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十年前的今天——2015年11月13日晚间，在巴黎近郊93省圣但尼市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巴黎十区和十一区的咖啡馆露台以及巴塔克兰剧院发生了一系列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血腥的系列恐袭共造成13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千人遭受心理创伤。一场如此沉重的悲剧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怎样的痕迹呢？人们的记忆又是如何筛选形成的呢？这些记忆又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怎样的演变呢？ 2016年1月，在法国一项有关创伤相关记忆的大型研究项目应运而生。项目被命名为“11、13计划”，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和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共同发起。这个独一无二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一项长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涵盖了人文科学、神经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该项目由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荣誉研究主任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和神经心理学家、任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人类记忆神经心理学与影像实验室、卡昂诺曼底大学和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PSL）的弗朗西斯·厄斯塔什（Francis Eustache）共同领导，项目将于2028年结束。 这一研究项目的目标是研究个人和集体对恐袭事件记忆的构建和演变，同时深入了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PTSD），从而改进其治疗方法。具体而言，“11、13计划”围绕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一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千人”研究；另一项是名为“铭记”（Remember）的神经科学研究。 计划是受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的启发，赫斯特在2001年的911恐袭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听取了约3000人的证词。法国项目的第一部分，在十年间进行的四轮访谈中，收集了近千名志愿者的录像证词。 “记忆矩阵”  “您能告诉我2015年11月13日那天发生的事吗？”这一提问首次出现在2016年夏天，共向受访的934人提问了934次。恐袭发生三年后的2018年，这些人再次接受访问；2021年，他们又接受了回访。如果获得批准，2026将再次采访他们。  被访者分为四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目击者和急救人员（第一组）；居住或工作在受影响社区的人员（第二组）；巴黎及其郊区的居民（第三组）；以及卡昂、梅斯和蒙彼利埃这三个城市的居民（第四组）。  这些证词大多在位于巴黎远郊马恩河谷省的马恩河畔布里市的国家视听研究所 (INA) 拍摄，并被制作成纪录片——《11月13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在法兰西电视台 (France.tv) 播出。这些证词能够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记忆的持久性、创伤的影响和复原的过程。  而这正是“铭记”项目研究的关注点。项目研究恐袭对大脑、认知和精神病理学的影响，针对大脑的研究是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为此项目招募了 200 名志愿者，其中三分之二的志愿者曾是“千人研究”第一组被访者中经历过恐袭的幸存者。在这些亲身经历过恐袭的人群中，50%的人在2016年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余三分之一是来自卡昂市的志愿者，他们没有经历过恐袭，组成研究的对照组。 针对系列恐袭事件，法国人有什么样的记忆呢？作为对法国人生活状况和愿望调查的一部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édoc）在对有关袭击事件的问题进行了八项民调后，将调查结果汇编成书——《直面危机：法国人与2015年11月13日袭击事件》（Faire face. Les Français et les 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并在上个月底出版。  法国人对得知恐袭发生的具体时间的“闪存记忆”几乎刻骨铭心：恐袭九年后，八成以上的的受访者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得知恐袭事件的。但对具体发生恐袭地点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就已成为媒体报道系列恐袭事件的核心象征。当被问及恐袭发生的不同地点时，71%的受访者提及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剧院，远远领先于45%受访者提到的法兰西体育场。到了2024年，巴塔克兰剧院仍然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恐袭地点（35%），而法兰西体育场则降至10%。  至于遇难人数，2016年，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能够给出确切数字，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1%。随着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对恐袭案进行的司法审判，这一比例在2024年回升至35%。  尽管法国在2015年之前就已遭受过多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但11月13日的恐袭仍然是“法国记忆的根源” ，《直面危机》（Faire face）一书的作者如是说。因此，2016年7月14日发生的、造成86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的尼斯恐袭案，在2023年的提及率只有24%，仅为2017年（46%）的一半。  《直面危机》（Faire face）书中写道：“这些恐袭事件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似乎凝聚了当代恐怖主义悲剧的社会记忆，强化了它们作为国家集体叙事核心标准的作用。”  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联合采访时，项目负责人丹尼·佩斯坎斯基和弗朗西斯·厄斯塔什回顾了“11、13项目”的起源及其研究成果。 针对11月13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为什么两位负责人觉得有必要共同开展记忆工作？ 厄斯塔什表示：佩斯坎斯基是历史学家，他自己则是神经心理学家，两人的背景让他们2012年在卡昂纪念馆相识，当时两人都正在参加一个名为“矩阵”（Matrice）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研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记忆。11月13日恐袭发生后，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两人迅速决定利用自己最擅长武器——研究来应对。 11月18日，时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席的阿兰·富克斯（Alain Fuchs，已于2024年去世）向科学界发出呼吁，两人以一个规模空前的项目响应了这一呼吁。  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表示：“11、13项目”源于一个认识论上的挑战，其前提是：如果不考虑个体记忆和大脑动态，就无法充分理解集体记忆，反之亦然。早先与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为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搭建了共同研究的平台。11月13日恐怖袭击的规模加速了这种融合。历史学家说：“此外，我们对遇难者负有责任。”  作为“千人研究”的一部分，在2016年进行的初步面对面访谈，完成了934次访谈，拍摄了超过1400小时的录像证词，并整理出4万页和1400万字的文字资料。那么是怎样分析这些数据的呢？  据历史学家介绍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堪称巨大。因为2016年时，语音识别技术尚未达到如今的先进水平。工作先从自动转录入手，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核查，修正转录错误。之后，使用文本计量分析软件TXM，实现了词汇与出现频率的交叉比对。  这为重要研究铺平了道路，如洛林大学法语语言文学讲师夏洛特·拉科斯特（Charlotte Lacoste）的研究。她识别出一些特定的语言标记，例如在第一组受访者中亲身经历恐袭的人在叙述时频繁使用“我”和“让我”，这反映出受访者沉浸于当时的体验之中；此外，还使用了“我对自己说”和“我想”等自我引用的表达。这是一种非常具象化的记忆。 拉科斯特还根据幸存者的年龄和性别对使用的词汇进行了研究。年轻一代会使用“结果（du coup）”和“太（trop）”等带有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他们也会使用“我记得（je me souviens）”和“我想起（je me rappelle）”等回忆动词，这表明他们与记忆的联系更为直接。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叙事中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亲属词汇来描述情感和人际关系；而男性则更关注地缘政治和政治评论。 弗朗西斯·厄斯塔什补充说：另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课题是由数据科学家——也就是大数据专家——罗宾·奎利维克（Robin Quillivic）领导的。在博士论文中，他研究了语言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标志。他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通过分析个人的叙述方式和用词，探索了语言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联系。 针对从项目启动以来，什么最令负责人印象深刻或感到惊讶？ 丹尼·佩斯坎斯基回答说.：我们与志愿者和相关协会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数百人同意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录制有时是长时间的，很私密的。我们从未感到他们有丝毫的犹豫，尽管精神科医生曾告诉我们，从2016年开始这个项目距离袭击事件发生太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不会来，或者即使来了，也只会说一刻钟就离开。最终，第一组受访者占2016年所有访谈的近四成，平均每次探访持续两个半小时。对于一项纵向研究而言，流失率（即未从某一阶段返回下一阶段的参与者比例）特别低，第一组仅为w为14%。在“铭记”研究中，流失率甚至更低。  那么个人记忆如何融入集体记忆呢？ 丹尼·佩斯坎斯基认为：现在要完全理解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如何相互关联还为时尚早，因为完整的分析，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文本计量分析，目前尚未完成。然而，某些事件确实参与了社会记忆的构建，例如对11月13日恐袭案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跟踪庭审的记者通过每天收集来自民事当事人、律师、被传唤人、专家等个人陈述，构建了一个宏大的集体叙事。这种叙事参与了集体记忆的构建，而每个公民又会将这种集体记忆融入到自己的记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  世界报注意到这种辩证关系并非总是有效，2016年7月14日尼斯恐袭案似乎就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此，佩斯坎斯基完全同意并指出：尼斯袭击案凸显了记忆认知的不平等。尽管事件性质及其严重——造成86人死亡——但它在国家集体记忆中的传播和融入程度却较低。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EDOC）在2016年至2024年间对普通民众进行的八项调查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中，11月13日的恐袭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尼斯恐袭在人们的记忆中却远不如前者深刻。当被问及11、13恐袭发生的地点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那这是否意味着十年或二十年后，人们会忘记法兰西体育场或是露天咖啡馆，而只有巴塔克兰剧院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呢？ 历史学家表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EDOC）调查的结果显示了一种专家们熟知的现象：记忆浓缩。在公众的心里，11月13日的恐袭正逐渐被浓缩为一个象征性的地点。对很多人来说，“巴塔克兰”这个词如今足以代表整个悲剧。  这种聚焦并非简单的疏忽：它反映了一种简化机制。这种机制并非集体记忆所独有。大脑具有“节省”的特性。它会寻找记忆标签——那些能够浓缩事件复杂性的强烈图像。就11月13日而言，巴塔克兰剧院的恐怖、幸存者的讲述以及媒体传播的图像，都强化了人们对这个单一地点的记忆。其他袭击事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例如，提到 2015 年 1 月 7 日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第二天在（巴黎南部近郊）蒙鲁日市一名市政警员被杀，以及1 月 9 日在（巴黎东部）万塞讷门犹太超市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

2025年秋，巴黎举行追思会，悼念流亡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与民运人士万润南。法广采访了三位与他交往多年的友人——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琦、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以及政治学者严家其，听他们谈万润南其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过去与未来。 万润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知名人物，曾创办“四通公司”，后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岁月中，万润南持续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进程，也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象征。 万润南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人? 廖天琪回忆道：“他既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在1989年底第一次认识他，当时只觉得他是一个企业家，并没有特别亲切感。到了1990年9月民阵第二届大会，他当选会长，那时有很多人指责他，但他一点都没有反驳，安静地站在旁边面带微笑。他只关心中国民主的前途，从不说负面的话。从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勇气，非常睿智的人。” 谈及万润南的贡献，廖天琪进一步表示：“立功方面，他是八十年代第一位民营企业家，把IT事业引入中国社会，带动了一代人对科学与电子业的热爱。立言方面，他写了《万歌诗词》，126首旧体诗，哀而不伤，思念故国却心怀天下。他推动民主运动，也曾提出‘以商养运’的概念，用发展来支撑民主事业。” 黄慈萍补充道：“万润南先生与魏京生一起建了流亡者墓园，他认真书写了‘为了实现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放弃了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他的精神不会死亡，名声、墓碑、名言都会流传下去。” 六四事件对民运的影响 严家其指出：“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的事件，它震动了全世界，也让我们意识到恢复六四真相的重要性。赵紫阳与戈巴乔夫的谈话显示，中国的老百姓和海外都不完全了解真相。万润南希望我在追思会上讲清楚，因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他进一步分析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中国的首有为共和、为第二共和、第三共和、为共和主义奋斗的人，都值得赞扬。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获成功，但它阻挡不了民主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发生大变革的信号。” 全球年轻一代发起民主运动 黄慈萍谈到：“民运不是低潮，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现在六四活动有上百人参加。中国人心所向，上上下下都希望有公正、有尊严的生活。年轻人是很重要的主力军，但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年轻人，也需要老中青全社会参与的运动。每一次运动背后都有社会背景，大环境与小人物共同推动历史前进。” 她还以自身经验说明了参与海外民运的动力：“万润南放弃了一切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我现在有了民主和自由，我希望中国人都能享受到。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海外民运的未来 廖天琪认为：“中国民主的过程是必然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尽管偶然事件会出现，比如四通桥事件，但整个民运的方向是明确的，旗帜不倒，声音不断。我们在海外呼应国内，替在国内受迫害的人发声，这是民运的重要价值。” 黄慈萍也表示：“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努力已经结出果实，即使万润南去世，他的精神仍在推动着我们。民运虽然经历低潮，但火种一直存在，必将有一天引燃中国民主的希望。” 严家其总结：“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完全胜利，但它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推动历史向共和前进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民主变革的重要信号。” 永不灭的精神 在三位友人的回忆中，万润南既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以理性和温和的方式追求政治理想，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与责任的理解。 三人一致认为，尽管中国民主运动面临挑战，但只要仍有人记得那段历史、坚持发声，这一追求就不会消失。

