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来鸿

加拿大在2017年与越南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2022年又在印太战略中将越南视为主要合作伙伴及与该地区之间的桥梁，2023年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实质性深化双边关系，加拿大在越南积极推动下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越南不仅是加拿大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加拿大企业进入东盟的门户。 去年11月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会晤越南国家主席就越南东海问题也北京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交换意见，12月加拿大副外长戴维·莫里森（David Morrison）在河内承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CPTPP、法语国家组织和东盟区域论坛上与越南密切配合，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维和行动和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支持越南。今年一月加拿大国际发展部宣布向越南提供3000万美元赠款，用于改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状态，帮助越南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加拿大视越南、泰国和菲律宾为东南亚三个关键国家，目前加拿大每年对越9亿美元出口主要是资源级产品，如谷物、海鲜和食用油等农产品以及化肥、燃料、纸浆和纸张，越南还准备为加拿大农产品轮作技术、先进化肥创新、零售消费品、银行和财富管理等更复杂的产品敞开贸易大门。加拿大出口发展局 (EDC)驻东南亚代表奥利维亚·李（Olivia Lee）说“越南在能源转型，扩大风能和太阳能开发上被视为下一个全球热点”，越南是最快拥抱数字化和数字产品的国家之一，这给加拿大企业提供了巨大机会，尽管加拿大大部分数字服务和产品如5G、移动金融和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是出口到美国。2024年越南GDP预计增长5%，五年内将提高到6%，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每年有50万人收入阶梯上升。加拿大出口发展局风险分析师凯文·埃利奥特（Kevin Elliott）认为对于加拿大出口商来说，不断壮大的越南中产阶级增加增值产品贸易的机会巨大且尚未开发。加拿大出口商在越南有广泛市场的领域包括5G、移动金融、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数字财富管理和信贷解决方案中的数字服务和技术，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寻求更精致的国际商品的零售出口，增值和复杂的农业食品和能源技术，尽管越南是传统的煤炭消费国，但它越来越多地向进口商寻求绿色技术和低碳制造解决方案。目前的问题是，尽管有CPTPP加持，双边贸易仍然滞后，在年度130亿美元的贸易中，加拿大出口仅占7%，其余93%是越南电子产品、机械和纺织品进入加拿大。疫情后两国贸易下降了18%，而澳大利亚与越南同期贸易却大幅增长了130%。与邻近亚洲的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与越南有更大的文化差异，加拿大出口发展局区域经理拉迪斯劳·帕帕拉（Ladislau Papara）早在2018年就撰写了《加拿大人在越南做生意指南》，提醒加拿大出口商“越南机会巨大但流程和管理复杂”，因为越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儒家传统，他教导加拿大人在越南做生意的八项礼仪技巧，从握手鞠躬、打招呼的语调到碗筷的使用，由此可以窥见加拿大人为经营好越南是多么的用心良苦。有51个成员国的法语国家组织是加拿大拓展对越关系的另一个朋友圈，加拿大唯一的法语省份魁北克省视越南为重要合作伙伴，魁北克国际投资局大力支持本省企业去越南发展业务，目前魁北克省与越南有125个合作项目，双向贸易额已超过15亿美元。

去年11月中旬，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达成首份成果，签署了《供应链弹性协议》，印太14国将在关键部门和关键商品的供应链上合作。被排除在外的中国立即架起擂台，当月底连续4天召开有55个国家和地区515家企业参加的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受刺激的不仅是北京，同处印太地区的加拿大因未能加入这一框架而再次焦虑。 加拿大广播公司指“加拿大在美国主导的新贸易倡议中被边缘化”，由14 个贸易伙伴组成的集团达成有关供应链保护、降低碳排放和打击腐败的协议，并承诺未来有更多合作。加拿大商业委员会主席戈尔迪·海德（Goldy Hyder）对此感到遗憾，他赞扬“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通过更务实的做法，比加拿大更多地参与了国际谈判，更好地服务于本国利益”。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称“如果印太经济框架有接纳新成员加入的流程，相信加拿大将成为第一个”，并表示“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相信“所有成员都会支持加拿大参与”。但这并非是加拿大首次表示想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早在2022年10月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就在渥太华宣布“加拿大将寻求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同场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支持，并称“将在未来几个月就加拿大的申请与其他成员磋商”。但一年多过去了，这个被白宫称为“开放平台并公开邀请他国加入”的经济框架并没有接纳加拿大。戈尔迪·海德认为“把我们排除在重要的印太经济框架之外，表明美国不希望我们参与其中，也不希望墨西哥参与，这令人不安”。加拿大《国会山时报》年底撰文《加拿大缺席印太经济框架的教训》，提醒加拿大“与其担心不在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内，更应担心即将到来的北美贸易协定审查和潜在的重新谈判”。戈尔迪·海德怀疑“尽管加拿大从美国的重新接触（尤其是与中国的接触）政策中获益，但促进加拿大在亚洲的经济成功，对美国来说可能没有战略利益”。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 (MLI) 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纳吉 (Stephen Nagy) 早在2022年6月也撰文指“缺席印太经济框架让加拿大成为局外人”，“意味着加拿大没有发言权，最终会屈从于他人制定的规则”。加拿大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今年的主席国，尽管加拿大印太事务特使伊恩·麦凯称赞它比“其他不具约束力、几乎自愿的协议”“更具吸引力”，但印太经济框架还是令一些加拿大人着迷，因为里面“有加拿大努力想要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以及以保护主义出名的印度”。《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弹性协议》包含的关键矿产对话，也可能会吃掉加拿大的午餐，因为向世界提供从化石燃料向电动和氢电池过渡的最强劲新兴产品是加拿大的经济支柱之一。但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克尔斯滕·希尔曼 (Kirsten Hillman) 认为“加拿大是美国关键矿产的顶级供应链合作伙伴，不会失去在国际对话中的领先地位”。《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因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设计的替代方案，旨在“为21世纪经济书写新规则”，2022年5月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斐济等14个占世界GDP 40%的国家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多边谈判，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其主导的供应链、气候转型和反腐败三大支柱谈判已取得实质进展，只是贸易支柱“尚有未解决的问题”。

去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向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提议扩大电动车领域的合作，12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墨西哥城宣布美墨将成立工作组审查外国投资，此前加拿大汽车零部件行业已对中国汽车公司在墨西哥的一系列投资发出警报，中国正将墨西哥视为进入北美汽车市场的平台。 中墨领导人会晤正值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国官媒指洛佩斯表示会“为中国企业赴墨投资合作提供便利”，中国将电动车领域视为新的合作优选方向，是因为墨西哥可利用《美墨加协议》（USMCA）的优惠条件，免关税向美加出口电动车，只需要75%的配件在北美生产。加拿大《环球邮报》去年11月指“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主席弗拉维奥·沃尔普（Flavio Volpe）担心中国投资是由政府拥有的实体进行，或者是从中国政府支持中受益匪浅的实体进行”，这种由国家资助的竞争最终将损害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利润和就业机会。目前有超过65家加拿大汽车行业公司在墨西哥经营约120家工厂，雇用超过44000名墨西哥员工。沃尔普指中国公司避开收购加拿大或美国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监管障碍，选择对北京更友好的墨西哥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切入点。近年来，至少有六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其中有母公司在上海的中国国企上汽集团属下的名爵汽车、最近入驻的总部位于重庆的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属下的长安汽车以及总部位于北京的国企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墨西哥也超越了美加，根据墨西哥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9月公布的2023年前8个月数据，墨西哥从中国进口汽车比前年同期增长了62.6%，中国汽车在墨西哥国内市场份额接近20%，同比增长10%。“战略投资和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制造商采取了更广泛的替代战略，利用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北美地区获得对区域投资者的重大影响力”，沃尔普预测中国在墨西哥汽车行业中所占份额的迅速上升将导致更多的中国公司在墨西哥设立汽车工厂。中国为巩固在新兴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优势，去年10月底宣布收紧对石墨的出口限制，作为电动汽车的重要原料，每辆车的电池需要超过80公斤石墨。截至到2022年底中国石墨开采占全球65%。沃尔普呼吁加拿大和美国国会和政府必须“意识到中国改变竞争战略的速度”，“石墨出口管制和中国汽车投资涌入是明确信号，表明我们必须更密切合作来保护我们的行业”。美国和墨西哥新建立的双边工作组将审查涉及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外来投资，避免因供应链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墨要“更深入融合”，“在投资筛选方面协调至关重要”。另外，加拿大本身也从中国大量进口电动汽车。加拿大统计局2023 年前8个月数据显示，中国电动汽车对加拿大出口额从前年同期的3400万美元跃升至11亿美元。与美国不同，加拿大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激励计划没有考虑电池制造地。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布莱恩·金斯顿（Brian Kingston）希望加拿大能将其政策更好地与美国政策结合，“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量猛增表明联邦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严重脱节”，“当我们的汽车行业与我们最大的客户和最重要的汽车贸易伙伴美国保持一致时，加拿大就会受益”。

