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碗洗碎

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潘浮力在巴黎高师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了他为期六年的，对普鲁斯特文本的研究，留下一本四百页的论文，和一间被普鲁斯特周边全面侵占的房间。刚刚成为博士的他，在被转瞬即逝的兴奋和快乐如梦似幻地抛到天上之后，迅速坠落了。短短几个小时后便陷入了巨大的、难以被命名的空虚：过去的生活秩序已被抽空，未来迎面展露出难以招架的嘴脸——旧的已成过去，新的尚未来临。在博论答辩六天后，三位主播为潘浮力聚在一起录制了这期“话疗”节目，讨论了这六年的博士时间里，潘浮力如何体验、如何认识自己经历的一切，又是如何看待现在这个，成为了博士的自己。对于潘浮力来说，在这个被架空的时间里，他所面临的是课题是一次告别与哀悼，也是一次重启和重生。读博这个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读博结束的这个节点又意味着什么？以及更现实的——攻读看似没用的文学博士学位，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小镇做题家”而言，这是怎样的一段心路历程？“欢迎来到可能性的荒原”。附潘浮力博士答辩最后一段：ÉpiloguePour finir, permettez-moi d’ajouter une touche plus personnelle en ce moment solennel. Je voudrais expliquer ce que cette aventure du doctorat signifie pour moi.Toute ma vie, on m’a appris à atteindre — ou à attendre — de bonnes réponses. J’ai longtemps vécu avec l’idée qu’il existe toujours un corrigé, un modèle infaillible. J’ai passé six ans en pensionnat, au collège puis au lycée, une sorte de couvent, à la discipline quasi militaire, fait pour fabriquer des machines à réussir le bac, dont les notes conditionnent l’accès à l’université. Et je suis entré dans l’une des meilleures universités de Chine. Mais même en licence de littérature, le système ne s’est pas révélé moins rigide ; il fallait classer les courants, ranger les auteurs dans des cases, mémoriser des définitions pour l’examen, puis les oublier aussitôt.À force d’attendre les bonnes réponses, je croyais que tout, dans la vie, avait un corrigé. Et j’ai commencé à craindre l’erreur, l’échec — jusqu’au moment où cette routine n’a plus tenu, face au décalage entre ce parcours balisé et l’épanouissement personnel. Jusqu’au moment aussi où j’ai compris que j’avais une voix minoritaire : sexuellement, et plus tard en France, ethniquement. Je ne correspondais pas à la bonne réponse. Je ne suis pas la bonne réponse.S’est ouverte alors une crise de moi-même, et, concomitamment, une crise du sens de la littérature. Si ce n’est pas pour cocher la bonne réponse, quelle est alors la valeur de la littérature ?Le doctorat – cette thèse – a marqué un tournant. Six années comme un luxe : un incroyable ralentissement du temps qui m’a permis de revoir mon propre passé, le temps perdu. D’où l’importance, pour moi, de questionner la réception de Proust en Chine : un dialogue critique avec cette force de classement que j’avais intériorisée, avec ce « flux de conscience » que j’avais accepté comme évidence. D’où l’importance aussi de la traduction : il n’existe pas de corrigé en traduction ; le texte bouge, se renouvelle, cherche sa survie. Sur le terrain encore peu exploré en Chine de l’homosexualité proustienne, j’ai pris le temps d’interroger, de réfléchir, de demander pourquoi.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j’ai étudié pour moi-même. La (R)echerche m’a dessillé les yeux ; elle m’a aidé à comprendre le réel, et aussi à mieux me comprendre.Voici pourquoi cette recherche manifeste mon désir de donner du sens à la circulation entre deux temps,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que rendent possibles la littérature et la traduction. Je pense souvent à cette formule allemande : Muss es sein ? Es muss sein ! — « Le faut-il ? Il le faut ! » et si je devais refaire ce parcours, je ne le referais pas autrement. Durant ces années, je pense être devenu une meilleure personne. Ainsi, malgré les insuffisances, les lacunes, les fautes, je suis fier de présenter ce résultat pourtant imparfait. À la fin du Temps retrouvé, Proust écrit que « le Temps cherche des corps », formule qu’Anne Simon a mise en lumière. La thèse que je vous soumets très humblement est le corps de cette recherche temporelle, de ma propre traversée du temps.