细雨霏霏，树叶凋零...... 亲友告别万润南先生的追思会在巴黎秋意浓重的时刻开始了，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能来的都来了。     几个小时后的10月22日，他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友人和同道还将在巴黎洲际酒店格兰德发起全球实体暨视频联系网络追思会，发起人严家祺、廖天琪、吾尔开希、王丹、魏京生、胡平、王军涛。 出席追思会的汉学家侯芷明，16日在法国世界报发文说，“他们一直亲切地叫万润南‘老万’，尽管1989年他抵达法国时只有43岁，并不老”。 眼前是位于巴黎老城一座建于18世纪的古老宅邸，古典清雅，名之“达芬奇空间”，来宾们按照要求不带花圈，挽联，花篮。大厅前方荧屏投射出老万的形象：宁静、安详、目视远方，旁边插着一束他的夫人李玉带来的白花。 整个会场庄严、素净。 万润南10月13日凌晨5时病逝于一家巴黎医院，20日，家人向遗体告别，李玉和亲友商定，次日举办追思会，让老万的旧雨新知疏解悲情，思念过往的美好和颠簸的时刻。 追思会开始了，主持人、旅法学人陈力川手捧两片树叶，一枯一荣。原来，树叶来自老万赠送他的无花果和月桂树，他说：“这两棵树是老万培育过的，也完整地象征了生命从勃发、茂盛到衰微陨落的过程和再生的希望，请允许我用这两片叶子寄托对万润南先生的哀思”。 李玉抑制住悲痛介绍老万突发脑梗到病逝的过程：“确实，老万的一生和中国发展的某一阶段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 创办四通，不仅仅转化科技成果，变革办公形式信息化，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深植民主概念， 他的这些作为都深深影响了许多人。他知道，别人没有想到的，他想到了；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进一步，并且写出来了。这一生没有虚度，他应该为此而欣慰。” 李玉接着说：老万“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依然关心家人，知觉清醒的时候，依然点头、微笑、握手指，回应每一位朋友的每一次探望。那微笑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只有安详与释然。我在病房陪床的几个夜晚，听到他安详、自然、熟睡的鼾声，特别安心。就像感受他一生日常给我的那样，温和、体贴、坚强；就像他明天就会坐起来对我说，走，咱们回家吧。欣慰的是，他选择以同样的方式，安详与温和地告别这个世界。他带着平静离开，也留下无尽的思念与温暖给我们。愿他的灵魂得享安息，我会记住他的笑容，继续他未尽的理想，他的温柔、友好与善意。 ” 当年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家，首届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祺第一个发言。他刚才在留言薄签名的时候，写下一句：“跟随着你前进”，意味深长。1989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他是主席，万润南是秘书长，严家祺说，万润南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中国最早的推动信息革命的第一人，很了不起。他的四通公司代表中国走上了信息革命的时代。二十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是信息革命，我们处于信息革命早期。他们把万润南这样的人一个个赶到国外，中国的信息革命怎么才能比得上世界，比得上台湾呢？不可能。 汉学家白夏特别提到，当年法国营救老万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个人，就是曾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后担任奥朗德外交顾问的燕保罗。老万来法国的时候，有一个帮助中国流亡者的组织名叫艾丽丝，白夏是成员之一，他说，如果没有燕保罗的组织和参与，这个营救计划就不会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祭奠老万，我想我们也会怀念早早离开我们的燕保罗“。 与严家祺一同在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共事的旅法学者王润生解释他为什么在老万逝世后写下这样一幅挽联：“倘若灵魂不死，太空里依旧睥睨世界，如果尚有来生，下辈子再做哥们一场。“ 王润生谈起和老万的前后两段的人生交往，感觉这些年老万的思想比以往更丰富，也更敏锐了，他”日咏一诗，日评一事，日行千步，日码一文，就像我们常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且有着一种广阔的眼光和很深刻的思考，一直保持着状态，写文章一直写到最后一刻。所以说他如果灵魂不死，一定会睥睨天下”。 专门从德国赶来悼念的民阵第一届理事、现任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特别谈到老万的担当，她说：“第二届民阵选举，他参加竞选，许多人对他群起而攻之，把第一届民阵遗留的问题全部归罪于他，他纹丝不动，完全没有推卸责任，不管这些攻击对与不对，我相信大部分只是附会而已，从那次以后，我是非常尊敬他“。 旅法学者赵越胜着重谈了老万的为人：儒家讲三淑德，智仁勇，他认为对老万应该换三个字：慧厚慈。说他慈，就是特别有同情心，作为一个在政商两界驰骋的人，同情心是很罕见的。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中南海，克里姆林宫还是白宫的人，都是绝对残忍的，不管对世界，对自己的人民，没有任何同情心的。但老万不是，他虽然也在政治圈里混，但是他特别有同情心和爱心，对普通民众的苦难，你跟他讲的时候你觉出来他心动。这一点跟他接触多的朋友特别有体会。赵越胜觉得，老万走了，没有老万的巴黎会有点寂寞。 当年的四通人周舵、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寄语悼念：“四通灵魂，民运栋梁。”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老朋友、作家苏炜寄诗“泣送万哥”：“寄傲高标路，悠然洗俗求...” 学生领袖周封锁则在推上赞扬老万“在困厄中 安贫乐道，铮铮铁骨，不为收买威逼所动。” 另一位学生领袖王丹称其是“少见的横跨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传奇”，称赞其风骨超伦：“八九年放弃了进入中共高层体制的机会，八九后拒绝了返回中国的机会。” 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对本台说，尽管老万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 有“六十述怀”明志：“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 有人认为他是“洼地为数不多的义人”。 老万曾对记者多次谈过一个细节，他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出邓小平是中共的真正领导人感到惋惜，他认为这样一来，把邓推到第一线，矛盾骤然激化，让陈云等更保守的一派抓住了把柄，失去了转圜的历史机会。 关键时刻，明知挽回大局的机会渺茫，老万毅然挺身而出，试图说服学生们撤退，避免流血，回到校园发展民主，他同时寻求召开人大代表会，希望阻止屠杀发生， 老万说：“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不能光踩油门，不踩刹车“。一些朋友不同意他的看法，当面争论：不是老万你无力回天，而是中共本性难移。 如果那件大事做成，中国就开辟了另外一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万润南流亡国外，在巴黎告别人间。 2020年代以来，中国爆发疫情，美国政局颠簸、乌克兰战争，中东血腥冲突，乱世特征纷呈，许多中国民主人士的观点和立场随之激荡，老万则对记者表示：立场各自，左右都可，底线是不否认事实。对事实一点都不能马虎，对观点一点都不能迷信。 有一次将私下聚会时朋友和老万的争论整理成笔记，寄予老万片段：“若以完人论流亡者，则陷入无知的歧途，若以功成名败论英雄，则落入成王败寇的俗套，流亡本是弃国的壮举，初起不以复国为志者，谎语，然终究完成志业的，几何？有人以前东欧志士作比，盖叹中国人内斗自毁，终不成气候，实乃不知东欧流亡者当年亦内斗，分裂，四散，最终天下变，守其志终归者寥寥，究其因，天下变，民选时代，无需争天下，海外漂泊之人，愿加入成为一员，自便，民主天下早已非此即彼，你我分食，更非‘你我之后，洪水滔天’的王朝时代。“ 老万回以拇指致意，并未多言。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依旧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是时候了，永别了，老万!  老万活在大家的心中。 一位 “四通人”为追思老万制作了音乐视频，画面上是老万令人难以忘怀的笑容，背景音乐是老万生前喜爱的一首法语歌曲改编配有中文字幕的英语歌曲：“我的路” (May Way)：   如今， 结局将至 我将面临人生的最后落幕 我的朋友，我将言无不尽 向你讲述我的 我的人生之路 我活过一个充实的人生 我经历过每一段路途 而更重要的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

四通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10月13日病逝巴黎，网络上有很多人纪念他。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民营企业的拓荒者，最终挺身而出，在民运即将遭军队镇压的关键时刻，试图去说服各方，改变历史的轨迹，自己也付出了故国难归客死他乡的沉重代价。两位他的朋友，一位是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一位是“六四”后流亡巴黎的蔡崇国先生，分别向我们谈了他们心中的万润南。   法广：万润南的故事更像是一部传奇，在您心中，万润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年的奋斗以及他一生的付出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张伦：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然很悲哀。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走进历史，一个时代在远去。认识万先生多年，他的聪明、智慧、才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今天的年轻一代中有些也许不太知晓当年的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是文革前的老清华，有才华，有能力，八十年代从科技人员走向创业，抱着为国家、为民族开创一个未来的雄心，真正的去探索创建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拓中国民营企业家之路。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走上了这条道路，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民企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也为中国的民众造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万润南先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没有这样的前行者的奋斗和牺牲是不可想象的。 法广：从他个人独特的命运和他与历史风云的际会，怎么样去看像你所说的，一个人逝去了，一个时代远去了，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关系？ 张伦：万先生在1989年毅然地投身民主运动，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因素驱动的。我们也有交流过，一方面他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迈上一步，这也被当下的中国所证实，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真正迈上一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将永远遭受着威胁，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向一个正常的运作，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让中国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尊严。我们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告别了故国，从此再没有踏上归途。尽管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万先生从此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在他的晚年，他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转型的艰难，他在各种场合，在不同的机缘下，仍然在捍卫着八九民运的尊严和合理性，不断地为其发声，同时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文明能够提升的根本的途径。 他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开创民营企业，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反对派，在两方面都做出很多贡献并为此付出很大的牺牲的人物告别我们远去，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前行者大概永远是孤独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处在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明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转型都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阶段中的这样一个前行者，多半都是孤独的，一定会付出很多牺牲的。他们当下或许被遗忘，但对于前行者，我们历史地去看的话，永远是会被历史记取的，人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为民族筚路蓝缕，不断的开拓道路的前行者，这一点，万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一生也是非常辉煌的，是会进入历史的。 法广：蔡崇国先生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加者，也是万润南先生的老朋友，在万润南生命的最后时刻，您去了医院探视。作为他的老朋友，而且都与八九民运那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在今天这个特别时刻，请谈谈您的感想？ 蔡崇国：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非常难过。我今天想说的是他对我和很多人人格上的影响。第一，他活在现在，而不是活在过去。八九这样一个大悲剧事件容易变成一种陷阱，使人活在过去，使人凝固，而老万总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代，所以他是向死而生，特别努力。他写了自己的传记，关于四通，他有很多反省，他的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他对人对事物保有敏感，对现实有很到位的评价，他和国内、国际，尤其和国内的人基本是同步的。活在当下，不是老说自己的过去。 第二个他非常地宽容和善解人意，而且努力去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批评他骂他的人，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再一个就是他的担当，过去我们共事过，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绝对不推卸责任，他的这种担当，责任心，包括对民族，对中国，他总是感到一种责任，让人非常佩服。 最后一个是他面对死亡的那种安静、那种平静。他病重很久，但是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反而唤起了他旺盛的生命力，这对我和许多朋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法广：有人讲，万润南作为一代人的标志，现在离我们远去了，而现在海外民运也处于低潮。那么，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还知道不知道当年的四通公司，知道不知道当年的万润南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听您讲，万润南虽已告别人间，但他的那种精神，那种为人的品质是留存下来了？ 蔡崇国：死亡是一个很神秘、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诗人朋友，他叫孟浪，之前我们交往很多，有时也很烦他，他突然去世了，然后很多人才理解他非常多的东西。死亡，它使人去理解人生的意义。有时很多东西，我们习惯了，但是它突然不在了，人们才去追寻它，去了解它，才能真切感受到那个巨大的空缺。所以万润南先生的死以及其他的重大事件主角人物的死亡，我觉得会唤起人们对八十年代，对老万作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最重要的历史性人物的记忆，他会使很多人去重新理解，去寻找，包括年轻一代的人，去询问，去理解，死亡会唤醒人们对死者的生的意义的追寻和理解。八九年，他自己在抗争，同时又要去说服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对话，去实现妥协，这种东西是难以忘记的，所以他的死亡会使更多的人去谈论，去讨论，去思考。

因创建四通公司驰名四方，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家人告知，10月13日早晨病逝巴黎医院，享年79岁。   他曾对友人说，“哪一天我不发东西了，哪一天我就出问题了”。9月18号，朋友圈再也看不到他的动静了...... 心脏染疾，10年前重返巴黎前，医生已经警告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但他泰然处之，锄草、种花、散步、写作，接待友人来宾，与病魔不懈斗争。这一天终究来临，来得这么突然....... 万润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为中国科学院工程师，1984年，投身创建四通公司，其标志性产品“四通打字机”为八十年代万物待复苏的中国带来一场观念革命。 1989年4月15日，因其开明和宽容的作风遭邓小平排斥，于1987年被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名罢免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猝逝，引发广泛同情，北京学生和民众随即自发上街悼念，一场蔓延全国的“八九民运”爆发。 在军队进城，学生面临镇压的关键时刻，万润南的岳父、前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昌担心爆发流血冲突，望其亲自介入。万润南先后约见北大、清华等75所高等院校学生领袖商谈撤退，试图劝告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保存民主力量，发展校园民主。 万润南当时的主导性想法是：血要热，骨头要硬，头脑要清醒。他认为与当局要善于斗争，要给政权内部的改革派留有余地，“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否则只会给强硬派以镇压的口实。在劝告学生无果的情况下，他还促成『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希望阻止当局镇压。 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交接之间，中国军队在北京城大开杀戒，是为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痛斥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中国陷入恐怖状态，一批学生领袖，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遭当局下令追捕。 万润南从此流亡海外。1989年7月，他与严家祺、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共同发表“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同年九月24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严家祺当选主席，吾尔开希副主席，万润南秘书长。次年，万润南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主席。 九零年代中期，中共红色资本主义路线吸引西方资本涌入，美国奉行“接触”政策，以为长此以往可将共产中国与世界接轨，使之转型为更为开放的国家。在此过程，虽然中国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一直艰辛努力，民运逐渐陷入低潮也是不争的事实，万润南也开始从民运组织淡出。 2014年2月，离开巴黎在美国旅居多年的万润南重返法国，在巴黎南郊“种菜养花，读书码字”，重病在身，仍难以忘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六四25周年之时，北京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家中聚会纪念遭当局刑拘，万润南对本台表示，“举起右手支持反贪，举起左手抗议强权”。 六四三十周年时，他在本台专访时尖锐地指出，“现在则完全看不到希望。现在已经倒退到准文革状态”。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把习近平的那个终身制，不叫皇帝的皇帝，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这个局面一定要扭转过来，起码回到党天下，然后逐步过渡到民天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推翻“党规”，实现第三任，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万润南则认为“习近平把中国带入至暗时刻”。 忧思难忘，“六四”始终是他的“心病”，那场伟大的运动为什么遭至那样的结果，对未来有何启示，他苦苦思索，不愿设置任何禁忌。 今年六四前夕，他试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八九民运何以失败？他对本台说，今天回望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思考：当一场本可能引发制度转型的和平行动，最终演变为枪声与流血，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关键性的结构性失误，使得和平与改革的窗口中一夜之间关闭？未来，我们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万润南不仅是一位壮志未酬的“革命家”，一位曾经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还是一位大笔抒写生命之诗的诗人。 熟友介绍，他在清华读书时写文章就已颇具文采，流亡期间，陆陆续续写了数百首诗以抒心志，去年由巴黎F360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万歌诗词—诗海余韵』。 诗集里“多有政治抒怀、悲悼、怀念”等等主题，诗人、翻译家万之在“『万歌诗词』瑞典文版译者序言”里就此评论：“万润南不仅是流亡者，也是爱国者救国者。在流亡中，万润南依然是活跃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坚守民主自由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可谓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诗中乡愁贯穿，故园、江南、父母、忧思难忘。即使在“至暗时刻”，念念不忘思考中国前途： “惟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星空下，痴心梦断，梦断神州。”

艺术家马德升是1979年北京星星美展的代表人物，当时艺术家们争取的是维护宪法，艺术自由。1986年，马德升开始旅居法国的生活。三年后，他在电视上看新闻，学生们和市民示威者惨死在北京城的子弹射杀中的六四惨剧被各家媒体纷纷报道。 对星星美展10年之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马德升观察到：1989年学生们从反官倒开始，呼声逐渐升温，最后要求轮换政权。这在1979年星星美展时期是不敢想象的。马德升说，争取人权，天经地义。89民运的光辉永在。从反思的角度，对1989年的天安门骇人听闻的流血画面，马德升表示，当时博弈的各个阶层没有沟通好，没有串联好， 没有协调好，没有理解好， 就失控了。他认为，在国外的中国民运政治家们需要严肃的，谦卑的，实事求是地反思自己，做忏悔和总结。请听马德升访谈。

