同一天批准了2017年的中国潜艇订单。该订单最初受阻，是因为中国潜艇计划装备德国发动机，可柏林当局根据欧洲对华禁运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计划配备的德国发动机。曼谷最终同意这些潜艇可以配备中国发动机，并将供货合同延长三年。这对北京来说，是泰国政府的一个相当大的让步。这不仅化解了潜艇发动机争议曾经对中泰关系造成的阴影，也在冲突背景下向北京释放了善意信号。 法国世界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泰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中国不断扩张对湄公河流域的控制之际，泰国对其战略脆弱性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泰国担心的不仅是历史边界宿怨，更是中国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经济与政治渗透可能改变区域力量平衡。不论是曼谷当局，还是越南河内当局，都把中国对老挝及柬埔寨日益增长的控制看作是重大的威胁。 泰柬领土争端的核心问题 再回到泰国与柬埔寨的领土争端问题。 两国争端的核心问题是法国于1904年强行划定的边界。泰国和其所有的东南亚邻国不同的是，泰国巧妙地利用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从来没有沦为过殖民地。但泰国也付出了代价：1893年，法国强迫泰国将其控制的老挝领土给让出来，泰国还被迫沿着湄公河泰国方面的河岸来划定泰国的边界，而不是按照公平分配的原则沿着河流的中线来划定边界。这一边界的划定远非双方协议的结果：当时，法国的炮舰对着曼谷。 法国划定边界的相关地图于1907年绘制，比例为1厘米对应2公里（1:200,000），该地图把位于两国天然边界丹格里克山脉（Dangrek Mountains）山脊之外的战略要地划归柬埔寨，实际上也就划归了法国。尽管当时的联合委员会的暹罗成员应该事后确认该地图的有效性但却没有确认，但是，泰国也并没有正式反对或反驳该地图。正因为如此，国际司法法院（ICJ）于1962年和2013年将位于泰国高原的柏威夏寺（Preah Vihear）及其周边地区划归了柬埔寨。 然而，几十年以来，泰国以更精确的1厘米对应500米（1/50,000）的地图为理由，对这条边界的划定提出异议，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按照山脊线原则，就争议区域的划界进行谈判。 表面上看，泰国与柬埔寨自今年二月份以来爆发的领土和边界争端是一场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所引发的邻国纠纷，但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下，它早已被卷入中美在湄公河流域的战略对抗之中，影响着中美两国今天的地缘政治算计。 柬埔寨在避免与泰国陷入持久冲突的同时，利用大国博弈来谋取外交筹码，泰国则试图在中美之间作出巧妙的平衡。像越南一样，泰国也对北京在中南半岛的上升势头保持警惕，认为这可能会削弱自身在湄公河流域的话语权。 因此，此次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冲突的停火，不仅是东盟协调的成果，更是中美在东南亚角力的一次缩影。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炮声或许会暂时停歇，但围绕湄公河的地缘政治较量，还将长期延续。湄公河流域是中美较量的重要前沿。

7月16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报告由军事情报、经济、人权、转型、正义和宪政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探讨中共政权垮台后，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的初步措施，以及中国在稳定期后应该采取的长远措施。指导这份报告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余茂春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政权并且追求全球主导地位，它面临着重大而复杂的结构性挑战。余茂春指出，虽然中国过去曾历经危机，但是中国政权突然垮台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他认为，如果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国内外困境而崩溃的话，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它们需要采取的措施。 我们就请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李恒青先生就此报告谈谈他的看法。 李恒青： 这个报告由余茂春主笔，余茂春的本身就是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最重要的一个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报告有120多页的，由多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撰写，我没有仔细的一条一条去看，但这件事应该说大家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为后共产党时代再做准备了。往前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虽然中美之间展开了各方面的竞争或者是斗争，而且已经把中国定性为美国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在中共的反对运动当中，我们已经在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做后共产党时代的准备了，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到其中，也没有成为美国的重心。但是这一次，应该说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大家意识到现在是要做准备了，因为共产党政权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而这个政权的是一个手里攥着世界第二大或者第三大的核武库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的任何的一个变动都可能会对世界和平甚至地球的生存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现在不得不做这方面准备。所以应该说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报告是具里程碑的作用，是在华盛顿的智库当中第一次谈“后共产党时代做准备”的，意义重大。 法广：相关的文章列举了中共内部和外部来的压力，以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还有人口老化等，这些问题真的已经严重到了可以做出一个这种对后果中共时代的准备的这个工作的论据吗？ 李恒青：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应该说是在5年前，甚至10年前的时候，人口学者易富贤就提出了，而且跟它相呼应的好几位学者也都开始注意到。但是始终没有被中国政府所重视，现在已经不得不重视了，因为人口已经负增长了好几年，人口结构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大量的老龄化和即将进入老龄化的人口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政府还是在隐瞒具体的真实的数据，但是纸包不住火了，比如很多小学现在在並校或关门，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如果人口保持平稳状态的话，继续运行就好了—— 就是因为没有生源。最近连续几年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大学本科毕业生，但这个现象很快就会过去，再过5年以后就会发现大量高中毕业生，想上大学的人数比现在要低，为什么？就是因为计划生育，一胎化的强制执行的这个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现在大量的老龄人口，六、七十多岁的人在中国非常多。这些事实再也瞒不下去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地方出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比如说房地产业整个垮台也瞒不下去了，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是债台高筑，没办法经营下去，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切引起整个经济全面的衰退，降级消费，然后再由此就看到了很多的大厂，包括计算机的大厂大量裁员。所谓以新能源与电动汽车为龙头的新质生产力，也在2、3年的昙花一现后进入了恶斗和内卷。大量的大学生毕业了就马上进入失业状态，都是不争的事实。官方的报道看不见，我们的研究的数据也能看出来消费者物价指数现在一直是在1%左右，这也是官方经过反复修改修订了以后出来的数据，实际上应该是进入到2%，才有可能不引起消费恐慌。因为大家都是尽量避免消费，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通货紧缩的状态。 由此最后造成了更大的问题，连各级政府官员都出现了大量的减薪、欠薪的现象。现在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政府运营，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看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就举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大量举债。而且发超长期国债，30年、50年的国债，吃下一代人，下两代人的未来的收入。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真的是非常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不受约束的政府，政治体制没有约束能力，人民代表大会可不可以制约党中央的决定？党中央可以不可以制约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决定？这些都不存在！所以中央集权和共产党独裁这样的政治体制，一定要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了转移矛盾的聚焦的点，很有可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错误信息，错误的决定，所以就有可能会危及到周边的国家，甚至全世界。 拜登总统说过一句重话：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国家治理的情况，很有可能使它在经济状况，各方面状况出现危机的时候，做出危及世界的坏事。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全世界都开始紧张了，而且这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而且有这种能力对全世界造成伤害，所以这也是现在大家必须要警醒，要非常警惕，可能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危及别人，而不是自己…… 法广：从现在情况来看，关税对中国经济会不会在刚才你说的基础上，再来一个雪上加霜的这种效应，还是特朗普会帮助习近平渡过这个难关，因为他说要去中国，跟中国再继续再谈。 李恒青：现在的中美之间在关税上的竞争和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在此过程当中，应该说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商人总统，他只是重视钱，重视利益，这是对说特朗普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实际上，特朗普是美国的总统，一定是要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制衡，所以他会按照美国的国会和其他的各方面组织，最后制定下来的战略的指针，万变不离其宗来进行运作。