加拿大旅游局报告指加拿大要到2025年才能超过疫情前的国际旅游水平，原因之一是亚洲游客恢复滞后。国际旅游网站《Skift》将其归咎于中国政府保留旅游团前往加拿大的禁令，“如果加拿大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旅游业可能会得到重大推动”。 2023年加拿大政府制定了旅游增长新战略，确定五个战略重点即投资旅游资产，3年内投入1.08亿元升级景点，每年投资9650万元用于国际推广；拥抱休闲和户外活动；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展本土旅游业，为此设立了原住民旅游基金；吸引更多国际赛事，3年内出资5000万吸引大型国际会议和活动；成立部长级旅游增长委员会，有20多名部长参与，以确保加拿大国际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新战略还为2030年规划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旅游业对加拿大GDP贡献增加40%，就业人口达79万，全球旅行和旅游业发展指数排名从2021年的第13位上升至第7位。2023年加拿大旅游局年终报告预计旅游业在2024年复苏，2030年旅游业年收入有望达到1600亿元，但“容量限制”会将其压低在1400亿。美国和墨西哥人在加拿大的旅游支出2023年超过了2019年，加拿大旅游市场主要来源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将在2024年超过疫情前水平，日本和韩国的市场份额预计会在2025年恢复，加拿大旅游局希望中国游客在加拿大的支出在2026年恢复到2019年的21亿元的水平。加拿大旅游局资料显示，2019年之前中国赴加拿大游客年均增长10%，2019年有超过70.8万名中国游客来加拿大，每天消费约1300元，是加拿大最大的旅游消费国，中国休闲游客在加拿大平均住宿花费为2900元，平均住宿时间为44晚。就长途游客人数而言，中国仅次于英国。但这一切都因疫情戛然而止。截止到去年八月，中国分三批取消了疫情期间针对138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旅游限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甚至印度和立陶宛，中国《观察者》网称“中国向全世界释放善意，唯独冷落了加拿大”。当时中国大使馆解释称“加方一再渲染‘中国干涉内政’，“猖獗的反亚裔歧视言行在加明显抬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希望他们能够在安全友好的环境中旅行”。加拿大经济学家托德·赫希 (Todd Hirsch)在《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指这是“加拿大为其原则付出的代价”，加拿大与美国也曾经历多种贸易争端，但从未令政治和经济关系崩溃，他们更像是沙发上为遥控器争吵的少年。而对中国则不同，不再是贸易争端，而是原则。中国显然不满加拿大多方面的原则立场，在经历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被扣押、干涉加拿大选举的指控、对侵犯人权的批评之后，中国似乎已经对加拿大失去了善意。得不到官方的善意，那就转向民间。国际旅游网站《Skift》引述加拿大旅游局首席数据分析师费里尼奥（Meaghan Ferrigno）的话“我们目前不向中国推销团体旅行”，正向中国的自助游客人进行营销。加拿大旅游局官网中文版为自助游的中国客人制定了旅游攻略，内容有加拿大十佳景点、蜜月目的地、八项城市冒险、六项野生动物体验、原住民遗产、最佳海滩、水疗体验和最佳露营地等。但自助游不具规模效应，加拿大道明银行经济学家马克·埃尔科劳（Marc Ercolao）指去年前五个月，来加拿大的中国人比2019年同期下降80%。

2月17日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会晤加拿大外长赵美兰时表示希望“中加关系止跌回稳，实现改善发展”，这是继1月11日通电话后两国外长的最新接触。在僵持五年多后，加中关系能否尽快重回正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学者称“2024年加拿大国内政治将阻止加中紧张局势缓和”， 今年中国对加拿大将更加“不信任” 。 在与赵美兰的两次接触中，王毅都提出了中加关系回稳的前提条件，在慕尼黑他“希望加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以长远眼光把握双边关系，为务实合作提供正面预期；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停止散布‘中国干涉内政’的虚假信息，停止经贸科技交往泛安全化，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1月份他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正确认知。中加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是加方对华认知出现严重偏差。二是相互尊重，不让分歧主导双边关系，加方不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三是合作共赢，共同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薛野（Ye Xue）和卡雷尔·布兰登巴格（Karel Brandenbarg）1月在《对话网》（theconversation.com）撰文指加拿大“国内政治将阻止中加紧张局势缓和”，文章说“因面临国内和国际事务挑战，加中两国不约而同在去年晚些时候发出了新的外交政策信号。中国缓解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如澳大利亚总理访问北京，习近平与拜登和岸田文雄在旧金山会晤”。 “去年10月，加拿大推出‘务实外交，与持不同观点的国家接触，以防止国际冲突’”。两国都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但为何今年双边关系不会出现明显缓和呢？首先是因为“加拿大不是北京的优先考虑对象”，“在中国战略棋盘上不重要，北京不太可能优先考虑加中关系，也不太可能制定专门战略来实现双边缓和”。“中国将外交对象分为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平台四类。西方中等强国加拿大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加中200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级别低于中国与英、澳、法、德等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拿大位列中国贸易伙伴第18，北京不会花费更多外交资源来解决与渥太华的争端”。“这意味着，与加拿大修复关系谈谈可以，但北京不太可能有专门计划来实施。中国的加拿大政策还取决于加拿大对中国优先事项的态度”。今年加拿大对印太事务的态度会对加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民进党赢得台湾总统选举，将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地区热点南海，中国与美国及盟国将持续紧张。“由于加拿大是印太利益相关者，不可避免与中国产生矛盾，会在今年加深中国对加拿大的不信任”。目前加拿大是西方少有的缺乏与中国接触的国家，加拿大“国内政治也没有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去年夏天皮尤中心民调显示只有14%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去年曾批评自由党派环境部长访华的保守党民调目前遥遥领先，自由党与新民党不稳定的执政联盟将面临考验。另一个原因是，两国政治关系糟糕却没有影响双边贸易，2022年还创历史新高，2023年进口减少但出口上升，这令自由党缺乏与中国重新接触的动力。缺乏接触虽无助于改善双边关系，但可以避免再次发生外交争端。随着外国干涉选举调查在一月底开始进行公开听证，中国在今年的加拿大新闻中将继续占据显着位置，令加中关系不可能真正解冻。