今年是89六四36周年，纪念追思死难者的活动继续在全球各地进行。据89学运领袖王丹6月2号介绍，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开馆，他在开馆公告中说：三十六年过去，岁月流转，世界改变，但有些记忆，从未被时间带走。1989年6月4日清晨，北京的街头响起枪声，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坦克前与子弹中倒下。他们本应拥有灿烂的未来，却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用鲜血书写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篇章。这段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王丹说，这座纪念馆，不只属于曾经走过八九运动的那一代人；它也属于每一位珍视自由与人权的人。我们希望，这里能成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桥梁，让更多美国社会的朋友理解那段历史、理解中国人民对尊严与希望的追求。 的确，时光没有抹掉记忆，前来巴黎参加六四36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指出，36年了，时光飞逝，但有些记忆是永恒的，拒绝遗忘就是反抗：吾尔开希：每年的六四纪念都用“时光飞逝”开头， 我想用这个话来思考一下，“ 时光” 对于我们当年的参与者是不是同样的概念，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对于那些 牺牲者， 时光不仅没有飞逝，而是永久地停滞了。 这 一点，我想今天（6月1号）所有来纪念的人， 应该心中都有非常强烈的对在那一天曾经为理想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的感动和震撼。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天安门母亲” 们， 他们在过去36年一直在等有一天能够公开纪念他们挚爱的，牺牲的家人，对他们，时光也没有飞逝。 对于因为六四而失去自由的人， 那些在监狱中，数着日子等待重新获得自由的那 一天的人，时光也没有飞逝。对于像我们这种流亡者，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不能够继续自己当初开启的事业， 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未竟的事业停留在那里， 时光也并不是飞逝。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在讲“时光飞逝”，也许今年我们可以对“时光飞逝”这四个字有重新的思考。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法广：除了关于时光的思考， 还要“不遗忘”这个主题，跟现在的国际政治， 还有中国的政治相结合 ，你有哪些思考？吾尔开希：我也在思考，那些专制 者，当年的杀人犯，他们希望什么？ 他们希望我们遗忘， 这也是共产党不遗余力在中国阻断所有资讯，阻断人们讨论的原因。 他们希望人们遗忘， 因为只有在遗忘的情况下，他们的罪恶才会被淹没，而拒绝遗忘其实就是一种反抗。 拒绝遗忘 也不那么困难，我们只要记住至少每 一年这 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 流亡者，当年的参与者，用各种形式能够提醒大家不要 遗忘，用 我们的纪念来进行反抗，正是我们可以 做到 的 一件事。法广：那对于不了解六四 ，可能信息不太多的那些年轻人，你想跟他们说什么？吾尔开希：36年 其实也并没那么长，尤其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对于不了解当年情况的人，要 想了解也并不困难，尤其是离开了中国 资讯管制的环境到 了西方的，到了中共所 建立的资讯 长城之外的年轻人， 我对他们的呼吁可能就，既然到 了墙外有自由的空气，就多好好呼吸一下， 让自己习惯于自由的空气。有自由的资讯就充分了解， 让自己习惯于在充分资讯的情况 之下进行思维，进行批判，对于谎言也就有更深刻的批判能力。这个是来到自由社会和自由 环境 之中，应该让自己所具备的新能力。这可能算是我 给今天年轻人的一个期待。多了解当年 发生的情况，了解真相只会让你更勇敢，只会让你更有智慧。 这是我对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 期待和忠告……法广：回头去看当年二十一岁的自己和当年的伙伴 们， 你想说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吾尔开希：如果能有机会 跟当年的伙伴们说 上一句话，我想我会跟他们深深 一 鞠躬，说’真的很光荣，当年曾经跟你们一起并肩奋斗。’ 如果有机会跟自己年轻的时候讲一句话，我想说当年我们做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应该感到自豪，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也许36年之后，历史还不能证明我们站在正确的一方，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 一方，总有一天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会得到，我们一定会看到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站在正确的 一方。王龙蒙当年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他因为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流亡海外，目前仍然积极从事 民运活动。 他在巴黎纪念六四36周年的活动上谈自己的思考：王龙蒙：在这儿纪念留下自己的火种，自己的记忆，同时和国内的民变、政变、经济上、政治 上的变化同步进行、 同步变化。 我希望有 一天， 以最快的时间，我们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我们下 一次的纪念——当然这个话我说了很多年了，每年都在讲， 每年都在坚持。我今年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今年的六四，主题是从天安门到乌克兰，因为我们的 眼光已经慢慢地从局限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变化，一直关心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比方说，我认为现在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 就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道路，这一点我 深信不疑。今年纪念六四36周年，有一系列 研讨活动，也有不少反思和文章出炉， 前学运领袖，目前在纽约担任独立时评人的郑旭光先生介绍 了对六四36周年纪念的一些反思和看法。郑旭光：今年的纪念应该主要有两个形式。一个是纪念的形式，一般会分享自己的亲历者经历，也会提出诉求，大概和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她们提出的几条诉求应该比较类似 ，主要是厘清真相、追究责任、 赔偿、昭雪和惩治凶手。另外一个是研讨活动，当然会有反思内容。 我觉得反思的内容过于单调，因为普通人对于反思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学生年轻，运动没有搞成，也有人就觉得没什么可反思的，因为共产党肯定要镇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普遍的人民意见。但作为学者肯定不会 这么简单地看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六四故事，有的人局限于自己 的经历， 对于自己经历的描述。有人讲的是一个关于全景的故事，那就是有一套叙事。我觉得在民间，应该有非常少的人会接受中共的正史的叙事，说这是一个“反革命动乱到暴乱 ”，这是邓小平定性 的 “ 426 社论”和“平暴 ”那 一套 叙事， 非常非常少的人会接纳这套叙事，因为大家都 知道这是暴力之下的一种叙事，没法让人服气的 。当然在这个框架里包括很多 ——比如党内的文件，官媒的报导，还有以民间学者的名义、研究者的名义， 或者说 以民运人士的名义讲 一套故事出来 ; 也有民运的叙事，人民的叙事，但是人民 的叙事是高度简化，易于传播的。 我觉得有神话 一样的英雄主义叙事，也有这种受难者 叙事，也有“三国演义”式叙事， 把它当 一个重大的历史故事来讲—— 36年足以变成 一个故事了。还有就是民运叙事，我觉得胡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他在90年就写了八九民运反思，既是 叙事也是反思。当时通缉的二十一 个人 里，有七个跑出来了，现在国内还有六个，剩下 的都在国外。 他们讲这些故事应该是没有太大 妨碍 。逃亡者群体也会有 一个叙事。 万润南 先生、 严家 其 先生都有他们的看法，。我想对基本事实的看法大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学术性叙事和 民运叙事，基本事实不会有太 大出入，民间叙事可能会有以讹传讹的很多东西。中共的叙事中间有大量的真材实料，也有大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 所以需要鉴别 。 民运叙事和政府的叙事是高度政治性的，更强调价值观的东西。人民的叙事应该是一种传说，一个 故事。这三种叙事 ， 主要传递的都是价值观。对于学术叙事。每个学术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也有基本的操守， 学术 规范，要尊重事实，也不能违反逻辑。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倾向，每个人因为自己的观察角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认为学术叙事反而是最不 发达 的 一块， 就是因为真材实料的东西非常难搞到。民间 的，这些 流亡出来的非常少， 一部分 能够 站出来讲自己经历 ，因为站出来讲自己经历基本断了自己回国的路。大部分有过六四经历的八九 一代，即使他定居美国，也远离这些事情不吭气。就像那些拿六四绿卡的留学 一样，大部分人是不 吭气的。 所以有很多 民间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曾经发生过那么大的运动 ，全国上百个城市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的 游行，参与者如此之众多， 海外的资料都很少， 甚至很多人销毁 了国内的资料。中共他们也可能销毁了最重要的资料，大部分资料也没法披露， 比如死难者数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等六四“平反”或者中共垮台以后，这个事不再成为一个政治阻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一个公正的调查， 也许 官方主持， 也许是民间， 也许是共同 主持。这是中国人 自己历史 上的事情，迟早得把它搞清楚。有的人说六四过去了， 我觉得几代人过去了，但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过去。 如果说这些活着的人都 要 把它忘记 掉，即鲍彤先生说的“小天安门”、“小六四会” 接连不断 ，因为一个 事件的不公正对待，它会形成 一种惯例 ，对  这种事情 强压 下去 就 好 了。 所以这方面是遗患无穷。非常感谢吾尔开希，王龙蒙和郑旭光接受法广专访。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除了乌克兰在战场上外，也有不少外国人加入了国际兵团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另外也有数量很少的外国人加入到乌克兰正规军，我们本次节目采访的Edwi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3年加入了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已经成为军官，在五月初接受法广专访时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以及在前线的见闻。 Edwin :“我是香港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2019年离开香港去了英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的公司刚刚起步，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过来，当时就是当志愿者，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2023年年2月我就申请了， 很快，两个星期左右后就得到回复说我可以过来。3月份到了基地，但是因为我之前是皇家海军，在英国当兵，所以他们觉得我是可以的，所以就让我离开国际军团，去CC营，没有任何训练就开始打了，打哈尔科夫的时候。”Edwin指出，有人认为外国人去帮助乌克兰作战是为了金钱的说法非常荒谬，他说；“香港人在当地工资不少，我们去英国后一个星期工作五天差不多可以挣1000磅，五天可以赚够比这里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的钱，我为什么要过来？  因为2014年乌克兰人已经支持我们香港人的“雨伞运动” ，2019年也支持我们。我们香港人出一点点力好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很孤单，我对香港人有一点失望！ 现在只有我一个香港人在这里，有时候我觉得人家问我哪里来，我拿的护照是英国护照，但是我对所有人说我是香港人。他们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当然是中国人，但是我拿的英国护照，我很尴尬，你明白吗？我们香港人到底是哪里的人？香港人要去哪里？香港人的家在哪里？香港人又怎么样？！没有人关注我们的状况，也有人说香港现在那么好，但是他有没有看过以前的香港跟现在香港的区。”Edwin在前线作战导致全身多处受伤，但他不言退，其中原因何在？他说：“我很反感‘雇佣兵’这个词，我们是正正规规的当地部队，我没有去过国际军团， 我一来我的合同就是三年，我一定要打三年，除非我死….. 我的头、脸、耳朵、左腿、右腿和我的腰全都受过伤，但是指挥官说说有任务，我说OK，就去了。 我是侦察兵，我们的工作是去前线的前面，工作就是去俄罗斯阵地前边，看他们阵地里面的东西，再安全回来汇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乌克兰军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来乌克兰战场做什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乌克兰先帮过我，所以我要一定帮助你，我不管有多少香港人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要来！乌克兰人有时候说我是黄皮肤，我身高只有1.6米，我今年50已经岁， 我当兵的时候是48岁，我有所有的证书，我现在是军官（Officer） ，我不能让别人小看我，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做我自己想干的事情， 只做值得做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别人看不起我，应该反过来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很少看到黄皮肤的人，身材跟他们相差太大，他们的感觉是要在战场里面保护我，打仗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原来中国人那么厉害，他们没有想象到，在战场上，我不是拉后腿的。所以也不知道是他们应该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们，所以我跟这个部队的感情是很好的。”Edwin继续说：“乌克兰人英语也不太好，我们的沟通是通过手机翻译，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同吃同住同睡。我刚到的时候，他们怕我吃不惯，也担心我受不了寒冷，每天问寒问暖，当我像一个小孩一样……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阵亡了，你们不用带我回去，我就留在乌克兰，给我的抚恤金捐给当地的孤儿院......虽然现在乌克兰似乎形势还不错，但这是城市，如果没有去过农村，你就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房子有多破多烂！被炸烂了，有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他们回答我们说我要死要死在我的家里，我也不要给俄罗斯人占领我的地方.....;”Edwin指出：“乌克兰连续遭到俄罗斯轰炸后，虽然城市生活继续，但农村很多地方损失非常惨重。亲眼见证当地情况的Edwin说：“我们现在住的安全屋的一家5口全部被俄罗斯炸死了，只剩一条狗，这条狗现在陪着我们军人。有时候它可以救我们，比如我们在安全屋里，晚上有几个人睡得不好，听见狗叫就知道有炮弹打过来，都非常精，因为这条狗见过很多人被杀，也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我现在就有。我回到城市里住的酒店很好，但是晚上睡不着，因为没有炮火声，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听着炮火声睡觉，这里没有炮火声，所以睡不着。”“我们在前线距离俄罗斯人只有2公里，但是我们有咖啡厅，有超市，交通工具也有公交车，有出租车，有火车，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有时候有子弹打过来，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人和平常一样没有区别，我们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在对面喝酒，有时候还互相喊话，有时候他们就喝酒喝多的时候就放两枪过来……”在美国斡旋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与美国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否给战场带来了变化？Edwin说：“现在（注：采访日期为5月初）照样打，之前是有一个方案的，在前线的一个方案里说过，如果谈得好，我们退后50公里，俄罗斯退后50公里，中间就是不交火的地区。但是俄罗斯军人现在每天都想过聂伯河，我们在黑海这边， 他们每天都要炮击，跟以前一样，并没有区别。”战场上战火继续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牌可以打吗？Edwin指出：“在上两个星期有这种感觉，因为俄罗斯这边每天开始慢下来，没有那么激烈，动作已经停了，基本上就是拿一点 ，如果拿不到就算了……以前每天都要拿走2千米的战线，但是他们好像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停了…..前线就是保持现状。”俄罗斯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困难吗？Edwin的回答令人惊讶，他说：“看见俄罗斯的部队在调动，但好像不是在乌克兰这个战场里了，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打战的目标并不是乌克兰，他应该是芬兰，波兰。 因为现在看网上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还有十几万兵已经过去到白俄罗斯，  我们的很多部队也在往北走，因为怕他们打的时候全部都从北部打过来。Edwin也指出，尽管芬兰已经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有第五条（注：北约协议第5条规定，对北约任何成员国的任何武装或军事侵略，都等同于对其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就是北约最重要的共同防御原则），但也不一定在打仗的时候帮它，可能在后边帮，但如果不愿意就可以不打。俄罗斯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展开多个战场吗？Edwin认为：“道理很简单，三年来很多人都看见好像俄罗斯不好打，但是他有没有真心尽力打。在前线，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套路是什么： 每天都在消耗他，不想打，基本上整个乌东都已经被拿走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再拼呢？下一个据点就是欧洲，打打看你动不动，如果不动就又拿下一个。乌克兰太大，现在已经有7000英米 的前线，俄罗斯顶不住….. 他要拿下乌克兰的话一定会从北部下来，因为他的海军不行，南部拿不下来......所以通常现在我们的军队看看情况都认为，应该乌克兰不是太危险。他也不会停，停下来之后他又开一个新的战场。"非常感谢Edwin接受法广专访，据在乌克兰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苏祖东介绍，Edwin在采访结束后就前往黑海前线，接受新的任务。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残酷的战争意味着死伤，去年传出来自台湾的吴忠达和来自中国的彭陈亮在前线不幸牺牲的消息，一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据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的介绍，他们两人的阵亡通知书至今未曾送达，也未曾见到遗体。战火依旧，依然还有志愿者前去乌克兰加入国际兵团，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这个遭到侵略的国家。这些国际军团的志愿军每个人经历不同，加入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都感觉要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认为是为了钱，或者被某种意识形态或英雄主义洗脑，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将自己投入到危险的境地…… 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又是抱着何种情怀来到战场上？无论如何，他们的动机与金钱，也与意识形态完全无关。 年轻的Jack 姚先生也是刚刚再次从台湾来到乌克兰，在抵达敖德萨前去新的任务之前，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我不算在战斗部队， 2022年一开战，我就设定好了我要来做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能耐没有到，所以我不要上战场杀人或者是其他，我一直在做的都是物流，医疗和运输，我的部队是乌克兰国际军团中的乔治亚兵团，那时候的状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要来乌克兰？