这一期，我们和老朋友猫尔架一起，从“惯习”这个概念开始，聊了聊作为第三世界居民生活在欧洲，看见和感受到的某些东西。作为话题的提出者，凭克在法国的电影行业工作的初始阶段就遭受了来自法国行业惯习的重击，作为在公立大学攻读电影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电影行业里，只能被视作来自鄙视链底端的外国人、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受到来自剧组同事的不满和排斥。面对这样沉疴已久的行业运作方式，凭克没有办法就此与同事进行任何理论，甚至争吵，“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突然变成空壳，幻梦破碎，真实的偏见和排斥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被迫要开始面临如此真实的“外来者”处境，并思考今后的行业生存策略。这一切跟曾经以为的开放和包容的法国全然不同，并且似乎是无解的。作为在法国高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潘浮力，对于法国等级制度同样有强烈的感受；而在荷兰攻读硕士的高潭，则是踏入了更加残忍和不加掩饰的歧视的泥潭。随着世界局势的右转和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被迫开始直视作为第三世界移民的真实处境，被迫去直面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来自白人的轻微冒犯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去重新理解和评估自己和白人的关系。所有问题仿佛都已是积重难返的后果，不容我们作为微小个体去撼动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欧洲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生活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选择和取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被迫要学会更加有效的，耐受不适感的策略和能力，从而继续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属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祝福和我们有共同处境的各位最终能一切顺利。

这一期，很久没见面的我们聊了聊春天的事。（ps. 这一期尝试了大家对着一个麦说话的录制方式，我们想看看这样是否会更有沉浸感，但不确定效果如何，欢迎大家反馈感受。）上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迎来了冬令时，在紧接着到来的冬天里，大家忙于各自的工作学业，无暇照看自己和生活，感官仿佛也被冬天死一般的冰冷击溃，但令人高兴的的是，春天终于如约而至了（非常感谢大家没有抛弃我们）。久违的光照、逐渐被拉长的白昼、轻盈的衣物、繁盛的花与树，每一年的春天都捎来同样的喜悦，关照在这个冬天受苦受冻的天地生灵。我们在暖和的房间试图去分享这种喜悦，却不料聊进了一个更深的，跟春天背后的残忍紧紧相关的痛苦境地中——复发的精神病、选择杀死自己的友人、被迫的前进、索镇公园和日本关于樱花的注解、文学里如何写春天之残忍、难以忍受的睡眠障碍、过敏史、休克史、用药史、熬到五点看见的令人绝望的泛光的窗外。在这生机和喜悦背后藏了多少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类残忍的真相呢？希望能够听完这一期的朋友不要感到焦虑，我们讲痛苦的事，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和你们同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用害怕。希望各位挣扎着的心，依然可以从春天的花和暖阳中看到哪怕一点的希望。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冬天的事。（ps. 这一期作了插入音乐的尝试，选用了我们觉得适合冬天氛围的两首歌，欢迎大家反馈感受。）在上个月的28日，欧洲进入了冬令时，在这之前，三位主播再次聚在了潘浮力的床上，伴随着窗外整个下午都没能亮起来的苍白日光，由四年前在猫尔架的住处过圣诞时房间里的显示屏播放的燃烧的炉火视频开始，进行了一次关于冬日的漫谈。潘浮力在提到冬令时的到来时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更加长的夜晚和更加短的白昼，这是他印象里的绝望冬日光景降临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他要开始忍受漫长而无生命力的寒夜、上下班路上的黑暗天空和几乎消失的光照，他的冬日抑郁甚至从秋分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关于冬天，他回忆起学生时期盆地冬天的凛冽，和那些年深深伤害了他的北京雾霾，他说人在冬天会因为过于凛冽的天气而拥有一颗更加冷静的头脑，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更想要一段漫长的进化掉进食和排泄功能的冬眠。