现在的指针是什么？就是要跟共产党的中国展开长期的、根本性的竞争，最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现在对美国的竞争优势。这个方针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期制定下来的，包括拜登总统，还有现在特朗普自己的第二任期内都在执行这个战略。 所以，现在跟中国的关税的竞争和外交以及其他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实际上都是与这个战略指针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中间有反复。 实际上特朗普早已经表明了——而且这不是他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他的经济团队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和刚开始入主白宫时期都提到的——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百分之60到65之间的关税。这点实际上会在未来谈判过程中最后达成，但是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大国，而且中国目前有一些战略上和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这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就是要谈判，找到共同点，找共同点并不一定说就是投降，或者就是作让步了。 包括特朗普自己表示他有可能会去中国跟习近平见面。应该说，从个人的观察，特朗普这个人创作是很希望去中国的，因为上一次他去北京的时候，习近平破例在故宫举行了富丽堂皇的欢迎宴会，拿着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把特朗普看得是目瞪口呆。他非常希望这种事情再度发生。但是他在推特上和他自己的媒体上讲了以后，很快就改了，说实际上他不会九月份去，因为习近平特别希望他在9月3号能够去参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搞的大阅兵，如果这时候去就是给习近平个人进行背书，所以特朗普拒绝了。就是说在谈判达到一定的清晰状态后，然后进行国事访问，那个时候就可以去跟习近平见面，可以去跟他谈了，谈判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场景，特殊的背景进行谈判，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但是他的真正的核心的原则，也是各个国家都特别担心的，因为我们在过去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像现在包括台湾啊，欧洲盟友有时候有所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妥协，把盟友的利益出卖了。但是我想，特朗普毕竟是美国的总统，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制约因素实际上非常之多，而且最近国会又在酝酿推出很多针对中国新的法案，会有很多制约。所以即使有一些松动的话，也不用太担心。 法广：特朗普的关税战，对整个世界的这种经济体造成的冲击，以及后果会对中国会有好处吗？换言之，中国可以占据美国留下来的空缺吗？ 李恒青：当然这个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习近平习近平在几次讲话当中都说，现在中美贸易战和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给世界增加了变数，也搅乱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平衡。对中共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他一直在强调危机当中蕴藏着机会。因为什么？现在应该说特朗普总统是把整个世界搅乱了，他认为在过去的二战以后至今的七十多年，世界占了美国很多便宜，包括联合国等这些组织，实际上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出了想法，出了大量的钱在维护世界和平上，比如北约和亚洲的那些盟友，由美国来花钱来保护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现在还对美国说不，尤其是现在的欧盟自己要求有独立的外交自主、军事自主。但是实际上欧盟没有这方面的完全的实力，虽然想做又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所以这就是特朗普认为作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不能让你们老占我们的便宜。而且这个是从二战以后那么多届总统都不愿意去触碰的。因为一旦触碰了盟友的利益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风险，这些盟友要选边站队了。这就是现在习近平最希望看到的，而且他一直在背后，不断地跟各国领导人见面时都在讲的，比如告诉欧盟应该有战略自主，欧盟应该发挥他的独立的战略的定位等等…… 但是，实际上美欧之间的盟友关系基础是什么？不完全是经济的基础，更是意识形态，是民主自由，这个意识形态是两个国家集团所形成稳固的战略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它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如果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跟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盟友，这个就是习近平没有办法去逾越的。但是，因为欧盟是二十七个国家组成的，有各国之间的利益，所以（中国）现在就各个击破：比如匈牙利、塞尔维亚，是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当然塞尔维亚没有被允许加入欧盟，但是地处在欧洲。另外像西班牙，现在也在不断的去把电动车和风能发电等新能源的产业大量进行输出，然后用恶性竞争的这种办法打乱了自己国内的产业布局。 但是从根本上看，共产党的中国跟欧洲之间不论意识形态，还有战略角度都是完全对立的。所实际上懂中国历史的人，看到“韬光养晦”，就应该想到刘备和曹操之间的这层关系。但是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没有一个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后来余茂春在国务院和白宫担任重要谋士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他也是有话语权的专家，因此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让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清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所以我觉得不能够被蒙蔽。从这些角度来说，现在的欧洲也都看清了，这种竞争实际上是永恒的，是一直要竞争下去的，除非共产党政权垮掉，然后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可以相互制衡的一个民主国家。那时候美国和中国，欧洲和中国就会变成战略伙伴。 感谢李恒青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2025年7月，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爆发的剧烈冲突，震动了整个中东。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七个月以来，这场教派与政治力量交织的武装暴力，揭示了叙利亚战后过渡的脆弱，也暴露了出多国博弈、宗教裂痕与地方自治之间的深层矛盾。 苏韦达之火不仅造成数百人死亡、十余万人流离失所，也使叙利亚与以色列、土耳其及国内多个少数族群间的关系产生剧烈波动，令本就岌岌可危的战后新政权面临重大的考验。 综合路透社与美联社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这场冲突的起源：苏韦达的失控与教派对抗的升级：7月中旬，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爆发了由德鲁兹宗教少数派民兵与逊尼派贝都因部族之间引发的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一系列以牙还牙的绑架事件，而一经点燃，这场冲突迅速从省内各城镇蔓延至省会苏韦达市。 有分析认为，叙利亚政府军的介入，表面上是为了“恢复秩序”，但实际上其意图被解读为试图将苏韦达从德鲁兹派系手中重新掌控起来。叙利亚政府军的介入，引发了当地广泛的不满与武力反击。 叙利亚人权网络称，自7月13日以来，已有321人死亡；而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估计死亡人数已超过940。视频画面显示，有贝都因武装闯入德鲁兹家庭焚毁宗教画像、羞辱老年人，政府军则被指控在住宅中近距离射杀平民并进行抢劫。 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仅7月19日一天就有4万3000人逃离家园，总流离失所者达12万8571人。当地的一名牙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医院是一场灾难，已经停运了，死伤很多人”。 苏韦达冲突升级后，以色列率先军事介入。以方长期将德鲁兹族视为其国内忠诚的少数族群，而此次以色列称其对叙利亚的打击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保护德鲁兹社区，二是防止任何叙利亚军事力量在南部的集结。 以色列空军随后对叙国防部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总部发动空袭，并攻击了总统府附近地区，以示警告。以军也空袭了苏韦达地区的政府军阵地。这一行动被广泛认为是对叙利亚代理总统艾哈迈德·沙拉的强烈信号。 沙拉曾领导伊斯兰主义军队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但在上台后承诺构建包容性政府，并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以色列的军事干预，对其国内政治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在冲突持续之际，美国出面展开调停。美国驻叙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已成功斡旋沙拉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达成停火协议，并促成双方停火。他还指出，叙利亚当前局势“掩盖了国际社会对其战后转型的初步乐观”。 在美国的调解下，苏韦达地区于刚过去的周三迎来了首次停火协议。德鲁兹派系与宗教领袖被允许维持当地安全秩序，叙利亚政府军从该地撤出，尽管与贝都因武装的冲突仍未完全停止。 随后，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向贝都因武装喊话，呼吁其撤出苏韦达市。沙拉表示：“我们感谢贝都因人的英勇，但我们要求他们完全遵守停火，并服从国家的命令”。贝都因部族响应了撤军，但大批武装人员仍驻扎于城市周边，被政府安全部队与宪兵包围着。 同时，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开始进入苏韦达。叙利亚红新月会宣布派出32辆卡车，运送食品、药品、水和燃料。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确认车队已成功进入，但指责德鲁兹教士哈吉里拒绝另一由政府代表团护送的车队入城。对此，哈吉里并未正面回应，但表示欢迎一切的援助，并谴责对其的“歪曲和抹黑”。 