Yao：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视上发表一个演说，说他要成立一个国际军团，他希望大家都到这里来，不管你有什么想法或能力，想要帮忙都可以来，后来就成立了这个外籍兵团。我就先直接申请，没有多想什么。其实也并不是谁想来就来，因为那时候已经直接开打了，我也不知道情况如何，我的申请不到一个星期就通过了，我们这些从很多世界各国来的人，到了医疗营或新兵营之后，都觉得实际状况和想象都有很大落差。最大的落差是什么？Yao：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们些装备，但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防弹背心，没有头盔 ……那个时候我自己带了头盔和背心，还有防弹插板来，乌克兰人一看到就问台湾有没有办法支援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到，是否愿意资助他们等等问题。你说从事的是医疗资源，之前是有医疗经验吗？yao：不管有什么经验， 到这里完全都不是经验，远远不够 ! 你认为准备好了, 即使后来也给我们做很多训练，但是真的到了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永远都没有准备好，永远都不足够的，永远都不嫌多！报名来乌克兰参战是否报备给台湾政府？Yao：没有，完全是自己的行为，政府即不鼓励也不禁止，因为台湾的状况跟他们非常相似，虽然我们跟乌克兰没有邦交，也希望为这个国家打仗流血，让他们也能够感到我们的人情是真挚的，如果可以提升我们两国关系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为国家出了点力。这次再回来乌克兰我就没有太多想法，上一次做的事是医疗，物流和运输，都不是直接战斗，这次我要面试的部队是突击单位——我也是拿他们的签证进来的，跟上次做的状况不太一样。运输和医疗工作是支援国际兵团，要到前线去，但不会一直到最前线，所以这次我回来就没有想做上次做的那些事情，因为以前的状况实在是太混乱，我不想在一个非常混乱，没有计划的状况下去参与。这就是我的感觉。在美国的斡旋下，俄乌两国分别与美国代表进行了谈判，你这次回来有战争快要结束的愿望吗？Yao： 完全没有，他们说要停战或者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2022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土耳其进行着谈判，停了吗？也没有，实际上大大小小秘密接触过多少次了，有停吗？没有！2022年三月中我到达乌克兰，转经基辅时，俄罗斯还在狂轰乱炸，要从布查包围基辅，没有要退。作为士兵，我们不管他们要停或不停……这是他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也不是我能做什么或可以决定干预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守命令，把事情做好，做不到说就做不到，我不会去讨论我不该讨论和我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没有意义！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要讨论中国要不要打过来，但不管他们打或者不打过来就不吃饭，不睡觉不赚钱吗？这个议题我们已经讨论快80年，是没有意义的事，中国要不要打过来你都要备战，要做好建军备战。有一句话叫“枕戈待旦” ，意思就是我不会预期你来不来，但是我准备好，你敢来就来！“枕戈待旦”这四个字就刻在马祖和金门给对岸的同胞看，但我对对岸同胞没有敌意，我不反中国，我也不对中国人不友好，我们说同样的语言，过同样的节，清明要回去扫墓，为什么要“枕戈待旦”去对待同胞？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们不会去讨论你要不要打我们，什么时候打我们，因为这不是我们决定的，因为我们不要反攻大陆。加入战争可能面临的后果你怎么想？Yao：乌克兰人不是傻瓜，他们觉得你准备好了才会派你去，他们不会派白痴到前线，已经从2022年一直打到现在了，他们并不会盲目地派你去前线，如果阵亡，他们要负责任，要给家人和国家交代，不能曝尸荒野……来这边，都是可能有风险的，我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我死了就有可能尸体拿不回来，我认为要是怕死就不要做了，不是来不来，是连人都不要做的问题….. 台湾的国民革命军为什么而战 ? 为台澎金马的福祉而战 ! 为什么而战 ? 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为了台湾的主权而战 !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台湾而战，但是我学的和受训的可以在这里帮助到人，虽然不是杀人或者做一些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尽到心，他们叫我干什么我就遵守任务，就这么简单，他觉得我们能呆多久，我们有多少利用价值就让他们用。我还要补充一点，很多人说我来这边就是赚钱，但这边是赚不到钱的。有工资，但是他让你吃饭，你有付出，会给最基本的尊重，会工资，但是如果要赚钱就去炒股票或炒股票，或者炒房都可以赚钱，千万不要来这边，认为打仗可以赚钱——你不是卖军火的，卖军火也轮不到你……既然说到赚钱，是否可以透露你们的工资有多少吗？Yao：我没法讲，我记得来的时候有工资，但我没有签工资的合同，因为我觉得我比乌克兰人有钱，我的国家更有钱。乌克兰这个国家不会因为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比我更需要这份薪水。我当初来的时候，只有在西边城市的超市里有东西，在基辅和东部都没有东西，现在好很多，我觉得他们比我更需要钱。我不需要他们的钱，反而自己还花了很多钱。我在台湾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很多人放弃自己国家的美好生活，来到乌克兰后过得比流浪汉还苦，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流浪汉，也不是说他们对我们不好。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可以睡在温暖的床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睡在土沟里？可以天天洗热水澡为什么要超过30天不能洗澡？没有人会做这样无聊的事情就为了赚钱，所以说来这里赚钱是在侮辱人的智商！我可以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连工资卡都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钱。我一直都没有薪水，我们完全不是为了钱而来。那为什么而来？在台湾我们讨论中国什么时候攻打台湾时，就会讨论美国是不是应该来帮助台湾，什么时候派人帮助我们，但美国凭什么派人来？这是台湾经常讨论的一件事情，前提是美国为什么要派人来，当乌克兰发生这样的侵略战争时，你自己愿意来吗？你如果不愿意来，那么那些有老婆孩子的美国人为什么要到一个小岛上为黄种人作战？很多人之前也没有听说过乌克兰这个地方，那你为什么不来，要别人付出就要自己先给予。我的动机很单纯，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来乌克兰，我的回答是：Why Not？ 你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想要别人帮助你，有能力就先帮助别人，不然你手心向下好过手心向上……非常感谢Jack 接受法广专访，感谢苏祖东。

即将于今晚（5月13日）拉开帷幕的2025年戛纳电影节，无论是从选片的丰富性还是其美学和政治立场来看，都预示着这将是一届非凡的盛会。竞赛单元中女导演占多数，中国导演毕赣在中国电影缺席戛纳数年后强势回归，以及一系列已经引起评论界热烈讨论的影片：所有条件都齐备，预示着这将是一届令人难忘的电影节。 女性主导且极具影响力的一届电影节历史上首次，女性导演在主竞赛单元占据主导地位：22部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中，有12部由女性执导。这一象征性的进步展示了世界电影界观念的演变。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赞扬这一趋势为“长期被边缘化的声音带来的新风潮”。最引人注目的女导演包括：朱莉亚·迪库尔诺的《Alpha》，一部未来主义的有机惊悚片，已被评论界称为“内脏冲击”；哈菲西亚·赫尔齐的《小妹妹》La Petite Dernière ，讲述了马赛北区青少年成长的苦乐参半的故事；日本导演早川千惠带着《雷诺瓦》Renoir 再走红毯，这是一部关于艺术代际传承的沉思作品。梦境诗人毕赣，力挽中国电影狂澜中国电影已经三年未能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在地缘政治紧张、审查控制加强以及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很少有中国电影能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毕赣的电影《狂野时代》出现在电影节最后一刻的“惊喜名单”之上，引起了热情和释然。毕赣以《路边野餐》获得第68届洛迦诺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地球最后的夜晚》曾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擅长非线性叙事和超现实意象。这次他带来一部催眠式的科幻作品。由易烊千玺、舒淇领衔主演的《狂野时代》描绘了一个半意识状态的女人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中，与一个机器人对话，讨论人类历史的片段。该片长达160分钟，将在当地时间5月22日晚22:15举行首映式。凭借以长镜头和碎片化叙事为特色的美学风格，毕赣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影坛重要风格导演之一。毕赣之外，陈正道监制，周璟豪执导，张子枫、马伊琍主演的悬疑电影《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入围电影节平行单元中的“导演双周”单元。入围短片竞赛单元的《女孩》，则由罗兆光和廖书涵联合编剧、导演，延续了罗兆光对个体和命运的关注，其短片作品《夏日午后》去年在宁波荣获北纬30°短片周最佳摄影奖。评论界最期待的电影今年戛纳主竞赛单元中的几部新锐导演作品已经在电影节的记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包括： 朱莉亚·迪库尔诺的《Alpha》：继2021年金棕榈奖作品《铁titanium》之后，这位法国导演继续模糊肉体、机器和身份之间的界限。《Alpha》被视为金棕榈奖的热门候选。 佩德罗·科斯塔的《黑月亮》：这位葡萄牙导演拍摄了一部在安哥拉取景的暮色悲剧，一部节奏缓慢、雕塑般的电影，因其美学激进性而受到赞誉。 毕赣的《狂野时代》：除了备受期待的回归外，其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和对集体记忆的反思立即吸引了法国和国际评论家。 安德烈娅·阿诺德的《现代爱情》：这位英国电影人通过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探索开放式关系的曲折。一部既温柔又粗犷、感官丰富的电影。 娜丁·拉巴基的《火季》：这部在黎巴嫩拍摄的合唱式叙事讲述了一个分裂家庭的故事，有望打动观众。拉巴基在戛纳已经广受赞誉，可能会带来惊喜。一个开放、政治性和大胆的选片2025年戛纳电影节表明世界电影正在变革。女性声音的坚定表达，通过毕赣代表的华语影人的回归，以及那些不惧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实验的电影。在戛纳，你可以接触到当下最前沿的电影成果，电影节在类型、叙事、视听语言和技术层面引领着全球电影的新方向。的确，放眼全球电影票房，都面临挑战，但戛纳却始终在提醒所有人：电影是造梦艺术，只要人类还存在，这种表达就应该要被尊重与传承。最后，本届评委会主席是法国演员朱丽叶·比诺什，评委成员包括美国演员哈莉·贝瑞、美国演员杰瑞米·斯特朗、印度导演帕亚尔·卡帕迪亚、韩国导演洪常秀、意大利演员阿尔芭·罗尔瓦赫尔、法国/摩洛哥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刚果导演迪乌多·哈马迪、墨西哥导演卡洛斯·雷加达斯。他们将在5月24日晚的颁奖典礼上，颁出今年竞争异常激烈的金棕榈。

第 78 届法国戛纳影节开幕前夕，戛纳电影宫旁的十字大道上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从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到汤姆·克鲁斯和罗伯特·德尼罗，世界各地的影坛精英都将出席本届影节。 现年 81 岁的罗伯特·德尼罗曾在奥斯卡奖中两度封神，但在他 6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过个人奖项，本周二（5月13日）的影节开幕式上，他将被授予荣誉金棕榈奖。第七艺术最大的年度盛事将持续到 5 月 24 日结束，当天将颁发包括金棕榈在内的各种奖项，去年的金棕榈花落美国导演肖恩·贝克 (Sean Baker) 执导的《阿诺拉Anora》一片。来自 160 个国家的4万名获得影节认证的观众已经开始陆续抵达蔚蓝海岸，入住十字大道旁的旅馆和五星酒店。周日，电影宫的团队公布了本届影节的官方海报，海报选择了1966 年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剧照，来纪念由影片主演法国演员让-路易·特兰蒂尼昂和阿努克·艾梅组成的经典电影情侣。乐手们演奏了美国电影《碟中谍》的主题曲，预示着本次影节双周的亮点之一：本周三上映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该系列片的最后一部。周一，约有 4,000 名记者将参加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 (Thierry Frémaux) 在下午 4 点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影节组委会将周二影节开幕日的主题定为战争中的乌克兰，并将专门放映三部有关的纪录片。在冲突不断加剧、独裁政权崛起的背景下，组委会强调说：“这一安排是为了提醒人们戛纳电影节的承诺及其通过电影作品来讲述世界的挑战——即我们未来。”22部主单元竞赛影片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关税战中，威胁要对外国电影征收100%的关税，这无疑令电影业惴惴不安，此外加沙战争也将受到关注。在新闻会上，艺术总监还可能被媒体问及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有关的反对性别歧视的情况。法国议员此前曾呼吁戛纳影节为改变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心态做工作。巧合的是，开幕式将在备受瞩目的法国著名影星热拉尔·德帕迪约 (Gérard Depardieu) 影片拍摄期间的性侵案在巴黎审判结果宣布几个小时后举行。本届影节评审团由享有国际声誉、性格坚毅的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担任主席，包括美国女演员哈莉·贝瑞和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莱拉·斯利马尼在内的陪审团成员，估计将在周一陆续抵达。影节的惊喜之一还有法国乐坛著名歌星 米兰·法莫（Mylène Farmer） 的登台，或许她还会演唱一首新曲目。另一名法国女歌手朱丽叶·阿玛内 (Juliette Armanet) 则用另一种方式在开幕式上献艺，她主演的首部长篇处女作《某日离开（Partir un jour）》为影节拉开帷幕，同时影片也在法国院线上映。 此后影节期间将放映一百多部影片。共有 22 部影片角逐本届金棕榈奖，其中包括已两次摘得金棕榈奖的比利时社会电影之王达内兄弟组合执导的《年轻母亲之家》，以及法国导演朱莉娅·迪库尔诺执导的《阿尔法》，入选主竞赛单元的七位女导演之一的她希望继血腥的《泰坦》之后再次获得金棕榈奖。在新人导演中，中国导演毕赣、美国导演阿里·阿斯特和法国导演哈夫西亚·赫尔齐都只有三十多岁的年纪，他们都将参加主单元的角逐。为纪念在 2019 年获得荣誉金棕榈奖的、中国影迷最为熟知的法国影星——在去年 8 月去世的阿兰·德龙，以及在他职业生涯中给予他帮助的女性，在戛纳整个城市还可以看到一系列他未曾公开过的大型照片展。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残酷的战争意味着死伤，去年传出来自台湾的吴忠达和来自中国的彭陈亮在前线不幸牺牲的消息，一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据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的介绍，他们两人的阵亡通知书至今未曾送达，也未曾见到遗体。特朗普上台后，试图斡旋停火，但战火依旧。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还有志愿者前去乌克兰加入国际兵团，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这个遭到侵略的国家。这些国际军团的志愿军每个人经历不同，加入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都感觉要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认为是为了钱，或者被某种意识形态或英雄主义洗脑，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将自己投入到危险的境地…… 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又是抱着何种情怀来到战场上？ 潘先生刚刚再次从台湾来到乌克兰，在去前线之前，讲述了他的故事：潘先生：首先去年在10月、11月的时候，我们国际军团第2营被派出到恰西夫亚尔市执行突击任务。我的队友台湾人吴忠达在我面前被炮击身亡，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就是中国籍的志愿军阿亮（彭陈亮）。他们阵亡以后，我们单位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拉到后方修整。那个时段我决定离开部队回到台湾，但是回去以后我还是有一种责任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兄弟倒在这里。我认为在前线因为这个原因退却，不再继续参与战斗是对弟兄不太负责任的行为。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愿意把生命洒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人去延续他们的精神上的火种，所以我希望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接受更专业的训练，投入前线的战斗。法广：你刚才提到国际军团里牺牲的吴忠达和彭陈亮，在乌克兰国际军团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牺牲其他国家的志愿军多吗？潘先生：非常多，国际军团的死亡率高达30%。我们参加国际军团是要跟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签订合同，但是国际军团的问题是人员流动性比较高，大部分的合约现在强制的都是六个月，但是因为部队要进行火炮训练，火力资源的协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现在面临很大的流动缺口，国际军团在这方面有严重匮乏问题，主要针对的是火炮支援和和火力支援，而缺乏这些资源，对于步兵执行任务其实危险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法广：你为什么决定要去乌克兰参战？作为台湾人，有和乌克兰人共情的心理吗？潘先生：我现在25岁，今年五月份26岁 。其实我们（台湾）志愿军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获得实际的战斗经验，有利于台湾军队的国防和经验的传承，当然这是否得到重视，其实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怎样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表达，然后让我们的军队和国民能更近距离地去了解什么叫实际的战争，因为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我们谈论战争其实都太遥远了，不会有人像我们在前线切身体会过。战争发生的时候非常恐怖，这种恐怖不是说透过电影或者一般的游戏可以获得。它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任何一个人参战的想法，因为非常现实，非常残酷。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一切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两岸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发生，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能守的地方就这么大而已，我们不想有任何百姓会卷入这场所谓的政治最终手段之中， 在战争当中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中华民国。我本身并不会去抨击或者批评中国大陆，因为我们都很明确的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但是作为中华民国以前的军人，还是有义务要保家卫国，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军队没有实战经验，也没有办法去派驻协防到其他国家——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可以在现代这种很复杂的环境当中挺身去面对政治上的批评声浪，然后用自身的方法来实践并且获得这些经验——写成著作也好，或者透过其他方法传递出危险的信号——这才是我们实际上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在这场战斗当中，我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牺牲在前线了，所以这对我的心灵有 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多人都问对我会不会是一种创伤，实际上我会说，就算是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想要一般的人知道一旦战斗开始了，生命是有多么的脆弱，不论训练如何精良，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是随机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没有人预测死亡究竟会降临在谁的身边，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去阻止一切可能会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所以虽然说我们本身是亲自参与到前线的战斗，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不希望战争发生在自己的国家。