今年1月，加拿大退休中将米歇尔·梅松纳夫（Michel Maisonneuve）在《国家邮报》撰文，指杜鲁多对军队的忽视使加拿大的国际影响力萎缩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他是去年11月以来第四位就加拿大军队问题发表公开言论的高级将领。加拿大不存在军人干政的禁忌，但高级将领们密集地循非常渠道发声，恐怕为的是向联邦政府和议会施压。 去年11月，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安格斯·托普希（Angus Topshee）中将在油管发布六分钟公开视频，指人手不足、资源紧张的加拿大海军正处于“危急状态”，因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成招募目标，2024年可能无法履行基本职责。他说西海岸船队“面临合格技术人员短缺的困扰”，令船舶无法正常运营和维护。加拿大海军依赖的12艘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已临近30年寿命极限，却被迫要继续服役15年，因为更换进度落后且超出预算。他称“海军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我知道空军和陆军也面临着类似挑战”。去年12月，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加拿大商会现任首席执行官佩兰·比蒂（Perrin Beatty）以《加拿大在世界的战略参与》为题发表致总理的公开信，因加拿大国防开支仅占GDP的1.3%，低于北约2%的目标，他建议“加拿大履行关键承诺，避免被视为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特别是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下，必须优先实现北约2%的目标，以确保联盟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加拿大安全和主权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加拿大越来越多地被印太伙伴视为国际舞台上善意但不认真的参与者”，“作为太平洋国家，加拿大明显缺席众多重大区域倡议，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奥库斯（AUKUS）和四边安全对话”。去年12月31日加拿大联合作战司令部（CJOC）司令鲍勃·奥赫特洛尼（Bob Auchterlonie）中将告诉加通社，国际局势不断恶化，加拿大人却“过于安逸”。他指“军队空缺16000人需要数年才能填补，多达1万名士兵缺乏训练”，“部队没有时间为国际任务做准备”，但国际局势正在恶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非洲国家系列政变、巴尔干地区摩擦、委内瑞拉等南美国家难民趋势加剧”，“大国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基于规则的国家与挑战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说连“最亲密的盟友也质疑加拿大能否作为可靠合作伙伴”。退休中将米歇尔·梅松纳夫1月为军中同僚背书，指“枢密院办公室看了托普希中将的视频会很不爽，但海军官兵看到指挥官如实讲述会松了一口气”，又指佩兰·比蒂并非首次公开呼吁政府从自满中醒来认真对待国防，早在1987年他还是国防部长时就提议增加军费并建设核潜艇。这位担任过北约大西洋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的退休中将指“当美国、法国和英国在红海的繁荣卫士行动中击落胡塞武装导弹的时候，加拿大却只派遣了三名参谋”，“加拿大武装部队多年来一直被总理和内阁忽视，新任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可能了解真实状况，但他有勇气要求总理更加关注军队吗？布莱尔的前任安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可能就是在这么做之后被免职了。这就是很多军事将领公开发声的原因，政治领袖需要被告知加拿大军队的困难处境”。

1月15日，特朗普在被称为美国大选风向标的爱荷华州党内投票中获压倒性胜利，巩固了其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角逐中的领先地位。第二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如特朗普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将是“开倒车”，会令加拿大人的生活变得更艰难。 从空间距离上来说，对中国威胁的顾虑是加拿大人的远虑，而对美国未来走向的担忧则是加拿大人的近忧。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今年1月的一项研究报告就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特朗普卷土重来的担心，高达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担心美国民主将无法在特朗普第二任总统的四年中幸存。该研究所今年1月9日至11日对1510名论坛会员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其后发表《加拿大和美国民主状况》三部分系列报告之第一部分，指“一半加拿大人担心美国可能成为独裁国家”。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如果获胜将进行“报复”，此前他在四年任内两次被弹劾，并坚称上次选举被操纵。报告显示53%的加拿大人认为拜登获胜对加拿大经济有利，而相信特朗普的只有18%。在加拿大与美国防务协议、全球和平与安全以及两国整体关系方面，大多数人认为拜登对加拿大有利。研究发现加拿大人在很多方面对美国持保留态度。只有68%的人认为美国是繁荣的国家，65%认为美国没有良好的政府体系，65%觉得美国不是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63%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62%认为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不相同，44%认为在政治上美国变得更加排斥，61%认为美国选举越来越不自由不公平，65%认为美国对人权的保护正在减弱，60%认为权力越来越不属于美国人民，71%认为在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正在减弱，22%相信美国主导地缘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只有6%的人认为美国霸权不会结束。加拿大皇家路大学（Royal Roads University）专门研究暴力冲突的学者托马斯·荷马-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两年前就警告《美国政体已破裂并可能崩溃，加拿大须做好准备》，他在2021年最后一天于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环球邮报》发表2万多字的宏论，指“到2025年，美国民主可能崩溃，导致国内政治极端不稳定，暴力泛滥。最迟到2030年，美国可能会被右翼独裁统治”。他称“特朗普夺回总统的目标只有两个：平反和复仇”，“再次当选总统后，他可能在国内和国际上完全不受约束。限制他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军方，一个热心致力于捍卫宪法的堡垒。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堡垒可能崩溃。他会用走狗和马屁精取代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职领导，让他的人渗透到国防部执行他的意愿”。“所有人都相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自由主义将被边缘化，右翼基督教团体将获得超强权力，警察、准军事团体的暴力将急剧上升”。他形容“一场可怕的风暴正从南方袭来，重新当选后特朗普可能孤立加拿大，假设某知名人士因迫害逃到加拿大，而特朗普要求把他送回去，到时加拿大该怎么做”？不过托马斯·迪克森认为“面对南方，加拿大并非无能为力。七八十万移民美国的加拿大人有许多身居高位，可以影响未来选举结果及国家政治进程”。事态最新进展是，1月下旬 加拿大宣布成立“2024加拿大团队”（Team Canada），规划美国大选后的对美关系，经济部长商鹏飞、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和加拿大驻美大使克尔斯滕·希尔曼（Kirsten Hillman）受命领导该团队。

2023年11月初，年近九旬的加拿大前总理克里田（Jean Chrétien）访问北京，但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晤 ，并未像7月份到访的百岁高龄基辛格那样受到习近平接见，11月中旬在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加中两国“正逐渐接触，希望这将导致最终会面，但目前还没走到那一步”。 把加中关系带入黄金十年，是1993年至2003年担任加拿大第20任总理的克里田的重要政治遗产，他是加拿大当代政治中公认的亲华派，与南方邻国的基辛格相呼应，可谓南有基辛格北有克里田。他在任职的十年内六次访华，其中三次率领庞大的加拿大贸易团队，18次与中国主席会面。在退休后的二十年里，他走访中国更为频繁，亲眼目睹两国关系持续走低直至冰点。2006年起保守党执政十年，克里田批评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身份并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总理哈珀破坏了与中国50年的友好关系，2015年他支持小杜鲁多赢得大选，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招致中国报复令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后，克里田表示愿意前往北京解救人质，并称孟晚舟事件是川普给加拿大设下的陷阱，加拿大为此付出代价。为此保守派专栏作家特里·格拉文（Terry Glavin）在麦克林杂志（macleans）撰文质疑其在孟晚舟案中损坏加拿大利益，指“克里田2003年辞去总理职务后仅几天，就开始以游说者、顾问、交易促成者和跑腿者的角色为中国服务”。2023年初中国干预加拿大大选丑闻发酵，克里田称“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邮报（nationalpost.com）专栏作家萨布丽娜·马多（Sabrina Maddeaux）指“从克里田到杜鲁多，中国已将爪子伸进自由党，任何对中国干预选举的调查都必须追溯到几十年前”。对于克里田最近这次访华，加拿大媒体没有发出只言片语。中国新华社指“克里田表示加中是天然伙伴，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韩正则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但北京对这位为加中亲善尽力30年的双料朋友十分吝啬，没有像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或法国前总理拉法兰那样授予中国友谊勋章，而克里田早在1994年就获过俄罗斯友谊勋章，2023年又被日本授予旭日勋章。克里田1934年1月1日出生于魁北克小城沙威尼根（Shawinigan），在家中19个孩子中排行第18，爷爷和父亲都是与当地浓郁的法裔民族主义氛围格格不入的联邦主义者，小时因贝尔麻痹症导致一侧脸部分瘫痪和一只耳朵失聪，令他日后自称是一个“不会两边说话的政治家”。克里田拉瓦尔大学法律系毕业后29岁就当选了国会议员，1967年戴高乐在蒙特利尔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令魁北克独立运动升级，他在议会要求政府下令戴高乐提前离开加拿大。1970年十月危机爆发老杜鲁多犹豫是否要援引《战争法》实施戒严，是克里田鼓励他“现在行动，稍后解释”。他担任过联邦税务局长、印第安事务和北方发展部长、工业、贸易和商业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检察总长和副总理，1980年魁北克第一次独立公投，他作为反对者每天发表六七次激情演讲。1982年加拿大从英国手中拿回制宪权，克里田是重要的谈判者。1995年魁北克第二次独立公投失败，刺客夜闯他所住的总理官邸。他被认为是“一位解决问题的硬汉”，2011年被麦克林杂志评为加拿大最伟大总理第六名。