事实上，此次苏韦达冲突并非战后叙利亚的第一次宗派暴力事件。阿萨德逃亡数月后，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爆发过政府军与阿萨德残余势力的冲突，导致对阿拉维派的攻击，数百名平民死亡。此事加剧了包括德鲁兹与库尔德人在内的少数族群对新政权的不安。 “真相与正义叙利亚人”组织负责人巴萨姆·阿拉哈迈德指出，“叙利亚的少数族群目前仅获得象征性的代表…我们正处于过渡期，应该进行对话，让各族裔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他还警告称，政府武力介入苏韦达传递了“用军事手段控制全国”的信号，“巴沙尔·阿萨德曾试图这样做，结果失败了”。 然而，叙利亚政府的支持者则担心对苏韦达让步将引发连锁反应。曾任职于土耳其支持的叙西北地区政府的官员阿卜杜勒·哈基姆·马斯里表示：“如果大马士革放弃对苏韦达的控制，其他族群肯定会要求同样待遇。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阿萨德倒台后，在特朗普政府的鼓励下，叙以两国关系曾悄然进入缓和阶段。叙方承认曾与以色列进行间接谈判，探讨建立外交或安全协议的可能性。以军也曾控制联合国巡逻区、并打击叙南部军事设施，以推动建立非军事缓冲区。 但在本轮冲突爆发、以军空袭大马士革后，这一外交进程受阻。国际危机组织高级顾问达琳·哈利法认为，叙利亚短期内已不可能继续推进对以色列的和解。她说，“我不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能期待在轰炸大马士革之后，还能继续与叙利亚对话”。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多萝西·谢伊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中表示，美方仍在“最高层级”与叙、以双方展开外交接触，力求推动持久和平。她强调：“美国不支持以色列近期的空袭行动。” 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曾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行动中的主要盟友。阿萨德倒台后，美国逐步撤军，并鼓励库尔德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与新政府整合。今年3月，双方曾签署协议，计划将“叙利亚民主力量”并入叙利亚国家军队，但执行过程陷入了停滞。 国际危机组织高级顾问达琳·哈利法指出，苏韦达冲突无疑使整合进程更加复杂。一方面，库尔德人对政府军早先针对阿拉维派与德鲁兹的行动深感不安；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政府在苏韦达表现软弱。“坦白讲，叙利亚政府在这场冲突中是被打败的一方”。她指出，库尔德人可能与德鲁兹一样寻求以色列的支持，但这一举动可能引发土耳其的强烈反应。 土耳其长期视“叙利亚民主力量”为恐怖组织，原因是该组织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有密切联系。苏凡中心研究员科林·克拉克表示，以色列的军事介入可能促使大马士革进一步靠近安卡拉，包括推动此前讨论但未落实的土叙防务协议。 有土耳其国防部官员匿名表示，如果提出请求，安卡拉已准备好协助叙利亚“增强防御能力”。 苏韦达冲突远不止是一起地方事件。在其背后，是叙利亚战后局势的深层断裂。宗教对立、部族权力、中央控制、地方自治，以及以色列、土耳其、美国三方影响的交错，使这一小省成为大棋局中的关键节点。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对此认为，“所有派别必须立即放下武器，终结部族仇杀的恶性循环”。站在十字路口的叙利亚，这一次面对的不是推翻旧政权的战争，而是重建国家统一、多族共存的挑战。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7月2日表示，他圆寂后将转世，且只有达赖喇嘛甘丹颇章基金会（Gaden Phodrang Foundation）有权认定未来的转世灵童。达赖喇嘛曾提到，继任者将出生在中国以外地区。北京当局则宣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依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产生。 实际上，流亡到印度长达66年，刚过90岁生日的达赖喇嘛近年来对转世制度的立场有所转变，由终止转世制度，到宣布会延续转世制度及唯一有权认定转世灵童的单位，目的都是想避免中国干预。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对达赖喇嘛转世有最终决定权，可能会牵动地缘政治角力。而这些角力早已开始，包括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也有所体现，从巴黎大博物馆将这个西藏的外文名称Tibet改为拼音的XiZang，或者“喜马拉雅世界” 事件背后都被质疑不乏北京施压的影子。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国资深记者，《西藏生与死 》（Tibet mort ou vif  ， Gallimard 出版社 )一书的作者董尼德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欢迎您收听。 继任问题至关重要 董尼德: 达赖喇嘛尊者丹增嘉措迎来了90岁生日，他早已开始思考自己的继任问题。 这一继任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过去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当局方面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目前，班禅喇嘛是藏人心中第二重要的宗教领袖，他们选出了自己的班禅喇嘛，而达赖喇嘛本人曾承认过一位班禅喇嘛，但这位年仅六岁的男孩已失踪，我们至今毫无音讯，他已彻底消失。 另一方面，由中国共产党当局选出的班禅喇嘛，我们偶尔能看到他。但显然，由于这是北京的选择，他非常紧密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中国当局的代言人，因此，许多藏人当然不承认这是他们的班禅喇嘛。 至于达赖喇嘛，他现在已经90岁了，所以他现在选择继任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宣布，由他的随行人员，即流亡的西藏宗教领袖们在他去世后来选择他的继任者。这种方式可以抢先一步，因为北京方面也会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而藏人永远不会承认他是他们的达赖喇嘛。 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 法广: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没有宗教信仰。在达赖喇嘛的声明和北京方面的反应，即声称由中央政府任命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愿望背后，隐藏着一个真正地缘政治问题。因为西藏是藏人的故乡，更是一个战略要地地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缓冲区和屏障，您如何看待西藏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董尼德 : 显然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藏这个地区曾在20世纪30年代短暂地独立过，当时的西藏议会宣布了西藏的独立。随后，自1950年起，西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该地区如今隶属于中国，位于海拔约6000米的高原上。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战略要地，因为它俯瞰着印度、尼泊尔及其他周边地区——这是其地理意义。当然，对中国的意义还包括西藏地下蕴藏的重要矿产资源。此外，他们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巨型水坝以发电，而这座水坝在整个地区备受争议，因为它威胁到下游国家，导致下游的河流干涸的风险，将对下游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 法广 : 你35年前就写过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西藏生与死》于1990年2月首次出版，之后多次再版。35年过去了，你如何看待该地区或这个民族在北京控制下的发展和变化？ 董尼德  : 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来，西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经历了多个悲惨时期，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间，红卫兵的疯狂导致几乎所有藏传佛教寺庙被毁、被抢劫、被焚烧。同样，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藏传佛教僧侣被监禁、遭受酷刑，其中一些人当然也因此丧生。在新疆，即原东突厥斯坦，同样的事件仍在继续发生。事实上，中国将东突厥斯坦改名为新疆后，那里发生的事件比西藏更为惨烈。我认为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加速的趋势是强制“同化”，也就是说，他们所称的少数民族必须承认自己是汉族的一部分，即汉化。汉族人已经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的95%左右。强制同化是指所有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例如藏族人，必须加入他们所称的“汉族大家庭”。 “TIBET ”为何被淡化？ 法广: 西藏境内大约有650万藏人。此外，世界各地也有许多藏人社区。在印度有一个庞大的藏人社区，法国也有不少藏族人。就在7月2日，即达赖喇嘛发表关于继任问题的演讲当天，受到关注的另一个与西藏有关的议题是，四个在法藏人协会对法国最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 ( Musée Guimet) 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博物馆更改了关于西藏的名称。你一直密切关注此事。你能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以及你如何看待此事吗？ 董尼德  : 今年3月，法国的四个藏人协会，即“为自由西藏学生会”、“法国藏人社区及其朋友” ，“法国西藏”和 “勃朗峰白雪狮” 提起诉讼，因为他们认为巴黎吉美博物馆以误导性方式展出其藏传艺术藏品。他们还认为，吉美博物馆的这一政策与该馆的使命完全背道而驰，即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呈现西藏的历史与文化。 事实上，自2024年以来，吉美博物馆一直在抹去Tibet“西藏”一词，而抹去“TIbet”一词的行为与中国的政府政策相呼应，即从世界地图上抹去TIbet。 法广: 这里要解释的是，Tibet即包括英文和法文在内的外文对西藏的称呼。有报道指出，自 2019 年起，《环球时报》、CGTN 和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取消了 “TIbet ”一词，代之以 “西藏”的汉语拼音"XIZANG"。自 2023 年起，Tibet一词从中国官方和行政文件中消失。在中国政府数十年来推动西藏汉化的背景下，这些变化意义重大。在法国，去年8月31日，由27位专门研究西藏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了 “某些博物馆在中国政府试图将“Tibet”从国际舞台上抹去的努力面前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例如，欧洲最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用 “喜马拉雅世界 ”取代了 “Tibet”。博朗利博物馆则删除了所有关于‘Tibet的说法，而代之以 “西藏自治区”...... 董尼德  : 是的，今年年初，博朗利雅克·希拉克博物馆曾使用“XIZANG”（“西藏”）一词，这是中文中用于指代西藏的术语。