法广：你之后回去台湾会加入军队分享这些前线的经验吗？潘先生：其实我认为在不在军队并不是重要的事情，而是说在任何地方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资讯传传递给大部分的民众。我现在还在读大学，我们都知道唯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实际的经历和故事转化成文字，因为文字可以留下来，任何人对这方面有兴趣或者有想法就可以去翻阅和了解。所以我觉得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针对我们的香港人或者台湾人，将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做文字上以及语音上的记述将其传递出去，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对于阵亡这件事情——我是指台湾以及其他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对他们来讲这种感受实在是太遥远了，甚至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尤其是跟你讲相同语言，每天朝夕相处的朋友，当你身边的朋友阵亡的时候心里真是非常难过，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痛，因为我讲也不会有人可以理解。那种痛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是在一个异乡，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任何一个跟你讲相同语言，有相同肤色，有相同文化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你会跟他产生感情，  他就是你在这里的家人，是你的依靠。但是他就这样在你面前死了，这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遗忘的事情。那个画面和那个瞬间的感受在心中反复，会在夜晚或者在生活当中，哪怕是一点音乐都会勾勒出那种情绪，所以我今天看台湾的军队，或者看其他任何还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军队 ，我希望能让他们有一种感受，就是当你的战友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一旦离开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非常痛的，那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悲伤的情绪会蔓延给任何一个人，那会让我们很痛苦，所以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不希望发生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通过我们实际的情况将它转化为文字，让大家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多么残忍，多么脆弱 !法广：你现在在写一本书吗？潘先生：对，我的书已经写完了，今年七月份会在台湾出版。法广：你的家人知道你要去就乌克兰前线的时候, 支持你……可能比较会困难吧…… ?潘先生：他们没有办法去支持，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的母亲可以感受到我的情绪，他不希望我还会踏入前线，也不希望我会返回这个国家，继续在乌克兰服役，但是我告诉她，我今天不回来，我自己没有办法在心里给阿亮和阿达一个交代，因为他们倒在前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回到台湾过上安逸的日子，会有一种愧疚感，我认为我事情没有完成，我没有办法睡个很安稳的觉，那种感觉是一种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愧疚。应该这么讲，你的队友在前线阵亡，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每个人参战的理念和目的是否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他走了所以我就选择离开，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真正应该做的事是，尽管他已经阵亡，已经走了，但是我依然还在这个地方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军人应该有的实际的作为。我们在外界一直被贴上标签，说我们是雇佣军或雇佣兵，还有很多人会直接跳过我们被细致采访和细致回答问题的细节，会直接将我们定义为是为了金钱而参战。其实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表达我们是怎么样使用这笔钱的，我们必须要先讲的是，我们在台湾出生的家庭其实都很优渥，包扩之前向阿达和跟我一起在第二营服役的另外一个台湾人阿奇（他现在已经回国了）。我们这些人来到乌克兰，所有的装备头盔，防弹背心，机票以及其他所有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其实很贵，因为我来一趟这里台币就至少要十几万，我来了三次，三次都是自己花钱。我也有跟部队讲过，拿到薪水之后会将40%和50%捐给部队，剩下的钱就是满足自己生活所需就好，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们还谈到愿意帮部队，透过自己的管道，或者组织募资来帮乌克兰的军队实施一些募款。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金钱而来，为什么还有人在后方做这些动作？为什么还要去想办法去募款资助乌克兰军方和民间？这是我们必须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金钱而来的话，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做，只需要领钱就好，但是我们华人士兵要面临非常高危险的任务和死亡率，同时我们又将自己的薪水捐给部队，还要自掏腰包去采购我们所使用的装备，要支付住宿或机票。这是违反正常人思维的！所以一般人也无法去相信或理解。但问题在于，我们来这边参战打仗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获取经验也好，或者因为个人的理念也好。工资领多少，其实我们从来都不会过目或者仔细去看银行账目，或者他们有没有准时发薪水。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能够在战斗当中活下来，身边的华人兄弟不要有任何人牺牲生命，这就够了。至于别人怎么评断是别人的事情，但是理解我们的人，我们会心存感谢他们愿意我了解。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对网友或者是任何国家的华人都非常的心存感激，我也希望像在这边唯一一个香港人Edwin，还有台湾籍的士兵在这里经历了这一切，可以被记载，然后有更多的人可以去了解和知道我们实际上的动机和我们的故事，我们还会继续在这边战斗下去，我们都会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把更多的有价值的这些故事传递给任何讲中文的圈子这些人去听到和了解。批评我们的人，我们也不会去反驳，但是给予我们认可和帮助的人，我们都会非常感激他们。法广：你们还听到其他什么样的批评的声音？潘先生：他们说我们是炮灰，还说我们不了解政治，将我们的生命置于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同时想反驳的是，我们已经在前线打过仗，我们还不知道吗！？没有上过战场的人说我们是炮灰，说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才参与这场战争，或者他们认为我们想体验战争，所以才来这个地方。但我想举个例子，来自香港的Edwin在我们这里是位阶最高，服役时间最长。他打过那么多战，炮弹天天在身边炸，我们经历过这些，我们还不知道实际上是在经历什么吗？如果我们第一次来， 第一次参与，甚至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事情后来回到台湾或者回到英国不来，那没话说，但我们已经来过这个地方很多次，我们也不在乎实际上的收入有多少，我们难道真得不懂吗？我们比任何批评我们的人都更了解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些什么，所以这些批评我们的人说我们在政治上被洗脑，或者说我们好战，我们不会反驳的原因是我们留给别人去思考：我们如果已经经历过了，还是选择回到这个地方，还是持续的经历这种很残酷的战斗还要坚持下去，是因为在心中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不论是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战斗意义上所给予认同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对已经失去的战友的一种怀念而选择回到这篇土地还是基于各种原因，我们难道不了解吗？我们比任何人都很清楚！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被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或者各种所谓的理念，被理想主义洗脑地很彻底，所以还在这里，我会认为他真的有点无知，因为他如果真的认为我们真的因为这种满腔热血，被自己的情绪推到前线，才执行这些动作这些动机，我认为他应该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前线，他应该要体验什么叫做看到人间地狱，然后乌东这些百姓的生活遭遇。其实说实话最大的动机还是情怀，就是跟自己的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还有包含我们在这个国家所看到的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这才是我们留下来的原因。非常感谢苏祖东和潘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驻法国台湾文化中心（巴文中心）与巴黎拉丁区艺文电影院龙头Filmothèque合作，3月28日至4月6日举办巴黎台湾电影节（Festival du film taïwanais à Paris），放映11部剧情长片及纪录片和经典片，并与克莱蒙费宏国际短片展合作1场台湾短片联映，总共15个场次。电影节由François Causse与台湾策展人周增晟携手完成， 依照院线逻辑策划选片，兼顾艺术性与市场品味。 据巴文中心主任胡晴舫介绍，片单囊括国片2024年度票房冠军《角头─大桥头》，也是该系列电影首次在法国放映。同时也选映经典影片蔡明亮《爱情万岁》与《何处》，记者在现场采访到由蔡导挖掘出的金马影帝李康生，对于表演，寡言的他说：从《爱情万岁》开始对表演开窍，再到以《河流》获得影帝，之后看完剧本后，就会将其丢掉，放空，让自己不要受到限制去发挥。李康生目前在巴黎拍片，电影节开幕前，他将演出的新片就在Filmothèque放映厅取景。位于巴黎五区的Filmothèque电影院自2005年起由François Causse与其父Jean-Max Causse经营。Jea-Max 是法国独立电影发行的传奇人物，在1960年代创立巴黎第一个艺文影院及发行网络。François 则承接了父亲的选片与策展能力，并致力发掘与营销全球经典电影，也因影院长期放映影史经典名片，包含台日韩等亚洲各国名导作品，培养大批影迷，Filmothèque 影院成为左岸文化的象征之一。胡晴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过去十年，Filmothèque大力支持台湾电影，蔡明亮、楼一安、易智言、莫子仪等影人都曾到此交流，2023年《悲情城市》4K数字版在此举办欧洲首映，造成热烈回响。 1976年出生于台北的林书宇导演担任本届电影节的焦点影人，放映他的首部作品《九降风》与新作《小雁与吴爱丽》，让观众品味导演16年来的转变，《小雁与吴爱丽》女主角夏于乔也将一同前来巴黎与影迷交流。导演林书宇与演员夏于乔两人在影院接受记者专访的重点内容如下：这次在巴黎台湾电影展上，既放映了您的第一部长片，也有最新的作品。您在这两部电影里关注的议题有发生变化吗？导演：当然有啊。其实我觉得，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关注的议题也会逐渐变化。像《九降风》那会儿，因为是青春成长的故事，很多素材其实都来自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随着年纪增长，我对社会、对自己成长环境的关注也在不断变化，这些自然就反映到创作里了。所以到了《小雁与吴爱丽》的时候，您的关注点又有了新的转变？导演：对。《小雁与吴爱丽》一方面是从社会议题出发，另一方面我们最后决定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客家庄，因为我自己也是客家人。这算是把自己的根再拉回来一点。但其实无论是哪一部作品，我关注的核心都很接近。即使《九降风》讲的是成长，我还是会把当时社会的背景和议题融入电影，比如九十年代台湾严重的职棒签赌案，对孩子们来说，那其实也是一种成长与幻灭的隐喻。这两部片子都大量使用长镜头，甚至开场时没有声音。这可是您有意为之，想营造某种仪式感，还是想强调电影这种特殊的语言？导演：在《小雁与吴爱丽》的时候，这种设计是很刻意的。《九降风》更多是当时的一种直觉，但到了《小院有外力》，我们非常清楚第一个镜头就是为电影院而拍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电影院里，这个镜头才能成立、才能成立那种故事的呈现方式。我甚至觉得，如果把这个镜头放在电视或网络平台上，观众可能会直接快进，但一旦快进，就会错过一个很精彩的开场。其实我和摄影师在拍《小雁与吴爱丽》的时候，特别有危机感。现在大家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反而更想用镜头语言去强调，这部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看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感。现在把问题交给小乔（夏于乔）。您既是演员，也是共同制片人和创作者。你怎么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小乔：这个问题挺大的（笑）。我做演员有一段时间了，知道有些人说“入戏太深很难抽离”，但我一直在调试自己。我觉得演员需要非常健康的心理和自我认知，才能把戏和生活分开。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比戏还精彩。我们演的戏只是把这些精彩的部分浓缩了，观众在电影院里觉得很精彩，但现实生活其实有更多荒谬、意想不到的事在发生。我会把这些观察到的东西放进戏里，希望让作品更有层次。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有一个特别想处理或表达的议题？比如救赎？小乔：作为演员，我很能分清楚戏和生活。我不觉得戏是我的救赎，但我觉得创作有责任感，尤其是当故事比较暗黑、讲到人性艰难面向的时候。我的责任是给观众一个出口，让他们离开影院时还能感受到一丝希望，而不是把他们带进深渊就不管了。导演：我同意。讲“救赎”可能太沉重，但我确实觉得创作者有责任感。哪怕故事再黑暗，最后还是要给观众一个出口。让观众在离开影院时，能带走一点点希望。小乔：对我来说，救赎也有点太重了。我更喜欢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思考、讨论。现在社会资讯爆炸，大家节奏太快，很难静下来思考。如果能在电影院里，花两个小时沉浸在电影里，思考刚刚看到的内容，那就很有意义了。我们拍电影不一定要有多大的命题，重要的是观众能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您的电影很温柔，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小乔：温柔啊，这就是他的特色（笑）。其实每次放映结束，都有人很意外这是男性导演拍的电影，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女性导演。可能他内心有一块特别细腻的地方，才能拍出这么温柔的作品。您刚刚提到希望每部电影都能给观众一个出口。那您觉得电影在当前的制作环境下，会怎么走下去？导演：我觉得电影不会消失。每次有新科技出现，大家都会担心电影怎么办，比如电视、网络的冲击。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机会肯定会变少，电影可能会变得更精致、更精品化。未来电影会更像剧场，有更强的仪式感。像这次在艺术电影院观赏电影，感觉就很独特。那些没有特色的大型连锁影院可能会慢慢消失，但独特的戏院和艺术影院会留下来，继续需要电影的存在。当然，我们选择在电影院看的电影也会有所不同。我希望我的电影是观众愿意在电影院看的，不一定是好莱坞大片、漫威那种。其实很多需要思考、节奏慢的电影，我更喜欢在大银幕上看。反而是那种纯娱乐、讲故事的商业片，可能会慢慢从电影院消失。另一部在电影节放映的《猎人兄弟》，则由有原住民血统的导演苏弘恩执导，他的这部处女作探究岛上原住民狩猎文化消失、当代部落变迁等深刻议题。以及政大外交系出身的林龙吟导演以16厘米胶卷拍摄的《蚵丰村》，呈现台湾西南滨海鱼塭风光的独特美感，都是Filmothèque影院老板极力推荐给巴黎观众的作品。此外，电影节也选映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修复片《小逃犯》，加上《小晓》、《本日公休》，以及导演吴璠历时5年完成，呈现不同世代女性故事的纪录片《XIXI》，反映台湾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电影节主视觉也呼应片单之女性议题，以蝴蝶为隐喻，突显各时代台湾女性坚毅、内敛之美，以及勇于改变、突破体制现状的勇气与决心。*********电影节片单与放映场次如下：焦点影人林书宇：《九降风》(2008) 3/29 16:45 & 3/31 19:30《小雁与吴爱丽》(2024) 3/29 19:15 & 3/31 17:00姚宏易&姜瑞智《角头─大桥头》(2024) -  3/28 19:00 (开幕片)、4/6 17:00蔡明亮《爱情万岁》(1994) - 3/30 17:00傅天余《本日公休》(2023) - 3/30 20:00靳家骅《小晓》(2023) - 4/1 19:30克莱蒙费宏国际短片展─台湾影片精选 - 4/2 19:30吴璠《XIXI》(2024) - 4/3 19:30蔡明亮《何处》(2023) – 4/4 17:30林龙吟《蚵丰村》(2020) - 4/4 19:30张佩成《小逃犯》(1984)，(蔡明亮编剧/影视听中心修复作品) - 4/5 17:15苏弘恩《猎人兄弟》(2025) - 4/6 19:30 (闭幕片)放映地点：Filmothèque du Quartier Latin 电影院地址：9 Rue Champollion, 75005 Paris 详细放映信息敬请留意电影院官网：https://www.lafilmotheque.fr/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一个月之后就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明确捍卫俄罗斯的利益，特朗普在白宫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场景震惊全球，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两次有关俄乌战争的议案表决中公然与俄罗斯站边的行为更使观察人士大跌眼镜。在震惊与担忧的同时，一个问题困扰着所有的观察人士： 特朗普究竟为何要支持普京？莫非他与俄罗斯之间有何秘密交易？莫非他有什么把柄被普京捏在手中？曾经担任法国多位前总统的顾问，曾经为密特朗提供咨询，并且极力将现总统马克龙推上总统宝座的雅克阿塔里（Jacque Attali）近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好比他是普京的特工！社交网络平台上近期出现了一张带有特朗普年轻时照片的颜色发黄的旧表格，特朗普在表格上的名字叫做卡斯诺夫（Krasnov），暗指特朗普曾经被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招聘担任特工，类似的消息是否是空穴来风？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法广驻格鲁吉亚记者Régis Genté先生，Régis Genté去年出版了一本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的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的书籍，书名叫做“我们在华盛顿的人” （Notre homme à Washinton），所谓我们，当然指的就是莫斯科。法广： 感谢您抽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首先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为何要写这本书？Regis Gente : 我有一种自觉，认为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对今后的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2015年，2016年俄罗斯介入美国选举之后，而且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他与俄罗斯配合可以说十分融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今天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很有可能的。法广：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获得相关的资料来写作这本书的？Regis Gente : 应该说我的书并不是一本调查性书籍，事实上，书中的许多内容早已被发表，只不过是法文的内容很少，我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的书籍与资料， 比如说，美国穆勒检察官的长达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美国国会的相关报告，英文媒体的许多调查报道以及书籍，而我所带来的是我对前苏联的了解，尤其是对前苏联情报机构的了解，所以说，可以说，我只不过是利用我对前苏联的了解，将许多信息分析梳理了一下。法广：您对前苏联有深入的了解，您应该更加了解特朗普1980年代与捷克与苏联情报机构的关系，您是否也找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信息？Regis Gente : 确实如此，不过，我所找到的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公开的信息，此前已经有人披露过，披露这些信息很重要，但是，还必须对它们进行分析，解释它们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意图。比如说，由于我对前苏联的了解，这就使我对获得的信息能够做出比较细腻的分析，对我来说，特朗普并不是克格勃的特工，因为特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十分重要，因为这就可以使我们今天在分析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时区分出哪些是出自他个人，哪些是由于受到他人的操纵，因此这是十分重要的。