2023年加拿大与地处亚洲的全球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国关系都亮起了红灯，对华关系多年徘徊在低谷，一度势头良好的对印关系也急剧走低。好在与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关系热络，更重要的是9月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其印太战略在东盟的首个目标。 双方签订《东盟-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同时，还通过了《东盟-加拿大关于应对危机强化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领导人联合声明》，以合作应对包括粮食与气候变化危机在内的各种挑战。加通社说“一些东南亚领导人将加拿大视为印太地区的和平支柱”，战略伙伴关系是“他们在南海领土主张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之际建立的，反映了加拿大在印太影响力的扩大”，“表明加拿大与东盟十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取得进展”。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贾斯汀·关（Justin Kwan）称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表明加拿大与东盟关系的突破，是《印太战略》2022年11月底出台一周年的首场重大胜利。11月他撰文《加拿大印太战略雄心与务实之间的平衡》，指“与其他国家的印太战略一样，加拿大也将中国描述为自信且‘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作为多元化群体，东盟成员国传统上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如越南采取竹子外交，灵活地选择中立”。“加拿大在东盟面对的挑战是：有专家指加拿大的新战略背离了以前主张中立的中等强国传统，对中国持完全负面看法，似乎破坏了东盟的中立。加拿大必须确保平衡和包容，而不是利用东盟来替代中国”。加拿大印太战略以多边对话和论坛为基础，为东盟开辟了独立章节，以彰显“东盟的中心地位”。印太地区由40 个经济体、40多亿人口和47万亿美元的经济活动组成，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人口超过6.61亿，国内生产总值达4.1万亿美元。2021年加拿大是东盟第四大商品贸易伙伴，也是第八大投资国。为增加出口多样化和自由贸易准入，加拿大正寻求通过新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新的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加拿大法铭德研究院（www.fasken.com）10月在“印太战略中的东盟”一文中罗列了加拿大在东盟追求的目标，一是确认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增加对“东盟-加拿大行动计划信托基金”的捐款，将资金用于东盟的优先事项；三是寻求达成加拿大-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四是在东南亚推出“贸易门户”，增加加拿大企业参与度和影响力，提升其商业和投资伙伴形象。五是继续支持东盟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加强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的战略合作。具体到加拿大各省，魁北克省制定了单独的省级印太战略，以“经济增长之路：魁北克的新野心”为题，视印太为新的全球经济重心。魁北克最近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负责整个东盟地区。魁北克养老金计划（Caisse de dépôt etplacement du Québec）也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新加坡和越南一直是卑斯省的重要合作伙伴，萨斯喀彻温省是加拿大对东盟的主要出口省，2022年出口29亿美元，包括钾肥、小麦和半化学木浆等产品，该省在新加坡和越南设有办事处。安大略省自2017 年就与越南启动了贸易和投资关系多元化政策。

11月18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曝出斯帕弗（Michael Spavor）正向渥太华索偿，因他无意间被康明凯(Michael Kovrig)利用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导致2018年底被中国逮捕，这一指控将加拿大外交部的“全球安全报告计划”从幕后推至前台，12月4日该报又刊出“全球安全报告计划”世界分布图，在这个年预算2千万加元、覆盖110个国家 的项目中，中国以唯一明确被交叉覆盖成为重点国家，除驻北京官员外，驻新加坡官员也负责中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 朝鲜和伊朗则由不具名的周边邻国报告。 曾驻京八年的该报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 ）11月22日撰文指“2014年被中国以间谍罪扣押两年的加拿大人凯文·加勒特（KEVIN GARRATT）夫妇也是因为与全球安全报告计划官员接触而被捕”， 在比邻朝鲜的丹东经营咖啡店 的他们 “被北京指控参与间谍活动，中国人要求他们提供与马丁·拉弗拉姆（Martin Laflamme） 在朝鲜餐厅会面的细节，他们曾谈论当地的文化和朝鲜餐厅的运作方式，但加勒特不知道对话者是这个项目的官员。拉弗拉姆后被调往台湾，继任者康明凯也曾多次前往中朝边境与斯帕弗会面”。这两宗间谍案导致4名加拿大人被北京长期拘押，“全球安全报告计划”曝光后引起关注。曾在加拿大外交部负责这一项目长达5年的渥太华大学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利弗莫尔（Daniel Livermore）11月29日撰文澄清其职能及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的龃龉。“9/11后，渥太华增加外交预算以加强对存在内战、内部冲突和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国家的报告，由外交部安全情报办公室负责新增14 个职位 ，运作方式公开”。因计划“非常成功”，外交部增加预算“使国外职位数量翻倍”，并加强语言培训和内部问责机制。外交部从未考虑把它变成情报机构，但在911后失去信誉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0年来经常批评该项目侵犯他们的国际版图，而实际上他们是受益者，因为全球安全报告不仅提供给外交部，还与整个加拿大安全和情报界共享，有时还惠及比五眼联盟更广泛的盟友。“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批评全球安全报告计划与真主党接触是行为不当，但与真主党保持联系非常重要，当加拿大人在黎巴嫩遇到麻烦时，这种联系非常有用”。利弗莫尔称赞“该计划吸引了优秀外交官填补海外职位，他们成为政府各部门都需要的安全领域的领导者，以应对像当前加沙冲突这样复杂的外交政策挑战”。他还提醒加拿大媒体“不要落入中国陷阱，康明凯确实曾是全球安全报告计划负责报道中国和朝鲜问题的官员，但他不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中国也有外交部门和情报机构，他们清楚两者间的差异”。在2012至2016 年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赵朴 (Guy Saint-Jacques)回忆在他任内该项目驻京官员主要关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关注新疆人权、穆斯林信仰以及维吾尔人与汉人的关系，为此还访问了新疆。《环球邮报》指加入该项目的30多名官员受加拿大情报局前官员弗兰克·伯恩斯（Frank Byrnes）培训，以增进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而反监视培训则由外交部提供。为何北京一直紧盯着加拿大的“全球安全报告计划”呢？前中国驻日外交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光指该项目“并不纯粹属于加拿大，其资金来自西方各国政府、跨国企业，甚至台湾，康明凯在华时借工作之名和不少人建立了关系，获取了许多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情报”。