因此，这是一个被中国宣传机器用来谈论西藏的术语。 但如今，在吉美博物馆，情况要严重得多，因为人们不再谈论TIBET “西藏”，而是谈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汇。在这个成立超过100年的博物馆里，但其所有标识中都删除了“Tibet”一词。很明显，我认为吉美博物馆，尤其是其馆长雅尼克·林茨（Yannick Lintz），被中国当局操纵，现在完全接受了中国宣传的叙事。对我来说，这是可耻的。 以前，这里有一个名为“Tibet”的展厅，展厅内陈列着吉美博物馆收藏的藏族文化珍品，其中大部分是由曾赴西藏考察的法国专家和探险家捐赠给吉美博物馆的。如今，这个展厅已不复存在。新展厅被重新命名为“喜马拉雅世界”( Monde himalayen)。因此，所有与西藏相关的元素均已消失。当一个展厅以“喜马拉雅世界”为名时，消失的不仅仅是西藏，更是西藏那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与文明，这些内容已不再被提及。 当我们观察展出于这间被重新命名为“喜马拉雅世界”展厅的雕像时，其中一些雕像上会标注“Tibet”一词，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非常常见的是，在这些雕像的说明牌上，它们被描述为受到中国影响，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另一方面，当我们研究吉美博物馆新董事会成员构成时。我们看到名单上有一个叫让-皮埃尔·拉法兰的人，他是法国前总理，大家都知道让-皮埃尔·拉法兰扮演着一个角色，他被认为是北京的中国的好朋友，他被授予了中国的好朋友奖章。这枚奖章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佩戴的。因此，让-皮埃尔·拉法兰出现在董事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家博物馆正受到中国当局的操控。 法广：请介绍一下谈谈即将开始的相关诉讼程序...... 董尼德  : 7月2日（星期三），威廉·伯顿律师事务所已对吉美博物馆及其馆长雅尼克·林茨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将在行政法院的法庭上进行一场诉讼。为什么是行政法庭？因为吉美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机构。因此，吉美博物馆及其馆长将出庭。这场诉讼将持续数月。届时，西藏问题专家以及吉美博物馆的参观者将可以提交书面证词，阐述他们对吉美博物馆抹杀西藏历史政策的看法。 RFI : 所有希望对这个事件采取行动或表达对此事看法的民众，均可前往相关平台发表支持声明或个人观点吗？ 董尼德  : 是的。 那些认为吉美博物馆的新政策具有误导性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做，可以撰写一份陈述并将其提交给有管辖权的行政法院。目前，我还没有详细信息，但很快就会知道...... ’当今世界的一颗伟大的心灵‘ Rfi :  您是法国新双月刊《亚洲杂志》（ Asie Magazine ）的主编，最新一期正好就是以西藏为封面主题。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能介绍一下吗 ? 董尼德  :《亚洲杂志》第三期的重点是西藏及其邻国。当然会涉及西藏，但同时也涵盖尼泊尔、不丹，以及印度境内受西藏文化影响的地区，如锡金。此外，还收录了一些亲身经历的讲述。其中一篇关于不丹的文章由罗伯特·多姆尼尔（Robert Dompnier）撰写，他非常熟悉这个国家，向我们阐述了当今不丹的现状。我本人也写下了我对达赖喇嘛的回忆，他曾多次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的住所接待过我，我也在巴黎、斯特拉斯堡或其他地方与他见过几次面。因此，我讲述了我们当时交流的回忆，因为我认为，现年90岁的达赖喇嘛，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当代伟人一样，代表着当今世界的一颗伟大的心灵。 法广: 7月2号那天看到达赖喇嘛的演讲画面时，你觉得和你之前看到的他相比怎么样？ 董尼德 : 90岁的达赖喇嘛身体状况良好。他有一些身体问题，比如膝盖有问题，这使得他行动不便。从照片或视频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需要周围的人协助，但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他说话时不仅表达清晰，所有人都能理解，而且能直抒胸臆。因此，我认为他还能再活几年。 大约十五年前，达赖喇嘛曾说过：“我会有继任者，只要藏人需要。如果他们不需要，达赖喇嘛的传承将终止。”这就是他当时的说法。显然，鉴于当前的形势，他决定将有继任者。因为西藏需要一位代表所有藏人精神权威的达赖喇嘛。如果不再有达赖喇嘛，这将为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提供一个绝佳机会，使其能够继续将藏族人民同化到所谓的“汉族大家庭”中。 非常感谢董尼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加沙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在伊朗开启一个新的战场，中东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自6月13号突然袭击伊朗以来，以色列一直在稳步加大施压，而对伊朗的袭击被认为是对地区强敌实施他期盼已久的直接对抗，或许是内塔尼亚胡认为现在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最佳时机。内塔尼亚胡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当权的暴政。他于6月19号甚至说已摧毁伊朗超过一半的导弹发射器，称以色列正在改变中东的面貌，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 但以色列目前正在重塑中东吗？它想要什么？战争结束后会发生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法广法语部每日辩论（ le débat du jour）节目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讨论：一位 是《东方战略》《Orient stratégique》杂志的主编，中东问题专家，大卫·里古莱·罗斯（David Rigoulet Rose），他也是《伊朗系统性危机：四十年的折磨》一书的作者。另一位是以色列驻巴黎电台记者兼《Al Monitor》报编辑Rina Bassist丽娜·巴西斯特女士。 首先， 对于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大卫·里古莱·罗斯分析指出： 大卫·里古莱·罗斯：“ 以色列的首要目标是消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构成的核威胁。我之所以特别提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因为确切地说，这不是伊朗人构成的威胁。伊朗人自己也被卷了进去，他们认为不应该为此负责，这不可否认是伊朗政权的责任。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伊朗政权确实有一个构成以色列生存威胁的计划，这就为以色列发起此次行动提供了理由。事实上，至少20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发展。近几个月来，因为出现了许多因素，人们对这种威胁的感知有所增强，尤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真正计算出伊朗拥有前所未有的铀浓缩程度达到 60% ，这意味着其浓缩程度可以很快达到90%。所以，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紧迫感。即使原子弹尚未设计出来，90%的浓缩程度也足以达到制造原子弹的水平。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事实上处于一种时间性逻辑和紧迫性之中。所以，存在着多重时间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通常很难回答，因为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说存在威胁。而今天我们却说，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不是之前等等。但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此外，这也正是2015年签署那份著名的核协议的理由，目的正是为了试图控制和掌握潜在的核威胁。” 阻止伊朗核计划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势的原因。推翻毛拉政权是以色列攻打伊朗的目标吗？ 大卫·里古莱·罗斯：“无论如何，这是继作战目标之后的战略目标。问题在于，从这场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发起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政权更迭逻辑的问题吗？这种逻辑似乎强加于事件的逻辑之中，但并非事先就存在，因为此前或许以色列总理就曾有过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避免军事行动的愿望。因此，一些这方面的猜测与他最近呼吁民众起义等言论有关。但无论如何，这种行动的问题在于，有时某种逻辑会占上风。事件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强加的逻辑，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逻辑似乎正在浮现，并引发了许多关于未来的疑问。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势时，并没有提到政权更迭。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至少是一个可能的后果。” 以色列正在重塑中东吗？展望未来，情况真的如此吗？ 如果伊朗政权发生改变，如果毛拉政权垮台，后果会怎样？ 丽娜·巴西斯特：“推翻伊朗现政权并非是以色列最初的目标，因为真正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伊朗政权垮台的可能性不大。我相信，即使在以色列，他们也知道最终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伊朗人民。即使我们正在努力，尽管阿亚图拉政权垮台对以色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解决独裁问题不是以色列的责任， 我认为以色列国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哈梅内伊成为攻击目标，如果阿亚图拉政权垮台，之后会怎样？我们无法保证伊朗真的会有反对派来接替他。我们不能忘记，哈梅内伊早已在酝酿继任者，有他的儿子，还有其他的阿亚图拉。我们也不要忘记，革命卫队即使实力被大大削弱，但目前并没有消失。所以，即使我们将看到哈梅内伊被杀，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近年来在街头看到的反对派会取代他的位置。因此，以色列内部也存在着不信任，就连以色列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不会有这种不信任。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系列事件前景非常不确定。” 伊朗民众反对其政权的事实可能会被以色列视为积极因素，并最终在政权和公众舆论之间建立凝聚力。这对以色列来说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毛拉政权垮台，以色列究竟能指望政权更迭带来什么呢？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能指望一个与以色列和解的政权吗？这实际上会带来什么改变？ 丽娜·巴西斯特：“当然，因为我相信很多以色列人，至少是我这一代以及更早一代的人，都清楚地记得伊朗国王的时代，以及当时两国人民之间绝对非凡的关系。