法广：说到特朗普是否是俄罗斯的特工， 您能否就网络传得沸沸扬扬的据说是由前苏联克格勃工作人员提供的特朗普是俄罗斯的特工的消息做一个评论！这个消息说克格勃还给了特朗普一个名字叫做卡斯诺夫。Régis Genté：好的，相关的传闻是最近几周才爆出来的，我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他来自一位叫做摩沙耶夫前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他声称克格勃招聘了特朗普作为特工，但是，我们知道他当初在克格勃的哪个办公室工作，按照克格勃的工作方式，他所在的办公室不可能拥有涉及特朗普的信息，因为克格勃的工作是绝对保密，各个办公室都恪守各自的机密，不会对其他办公室的人透露，所以，摩沙耶夫不可能获得相关的信息，因此，这很有可能是一条假消息。我在我的书中所阐述的是特朗普并不是俄罗斯的特工，而是俄罗斯的秘密线人。这一点受到多位前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确认。因为所谓特工，指的是被情报部门招聘，并且用他的工作来换取经济报酬的人，而秘密线人却完全不同，他并没有被招聘，有时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他在为对方服务，他不会因此而受到报酬，事实上，克格勃会为他的生活提供方便，需要时安排他会见可以帮助他的人，并且为他提供资金援助，这确实就是特朗普的故事。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特朗普并不是俄罗斯特工，我就此咨询了许多研究俄罗斯间谍活动的专家，他们都认为这份资料不可能是真的。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份文件，伪造的目的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特朗普欠俄罗斯什么？不过，虽然特朗普看来并没有被克格勃招募当特工，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间谍机构接触过这位美国的第45任与第 47 任总统，并对他进行了长达 40 年的 “培养”，为他提供了各类的服务和支持。Regis Gente所采访的多位美国情报界官员都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写道，有近 50 名来自俄罗斯的“红色黑手党 ”成员与唐纳德-特朗普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这些 “红色黑手党 ”成员从未停止过与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合作，而其中一位名叫伊万科夫（Viatcheslav Ivankov）的黑手党老大，一直到2004 年，他的总部一直设在纽约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法广： 那么，您可以简单的综述一下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红色黑手党究竟为特朗普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特朗普今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令人费解的行为是否是由于他欠了俄罗斯什么？Régis Genté：事实上，事情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特朗普的行为确实像一个俄罗斯的线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或许欠了俄罗斯什么，也是因为他对俄罗斯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也符合他自己的世界观，比如说，他并不喜欢民主，他喜欢强权，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应该比法律更加重要。了解他个性的人就知道特朗普是一个难以掌控的人，所以，很难说，特朗普是否欠俄罗斯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给他钱，但是，特朗普并不因为他拿了别人的钱，他就会觉得欠了别人什么，因为对特朗普与金钱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然，或许有一天，普京认为特朗普冒犯了他，或许会下令公开一些秘密文件，披露一些令特朗普非常难堪的金钱交易内幕，不过，不能说我们拥有明确的证据，虽然我们知道，特朗普作为商人，同他试图向外展示的成功商人的形象恰恰相反，他曾经多次濒临破产，而每一次都受到与俄罗斯有关的资金的援助，比如说，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就曾经在他处境艰难时期以超过市场价格五千多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在佛罗里达的别墅，虽然这些不能成为证据，但是，这确实十分令人怀疑，而且这些事件都与俄罗斯有关。法广：事实上，早在特朗普2016年首次担任总统期间，西方舆论就早已关注他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英国卫报就曾经发表多篇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文章，英国前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向媒体披露了相关的信息。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国会曾经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对美国的干预作出了调查，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经过长达22个月的调查，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虽然认为俄罗斯确实有意干预，但是，却没有证据证明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尽管如此，美国选民应该对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的危险关系有所了解，为何依然将他再度送进白宫？Régis Genté ：  因为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或许并不重要，他们不太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别的原因。另外，穆勒报告的结论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说，说明特朗普并没有与俄罗斯勾结，说明特朗普是清白的。而特朗普的团队也借此大做文章，强调建制派试图要诬陷他，也就是说，这份报告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尽管这份报告的内容十分翔实，有许多许多的资料都彰显了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的危险关系，但是，它之所以未能得出对特朗普进行司法审查的结论，我认为其原因应该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首先，作为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穆勒对证据的可靠性的要求十分严格，其次，应该也是由于即将选举的原因，在美国对总统候选人展开司法调查被认为将会动摇民主的根基。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穆勒的报告结论最终并未提出必须对特朗普展开调查，但是，多位特朗普竞选班子的人马都受到司法起诉，比如说（当时的竞选总管）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以及（特朗普的竞选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等等。普京如何操纵特朗普？法广： 曾经披露水门事件的美国记者Bob Woodward在2024年十月发表的新书« 战争» （« War »）中披露说，特朗普在2020年离开白宫之后至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六七次的电话交流，这是否说明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Régis Genté ：是， 这确认了我此前在书中所陈述的观点，那就是与普京的关系对特朗普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也曾经试图了解其中原因，一些特朗普的前合作人员认为普京对特朗普的影响十分重大，特朗普试图效仿普京的一些行为方式。另外，我还从美国陆军中将，曾经担任密特朗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将军（McMaster general）2024年夏天出版的书《与自己作战》（At wars with ourselves, My Tour of  Duty in The Trump White House）中看到了普金是如何试图操纵特朗普的，比如说，针对泽连斯基， 普京对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就是一个店铺老板，他只对钱感兴趣。我们今天看到普京的话对特朗普是有影响的。还有，大概是在2017年，普京对特朗普说，你们美国人有门罗主义，也就是一个大国利用他的强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周边国家，特朗普今天声称要吞并加拿大，冰岛收回巴拿马海峡的言论或许就与此有关。普京当时据称还向特朗普说，是他最尊重的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具体落实了美国的门罗主义，普京表示他也要实现俄罗斯的门罗主义，也就是说，俄罗斯侵占乌克兰是名正言顺的。而这些话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似乎对特朗普影响重大。法广：说到普京对特朗普的操作，有媒体调查显示有关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2019年被指控在乌克兰利用其父亲的关系与能源工作做交易的的事件完全是由俄罗斯一手炮制，其目的就是要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做准备，特朗普本人要求泽连斯基协助调查，并没有获得泽连斯基的帮助，这也是今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强硬的原因之一。您在调查过程中是否发现有关拜登儿子在乌克兰行为的消息？Régis Genté ：亨特·拜登很可能利用了他作为拜登的儿子的特权在乌克兰的能源集团获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乌克兰司法机构并没有对此展开司法调查，他的行为或许并没有违背任何法律。特朗普期待此案能够对他2020年的竞选有利，因此要求泽连斯基对此展开调查，今天特朗普确实很有可能要对泽连斯基进行报复，今天在美国，原先支持民主党的人许多多受到特朗普本人或者他的团队的报复。另外，还有一点，我在研究特朗普其人时发现，他特别不喜欢那些小国，他欣赏的是一些大国，因此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他没有任何意愿帮助乌克兰。法广：最后，既然您对特朗普其人的性格有很深入的了解，如何评论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Régis Genté：有很多话可以说，整体上我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要比他第一任期时对中国要友善得多，他怀疑这或许是由于他本人有意建立一个去民主的政权，因此，他会对专制政权有所包涵。法广： 或许也是因为既然习近平与普京是朋友，那么，习近平也多少是他的朋友？Régis Genté：这倒是很符合特朗普的思维方式。非常感谢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法广驻格鲁吉亚记者Regis Gente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再过几天，2024年就要过去了，即将迎来2025年。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先盘点一下今年发生的十大事件，其中股市的七大科技网络公司的华丽涨势、比特币减半、特斯拉的网络汽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美国大选，都是给2004年留下了浓墨重彩。 第一件是保证货币通胀的软着陆吗？以通胀和利率下降为标志的货币的“软着陆”仍然是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基本设想。然而，尽管通货紧缩的趋势仍在继续，但最近的数据显示，通胀压力可能持续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10月份，美国国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6%，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基础消费指数达到3.3%，美联储优先的消费指数为2.8%，是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欧洲，10 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达到 2.0%，而 9 月份为 1.7%，去年同期则为 2.9%。通货紧缩的持续发展令使各国央行在 2022 年和 2023 年间大幅加息后，开始放宽货币政策。2024 年，各国央行开始降息来支持经济。瑞士央行率先降息三次，将关键利率降至 1%。美联储更为谨慎，先是在 9 月份降息 50 个基点，随后在 11 月份再降 25 个基点，将利率降至 4.75%。欧洲央行也自6月份以来，降息三次，10月份的关键利率降至3.25%，英国央行则降息两次，将基准利率与美联储看齐定为4.75%。与其他主要央行不同，日本央行（BOJ）反而收紧了货币政策，与全球的宽松趋势南辕北辙。 今年3月份，日本央行17年来首次加息10个基点，结束了负利率时代，随后又在7月份进一步加息至0.25%。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在人们担心通胀的情况下支持日元走弱。 12月份加息的前景令最近的日元走强，而此前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曾一度下跌。 第二件是美国经济的韧性与欧洲经济的困难                  事实证明，美国经济具有韧性，在家庭消费和出口增长的支撑下，美国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8%，预计 2024 年的经济增长将略低于 3%。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提高了多个行业的生产力。在欧洲，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 在经历了2023 年的几近衰退之后，2024 年初开始的经济复苏很快就失去了动力。虽说欧元区今年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4%，超出预期，但大部分经济指标仍令人失望。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下降、中国需求的疲软、通胀飙升和利率大幅上升给欧洲经济造成了压力。因经济结构的原因，德国首当其冲，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相反，南欧国家的经济受益于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的持续需求，表现较好。 2024年南欧地区经济的增长和所处环境都呈现出积极的趋势，与上一个十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作为“外围”的这些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心”经济体则推动了欧洲经济的增长。 第三件是全球债务创历史新高2024年的前三个季度，全球债务增加超过12万亿美元，达到32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降至326%，比2021年的峰值低了30%，但仍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在美国，2024 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 1.8 万亿美元，创下了新冠时期之外的最高纪录。自2023年6月，债务上限危机结束以来，美国债务总额增加了4万亿美元，平均每天增加80亿美元。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联邦债务的利息负担以及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国防支出的增加。 第四件是法国陷入混乱在法国， 8 月份成功举办巴黎奥运产生的经济效应已经迅速消退。政府预算的赤字扩大到了1738亿欧元。面对公共财政的持续恶化，法国别无选择，只能制定明年的“紧缩”预算，但由于执政党派在议会中没拥有多数席位，导致预算案必须在特殊程序下通过。到2025年，这一紧缩政策非但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美国的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都下调了法国的信用评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欧元区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法国主权债券的收益率首次降到了和希腊相同的水平。而上台仅三个月的总理巴尼耶在议会的不信任案投票后辞职，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不稳。 第五件是中国龙年在中国，为了稳定经济，政府推出了“火箭筒”刺激计划，旨在解决房地产危机、刺激消费。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使用特别债券，从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手中购买土地，并酝酿调整债务上限。尽管影响仍不确定，但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宽松下去，这些政策将为 2025 年的经济复苏提供可能。这些措施宣布之后，最初确实提振了中国股市：由上海和深圳两个股市的主要股票组成的沪深300指数，在措施宣布后大涨4.3%，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最佳表现。然而，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由于投资者重新考虑了所宣布措施的实际效果，指数抹去了大部分涨幅。 第六件是哈维尔·米莱执政一年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实施的经济“休克疗法”已经初见成效。 2023年12月他上台执政时，阿根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230%，创下世界最高记录，公共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汇率差距高达200%，居民贫困率超过40%。面对这一局面，米莱采取了大胆的紧缩措施，包括削减公共开支、精简机构并将货币比索贬值。 2024 年 10 月，阿根廷的月通胀率降至 2.7%，是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实现 12 年来首次预算盈余，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1.7%，而 2023 年底的赤字率为 4.6%。以新兴市场体债券指数（ EMBI）莱衡量的主权风险已大幅下降，从 1920 点降至 984 点。国际金融市场对此反应积极，阿根廷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Le Global X MSCI Argentina ETF）的资产增加了七倍，年初至今的表现达到了62.6%，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国家， 第七件是标准普尔 500 指数在2024 年跃升 10 万亿美元自今年年初以来，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回报率高达 28.4%，指数的市值增加了近 10 万亿美元。市场波动异常稳定，约为 12.5%。如此骄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丽七雄，这七家集团公司庞大的市值和强劲的业绩增长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 2024 年，苹果（年初至今+30.9%）、微软（+74.8%）、拥有谷歌的字母表公司（Alphabet谷歌，+26.2%）、亚马逊（+45.5%）、英伟达(Nvidia+201.3%）、和拥有脸书的元宇宙公司（Meta Platforms +77.2%）以及特斯拉(+44.1%)当之无愧。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表现将会更接近历史平均水平，虽然值得尊敬，但远不如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 第八件是特朗普重回白宫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本应是拜登与特朗普的第二次面对面对决，但在年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健康原因，贺锦丽代替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共和党“横扫”成功。当选后，特朗普任命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其使命是削减繁文缛节、减少开支浪费并重组联邦机构。美国的这次大选吸引了创纪录的关注和投资，特别是在博彩业和金融方面。事实证明，投资与特朗普相关的股票，如化石燃料、金融服务、国防和加密货币，并卖出与贺锦丽相关的股票，如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但不包括特斯拉、以及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是2024年的制胜策略。 第九件是黄金、巧克力和咖啡的价格上扬……尽管实际收益率上升且美元走强，黄金还是迎来了自 1979 年以来最好的一年，金价的涨幅约为 30%。这是因为各国央行的大量购买、亚洲市场的强劲需求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推动了金价的上涨。年底，获利回吐抑制了金价的涨势。除了黄金，银价也大放异彩，白银从每盎司 22 美元涨至 32 美元以上，是自 2012年以来首次突破这一门槛。这一表现主要得益于工业需求，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电子产品的需求，以及投资兴趣的增加。石油则仍面临压力。今年年初，中东紧张局势短暂加剧了油价的波动，随后担忧从供应中断转向全球需求疲软。受巴西旱灾的影响，咖啡豆的价格达到了 47 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可可豆在2024年末的价格也比年初时的飙升了122%，但峰值是四月份达到的每吨12000美元，究其原因是产区的恶劣天气造成的严重减产。 最后的第十件是2024是加密货币创纪录的一年加密货币市场的资本总额现已接近 3.8 万亿美元，几乎在一年内翻了一番。 1 月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出人意料地批准了 11 项比特币现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上市，吸引了超过 400 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这令投资者大吃一惊，目前，这些基金管理的资产可以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相媲美。在特朗普当选和白宫支持数字资产的推动下，比特币 (BTC) 首次突破 10 万美元，自 1 月份以来，暴涨了 132%。随着金融机构采用和监管的增加，整个加密货币生态系统正在获得认可和动力。年初至今，以太坊 (ETH) 上涨了 67%，索拉纳(SOL) 上涨了 119%，瑞波币 (XRP) 飙升了 277%。此外，由于其比特币积累策略，微策略（MicroStrategy Inc）公司的股价到目前为止已飙升约492%。