高潭是喜欢冬天的那一位，她说黑暗和夜晚让她感到安全，带着灰味儿的空气让她感到平静和幸福，她甚至因此深深怀念当年在北京的清晨被她深深吸进肺里的肮脏空气。她说喂养她生命的记忆总是发生在冬天，可能是因为在冬天人确实会更加清醒，更加警觉，她想念京郊的冬天、因宵禁而只能在大街上和朋友游荡的冬夜、伴随着奇异故事而显得意味深长的各式冰冷出租屋，她也想念在欧洲的圣诞集市，温暖的热红酒和令人眩晕的空中秋千，所有的记忆最终保存住的都是温暖，就好像那是最温暖的季节。生长在东北的凭克对冬天有着更加独特的体验和回忆，他对冬天复杂的情感中，包含着他重要的童年故事，除了独属于东北的关于棉裤、线裤、棉鞋和大衣的谜思，苦寒的东北冬天让童年时期的凭克作为一个孩子，失去了更多对于自我身体的掌控权，在冬天，受苦的除了他的感官，还有他的生命力，至今他仍旧处在对于某些高保暖衣物的反抗期，主动选择挨冷受冻。凭克说在自己的学生时期，在冬天下雪的傍晚，他抬头看暖黄色的路灯，会看到雪从无限高的天空旋转着落下；在结冰的湖面上一个人躺着，会看到天很白、很高；夜里偷偷在开暖气的房间里打开窗，迎面而来是凛冽的、带着锅炉灰味儿的空气。所有这些画面和气味，连带着一些音乐，组成了他关于冬天的多维生命切片。在温暖的房间里，我们共享着关于冬天的头脑和感官的记忆，怀着或抗拒或期待的心，体会着此刻已经真实降临的冬，就像高潭说的，她希望这一期播客会像猫尔架房间里的虚拟炉火一样，可以和热茶、电热器、暖黄色灯光和傍晚一起，陪伴大家度过寒冷的某一天。冬天快乐。

这一期，我们三个人终于聚首在巴黎，聚首在周五下午的蒙马特高地，与所有醉酒、多话的人们一起，挤进属于我们的一隅暖黄色窗景中。时隔三年，潘浮力即将结束自己的博士生涯，凭克终于找到满意的实习，高潭再次回到欧洲，回头瞥见第一次聚在一起聊天的自己和彼此，恍如一场梦。这是一期没有框架和主旨的闲聊episode，祝大家快乐。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事。如今的法国政坛正在经历一场腥风血雨，作为移民群体的我们正生活在一片令人惶恐的阴云笼罩之下，在如此令人不安的时刻，塞纳河边上演的这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像梦境一样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面向世界普罗大众的平台上，出现了一群看似不合时宜的人，代表了一直以来处在边缘的各类人群，向世界展现了一场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表演。我们认可如今的奥运会早已经是荒谬的，并且是多面的，我们已经不能够从奥运会中体会到“想象这里没有国家”的纯真理想，在奥运会赛场上只有国别，没有世界，我们不认同其传达的理念，也不热爱竞技体育。但我们却真实地被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打动。三年前我们的第一期播客同样从奥运会开始，由2020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巴黎八分钟，开始了我们对于“我和巴黎”这一主题的思考和交谈，那是一段充分展示了巴黎之“美”的八分钟，过于明亮的画面让真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感到不满，我们发问，他们代表的是谁？他们展现的是谁的巴黎？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想到三年之后事情竟会如此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分裂，我们生活在仇恨、愤怒和对抗之中，曾经的梦早已经破碎，我们的眼睛陷入黑暗，而在这一场奥运会开幕式中看见珍贵的光明：真实的声音，和勇敢的表达。对于同时可以体验简中网络和外部世界的我们来说，对如今法国的观感、对开幕式的观感、对于简中网络关于开幕式的讨论内容的观感，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分裂，在这样一个已经不能够再完整支撑我们的主体的破碎的外部环境中，我们思考，我们要如何找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什么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什么是我们想要找寻的？我们如何对抗我们永远不会认同的世界观？我们深知该坍塌的终会坍塌，但我们仍然想要保有一双能看见每一个人的眼睛，保有能稳住自己步伐的力量，保有思考的能力。希望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想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次，我们聊了聊写日记的事。作为三个在生命早期对现实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比平均水平弱很多的人，日记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几乎不在于对事件的记录，而是承载了太多自己因与外界互动的无能而滋生出的更深的、无法正常表达的部分，我们并不是从外界的人事物中找到自己，而是在书写日记的过程中、曲折而困难地成为自己的。潘浮力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写日记最多的人，他从很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直到现在依然在坚持手写日记，他用完过很多很多日记本，它们全都被他带到了法国，翻出来摞在一起，像一座小山。