当时，我还在学习建筑学，几位教授至今仍会跟我讲述他们在德黑兰设计和建造的项目，而且那也并非很久以前的事情。 这并非一个和解的问题，因为两国人民之间并没有战争。真正的战争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在以色列，在德黑兰大规模示威活动期间有不少伊朗裔人士伸出援手，发表了许多类似的声明。以色列的歌手丽塔也曾公开发表言论，她当时的发言非常多，恰恰表明了以色列人民与伊朗反对派的团结。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回到两国人民关系良好的黄金时代，即使不一定是这样的政权，但无论如何，政权可以更加民主。” 伊朗伊斯兰毛拉政权垮台这确实有助于缓和两国关系。这对以色列有利，因为它将消除伊朗的威胁。但也有分析讨论到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这意味着什么？ 大卫·里古莱·罗斯：“要把伊朗民众与政权区分开来，因为事实上1979年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其基因就是反以色列，一直都是这样，从一开始这个政权就是两国，确切地说是两个民族之间悠久历史中的一个异类。事实上，首先，伊朗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社群，后来他们去了以色列。在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两个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敌意，追溯到很久以前，甚至与古波斯有关，尤其是居鲁士，他允许希伯来人返回迦南。所以，正是当代非常特殊的事件序列导致了这种情况，这确实是一个由于许多地缘政治原因而出现的异常现象。但伊朗民众本身并不反犹，民众中不存在反犹主义。 真正的问题是核问题。这实际上是危及地区和平的症结所在，不仅对以色列如此，对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谴责了这次以色列的行动，但最终也并不为此感到不满。 海湾君主国尤其担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拥有核武器。这是对伊朗威胁的认知。而且，这也是半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亚伯拉罕协议》中的共同点之一。是促成这种和解的因素之一，因为双方都认为存在共同的威胁。即使他们今天非常谨慎，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显然直接面对着伊朗，而伊朗很可能会进行报复，包括针对伊朗的盟友，而且这些盟友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军事基地。” 《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几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历史性和平条约或正常化协议。这是伊朗战争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体现。以色列会再次对此感兴趣吗？ 大卫·里古莱·罗斯：“以色列仍然对此感兴趣，但2023年10月7日后，加沙战争的后果意味着与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这个核心问题，在当前形势下，由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无法实现。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中，战争的后果尚未显现，预期非常非常不确定，尤其是在政权垮台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这绝对是一场重大动荡。” 如何看待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除了战争之外的野心？他想要什么？ 丽娜·巴西斯特：“他至少有两个清晰的目标：首先，当然是伊朗问题和消除核威胁，因为这是他30年来的目标。他的政治生涯，或者说他的政治才能，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建立起来的。其次，当然是《亚伯拉罕协议》，以及将沙特阿拉伯纳入其中。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加沙地带还在战火纷飞，只要我们没有停火，没有战后协议，《亚伯拉罕协议》就不会得到扩展。 他现在不可能什么都想要，他不可能一边实现他自2020年以来一直梦想的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一边又继续加沙地带的战争。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 这正是以色列反对派所说的：必须达成停火。必须决定停火之后加沙地带的局势如何发展。一旦达成协议，这将为以色列打开绝对非凡的地区前景。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内塔尼亚胡先生想要停止战争......” 该如何阻止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让战争升级？ 大卫·里古莱·罗斯：“事实上，加沙地带是区域战略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目的是瓦解所谓的反以色列““抵抗轴心””。该轴心汇集了众多亲伊朗团体，并与哈马斯有关联。因此，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多重战线。但实际上，核心战线是今天的战线——之前一直都是代理战线——现在才是真正的战线。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伊朗核计划。因此，我们正处于这一局势的尾声，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次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真的必须极其谨慎。事件的始作俑者往往无法掌控局势。” 6月23号，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指出：“我们在伊朗的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但这可能是副产品......伊朗政权更迭取决于伊朗人民。"

乌克兰遭到入侵和俄罗斯的核威胁，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报复性的摧毁......面对世界的残酷，争取和平与对话的努力似乎无能为力。这种暴力似乎带有一个新时代的特征，即强人领导押注既成事实而非协商的时代。他们深信自由民主国家的弱点，因此采取的策略就是恐吓。 如何理解这种局面，本台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专访法国ESSEC商学院地缘政治、国防与领导力中心的联合主任弗雷德里克·沙蒂永(Frédéric Charillon)他的最新著作《恐吓的地缘政治：独自面对战争》(Géopolitique de l'intimidation. Seuls face à la guerre, éd. Odile Jacob)。作者认为，短短几年间，暴力的言辞和行动改变了国际格局。面对世界的残酷，和平与对话的努力显得无能为力：要么屈服于承诺秩序或复仇的强硬策略！ 这种暴力远非无理性：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强人”押注既成事实而非协商的时代。他们深信自由民主国家的软弱，因此采取恐吓策略，并以多种形式展现出来.......从中东到亚洲，从特朗普的回归到朝鲜的挑衅，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人将如何留名青史？又将以何种方式？为什么写这本书? Frédéric Charillon: 首先，每个人都观察到，世界上的残酷性日益增长。我们曾希望——这也是我们之前一本书的主题——影响力和影响力策略能够取代冲突。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影响力策略实际上只是用来伴随冲突、为冲突做准备，甚至可能是为了在冲突中生存。冲突又回来了，正如我们所见，这是一个充满残酷的时代。当然，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温和的，有一种普遍的背景，是由我们所称的“强人”来标记的。这些人是特朗普，是习近平，是普京，但也有埃尔多安，内塔尼亚胡，还有欧尔班，或许还有萨尔瓦多等其他一些小国的总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战略实际上是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是威胁，是承诺以迅速的方式克服一切障碍。而且，这种趋势更加令人担忧，这实际上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愿望，因为它让我非常担忧。这种趋势是，强人试图抹黑最近使国际关系合理化的一切，也就是谈判、磋商、讨论和妥协。他们传递的信息，粗略地概括一下就是告诉公众：那些谈判、磋商、协商的人都是失败者，是可怜虫。你们会看到，在我执政期间，事情会进展得更快，会变得更好，每个人都会面临既成事实。你们会看到，事情不会再拖下去了。这确实极其危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欧盟的整个基因就是通过谈判和磋商实现和平与国际稳定。如何定义恐吓，以及你如何区分恐吓、威慑和威胁？Frédéric Charillon：首先，恐吓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恐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另一个行为者做某事，或者改变他们的行为来进行劝阻。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威慑时，我们就会想到核威慑。所以，实际上威慑远不止于此。但在国际关系词汇中，当我们提到威慑时，我们立即想到的是强硬的措施，尤其是核措施。而恐吓则与此类似，也就是说，它提前让另一个行为体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行动，或者不按照要求或期望行事，情况就会对他们不利，包括使用武力。它与挑衅截然不同。恐吓并非如此，恐吓是阻止对方采取行动。恐吓现象在国家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当人们受到法律诉讼、诽谤投诉的骚扰，并且没有成功的机会时，恰恰向他们和所有想说同样话的人表明，他们将被针对他们的投诉和行动所淹没。与此相对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恐吓。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或者如果你不做我期望你做的事，你是否预料到会出现最坏的后果？所以显然，我们也许可以再次谈论它。根据想要恐吓他人的人的实力和能力，恐吓有几种类型。核威慑是一种复杂的、持续的恐吓形式？Frédéric Charillon：核威慑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设计用来避免使用的武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此外，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几乎可以说是智力问题，我们从未真正解决过。威慑是指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常情况下，至少直到最近，会说：“别强迫我使用它们。如果我拥有这种武器，正是为了避免我使用它，因为仅仅因为我拥有它们，就应该能够阻止你们攻击我。” 所以这相当复杂，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难题，因为众所周知，威慑首先基于决策者或多个决策者在发生不幸事件时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威慑的问题是，如果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威慑意味着如果你攻击我，世界末日就来了。