有些日期仍然铭刻在巴黎人的记忆里。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突陷大火与浓烟，震惊世人。这一天，巴黎圣母院发生了火灾持续了15个小时，火焰烧毁了在19世纪竖立起的尖顶、建于13世纪的被称为“森林”的繁复木制框架、以及中殿和耳堂的屋顶。尖顶在熊熊火光中噼啪爆裂、倾斜、倒塌的景象令人们无法不认为，这是当时已趋于混乱的世界时局的冥冥写照。大教堂没有全部毁灭，这归功于消防队员的干预和勇气。他们成功避免了教堂的轰塌，尤其是挽救了其拱顶和北塔。 从1163年到14世纪中叶，巴黎圣母院花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才建好。2019年，马克龙宣布将修复圣母院，以五年为期的成果已准备好揭晓。为了对其进行修复，投入的2000名工人和工匠花了五年时间恢复其原有的面貌。全世界会重新发现大教堂忠实于其原始状态的外观，以及经过改造的内部，正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日前，巴黎圣母院郑重公布了其重新开放的日期，特殊庆祝活动从2024年12月7日持续到2025年6月8日的圣母升天日。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仪式于12月7日和8日开始，12月17日和18日举行两场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圣母颂音乐会。在2025年6月的圣母升天日之前，每周二都会举办音乐会和众多活动，让大教堂的回归更加精彩，让尽可能多的人重新回到巴黎圣母院。具体来看，由巴黎大主教主持的重新开放仪式于12月7日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由国家和教区联合邀请的共和国总统、官员、赞助人以及所有教区的代表都将出席。这包括巴黎主教、大教堂分会成员和巴黎神职人员。这个周末的整个仪式分为三个部分：共和仪式、教会仪式和媒体仪式。在开门仪式上，大主教用权杖敲击巴黎圣母院紧闭的大门。大教堂则以吟唱三遍特定的来进行“回应”。根据圣母院的信息，这些诗句将会是：“当我被告知：‘我们要到主的殿去！’时，我多么高兴！现在我们的行军在你的城门前结束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就在你的墙内：一切都合而为一的城市！”在第三次唱响诗篇之后，圣母院将打开大门。在最初的开门仪式之后，接下来的流程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大管风琴的唤醒仪式：大主教开始祝福大管风琴，并八次与大管风琴进行呼应。接下来是礼拜堂的歌唱：礼拜堂由颂歌、圣诗、圣母颂、为全世界祈祷的意图、天主的祈祷组成。第三部分是大主教的最后祝福与颂歌。整个仪式由巴黎圣母院合唱团伴奏。仪式结束后，法国电视集团将制作一档节目，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面向世界电视网播出，其目的是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的喜悦，并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致谢。圣母院方指出，“全世界都想走进大教堂，而大教堂很小”。从中国到美国，已有大约一百个频道要求转播这一盛大活动。12月8日上午，巴黎大主教和共和国总统将出席落成弥撒以及主祭坛的祝圣仪式。应巴黎总主教洛朗·乌尔里希蒙席的邀请，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近170位主教、巴黎教区106个堂区各一名神父、以及来自法国各教区的各一名神父参加此次庆祝活动。大祭坛的开光仪式分五个阶段进行。首先，将五位圣人的圣物安放在祭坛上并封印。这些圣物属于巴黎教会历史上的三名女性和两名男性，分别是圣玛丽·尤金妮·米勒、圣玛德琳·索菲·巴拉、圣凯瑟琳·拉布尔、圣查尔斯·德·福科和真福弗拉基米尔·吉卡。接下来是背诵奉献祈祷、涂油、焚香、装饰并照亮祭坛。弥撒结束后，圣母院举行同道自助餐，欢迎最贫困的人们和巴黎教区慈善组织成员前来。12月8日的重启仪式标志着为期八天的首度开放期的起始点。出于安全原因，必须获得认证，公众才能进入大教堂。不过，人们也能够通过由法国电视台现场面向全球播出的画面来了解大教堂内部情况。反恐安全边界全天处于戒备状态。现在让我们走进浴火重生之后的巴黎圣母院。按照时间逆序，首先来看木制大屋顶框架，“森林”。这一木制大屋顶框架于2024年11月完成，框架是由木匠们手工重建的。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需要一千棵橡树，每棵树都被选为框架的特定木材。这一项目与在法国的十个森林中进行，包括72省的贝尔塞和49省的贝德莱森林。为了尽可能无线接近原始状态，木匠们使用了特殊的工具，在中世纪旧工具的基础上进行了复刻，以留下与原始框架相似的痕迹。再往前推，今年9月，巴黎圣母院的钟声重新响彻北钟楼。北钟楼的八个钟分别是加布里埃尔，重达4162公斤、安妮-吉纳维耶芙，重达3477公斤、丹尼斯，重达2502公斤、马塞尔，重达1925公斤、艾蒂安，重达1494公斤、伯努瓦-约瑟夫，重达1309公斤、莫里斯，重达1101公斤和让-马利，重达782公斤。在北钟楼修复期间，这些钟一度被存放于由五个公司组成的库房。如今，八口钟被清理干净，其中两口因火灾期间遭受了高温炙烤而在康尼尔哈瓦德工作室进行了修复。康尼尔哈瓦德工作室是目前仅存的两家专门制造钟和青铜器艺术品的铸造厂之一。该公司于 2013 年为北塔生产了这八个新钟，以纪念大教堂成立 850 周年。2024年9月12日，北钟楼的八口钟被运到了巴黎圣母院。继续向前回溯：2024年7月，悬垂优雅的吹号的天使被安置在了巴黎圣母院。吹号天使是唯一一座被大火损坏的中世纪雕塑。复原件是在工作室中根据原件、树脂模型和旧照片复制的。这一新的吹号天使雕塑由雕塑家和石匠在原来的位置进行替换，位于圣母院西山墙的顶部，该山墙封闭了立面后面中殿的框架，并在最近几个月进行了重建。值得注意的是了，吹号天使并没有看向广场，而是看向大教堂南塔的一角，以及后面的巴黎。吹号天使代表着最后的审判，用他的号角声将全人类聚集在一起。吹号天使安置成功的前一个月，华丽的十字架得到了大教堂总祭司的祝福，重回顶端。这座装饰华丽的铁制品杰作高12米，重1.5吨，其修复工程在专业铁厂完成。铁匠们从框架后殿头部的木制复制品中拉直并调整了所有铁杆，这些铁杆将十字架“扎根”在框架中并调节其稳定性，以使它们与修复后的框架保持一致。凭借在金属压花和造型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匠人们还修复了构成十字架头部的金属树叶和铃铛装饰，并致力于修复十字架的铅饰，包括围绕十字架杆脚的龙雕。根据世界报的报道，与此同时，大教堂的修复收尾工作仍在继续，且仍将继续，直到2028年。大教堂虽然重新投入礼拜，但弥撒很可能会伴随着完成尖塔的木匠的锤击、大教堂后部的飞扶壁和后殿的泥瓦匠的锤击声。无论如何，巴黎圣母院已回归，且其重新开放也在另一个层面促动着世俗的努力：约五十名国家元首齐聚，讨论国际外交的大事小情。

时至2024年冬，2019年底自中国城市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记忆。而那场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曾导致超过七百万人死亡。在首发城市武汉，人们也恐惧中经历了突然而来的全面封城防控措施。此后各种封城防疫措施在全国许多城市上演，人们不仅出行自由受限，而且连自家大门似乎也不再是区隔自身与外界的防线，各种此生灾难也不断发生。中国政府早在世界各地仍然为控制疫情而一筹莫展时就已经庆祝中国抗疫取得胜利，并始终全力掌控官方的疫情叙事，压制和排除一切不同声音。2024年11月30日，由居住在巴黎的电影从业者和电影爱好者组成的独立放映活动“不换届”安排了一场放映活动，通过«请回答2020»、«二次校准»、«备忘录»和«华式9-11»四部短片，重现封城防疫期间的荒诞、反抗与思考。 “我们置身高度危险的社会，是一种时间更漫长的恐怖”蒋不：“因为疫情过去两年了。两年之前，大家都说这是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好像大家不能提起的一种不正确的记忆。我们想让大家去回溯一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人类与极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上周日（11月24日），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前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示威。来的人并不多。我们觉得，用这种更温和的文艺活动的方式，可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扩大同温层。 ““«华式-911»——不是表达温度的华氏或摄氏，而是中国式的9-11。我觉得，影片是在讨论一种蔓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恐怖。中国人经常会说：好像生活还过得去……但其实我们已经浸染在这种恐怖中了。我觉得这预言了今天的所谓“随机性死亡”这种遍地张献忠的事件。其实我们置身在一种高度危险的社会，又不想去做改变，就是中国人说的：温水煮青蛙，觉得这样的情况也蛮能适应的。 它其实是一种时间更漫长的恐怖。也许用9-11去比喻不是特别合适， 但我觉得它的确是一种更漫长的恐怖。 “法广：这些影片又把人们又重新带回到疫情期间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尽管第一部短片«请回答2020»虽然呈现出疫情期间一种苦中作乐的情景，但是中国百姓是不是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阶段之后，更愿意忘却呢？ 蒋不：“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不只是新冠疫情。2003年的时候我人在北京。我经历了“非典”。我真的非常难以想象，一个经历了“非典”的国家还能再一次经历“新冠”。（两场疫情的情形）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因为隐瞒瞒报，然后各地的不作为，然后导致疫情蔓延。我觉得人类太过健忘了。中国人，尤其是这样。我们当时觉得经历了非典之后，我们一定会有更负责任的政府，会有更透明的言论环境。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整个的公民社会甚至是往后倒退的。这也是我们放映片子的一个初衷吧，让大家不要忘记这样的事情。"“中国现在最激烈的消极抵抗方式就是不生孩子”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过程中，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手段也越来越多，同时激发更多的民间不满。世界各地陆续放松封城措施之际，中国才在2022年底在各地爆发白纸抗疫运动压力下，突然解除封禁。目前在国外生活的夏巢川女士曾在2022年底上海的白纸运动被捕。次年，她又因为参加万圣节的街头行为艺术而再次被捕。这次，她从荷兰赶来巴黎，参加这次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命名的放映活动。这些短片重新唤醒她在上海封城防疫期间的痛苦记忆，但她也认为，上海封城的创伤改变了很多人，白纸运动不会是中国社会最后一场反抗行动。她特别指出，2022年11月24日发生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自发集会活动，是中国境内首次有内地民众为边疆不同族裔人群的权益被侵犯而站出来声援的事件。夏巢川：“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方面确实当时（白纸运动）很多人喊的口号不是非常政治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抵抗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积极的抵抗，大家会去喊口号，有政治诉求，上街游行。另外一种是消极的抵抗，大家可能会不上班，呆在家里面，或者去拒绝合作一些事情作为抵抗。 在中国，现在最激烈的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不生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言论空间被政府打压到如此严格的程度，大家实在很难有什么积极抵抗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无处不在使用消极抵抗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不满，甚至包括比如大学生夜骑，或者万圣节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聚集在街头仅仅为了开心的这种事情都会被政府很严厉的打压的时候，这种荒谬感其实会让更多人产生不满，然后让更多人去选择消极抵抗带来的这种破坏力。 它（这种方式）一点也不比其抵抗更差。”“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谁都很难预料。但是，其实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那就是大家正在经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境，无论是政府对我们的打压，还是人民的反抗。就像白纸运动，之前根本没有人期待过会有那么多人一瞬间涌上街头。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再去期待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能看到政府的管控在一天一天加强，变得更严格。最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只能去期待。但我相信白纸运动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之后，一定会有更激烈的反抗出现。 ”

在巴黎2024年奥运会上，33岁的乔利斯·都德为法国赢得男子小轮车竞速金牌，29岁的本雅悯·托马为法国赢得男子场地自行车全能赛金牌。这是本届本土奥运会上，法国男子运动员在自行车大项上斩获的全部金牌。 首先来看小轮车竞速。该项目自2008年起加入奥运大家庭，本次在巴黎近郊的圣昆丁伊芙林小轮车体育馆内举行。在男子组，法国运动员包揽了金银铜牌，其中乔利斯·都德夺金。金银铜牌全部拿下，法国队上一次在夏季奥运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还是在100年前，1924年的男子体操赛上。如果算上冬奥运，那么最近一次可以追溯到2014年，当年法国越野滑雪队包揽三牌。更何况今年男子小轮车竞速王牌三人垄断领奖台之际，正值法国运动员特迪·里内和莱昂·马尔尚各自在柔道和游泳比赛上疯狂摘金。就这样，垄断男子小轮车竞速三牌的乔利斯·都德、西尔万·安德烈和罗曼·马约也用非常漂亮的方式参与了这传奇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书写。本次乔利斯·都德的小轮车竞速夺金，还在另一层面激荡在法国奥运历史上：在他之前，从未有法国男子运动员在奥运会该项目摘得任何一枚奖牌。乔利斯·都德今年打破魔咒，背后是已经逐渐崛起的法国队实力：在2023年的格拉斯哥世锦赛上，法国运动员已一举拿下过冠亚季军的头衔 ;而乔利斯·都德也已在2011、2016和20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最近一次世锦赛夺冠实在美国的罗克山，那时距离巴黎奥运开幕仅三个月。当时法国便已对他寄予厚望，燃起主场夺冠的希望之火。毕竟，法国是小轮车竞赛领先的国家，但男子项目却一直在奥运会上与奖牌无缘。十字架报引述法国队教练朱利安·萨斯特雷赛后的评价，称“我们至少需要（取得这样的包揽金银铜牌的巴黎奥运战绩），才能确保人们在谈论（法国柔道明星）特迪·里内、（游泳明星）莱昂·马尔尚的时候，也能谈到我们（的小轮车运动员）。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这样”。自行车运动员乔利斯·都德1991年生于法国西南部桑特，十余年来他一直在小轮车领域保持世界级头部优势。2024年8月2日奥运摘金前，他已经有过三次奥运经历，并在十年旅居美国生涯期间赢得了六次美国巡回赛的冠军，创造纪录。本次为了更好地准备巴黎奥运，他选择回到法国。巴黎摘金后，他对法国蓝色电台解释了自己与自行车运动结缘的那一天。他回顾道：8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和父亲一起骑山地车了。有一天，恰逢法国自行车联合会组织的一次开放日，他第一次尝试了小轮车。他回忆说，“我遇到了小轮车，顿时就爱上了它。这项运动里有我喜欢的一切，例如速度、对抗、自由、跳跃当中的肾上腺素。尤其是一路走到了今天，我还拿到了金牌”。都德还强调，自己十分享受竞争的感觉，因此“他更喜欢小轮车竞速，而非自由式小轮车”。乔利斯·都德2013年为了职业生涯而选择前往美国。在本台法语部的采访中，他表示自己“花了一段时间才在美国被人所接受。他们（美国人）非常爱国，不太喜欢外国人来打扰。不过，一旦我开始赢得比赛，一切就变得顺利起来了”。乔利斯·都德强调，在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冒险经历当中，他一直都保持着非常美式的一面。他“想要发展，学习一种新的文化，成为今天的我，和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美国立足生活”。但他“始终都是法国人，在国际比赛中穿上红白蓝三色球衣一直都是一种荣幸”。此外，在法国老家比赛，也让这位法国运动员得到了非同一般的力量。国家队教练朱利安·萨斯特雷指出，乔利斯·都德“和他的祖国（法国）之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连结…这很令人惊讶，因为毕竟他可以算得上是在海外呆的最久的那一个，但也正是他，一旦回到法国的环境，受到的鼓舞和激励也是最大的。例如在法国南特举办的世锦赛上，他身体状况不佳。但在他的家人、法国观众面前，他战胜了自我，拿到了一枚铜牌…在法国，乔利斯·都德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能量的加持”。巴黎2024年奥运会上，男子自行车大项的另外一名金牌得主是29岁的本雅悯·托马，他为法国赢得男子场地自行车全能赛金牌。本雅悯·托马1995年生于法国奥克西塔尼地区的拉沃尔。5岁时他已开始骑自行车。“西法兰西”报曾报道称，本雅悯·托马“同时拥有计算能力、天赋的技巧、领袖的精神的团队协作的能力”，因此“本该延续家族传统，继续做一名优秀的木匠”。本雅悯·托马的父亲吉拉尔和哥哥阿德里安都在家族建筑公司当中工作，这一建筑公司已经由托马家族传承了三代人。他的哥哥阿德里安也是一名业余自行车手，且据“西法兰西”报的报道，阿德里安的运动测试成绩曾优于本雅悯。从青少年时代起，本雅悯·托马就在自行车领域对公路和场地抱有同样的热爱。他曾表示，为了避免在一个领域过于饱和，他需要保持在另一领域的运动。就这样，两者兼顾的本雅悯用成绩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2024年8月的全能赛场上，本雅悯·托马将自己“自行车数学家”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在距离终点25圈时摔倒，让法国观众极为担心，但他秉着惊人的冷静，起身后清醒地询问自己还剩多少圈回到原位，并进行了计算。随后，本雅悯·托马按照比赛规定，逐渐恢复了巡航速度，调整自己的位置。法国24台评价称，本雅悯·托马“对这项复杂学科的所有微妙之处了如指掌”，“用他所有的知识在这场全能赛中幸存了下来”，为法国代表队摘得了第14枚金牌。他在赛后对巴黎人报表示，自己从未自我怀疑过，“我不会允许自己出现任何状况（干扰夺牌的意外）”、“天上的星星都排好了（上天意在让自己成功）”，“这是光荣的一天”。回顾东京奥运那一次的经历，本雅悯·托马对巴黎人报表示，那一次他来到赛场上，带着恐惧和不舒服的胃。而这一次在法国，他感到很放松，非常舒服。“我始终专注于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登上领奖台”，并在那里“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夺金后的本雅悯·托马表示，“这一天太不可思议，我就是为此而活的，我活着就是为了享受自行车的乐趣。这一天我玩的很开心，很疯狂…但一切都像上了发条一样进行着。坦白说，我很平静，我在全能赛场上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根据“队报”在赛后的报道，本雅悯·托马表示，自己在赛前原本就准备好至少拿到一块铜牌，但“并没有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去争夺金牌”。他十分感动地表示，是公众的热情给了他更大的动力：“真正让事情出现变化的，是公众。我们唤醒了一整座火山”。