台北时间11月25日晚，王兵的纪录片《青春（春）》在台湾获得第6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几个小时后，这部212分钟的影片在第26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景单元展映，观影者可能不知道这部影片刚刚在亚洲获得的荣誉，但他们通过电影看到了制造服装的工坊，以及在拥挤脏乱的环境里日夜苦干却收入微薄的中国底层民工。 2014年王兵去到中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走进由1万8千多个小型制衣工坊组成的棋盘街道，和30万外来务工者打成一片。今年4月他在戛纳电影节接受采访时回忆了这段经历。王兵“通过苏州一位诗人朋友联系上一位工坊经理，一来二去，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可以自由进出工坊和宿舍，没有人阻拦或者问在做什么”。王兵在那呆了好几年，从2014到2019年共拍摄了2600小时的素材，记录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他在同一访问中说工人们“工作时间极长，从早晨8点到晚上11点，中午下午各一小时吃饭休息，其他时间不停工作。每六个月结一次工资，按件计算——但你并不知道每件的具体报酬，只有结账时才知道；因为市场不断变动，你无法预知半年后能拿到多少钱。他们晚上11点打卡下班，大多数人每周只休息一天，多数情况下也并没有完整的一天，只是下午5点提前打卡下班”。这么恶劣的劳工状况令人想到2017年2月加拿大在七国集团中率先与中国开启自贸协定首轮探索性会谈，渥太华坚持“北京应接受一个进步贸易框架”，把包括劳工权益等问题正式列入讨论议程，这一坚持被视为“开启中加自贸谈判的高端障碍”，2017年9月第四次会谈后难以为继，直到2020年9月加拿大宣布放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总时长580分钟的《青春》包括三部纪录片《春》、《苦》、《归》，这是2003年王兵以551分钟的超长纪录片《铁西区》开始独立创作以来的另一项庞大的纪录片工程，在已经问世的《青春（春）》里，隐身的王兵贴身紧跟年轻的男女民工们，陪他们坐在缝纫机前，为了“一天赚300元、一个月1万”的目标，日夜苦干；看他们玩耍、调情、吵架、争论和嬉戏；跟他们去找作坊小老板讨薪，为五分一毛钱僵持不下。跟他们一起回乡，走进他们用血汗钱盖起的新楼房。有意思的是，片中一名安徽小哥叼着烟，一边踩缝纫机一边说“我要上电视了”，旁边的女工满脸不屑，讽刺说“你做梦吧！”。两人的对话道破了拍摄者王兵在中国的状态，如果是换成享有中国官方盛誉的张艺谋陈凯歌跟拍他们，民工们绝对不会如此淡定。因为王兵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所有的荣誉都来自欧美电影节，尽管他还获过法国政府颁发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但他在中国既没获过华表金鹰，也没得过金鸡百花，可能连中央电视台都没有上过，这使得他在国内“可以像无名氏一样游荡在某个群体中”。例如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王兵在云南偏远山村家徒四壁的留守人家拍摄了5个月，“没有母亲，父亲外出打工，三姊妹不上学，每天在山间放牛牧羊，干各种农活，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难”。2012年纪录片《三姊妹》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大奖。2013年初王兵在云南昭通精神病院呆了三个多月，拍摄的四小时纪录片《疯爱》获2014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银奖。王兵的纪录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也深受亲睐，除国际纪录片电影节（RIDM）外，以展示大胆和独一无二电影为特色的新风格电影节(FNC)更是与王兵多次合作，早在2010年就为他举办了电影回顾展，并誉其为“当代中国细心的编年史家”。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美洲大陆西海岸的美国旧金山举行的首脑会晤刚落幕，在同一大陆东海岸的加拿大大西洋畔城市哈利法克斯举行的年度国际安全论坛就引入了一个新概念CRINK（恶霸四国） ，用以概括描述挑战全球民主国家的战略新联盟，即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论坛称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一群恶霸，想要摧毁全球秩序。 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并没有就CRINK一词作进一步解释，根据美国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CRINK作为名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是“皱折”和“弯曲”之意，《牛津英语词典》认证CRINK作为动词出现在博物学家约翰·克莱尔 (John Clare) 1821年的著作中，意为“起皱”，韦氏词典指它做不及物动词意为“制造或发出微弱、突兀的金属噼啪声”。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在10月17日公布的主题议程中，指本届“年度论坛引入缩写词来描述挑战全球民主国家的战略新联盟，即中国C、俄罗斯R、伊朗IN和朝鲜K：CRINK”，并在全体会议中设置“乌克兰的胜利：向CRINK发出信息”议题，在非正式会议中也有“别管金砖了，CRINKs来了”（Never Mind the BRICS, Here’s the CRINKs）环节。将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这四个独裁国家串联在一起并不新鲜，早在2018年4月，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就把四国列为“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国家，2023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电视采访中称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俄乌和以哈战争及“大国竞争”复杂的全球背景下“新的邪恶轴心”，但把四国纳入一个缩写词还是第一次，哈利法克斯论坛相信世人将会很快熟悉CRINK这个词。本届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重点聚焦乌克兰战事，正式的全体会议都以乌克兰胜利为前提，议题分别是“乌克兰胜利让世界再次安全”、“乌克兰胜利：向CRINK 发出信息”、“乌克兰胜利：以色列的榜样”、“乌克兰胜利：印太的可能性”、“乌克兰胜利：给世界粮食”、“乌克兰胜利：盟友获得创新”、“乌克兰胜利：气候合作”和“只需要乌克兰的胜利”。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在全球舆论转向以巴冲突之际坚定不移聚焦乌克兰，它还在2022年3月启动了乌克兰胜利基金，筹集1000万美元以大幅改善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入侵时获得卫星图像的情况，论坛总裁彼得·范·普拉（Peter Van Praagh）当时表示“我们推出乌克兰胜利基金，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战争，我们需要胜利”。前两年曾是哈利法克斯论坛压倒性焦点的中国问题，在今年的论坛上份量大减，除了被纳入CRINK一起讨论外，论坛的非正式会议上有“破碎的中国：谨慎与对”（Broken China: Handle With Care），这是继2015年后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和“隐藏实力，等待时机：中国觊觎台湾”（Hide Your Power, Bide Your Time: China Eyes Taiwan）。创办15周年的哈利法克斯论坛还在今年5月启动15@15 竞赛，请2008年出生的各国少年提交一段15秒的视频，讲述一项他们希望在未来15年内看到的积极变化，世界将因这一变化而更加安全。最终获奖的五名高中生分别从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牙买加和格鲁吉亚来到哈利法克斯，彼得·范·普拉称“年轻人对未来至关重要，他们应该在制定影响世界政策时拥有发言权”。

在美国与其西方盟国组建的旨在关键矿产供应“去中国化”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中，加拿大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被寄予厚望，但中国公司在加拿大矿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令加拿大身陷两难，加拿大学者杰克·马高（Jack Mageau）指“发达国家减少对中国依赖为加拿大提供了长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机遇，但为获得长期利益，加拿大减少对中国资本和专业知识的依赖，又会带来重大的中短期挑战”。 曾供职于美国企业研究所，现任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杰克·马高今年5月撰文《关键矿产安全和加拿大的中国困境》，指出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矿业领域的份量，“即使政府决定强制三家中国锂公司从加拿大采矿业撤资，但中国公司仍有重要角色。中国国企在加拿大几家最大的矿业公司中拥有10-26%的重要股权，包括全球第三大锌生产商泰克资源公司（Teck）、加拿大铜矿公司第一量子矿业（First Quantum）、艾芬豪矿业（Ivanhoe）和美洲锂业公司（Lithium America），27 家加拿大矿业公司的主要股东与中国有关联”。他引用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数据，2004至2022年中国企业对加拿大金属和矿产行业投资322笔，总额超过216亿加元。加拿大最近还澄清不会强迫中国国企剥离其在加拿大最大矿业公司的股份，因此中国公司会继续在加拿大采矿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中国保持距离展示了加拿大矿业对全球能源安全的承诺，但短期内会给加拿大矿业公司带来财政压力。渥太华强制中国锂公司撤资就遭到了强烈反对，矿业分析师警告限制中国投资将使初级矿商更难吸引投资。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称限制中国投资阻碍了资本自由流动，企业未能获得足够的替代资金，因为与216亿元的中国投资相比，渥太华38亿的计划投资明显不够。关键矿产开采、提炼和生产需要大量前期资本投入，风险高且价格波动大。在中国，政府为风险较高的矿产项目提供担保，中国作为“最后投资者”在加拿大矿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为高风险项目提供资金并拯救陷入困境的矿业公司。限制中国投资会剥夺加拿大公司的资本流入，导致矿业公司和项目的失败率更高。除资金外，排除中国会限制加拿大获得关键矿产专业知识。加拿大国会一份报告指加拿大关键矿物加工水平落后，甚至缺乏加工所需机械，这一是因为加工程序复杂，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和生产能力。例如与黄金等金属相比，加工用于电池的锂可能需要更多的步骤和三到四倍的能量。另一方面，加拿大近期或中期不可能复制中国公司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生产能力，中国的真正优势在于下游生产和加工，在成本、监管环境和专业知识方面具竞争优势。例如电池技术，中国的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向福特、特斯拉、宝马大众等供应电动汽车电池。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国在生产和加工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即使加拿大加强关键矿产的上游开采，排除中国将会限制加拿大获得中国下游技术和生产能力。因此加拿大进退两难，一是对加拿大关键矿产的需求空前高涨，二来要增强供应，加拿大公司就必须获得大量的前期投资、专业知识和人员。加拿大成功的关键是要继续把中国视为矿产项目的客户和商业伙伴进行接触，以减少短期痛苦。与此同时专注于保护能源安全和促进国内生产，以确保加拿大能够利用长期机会成为推动新的绿色全球经济的主要供应国。