没错，但问题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遭到攻击，他们会怎么做？我们在法国和共和国历任总统都进行过这样的辩论。我想到的是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他在1981年任期结束后写了回忆录，但当时他仍然希望重返政坛，他自己也写了回忆录。事实上，我做不到，我永远不会按下那个会导致集体自杀的按钮，包括对法国来说。这仍然是核威慑的一大谜团。而事实上，它并非如此。所以核威慑并不那么复杂，因为它是一种武器，它让我们处于一个要么走向毁灭，要么屈服的境地。我认为这对今天像法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来说是一个问题。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会准备向一个武器比我们多的对手投掷原子弹吗？我们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在距邻国边境几公里的地方组织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而官方并未表示有任何冲突意图。这些演习得到了广泛宣传。我们可以称这些演习为恐吓吗？还是这属于主权训练的范畴？Frédéric Charillon：从我们展示战争准备的那一刻起，显然就带有一种恐吓的意味，并且传达了一种政治信息。而这个政治信息正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俄罗斯今天这样做，显然，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这让欧洲人非常担心。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虚张声势，可能有很多种含义，但最终，它显然仍然具有恐吓的意味，而且显然，当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时，它是为了展示中国准备工作的进展，以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发动攻击的能力。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我还没有攻击你，那是因为我决定不这样做。但我可以做到。因此这显然是一种恐吓。这是一种预示或样本，表明如果目标行为者不遵守发送给他的禁令，他可能面临什么后果。霸凌的背后是什么？一种挑战既定秩序的欲望。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谁是霸凌领域的冠军？Frédéric Charillon：这很不一样。它们是不同类型的恐吓。实际上，我在书中试图区分三大类。虽然这有点抽象，但无论如何，在恐吓中，强国的恐吓都是三种主要做法。当我们想到恐吓时，我们最本能地想到的就是强国对弱国，强国对弱国说 “我比你强大得多，所以你得照我说的做”。当中国与邻国，例如菲律宾，发生领土争端、南海争端或东南亚争端时，中国经常这样做。我们记得在2010年代左右，中国与菲律宾或其他邻国发生了争端。中国发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声明，唯一的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只是小国，这才是真正的强国恐吓。也就是说，别太烦我们，因为你要懂权力的平衡。好吧，这对你来说会很糟。这已经是最经典的例子了。但我们常常忘记，弱者也会威胁。也就是说，我比别人弱小，没错，但事实证明，有些规则意味着你不能没有我的声音。恐吓之所以变得普遍，只是因为它对面的反应很被动吗？Frédéric Charillon：也就是说，从它奏效的那一刻起，当我们用经典的说法，只要我赢，我就参与。也就是说，从那些实施恐吓并逃脱惩罚的国家开始，就像俄罗斯已经多次这样做过一样，事实上，作为对其2008年袭击格鲁吉亚的惩罚，非常软弱。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得到了什么反应？非常软弱，即使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之后也是如此。按照普京的权力平衡逻辑，都是鼓励信号。你是什么意思？我试着再进一步，每次都奏效了。现在我要更加强硬。这确实是欧洲的悲剧之一：我们不敢相信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收到警告。我们不能说俄罗斯没有警告过我们。自2007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以来，普京彻底改变了他对北约和欧洲的态度；我们听到的都是他前任总理或前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言论。我们非常清楚，俄罗斯对我们怀有敌意，而且正在形成一种论调。我指的不是俄罗斯社会或俄罗斯人，而是这个政权，一种对我们充满敌意的论调。美国还是一样。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永远在那里。我们将脱离欧洲。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有其他优先事项，不仅仅是唐纳德·特朗普。甚至民主党政府也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事实，说如果你们在国防上投入不够，我们就不会永远在那里保护你们。我们不想听到这种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走投无路，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所以，确切地说，事实上，欧洲的问题在于缺乏团结。欧洲人不认同国际上恐吓和暴力的做法。欧洲该如何对抗恐吓？它最终在世界上是否孤军奋战？当然，除了少数几个民主国家外，欧洲在这方面实际上是孤军奋战？Frédéric Charillon：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我想说，这有点像税收和恐吓。过度的恐吓会扼杀恐吓。也就是说，当你明智地、适度地进行恐吓，并且你值得信赖，而且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时，普京在恐吓方面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有叙利亚，有车臣，有格鲁吉亚。那么，唐纳德·特朗普可信吗？他每天都在改变主意。他说：“第二天我就对中国征收了145%的关税......但最终，我会非常友善......" 好吧，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正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在告诉他，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这种玩笑了。因此，这最终损害了他自身恐吓手段的可信度。恐吓依然存在。它就像外交中的所有手段一样；它是一种必须谨慎使用的工具，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针对正确的问题使用，而不是每天都使用，不停地改变主意，然后同时针对所有国家。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它不可信。当美国攻击某个国家——有时是伊朗，有时是中国，有时是古巴——并给该国施加巨大压力时，肯定是针对了某个地方的。从我们有一位每天更换目标、攻击所有人，然后又改变主意，第二天又再次改变主意的总统的那一刻起，恐吓就起作用了。这种恐吓可信吗？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害怕唐纳德·特朗普的突发奇想。我们真的害怕他会采取某种可能伤害我们的微妙策略吗？他会的，他最终会制造出某种一致的反对声音。 抵抗群体出现了吗？Frédéric Charillon: 我认为，如今是社会在抵抗，因此欧洲必须与这些社会合作，并更加贴近他们。那里的领导人履行职责，进行谈判，努力平息事态，他们肩负责任，不想激化局势。社会有尊严，也有自尊心。他们不喜欢别人试图恐吓他们。这也是我的观察结果。例如，几个月前台湾大选前，我们看到中国试图恐吓，说如果这个人当选，你们的情况会非常非常糟糕等等。这只会增强台湾民众投票给他的意愿，我们今天也能清楚地看到加拿大人正在与特朗普对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的社会更加强大，显然借助社交媒体等等。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社会并非在与霸凌者谈判或安抚他们。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说，不会那样的，你不会用那种语气跟我们说话。正因如此，它才如此宝贵。也就是说，今天的自由民主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国家现在必须考虑到这些社会，与他们更加亲近，与他们进行对话，进行某种公共外交。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我也想到了韩国人民，不久前，当有人试图实施戒严时，人们走上街头，拒绝接受既成事实。社会在反抗，或许比领导人更甚。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是懦夫。这意味着领导人正在履行他们的职责，而他们的职责主要在于讨论。他们了解其他人不了解的问题。他们肩负着责任，他们在那里进行讨论。社会变得更加顽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有价值的。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周四（5月22号）宣布，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周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旨在巩固法国“印太战略” 。旨在于中美竞争激烈的地区推进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法国希望借此向东南亚国家展示自身作为一个责任明确、立场多边且稳定可靠的伙伴形象。马克龙将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努力在夹在中美之间的区域寻找平衡支点。马克龙此次访问的三国各具优势和特色，总统访问战略自然也不同，他将如何寻求与这些国家达成所期待的目的和效果？曾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有痛苦殖民关系的东南亚国家如何面对历史和法国总统的到来，他们对法国有哪些期待？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专访法国东南亚问题专家索菲·博伊索-杜罗歇（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在他与法国驻东南亚资深外交官克里斯蒂安·勒切尔维（Christian Lechervy）合著的《亚洲-太平洋，新的世界中心》（Odile Jacob 出版社欧洲的挑战系列）一书中指出，亚太地区凭借其优势——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管理外部流动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劳动力等正在考验、动摇和挑战西方的定位、影响力和普世主义主张，但欧洲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地区中仍然非常缺乏存在感。杜罗歇女士也参与了总统出访的顾问工作。法广：现在出访这个地区是一个好时机吗？博伊索-杜罗歇：“现在绝对是个好时机，因为应该早点去，所以越早越好。这个世界的中心正在以绝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发展，我认为真正评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欧洲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们显然明白，长期疏忽这个地区会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影响力，因此，今天欧洲已经被视为该地区次要的合作伙伴。