2023年10 月 7 日，从加沙渗透到以色列南部的哈马斯突击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系列恐怖袭击，这个被欧盟和美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伊斯兰运动同时采取多种行动渗透以色列领土，让这一天成为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最血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全国各地约 1,200 人（包括 300 多名士兵）被杀，另有 251 人被劫为人质。这个悲惨的周年纪念日标志着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反击的开始。据控制加沙的哈马斯组织卫生部称，以色列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41,0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恐怖袭击事件一年后，中东不仅远远没有和平的前景，国际地缘政治也正因此发生了巨变，在国际社会的无力注视下，中东是否正一步步靠近全面战争的危险？毫无疑问，10月7号成为该地区，甚至全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法广驻耶路撒冷记者记者sami boukhelifa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中，包括拥有法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在10月7号袭击中失去了两位家人女性萨宾-塔萨（Sabine Taasa），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 和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组织秘书长穆斯塔法-巴尔古提(Mustafa Barghouti)的采访。失去了丈夫和长子的萨宾-塔萨塔萨一家住在加沙郊区的内提夫-哈萨拉（Netiv HaAsara）。2023 年 10 月 7 日上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17 岁的长子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后，他的丈夫为救其他孩子牺牲了自己。萨宾-塔萨：我失去了丈夫吉尔和 17 岁的儿子奥尔。奥尔是在早上 6 点 49 分被谋杀的。头部中了六枪。一切都被恐怖分子现场拍摄下来。他们朝他走来。（其中一人）立即穿过白色大门，扔出手榴弹，并说“真主至大” （Allah Akbar），犹太人去死吧！他知道那里有两个小男孩，因为他听到了男孩的哭声。他后退了一步，我丈夫吉尔拿起手榴弹。早在拿到手榴弹之前，他就对两个孩子科伦和沙伊说 "我爱你们.......你们一有机会，就立即回家找妈妈，她会好好照顾你们的。我不怕死。“ 他拿起手榴弹，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试图脱身，看看能否在爆炸前把它扔掉。但手榴弹随即爆炸了，孩子们目睹了这一切......他的儿子们奇迹般地和母亲一起活了下来。一年来，萨宾-塔萨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不幸的是，那天我们没有受到保护，没有军队，也没有救援服务。 现在她感到愤怒和辛酸，但也有很多勇气要继续活下去。萨宾-塔萨:  我不能躺在床上说：这就是我的命。首先，我有三个儿子，我需要尽快让他们重新站起来，治愈他们的创伤。其次，我相信，如果奥尔和吉尔现在就在我身边，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下床去战斗吧"。说出来，把真相讲出来！  以色列前总理， 属于以色列民主党的埃胡德·巴拉克（Erud Barak)接受法广记者SAMI Boukhelifa采访时说：10月7号的屠杀事件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重大失误，也是历史上犹太人二战以来最糟糕的一天。                                                                       ——埃胡德·巴拉克埃胡德·巴拉克：这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这是我们国防力量的重大失败，也是战略和领导层的重大失败。在政府层面，我先后当过兵、指挥官、将军、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总理，之后又是国防部长。我们不需要更多就能明白，这是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是犹太人自二战以来最糟糕的一天 ，从那天开始一切都改变了。记者：为何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什么拒绝达成协议并结束这场战争？埃胡德·巴拉克：”每当解救人质的需要与他内塔尼亚胡继续掌权的需要发生冲突时。他更倾向于自己的政治利益。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抛弃了那些人。他们不是战俘，他们不是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公民。他们去睡觉，醒来就被带走或杀害。屠杀、强奸……所以说我们抛弃了这些民众。内塔尼亚胡（之前）甚至说，任何想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人都必须支持我加强哈马斯组织和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策。他还准备走得很远，鼓励卡塔尔人在五年内支付15亿美元，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根据他的行为，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不合法。我只想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真正错误，其行为仿佛意味着打败哈马斯的方法就是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危机开始时也说过，以色列无意留在那里。但他在过去几个月的表现却告诉我们事实恰恰相反，他可能认为我们应该留在那里。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这基本上是在说我们要取代哈马斯。在我看来，这对以色列来说是最糟糕的选择。我不是从我的救世主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使用武力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样认为。“记者：加沙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这场战争还有意义吗？埃胡德·巴拉克：是的，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必须这么做，以色列必须确保哈马斯不会统治加沙，不能威胁以色列。如果被杀害的15000人是哈马斯活动分子，如果数据正确的话，还有25000平民其中一些是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没有人希望看到他们死亡。记者：但当你听到某些以色列官员说要杀死所有加沙居民时，你会作何反应？埃胡德·巴拉克：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以色列的利益。记者：现在，对他们来说有可能最终被送上国际法院。埃胡德·巴拉克：对，这是风险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会抗争，会试图阻止哈马斯。但这是有风险的。你知道，我通常用内塔尼亚胡自己的比喻，当他于2006 年（黎巴嫩）战争期间作为反对党领袖攻击奥尔默特总理时，他说，让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船长，如果他还活着，就不能掌握新船的方向盘。我要说的是，内塔尼亚胡是让泰坦尼克号沉没两次的船长，一次是10月7号，一次是我们历史上最失败的战争，或者说在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仍被困在加沙与哈马斯一起，而哈马斯并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组织秘书长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在接受记者SAMI Boukhelifa的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已经成为法西斯实体，同时犯下了三大战争罪行。他认为，10 月 7 日是 76 年的不公正最终爆发的日子。穆斯塔法-巴尔古提：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成为法西斯实体的以色列实体。它同时犯下了三大战争罪行。首先，种族灭绝罪造成 51 000多人丧生——哈马斯卫生部公布 41 000 人死亡—— 还有 10 000人失踪，因为他们仍在废墟之下。还有约 94 000 人受伤。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将因缺乏医疗护理而丧生。第二：以集体惩罚和饥荒作为战争武器。家园、大学、学校甚至医院遭到大规模破坏。一切都被毁坏殆尽。第三：种族清洗。在加沙的 200 300 000 名巴勒斯坦人中，有 20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有时是六次、七次或八次。这在人类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暴力和残酷的爆发。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感到被国际社会出卖了。我们发现，西方国家标榜的所有这些原则--自由、人权、国际法--都是虚伪的。当涉及巴勒斯坦人时，这些原则都是虚伪的。好像除了以色列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全球种族主义                    ——  巴勒斯坦民族倡议秘书长穆斯塔法-巴尔古提 这种种族主义排斥巴勒斯坦人：剥夺他们的人权。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时继续向其提供武器这一事实?...... 记者：国际社会和我们称之为西方大国的国家，尤其是华盛顿，声称要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压力有没有影响？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没有任何压力。在 10 月 7 日之后的头十个月里，以色列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了价值相当于 210 亿美元的武器、炸弹、飞机......我们怎么能谈论任何压力呢？ 以色列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我认为最令人愤慨的是听到这些西方国家元首一致重复以色列有权自卫。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同一句话中补充说：巴勒斯坦人也有权自卫。我们才是被占领的人民。一个被占领的民族有权自卫。比较一下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乌克兰。我认为，在武器、金融和经济援助方面已经超过了 1200 亿美元。他们还慷慨地欢迎乌克兰难民。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在谴责西方双重标准的同时也认为， 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是如此，而不仅仅是阿拉伯国家。尽管不会把所有这些国家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看待。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他认为，最糟糕的是，一些阿拉伯国家继续与以色列保持联系。记者: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您的想法如何？穆斯塔法-巴尔古提：10 月 7 日不是起点。它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广场]施暴的结果。10 月 7 日之前，70%的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世界上没有人为他们说话，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10 月 7 日之前，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被占领了 57 年。10 月 7 日之前，以色列封锁加沙长达 17 年。没有人关心过加沙。当加沙 94% 的水源不安全时，，我们全体巴勒斯坦人选择了和平的民众抵抗。在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甚至哈马斯也参与了这场（非武装的）人民斗争。在加沙，发生了要求难民有权返回家园的和平示威。以色列的回应是实弹射击和大屠杀。他们射伤了人们的腿，并将他们截肢。因此，历史并非始于 10 月 7 日。10 月 7 日是 76 年的不公正最终爆发的日子。记者：您认为这场战争即将结束吗？穆斯塔法-巴尔古提： 不，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正在竭尽全力让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以色列似乎并不想离开加沙。以色列想完全占领加沙 内塔尼亚胡想通过更多的占领来解决占领问题。他们正在讨论在加沙修建新的定居点。他们也许可以屠杀我们，殖民我们，压迫我们。但他们永远无法摧毁我们巴勒斯坦人民赢得自由的决心。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巴勒斯坦的分裂。你们的分裂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以色列的计划更容易吗？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我们的内部分裂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最大的弱点也是缺乏统一的民族领导。因此，我的政党 "巴勒斯坦民族倡议"在 20 年前就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建立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统一领导层。这意味着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内部的所有巴勒斯坦派别团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不想这样做。在以色列遭受 "可怕袭击 "一年之后，中东正 "处于国际社会似乎无力控制的全面战火的边缘"，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周一对此表示遗憾。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局势只会越来越糟。该地区人民面临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们陷入了暴力、仇恨和报复的无休止循环之中"，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再次呼吁停火，强调 "任何军事解决方案都无法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带来未来。只有政治解决方案才能带来和平、安全和繁荣"，他补充说，这需要两个国家，一个属于以色列人，另一个属于巴勒斯坦人。

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开赛不久，法国人自豪地见证了自行车多面手宝林·费朗-普雷沃的“封神”。在本次奥运夺金之前，她已经是传奇；而她唯一的缺憾，也在7月28日的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上得到了弥补。这一块金牌，让宝林·费朗-普雷沃站在了女子自行车运动的巅峰。 宝林·费朗-普雷沃1992年2月生于兰斯的一个充满运动气氛的家庭。她在本次巴黎奥运会期间对法国蓝色电台表示，自己对自行车的热情源自父母和其他家人：她的父亲曾经是小镇上的一名自行车经销商，她的父母都骑自行车，她的一位亲戚吕多维科不仅自身是越野自行车1994年的冠军，更培养出两名在自行车运动中享有盛名的明星自行车手。根据TF1电视台的消息，宝林·费朗-普雷沃从5岁开始骑自行车。“西法兰西”报也报道称，宝林·费朗-普雷沃最开始尝试的运动是花样滑冰，之后才转向自行车。少年时，宝林·费朗-普雷沃已成为法国最为年轻的自行车赛冠军。在那次比赛后，宝林对母亲表示，自己想要在长大后成为一名职业自行车手。宝林的母亲则要求她“必须先继续学习文化课，之后想做什么再说”。因此，宝林在一段时间内兼顾着学业和自行车，直到2012年20岁那一年，她选择了职业自行车这条赛道。根据“西法兰西”报和自行车界专业媒体VOJO的报道，在才华的孵化期，宝林·费朗-普雷沃的特点之一便显露出来，那就是，凡是涉及自行车的运动，无论什么项目，她都表现出色：从公路自行车赛到越野自行车赛，再到公路越野和山地自行车赛，她是当年极少数在每个项目中都表现优秀的骑手。之后的岁月里，宝林·费朗-普雷沃尤其在公路越野赛和山地赛上表现出众，屡屡获奖，并在20岁那一年赢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如果说2012年，20岁的宝林·费朗-普雷沃在人生第一场奥运会上仅仅排名第26，那么到了2014年到2015年，她可谓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爆炸上升期以及随之而来的稳定期：法国公路越野赛冠军、“瓦隆之剑”公路自行车赛冠军、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女子赛亚军、两次山地自行车赛世界杯冠军、她个人的首次精英公路世界冠军。更重要的是，2015年，她甚至赢得了当时史无前例的三冠王：同一年积累了三个不同的世界冠军头衔：公路赛、越野赛和山地自行车赛。就在23岁的宝林·费朗-普雷沃成为历史上无论男女首个在自行车三项中均获得过冠军的运动员之后不久，病痛就接踵而至：先是坐骨神经痛，之后又发现了左腿动脉阻塞的问题。这一期间，宝林·费朗-普雷沃的自行车之旅充满了灰暗、放弃、不解和困惑。2019年，她接受了腿部手术，并在2020年接受了髂动脉手术，并希望这能够带来自己职业生涯的复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宝林·费朗-普雷沃重回高水平自行车赛，并在越野赛上收获多个世界赛冠军头衔。在延期至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从伤病中回归的宝林·费朗-普雷沃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在这条遍布荆棘的考验之路上，宝林·费朗-普雷沃因滑倒和爆胎等问题，最终仅仅排名第十。不过，从2022年起，宝林·费朗-普雷沃便以行动向所有对她持悲观论调的人们闭上了嘴。她先是在2022年揽得短道、奥林匹克越野、马拉松、碎石路等各类世界赛冠军头衔，之后在2023年加入了英力士掷弹兵车队，成为首个加盟的女性车手，遵循更加科学和完善的训练方式，和男性骑手们一同训练，从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备战巴黎2024年奥运。在巴黎2024年运动会上，宝林·费朗-普雷沃再次成为夺金热门人选。她在赛前开启隐士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远离社交媒体、镁光灯的追逐和其他事务，将自己埋在一个只有自行车的封闭泡泡中。和此前被命运嘲弄的数年相比，这一次，没有什么能阻止她。这位法国山地自行车传奇人物在过去的三年里，一直围绕着本次主场之战而奋斗。这一次，她在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上领先美国选手巴腾与瑞典选手利斯维兹，拿到了她的金牌收藏当中唯一尚未拿到的奥运会金牌。法国24电视台曾从现场传回报道，称“如果说比赛期间刮起了风，那么这股风就是宝林·费朗-普雷沃”。“她看起来就像一场飓风，轻盈又强大”。在之后的闭幕式上，宝林·费朗-普雷沃与安托万·杜邦一同为法国代表团扛旗，此前她的奥运遗憾，已经一扫而光。从未登上过奥运会领奖台的宝林·费朗-普雷沃，战胜了“诅咒”，与奥运金牌和解。奥运夺冠后，宝林·费朗-普雷沃对法国广播表示：“当我看到最后一个小颠簸和终点线的时候，当我看到了路边所有这些人的时候，我开始哭…这就好像是我几个月来，甚至过去两年里一直攒下的所有情感，想要一下子猛扑出去一样”。“在获得金牌之后，事情发生得很快，我不得不花几个小时接受媒体采访”，速度如此之快，甚至没有时间享受胜利：“赛后我甚至没有时间洗澡”。她还强调了主场夺金的重要性：“赢得奥运会奖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在自己的国家夺金，这是一个新的层面，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万3千名观众高呼着宝林·费朗-普雷沃名字。宝林·费朗-普雷沃的母亲对RMC体育频道表示，“当宝林登上领奖台，拿到金牌的那一刻，我非常感动，止不住地流泪。这就好像是一场梦，我平常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但那一刻，没有言语能够表达我的心绪。我从来不抽烟，也不抽别的东西，但宝林夺冠时候我的表现，让人觉得我肯定是抽了些什么”。宝林·费朗-普雷沃的母亲继续解释说，“自从宝林从事高水平运动以来，我们作为父母，一直心存疑虑，（不知道女儿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直到她这次奥运会夺冠之前的那一晚，我们产生了很奇怪的感受，我甚至开始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一次女儿一定会成功。她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很强大，自从东京奥运会以来，她一直为巴黎夺冠而努力，她一定会在巴黎夺冠”。经历了奥运会的激动人心之后，宝林·费朗-普雷沃将离开越野赛道，但并不打算就此止步。目前，她已拥有31个法国国家赛冠军头衔，和涵盖越野赛、山地赛、公路赛、碎石赛等的18个世界冠军头衔，其中在越野山地赛中，她创造了五项世界冠军的纪录。 作为女子自行车运动偶像当中的偶像，根据自行车界专业媒体VOJO的报道，宝林·费朗-普雷沃已宣布目标锁定2025年重返公路赛。她瞄准的是女子环法自行车赛，希望在三年内赢得环法赛。20分钟报将这一雄心评价为“巨大的胃口”。的确，10年前在宝林·费朗-普雷沃叱咤沥青路时，环法自行车赛尚未设立女子赛。宝林·费朗-普雷沃在几年前就对红牛表示过：“我是一个害怕无聊，又喜欢改变的人”，“我喜欢拥有所有的选择的感觉…我不想一直都在做同样的事”。在今年奥运前夕宝林·费朗-普雷沃所接受的为数不多的采访中，她曾回顾称，几年前，有人要她“给想要从事竞技体育的年轻人一点建议”。她当时没有想太多，回答说“他们需要快乐”。说完后，她即觉得“这一建议属实有点天真可笑”，但放到现在，如果人们再一次问她同样的问题，她会给出同样的回答，“需要快乐”。“最重要的就是快乐，在你做的任何事当中找到快乐，如果你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去训练，你需要是快乐的” 。宝林·费朗-普雷沃的这一回答或许并非偶然。“西法兰西”报指出，今年，宝林·费朗-普雷沃第一次在训练中，囊括了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的协助。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本次巴黎奥运会上，命运向她倾斜，打碎了此前的奥运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