今年4月加拿大驻日大使伊恩·麦凯（Ian McKay）兼任新设立的印太事务特使一职，职责是“向联邦政府提供建议，并与印太地区各外交使团合作，推进加拿大印太战略的实施”，9月加印关系急剧恶化致使41名加拿大外交官被驱逐， 麦凯面临任职以来最大挑战，10月初渥太华放低了与新德里交涉的声调，表示愿意“私下解决”，尽管麦凯没有印度事务的特殊背景，但他此刻的幕后行动还是令人期待。 加拿大去年11月启动印太战略，半年后设立的印太事务特使将 “带头与外国政府、区域和多边组织及商界领袖和民间社会接触，以支持该战略”， 伊恩·麦凯由此成为关键人物。自少年开始陆续在日本居住了14年的麦凯在加拿大读的是政治学和亚洲研究，是加拿大著名的日本通，其官方履历揭密他曾“作为赴日特使，在完成加拿大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 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加拿大《麦克林》（Maclean's）杂志2018年2月曾撰文《拯救TPP贸易协议的自由党人》，对他衔修复对日关系的特殊使命前往日本的几天做了详尽记录。他的这一角色令人联想到前往北京营救两位迈克尔的鲍达民，这两位受杜鲁多器重的智囊都是临危受命，完成使命后麦凯在政界平步青云，鲍达民则解甲归田，回归商界。2017年11月10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十国领导人和贸易部长聚集在越南岘港的一个房间里，准备宣布一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原则协定，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却突然失踪了。原来是渥太华不满意协定对加拿大汽车业和文化产业的影响，杜鲁多的缺席恶化了加拿大与主要盟友的关系，其中日本最为恼火，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月退出后，日本成为该协议的最大推动者。日本前驻加拿大大使称杜鲁多在越南的突然举动可能会导致双边关系“停滞”。2018年1月底TPP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于东京举行，杜鲁多派麦凯作为特使前往日本解释立场并重启关系。麦凯精通日语，曾在日本从事金融业十多年，当时在温哥华管理着一个吸引外国投资小组。麦凯1月16日接受任命，两天后抵达东京，同行的有加拿大前驻日本大使、G20总理个人代表乔纳森·弗里德(Jonathan Fried) 。1月18日，麦凯与日本TPP部长茂木敏充用日语会谈两个多小时，两人一拍即合。会议结束后，茂木敏充邀请麦凯共进晚餐，又聊了两个小时。麦凯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需要在协议中保护其文化部门、需要改善加拿大汽车在日本的市场准入以及不能在供应上做出更多让步。首席谈判代表谈判1月23日开始，当天结束时汽车问题取得了进展：日本同意授予加拿大未来对其他贸易伙伴所做的任何让步，并同意就非关税壁垒设立具有约束力的解决程序。星期一两人再次对话。到星期二麦凯离开日本时，加拿大的所有问题都获得了解决。麦凯尽管没有出现在正式谈判桌上，但与加拿大首席TPP谈判代表布鲁斯克里斯蒂（Bruce Christie）密切合作，他负责“政治层面”运作，与日本TPP部长会面数次。一位匿名的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对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麦凯帮助与日本和解并使协议顺利通过印象深刻，深感如果没有他加入，加拿大能否在2018年于智利签署协议还是未知数。麦凯连续几天的关键接触，是成功的政治运作，渥太华考虑将来再次使用。五年前麦凯在重启对日关系时的灵活身段和娴熟的外交技巧，令杜鲁多对他处理未来复杂的印太事务充满信心，尽管他是日本通，缺乏对印度的特别经验，但日本在印度深耕多年，日印有着“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他是否会借力日本解决此次加印危机，恐怕要等若干年后再揭密了。

9月8日，杜鲁多总理表示由于习近平的强硬政策，加拿大与中国没有政治"和解"的余地。在两国关系僵持于冰点之际，加拿大《环球邮报》回顾“一个多世纪前，加拿大传教士开办学校医院，为加中关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红色中国成立不到十年，加拿大就向中国出口小麦，负责国际援助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曾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支柱”。《国家邮报》更是回忆现代中国奠基人孙中山流亡加拿大，秘密筹得巨款回国建立亚洲首个共和国的往事，但此文上网整两年，仅获一条读者评论，加拿大民意对加中关系之冷淡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马克希尔（Mark Hill）回忆孙中山两次流亡加拿大。领导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停留伦敦被清廷特务拘捕经英国记者和官员营救获释，1897年首次经加拿大前往日本，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因有清廷官员在侧，他只能一路欣赏风景。1899年义和团运动和多国联军大败清军使中国更加混乱，多次策划起义被镇压后，孙中山遭通缉再次流亡，此时他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演讲者和筹款人。因与在华利益冲突，英国这一次希望 煽动革命的孙中山被抓捕。1911年他假冒日本人入境加拿大，受到华社欢迎，仅维多利亚华人就为他筹款12000元（约合今天289000$）。孙中山承诺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并许诺成功后会与加拿大政府谈判改善华人待遇。当时中国移民要缴纳500元人头税，1902年华人更被政府宣布为“对自由社会有害，对国家有害”，在温哥华反华骚乱中白人暴徒打砸了唐人街。尽管第二次到访加拿大行程保密，但无论孙中山到哪里，华人都蜂拥而至，人们从埃德蒙顿赶去卡尔加里和温尼伯，只为听他演讲，一些华人企业和社团甚至为他抵押财产，他热情洋溢的演讲征服了社会主义者，也赢得了复古的老派人物，甚至有人购买了孙中山许诺的未来共和国债券。1911年2月，孙中山在草原省又筹得35000元（合今845000$）。1911年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不在中国，但受他影响的军人控制了局面，孙中山带着现金、带着共和梦想，匆匆离开加拿大，担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独裁者袁世凯上台，获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承认，孙中山再次流亡，1917年回国时已是军阀割据，他创立的兴中会已壮大成国民党，1925年58岁的孙中山因病去世，继位者蒋介石与共产党破裂，中国内战一直打到1949年。在西方，孙中山因被蒋介石和毛泽东掩盖而不起眼，但他在中国备受尊敬，其坚韧、非凡的筹款能力和革命热情使他在台湾和北京都称视为国父。他创立的国民党仍是台湾两党政治的玩家，而北京淡化了他的基督教和民主愿景，强调他是致力于现代化的革命者。加拿大遍布孙中山遗产，多伦多和维多利亚有他的雕像，蒙特利尔有中山广场，安省万锦有中山大道，温哥华有古色古香的中山公园。孙中山增强了华裔侨民的中国认同感，许多人追随他剪去了清朝臣民的长辫子，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数百名华裔还组成民兵，前往中国支援孙中山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中国的动荡也波及加拿大，1916年维多利亚唐人街发生异见者间的暴力冲突，不同立场的唐人街报纸竞相传播自己的内容，1918年一位国民党支持者在维多利亚暗杀了来访的袁世凯代表，令加拿大一度禁止国民党活动。1923年，孙中山去世前两年，加拿大以《排华法案》代替人头税，全面禁止华人移民，直到1947年华人待遇才获得缓慢改善。今日中国摩天大楼林立、高铁线路纵横，这些都是孙中山当年对现代中国的设想，但中国缺少了孙中山在加拿大唐人街倡导的民主和自由。孙中山的曾孙2016年曾在温哥华表示他的祖先若活在今天，也会对当今中国的人权记录“非常失望”。