但无论如何，现在去总比不去要好。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第一位前去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法国总统是密特朗。所以的确很晚很晚。但是亚太地区的力量毫无疑问已经经历了大约五十年的蜕变过程。而法国和欧洲确实忽视了这个地区。”法广：  马克龙总统这次前去东南亚三国访问的记者吹风会上，爱丽舍宫强调的是要巩固法国的“印太战略”，和不久前总统先生去印度洋的访问遥相呼应，您如何分析这个定位的涵义？博伊索-杜罗歇：在这一点上，我也认为他是对的。不要忘记，法国是2019年第一个提出印太战略的欧洲国家，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之所以这样做尤其原因，因为法国既是太平洋大国，又是印度洋大国。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区域是一个经济增长区，正如我和克里斯蒂安·勒谢尔维在我们的书中《 L'AsiePacifique le nouveau centre du monde) 《亚洲-太平洋，新的世界中心》（Odile Jacob 出版社 欧洲的挑战系列）所描述的那样，这里也是世界的新中心，因此，未来的世界秩序不能仅仅由中美竞争来塑造，还必须由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的中等强国的提议来塑造。所以，我相信，这种认识也许能让我们最终搭上这趟亚洲列车，共同塑造未来的世界。法广：东南亚国家有非常痛苦的殖民历史，马克龙这次出访的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都有欧洲前宗主国，这段历史在法国及欧洲希望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过程中有什么影响？博伊索-杜罗歇: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国家并不沉湎于过去，相反，他们正展望着必然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我们询问这些国家的合作伙伴时，他们并非像中国那样对历史的浮现感到怨恨，而是对我们当前矛盾的恼怒。此外还一点真的很难：马克龙总统也将面临其中一种矛盾，那就是在捍卫法国利益的同时，又不反对欧洲战略。这个矛盾也正是我们在该地区不断受到批评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首先是法国人，还是欧洲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很难让我们的亚洲合作伙伴理解。但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了解马克龙总统将如何应对。他这次出访选择的三个国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优先关键目的地，各具特色。越南人口有1亿，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大国，每年的增长率仍为5%至6%，并且还在稳步增长。印尼人口有2.85亿，过去2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新加坡无疑是该地区的经济、金融和技术中心。所以这些国家都很重要。法国在地区层面与其实力过强的伙伴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正确的，这些伙伴国将能够向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伙伴国传达法国的信息。法广:对于法国总统此次访问，这些东南亚国家有何期待？博伊索-杜罗歇 : 我认为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显然是外交层面的，即展现我们自己，并且建设性地展现我们自己，即表明法国及其背后的欧洲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是一个能够提供替代中美权力平衡的合作伙伴。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愿意，必须遵循一条行为准则。东南亚国家通常要求不要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希望能够有不同的选择。而欧洲是平衡中美这两个大国主要影响力的一种途径。显然，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安全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超越中国或美国的禁令。巴黎协定将强调安全问题。首先我想提醒大家，法国定期派遣舰艇前往南海。2023年，法国派遣了“圣女贞德”号护卫舰，2024年，法国派遣了“布列塔尼”号护卫舰。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反复出现的信息：即维护国际法。在这方面，我们显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切一致，尤其是在南海与中国存在冲突的国家。第二点是军备合作。在这方面，法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我们刚刚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42架“阵风”式潜艇和“鲉鱼”级潜艇。设立了培训中心、人员和后勤支持中心。这种合作充满活力，必须加强，特别是与越南的合作。目前正在讨论各种项目。越南必须更换如今过于老旧、过时的苏联装备。今年的国防预算又增加了5%。因此，这实际上是为了落实去年10月份越南领导人苏林访问巴黎时与法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秉持着同样的理念，即利用双方的共同点。加强军事合作意味着加强我们的自主权，这显然不仅对法国如此，也对周边国家如此。当然，中欧与新加坡的战略合作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加强这种伙伴关系，特别是通过参与对话。马克龙总统将于下周六在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开幕致辞。除了外交和安全问题之外，显然还有商业和金融问题。正如我们所说，这个地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地区。它已经发展了50年。这种增长将会巩固，而且在马克龙总统访问期间，还有不止一项，甚至数十项协议正在准备签署。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尤其是在供应链因特朗普总统的禁令而中断的当下，展现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形象，并发展产业伙伴关系。这些领域包括我们拥有公认专业知识的领域：基础设施、能源、生态转型和航空。所以，真正的重点是努力做得更好，更好地抓住合作机遇。总统必须与商界会面。我们在该地区的地位仍然相对较差。例如，我们只是越南的第24个贸易伙伴，印尼的第16个贸易伙伴。这显然非常薄弱，而关键在于加强我们的地位，使我们的和解不仅关乎安全或外交，也关乎尚未实现的经济活力。在我看来，马克龙总统真正希望的是法国展现出一个值得信赖、值得尊重、信守承诺的合作伙伴形象。这些措辞在爱丽舍宫的声明中反复出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西方国家目前正制造一种不安的氛围，这显然是由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他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以及欧洲国家缓慢而渐进的消失所加剧的。因此，马克龙总统想要打破这种逻辑，打破这种印象，而且是带着极大的现实主义的理念， 不是要成为游戏的中心，而是要成为一个额外的合作伙伴，坚实、有能力、认真。 爱丽舍宫的声明中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不要让世界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调节 ’一词被反复使用。现在，无论是法国还是东南亚国家，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40年来，我们的地位一直在倒退，马克龙总统的访问也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把机会拱手让给中美两国。我们与该地区有着共同的历史、牢固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我们必须加以利用。这些国家正处于上升的发展轨道上。这种发展轨迹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少。在我们与克里斯蒂安·勒切尔维斯合著的书中，我们强调了该地区赋权的重要性。因此，事实上，我们也必须利用前面提到的与东南亚的融合。这正是马克龙总统此次来访的目的：提出一种新的、新的运作模式。法广：作为亚太问题专家，您给法国总统此次出访什么样的建议？博伊索-杜罗歇：我有三条非常简单的建议。第一条是倾听，认真倾听。这些国家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东西要教给我们。但我们并不总是知道如何倾听。第二条建议是理解这些国​​家传递信息的微妙之处。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官方话语的背后隐藏着大量我们并不总是知道如何理解的信息。我们的建议常常给人留下略显强硬的印象。第三条建议是不要把自己标榜为榜样。我认为，到那时，这种做法就彻底结束了。我们必须相互学习。我们不再是，也不再看起来像榜样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标榜为榜样，这种差距就会对我们不利。所以，让我们尝试重新开始，倾听并理解这些国​​家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要把自己标榜为榜样。非常感谢索菲·博伊索-杜罗歇（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接受法广专访。 

经过一个多月秀肌肉，互呛喊话和之后，不出预料，中美两国贸易终于还是一起坐到了谈判桌前，经过在日内瓦的两天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宣布，美国和中国将暂停实施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动贸易战以来实施的部分惩罚性关税 90 天。声明称，暂停令将于“5月14日”生效。在为期90天的暂停期间，双方将进行进一步谈判以达成更具实质效应的协议。 贸易战硝烟正在散去吗？本次国际纵横专访现居美国的著名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先生，从社会，人口等多个角度分析关税战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首先，他指出，美中两国僵持了近一个月后进行贸易关税谈判没有意外，因为双方都已经承担不起巨额关税带来的后果：易富贤：“中美可能都需要谈判，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前就表达过善意，说他跟中国什么问题都能谈，做出要谈大买卖的感觉，还邀请中国领导人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中国也破天荒地派出了国家副主席去参加，这就意味着他上台之后在中美之间肯定会有很大的会谈。虽然最近几个月双方一直吵吵闹闹，但是丝毫不影响两国大买卖的会谈。这次日内瓦会谈肯定不可能一次性地解决问题，但是至少目前大家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先解决了，比如中国公安部长王小洪参加会议，在芬太尼方面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在关税问题上，目前双方都承担不起了，美国也面临经济危机，如果继续造成经济衰退下去的话，美国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对特朗普不利；对中国而言，巨额关税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断链了，但中国就业高度依赖出口顺畅，主要出口无论是直接或间接都是与美国有关。如果中美贸易断了的话，美国再向其他国家施压，中国就业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双方都承受不起，需要有个台阶下。特朗普上次说过，只要中国表达善意，他就会很大方地降低关税，因为他现在不降关税不行，需要有一个台阶下。即使这次谈判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只是谈双方所需要的东西，也需要给双方一个台阶下，至于今后的大交易就要以后要慢慢地谈。”法广：你刚才提到中国就业方面面临的问题很大，作为著名的人口学家，您认为青年人就业问题以及老百姓的生计困难会给习近平带来压力让他同意谈判吗？易富贤：“中国的就业和人口结构高度相关，中国 80年代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以为减少人口能够提供就业，但是事实上刚好相反，因为有人口才会有需求，有消费，有生产服务才会有就业机会。一般来说，一个劳动力大概对应1.8 - 2.2个消费人口，也就是说，一个工作人口对应两个消费者。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儿童比例不够，而儿童是最大的超级消费者，因为父母愿意为儿童花钱是生物上的本能，所以小孩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全世界都如此。由于中国儿童比例太低，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只占GDP38%，而国际上普遍占60%。中国消费如此之弱，如果说其他国家或许还可以以内需来促进经济的话，中国就没有办法，必须靠出口。所以如果中国出口减少，就会面临就业压力。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看似对中国经济经济影响力不大，但事实上还是很大的，已经导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也导致结婚率下降，因为找不到工作也就不可能结婚生子。所以最近几年的结婚率从2013年的1347万下降到去年到610万，下降了一半以上。一般来说，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可以保持保持人口持平，但是今年中国每个妇女平均只生0.9个孩子，全世界最低，原因是结婚率很低：去年结婚率下降了20.5%，今年一季度又下降8%。这意味着明年出生率还要下降。失业率很高人们就不敢结婚，没有生育率，所以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在于经济，还在于就业，在于结婚率、生育率和人口崩溃的问题。所以中国承受不起与美国脱钩的问题。美国也承受不起，因为美国很多消费者消费的产品依赖中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产业链很多产品都开始依赖中国，它的制造力也很难恢复起来，产业链已经全部转移走了，制造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复兴的，即便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话，也只能回流一些高端制造业，服装和玩具等这些产业不可能回流，但是这些产业又高度依赖中国，但美国实施高额关税又导致这些产品很贵，对导致美国通货膨胀不利，也会带来经济衰退的问题，所以这对美国是很不利的。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可能会失败，所以美国面临通胀问题和选民问题时，也需要缓和中美贸易。”法广：您刚才提到中国青年失业的问题，中国官方宣布的是有14亿人口，这毕竟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政府也多次强调说要提振内需来发展经济，这种说法可信性有多大？易富贤：对，中国的人口官方人数14亿，但是实际上不到12.8亿，即便12.8亿看起来是一个消费市场，但是中国内需严重不足，比如2023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占比为17%左右，但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世界的12.5%，中国内需市场决定了中国工薪的商业劳动力。究其原因，如果中国家庭减少的话，就导致中国家庭的居民可支配比例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下降到44%，也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例从1983年的54%降到现在的38%，在国际上看，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只有44%，这些就决定了中国仅靠内需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解决就业。如果中国要改革来提高消费，就需要改革中国的分配制度，就将居民收入在GDP占比从44%提高到60-70%的话在中国是很困难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实现的，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能实现，因为分配政治制度改革历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是最难的改革！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都围绕着分配制度的改革。要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GDP的44%提到到60%的话，那就会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要进行颠覆性的改革，但家庭收入提高就意味着政府收入下降，政府不愿意，并且也涉及到企业利润下将，那么也就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所以这种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是对中国社会的重大改革，所以阻力非常大，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说提高消费，但如果收入上不去，消费就上不去！但要收入要上去的话，改革难度就非常大 !所以中国至少在短期几年之内或者年十年之内还是不得不依赖出口提高就业。法广：从人口红利角度来看，中国和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之间在不久的将来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吗？易富贤：2007年我在《大国空巢》书中已经做了预测。我说印度跟美国是长跑，日本韩国跟台湾是短跑，中国是超短跑。从短期十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比印度要快或者更成功，但是印度潜力大。比如印度的经济依赖内需，并不依赖美国市场，即便在目前中美贸易战和世界贸易战之中，世界经济处于衰退之中时，印度仅靠内需还是促成经济增长7%以上，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印度发展水平只比中国落后十几年，但是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得多，中国有只俗语说“不笑少年穷”，就是说少年比较穷，但是他有后劲有潜力。所以印度潜力很大，目前印度的年龄中位数只有29岁，中国已经43岁了，美国39岁。到2050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将高达59岁，印度只有39岁，比中国年轻一代人，美国43岁。印度的潜力肯定是不断增加的，目前其社会发展水平，从教育，人均GDP和人均购买力只比中国晚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是完全有潜力上来的，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在几年之后就会低于美国，在2030到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比美国差，中国经济增长将低于美国，但是能挑战“中年美国”的就是“青年印度”，而不是“老年中国”。到2050年左右的时候，印度可能不仅要挑战中国，也可能还要挑战美国的地位。法广：最后一个问题，特朗普在他4月2号所谓“解放日”之后，就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发起贸易战，目前据说有90多个国家在谈，那么这一轮的谈判如果按照特朗普希望得到的结果走下去，会给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贸易等各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易富贤：将对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带来一个革命性的调整，也可以说是1971年以后的重大调整，因为二战以后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国际秩序和美元霸权都是二战之后确定的，这个体系后来也导致美国制造业衰退，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也美国制造业衰退和美元危机。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黄金和美元脱钩，这意味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个过程就导致美国从世界最大的顺差国变成了最大逆差国，即美国为全世界提供顺差，提供流动性和美元。这个过程也导致日本制造业的崛起，日本获取了美国巨大的顺差，也引发美国制造业危机，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减少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成功的。但是之后1992年，又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导致美国产业转移到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国再次面临逆差增加，广场协议成功了，减少美国逆差，但是北美1992年的北美自贸协议又增加了美国逆差，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导致美国出口进口比例不断地下降。美国的商品进口/出口比例以前应该是100%的贸易平衡，但中国加入贸易世贸组织后这一比例大约是64%左右，即出口是进口的64%，尤其是制造业，出口和进口只有45%和左右，美国的制造业产品有一大半是进口的。特朗普总统的意思是要遏制美国的出口进口的比例下降，如果他振兴美国制造业的话，我猜想他应该将商品的进口比例提高到80%以上，制造业出口进口比例提高到65%以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的顺差会减少，会对国际贸易体系形成巨大的改革。现在美国要提高出口进口比例的话，就意味着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的顺差减少，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争抢美国给全世界提供的顺差，顺差索然比以前少了，但是仍然会有。顺差不可能提高到100%，如果提高到100%那美元就将面临危机。美国仍然将为世界提供顺差，美元依然是霸权，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大，所以现在就要看哪个国家能从美国的顺差中获得最大份额，它就能能够保住它的制造业的地位。所以中国如果聪明的话，应该改善美国的关系，争取在与美国的顺差中依然占据最大的份额，其他国家也有这个想法，看谁能够成功。非常感谢易富贤先生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