今年春季以来，加拿大移民部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巴基斯坦伊斯坦布尔连续增设签证处理中心，以增强其在印太地区的签证能力，去年底公布的加拿大印太战略五个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投资于人与人的联系，促进加拿大与这一地区的人员交往，吸引更多的印太移民，印太战略还为法语省份魁北克规划了从原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和柬埔寨吸收130万移民的目标。  2022年431645名新移民登陆加拿大创了历史新高，移民部希望2023年迎来50.5万人，2024年54.2万人和2025年55万人，在这一波波巨浪式的移民潮中，印太地区尤为重要，为此加拿大拨出专款，移民部长肖恩·弗雷泽 (Sean Fraser) 去年底宣布未来五年在1570万加元的基础上投资7460万加元提高处理印太地区移民申请的能力。印度是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也是目前第一大移民来源国，加拿大印太战略印度部分提出要“投资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强加拿大在新德里和昌迪加尔的签证处理能力”。近二十年来，印度人移民加拿大逐年递增，加拿大移民部数据显示，2004年仅有24000人，比当年第一来源国中国少12000多，2017年激增到51590人，到2021年更是跨越到了127940人，2022 年保持在118095 人的高位。新德里和昌迪加尔签证处理中心扩充后，这个新晋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将为加拿大提供更多的移民。年度移民人数一度超越中国的菲律宾，也是加拿大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之一，2011年人口普查仅有70万人，到2021年已增加到96万，是加拿大第三大亚裔人群。今年3月加拿大移民部在马尼拉开设签证处理中心，增加员工37人，以接纳更多的菲律宾移民，巩固其移民重要来源国的地位。加拿大对菲律宾移民很有好感，前总理哈珀称赞“与加拿大人有共同价值观的菲律宾移民适应能力快，大方勤奋，维护和促进我们共同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的理念。有他们存在，加拿大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美好”。加拿大首位菲律宾裔女国会议员里奇·瓦尔迪兹（Rechie Valdez ）指“在马尼拉开设新的签证处理中心是战略投资，既造福菲律宾人又扩大加拿大的海外业务”。相信在2024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加拿大将迎来更多的菲律宾移民。2022年有11585 名巴基斯坦人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使其成为加拿大移民第七大来源国。巴基斯坦人在二战后开始移民加拿大，其30万移民在加拿大穆斯林社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太战略虽然没有具体提及巴基斯坦，但增设伊斯坦布尔签证处理中心，凸显了这个南亚人口大国对加拿大移民战略的重要性。巴基斯坦人申请临时居民签证处理时间已从802天缩短至60天，日后更会缩短至30天，申请积压已从55000 份大幅减少至15000 份，巴基斯坦商人还被网开一面，移民部加快了他们商务签证的处理程序。中国以31815人位居去年加拿大移民来源国第二，但远低于印度的118095人。中国曾在1999至2009年占据移民榜首11年，2010和2011年被菲律宾人和印度人超过，其后三国交相领先，2017年后印度开始远超中国。尽管因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恶化想润的中国人激增，但加拿大并未向有意逃离这个被它定义为“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的人特别递出橄榄枝，印太战略中国部分没有出现增强人际联系的字眼，移民部重点建设的四个印太签证处理中心无一在中国。由此可见，加拿大希望印太战略为其带来更多的印太移民，但中国人并不特别受欢迎。

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加拿大经济增长2022年在七国集团中居首，净债务和赤字占GDP比例也最低，总体经济表现良好。但有加拿大高级经济分析师认为，过去十年加拿大实际人均GDP平均每年仅增长0.8%，加拿大经济增长正处于1930年代以来最差的十年。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克罗斯（Philip Cross）在《金融邮报》撰文，指“由于人口不断增加，GDP总量一直在增长，但人均GDP基本停滞不前。长时间的缓慢增长扩大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差距，而增长下滑的原因在国内，而非外部”。克罗斯曾在加拿大统计局工作36年，担任过该局的首席经济分析师，他在文章中以数据说话“从2016年第四季度到2022年底，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11.7%，加拿大仅增长2.8%。疫情之前、期间和之后，美国的发展都超过了加拿大，从2016到2019年底，超过了3.5个百分点。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美国人均实际GDP下降了9.7%，加拿大下降了13.2%。2020年年中以来美国增长了15.3%，而加拿大仅增长14.1%。对比两国过去十年维持增长的能力，加拿大停滞不前不仅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或技术创新枯竭，也有本可以控制的因素”。加拿大商界领袖首先认识到要解决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2019年初，加拿大商业委员会成立了加拿大经济未来特别工作组，重点关注增强加拿大经济前景的六个政策领域。前财长莫尔诺（Bill Morneau）称他2015年竞选公职的一个原因是“加拿大经济增长已经停滞了二十多年，需要复苏”。他任职部长后成立了经济增长咨询委员会，但增长放缓在他任内反而恶化了。另一个促进增长的行动是由分属两大政党的两位前内阁部长领导的两党共创美好未来联盟，目标是就如何鼓励增长、提高生产力、增强竞争力和管理气候政策达成共识。加拿大增长缓慢最突出的领域是商业投资和出口。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商业投资下降了17.6%，而美国商业投资增长了23.5%。与此同时，自2015年第三季度达到顶峰以来，加拿大商品出口量下降了0.4%，而美国上涨了14%，尽管自2014年以来加元还贬值了25%。货物出口和企业对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合计占加拿大经济的37%，当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在八年内收缩时，整体经济增长势必受到重创，对于加拿大最具生产力和创新技术的投资和出口来说尤其如此，他们面临着最大的竞争和创新压力。加拿大商业投资下滑尤其令人担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加拿大在政府债务和住房方面浪费了十年的低利率，没有进行足够的商业投资。自2014年以来低水平投资导致人均投资下降，从2014年的16000元下降到2021年的11900元，资本与工人比率下降的长期影响令人担忧。“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在其《大逆转》一书中指“从长远来看，GDP和资本存量往往会以相同的速度增长”。除直接影响增长外，企业投资和出口持续下滑表明加拿大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包括企业形成率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监管壁垒（尤其是在资源部门）、内部贸易限制、 外国投资者信心动摇，生产力和创新水平低下。克罗斯引用经合组织的预测，“加拿大在2020年至2060年间人均GDP增长率将是29个成员国中最低的，这是商业投资长期疲软和生产率低下的表现。如果不根本改变增长模式，加拿大经济将持续贫血”。

六月份，加拿大总理国家安全及情报顾问乔迪·托马斯 (Jody Thomas) 罕见地点名印度是外国干涉加拿大的主要来源之一，几天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指责加拿大正为印度的“极端分子提供空间”。实施印太战略半年来，加拿大视印度为其重要伙伴，关系日渐亲密，但存在多年的锡克激进独立运动问题再次发作，令相互走近的两国互揭疮疤。 6月1日乔迪·托马斯在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就惠灵顿-荷顿山选区议员和其他议员受恐吓一事作证时指印度是外国干涉加拿大的首要来源国之一，加拿大新闻社报道说过去“渥太华公开点名的主要是专制国家”，但这一次乔迪·托马斯说“当谈论外国干涉和经济安全时，国家行为者和代理人包括俄罗斯、伊朗、印度，问题最多当然是中国”。卑斯大学全球事务学院兼职教授维娜·恩吉布拉（Vina Nadjibulla）认为托马斯将印度与其他三个国家并列“打击”，对加拿大与印度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努力构成了挑战，但“这显然与印度侨民社区和政治有关，尽管与印度的关系正迅速改善，但如果加拿大无视印度裔社区的政治问题，不仅是自欺欺人，还将产生重大影响”。加新社指联邦政府近年曾在内部文件中不点名警告印度在加拿大施加不当影响，例如去年由于加拿大发放学生签证进展缓慢，印度学生激进运动利用的社交媒体可能会受到外国影响。加新社获得一份2018年政府报告指和华裔一样，印度裔加拿大人也面临着“受外国政府公开或暗中影响的风险”，因为“合法宣传和为促进外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施加压力的游说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另外前安全顾问丹尼尔·让（Daniel Jean）认为印度政府中有人试图让杜鲁多在2018 年访问印度期间难堪，印度政府还多次向加拿大高层提出锡克教极端主义。由锡克人执掌党鞭的加拿大新民党则经常将印度列为外国干涉的来源，提醒渥太华应节制与新德里的关系以解决人权问题。加新社还提及印度指责加拿大是干涉印度内政的幕后黑手，这涉及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包括1985年印度航空公司从多伦多飞往新德里的航班爆炸案。在乔迪·托马斯点名印度后，6月5日大多伦多地区印度裔重镇布兰普顿 （Brampton）举行的5公里花车游行中出现了锡克族保镖刺杀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表演，以纪念她主导的镇压旁遮普锡克人独立的军事行动蓝星行动 (Operation Blue Star) 39周年， 这一游行惊动了新德里，随后布兰普顿市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警方已经看过视频，认为这不构成仇恨犯罪”，并称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2 条“加拿大人享有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保障”。6月9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指责“加拿大一直在为哈利斯坦分子提供空间”，这对两国关系不利，对加拿大不利”。他希望加拿大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渥太华因为“投票政治”而给哈利斯坦分裂分子提供了空间。在回应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将印度描述为“外国干涉加拿大的主要来源”之一时，苏杰生强调如果要指责，那也应该是印度指责加拿大。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卡梅伦·麦凯也强烈谴责游行表演，“我对加拿大庆祝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感到震惊，加拿大应该没有仇恨或美化暴力的容身之地”。

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加拿大保持对华出口增长、进口下降的趋势，对华贸易逆差连续六个月减少，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指加拿大自中国进口减少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趋势，即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成熟，中国逐渐丧失作为廉价消费品重要来源国的角色，近年来加拿大从孟加拉国、印度和越南等国进口不断增加。 加拿大统计局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加拿大农业和自然资源等几个关键行业对华出口大幅增长，同时从中国进口总量下降。对华出口在加拿大整体出口中表现突出，同比增长44.21%，总额达83.6亿元，是加拿大整体同比增长率9.87%的四倍多。其中一月份增长49.61%最为强劲，超过二月份的47.73%，3月出口额高达31.4亿元。加拿大对华出口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后中国国内经济重新开放以及农历新年假期带动的需求增加。今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对华出口最多是油菜籽，总额达12.7亿元，同比增长331.61%，加拿大油菜籽也是中国疫情后重新开放的主要赢家，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加拿大油菜籽出口一直增长迅猛。煤炭出口总额8.79亿元居第二，比去年同期减少13.85%。化学木浆出口6.31 亿元居第三，同比增长 26.49%。铁矿出口同比增长 65.12%，达5.59亿元，铜出口同比增长27.16%，达3.7亿元，跻身前五。今年第一季度，来自中国的进口萎缩，总额仅为213.9亿元，同比减少4.06%，而加拿大整体进口同比增长9.7%，从中国进口明显是例外。原因之一是加拿大经济下滑消费者信心下降，减少了对中国非必需品的需求。和往年一样，今年第一季度从中国进口最多的是手机，总价值21.6亿元，同比增长10.78%，其次是自动数据处理机，总价值14.8亿元，同比减少24.82%，第三是热水器10.8亿元，同比激增762.76%，汽车零部件5.45亿元，同比增长14.22%，第五是家具4.08亿元，同比减少10.61%。在地区分布上，除卑斯省和爱德华王子岛对华出口同比下降外，加拿大其余八省均同比增长，其中西部资源和农业省份出口增幅大，农业大省曼尼托巴最为亮眼，增长324.26%，萨省进出口均大幅增长，分别为107.22%和102.67%。自华进口方面仅阿尔伯塔、马尼托巴、萨省和纽芬兰四省有较大增幅，另外四省下降两省持平，中部人口稠密省份原本自华进口最多，但今年数据显示人口第一大省安大略进口同比下降8.93%，直接导致全国从中国进口萎缩。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卡雷尔·布兰登巴格 (Karel Brandenbarg) 六月底撰文认为由于加拿大经济仍然脆弱，今年第一季度充满悲观情绪，消费者信心和支出下降，令大家勒紧裤腰带减少购买。此外随着疫情结束，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不再居家工作，对中国电子产品及配件需求下降。同时中国作为廉价消费品重要来源国的角色不断受到孟加拉国、印度和越南等国挑战，甚至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也比中国便宜，加上它身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导致中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卡雷尔·布兰登巴格的分析没有考虑加中持续走低的政治关系，以及同期的加拿大民调，加拿大纳诺斯民调公司(Nanos Research) 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去年12月的调查显示六成加拿大人希望减少对华贸易。

今年8月1日起中国将对镓和锗实行出口管制，令西方更加迫切寻求关键金属替代来源。在美国与欧盟委员会等11个西方国家和组织建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中，加拿大是最大的矿产资源国和生产国，也最有希望在关键矿产供应上取代中国，早在2021年3月加拿大就把镓、锗列入了《关键矿产清单》，旨在推动其开发，今年3月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曾表示将在竞争中击败中国，成为西方降低对中国依赖方案的一部分。 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出警告“中国提供了欧洲98%的稀土，欧洲需要降低这种依赖的风险”，警告也来自美国，2022年美国公布50种关键矿产，中国是最大生产国的有30种占60%，中国是最大进口来源国的有26种占52%。2019年，刚果和中国两国钴和稀土元素产量分别占全球的70%和60%，中国在全球精炼中的主导地位为镍35%、锂50%至70% ，钴和稀土元素90%。中国公司大量投资刚果、澳大利亚、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获得了更大影响力。俄乌战争令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识到关键矿产不仅关系到新能源技术，更攸关国家安全，迫切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拿大是“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中唯一拥有丰富的钴、石墨、锂、镍资源的国家，这些矿产对于制造电池和电动汽车至关重要，加拿大还是世界第二大铌生产国以及第四大铟生产国，铌是航空航天工业的重要金属，铟是半导体和先进汽车制造的重要原料。在生产方面，加拿大拥有全球近一半的采矿和勘探上市公司，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总市值达5200亿加元。近两年来加拿大政府频频发力：21年3月发布《加拿大关键矿产清单》，包含铝、锑、镓、锗等31种关键矿产，同时收紧对此领域外国投资的审批，去年11月勒令3家中国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去年12月出台关键矿产战略，政府投入40亿加元预算力求打造关键矿产的全球首选供应商，今年3月又宣布投入3.6亿加元支持关键矿产战略的五项新计划。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到访加拿大与杜鲁多总理会谈的重要话题之一也是关键矿产，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称两国领导人“围绕关键矿产进行对话，不仅是钴、锂和石墨，还有铀和核燃料循环”。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40年全球关键矿物需求可能会增加4到6倍，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向电动汽车过渡推动，电动汽车所需矿物投入是传统汽车的六倍，陆上风力发电厂所需矿产资源是燃气发电厂的九倍。考虑到矿产战略要经过从发现到生产之间的漫长周期，加拿大希望获得美国帮助以快速提高矿物产量，加快与目前主导市场的中国竞争，为此加拿大希望美国政府注资，包括通过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防生产法DPA 直接提供资金，以启动私营部门投资开发新矿山和加工设施，渥太华还希望五角大楼承诺储存加拿大生产的某些关键矿物以防止中国禁运。加拿大同时也加大了自身的财政投入。今年4月道明银行最新报告称，加拿大为清洁能源转型已投入1390亿元，占GDP 的5%，这与美国雄心勃勃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3930亿元具有可比性，3月加拿大公布未来十年预算，对清洁电力、清洁技术制造和氢气投资550亿，4月加拿大政府又承诺十年内补贴130亿元，帮助大众汽车在安省建设其第一家海外电池制造厂。该报告作者、道明银行董事总经理方显聪（Francis Fong）强调“加拿大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仅在于补贴和气候政策，更重要的是靠近关键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