对于潘浮力来说，在他小的时候，在他的“自我”生成之初，他将一些自觉美好却并不真诚的内容填塞进日记里，那时的日记承载着他对自己和外界的幻想。随着他长大，他陷入单方面的恋爱，拥有了一个空气墙般的“对象”，日记便成了他向另一个人的剖白，在这样的剖白中，他被迫学会了如何真诚地书写。在多年的青春期里，他大量地书写自己纷乱、孤独的情感和思想，那时，他的自我和他的日记是粘连在一起、你我不分的。再后来，他的男友出现，他的日记死了，现实世界从这时开始对他而言不再是有去无返的深渊，他终于可以放开文字，放开那些承载他整个“自我”的日记本。他安静下来了。在不久前他又拿起了记日记的笔，这时候的他，已经能够坦然地去和真实的外部世界互动，去厘清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所思所感，好像成长到这一步，日记才终于真正成为了日记。高潭手写日记的频率排名第二，她从青春期伊始的13岁开始写日记，直到三年前她步入稳定的亲密关系。作为一个一直对跟现实外界互动有障碍的人，混乱的青春期里始终憋着一股难耐的欲念，她阶段性地沉迷在很多文艺作品、演艺明星里，分不清自我和幻想中的故事，于是在日记里不断书写，将幻觉写进现实里，而自己长久地在现实中迷失。从日本青春疼痛文学、台湾偶像剧，到《颐和园》、《蒙马特遗书》，在生命遇到后者两部作品之后高潭随着两位极端混乱的主角一起，陷入了不见底的深渊。她们成为了她的“对象”，成了她看见自己的镜子，她被她们吸引，将自己分裂成她们，大量地产出不知所云的文字，无休止地忍受迷茫和混乱。再后来，高潭和潘浮力一样，终于在外部世界找到了真正和自己联结的“对象”，世界终于不是空气墙。她也安静下来了。当她完成了对自我的整合，不用再将自己分裂成幻想中的他者，也不必再承受你我他不分的混沌，她终于可以平静地书写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不是作为镜面，而是作为工具。凭克今年回国，从老家带回了自己以前的随笔小本子，他不常像潘浮力和高潭那样大量地手写日记，而是更多地将自己碎片化的思绪发布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他记录下的东西更像是生命的切片，是一个画面、文字和声音的统合。作为一个不单对文字敏感，而是整个感官都更开放的人，凭克所做的记录更多带有声、光、画面，还有在那一瞬间的自我的思绪。他将自己重要的印记留在互联网的缝隙里，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暴露，将自己秘密的爱写在纸条里，传递给别人——被迫以一种不甚严肃的方式，做一种类似托付的行为。他写自恨的文字，对世界满是丧气，厌恶自己站在一个尴尬又孤立的位置上，又厌恶自己无法变得强大起来去守住自己自视珍贵的世界。但凭克那时候的自恨，又总是带着希望，总是带着“长大了就会好了”的只有孩子才能拥有的期盼。听台湾流行乐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事情却好像没有变好，他也很少再留下那些隐秘又带着希望的生命切片。如今面对混沌庸碌的生活，凭克觉得他开始需要日记，作为一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可以在独自的书写中好好看看自己，听一听自己现在到底在想着些什么。作为一部既是日记又是遗书的作品，《蒙马特遗书》对我们三个人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谈论完自己的日记之后，我们也谈了谈邱妙津和她的日记作为结尾，我们在邱妙津的那些被自恋放大又难以排遣、甚至引人自戕的欲念和赤诚而迷惘的文字中，看见我们曾经挣扎的影子。而现在，作为三个从那个时期幸存下来的人，我们终于也可以看见邱妙津。我们终于得到了平静。

这一期，是把碗洗碎和把碗洗碎的好朋友、人类学博士在读的猫尔架最近新上线的播客《迟到仪式》的合作节目。从动画《夏目友人帐》、《死亡笔记》到游戏《神界原罪2》，世界各地的流行文化创作都视名字为拥有某种魔力的存在，一个人的命运和ta的名字似乎有种分不开的关联。参与这个讨论的猫尔架、凭克和潘浮力都因为种种原因和自己的名字曾经或依然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关系。而没有人能够在出生时为自己命名，在被取名的时候，我们也被包括在与他人的联结之中。 名字的诞生往往承载了对一个新生儿的寄托。有时候我们希望美好的品质通过名字被赋予给孩子，有时候则是故意给孩子一个“贱名”，起到保护的作用。而一旦一个人有了名字，ta就从“任何一个人”变成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学习自己的名字也是每个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凭克的取名故事则体现了命名是一种需要争取的权力，它可能是发生在父权和母权之间的斗争，决定将来一切行政手续上白纸黑字的大名。但是在大名之下我们依然有使用其他名字的空间。 猫尔架的本名长达数十年高居00年代新生儿名字排行榜的前十，从小到大的重名经历曾经会让他向往拥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潘浮力则曾经希望自己的本名体现更多的文化属性。 另一方面，名字的运用场景是多样的，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情形下使用不同的名字，比如我们三人都选择在这里以网名示人。很多人都有一个以本名为基础的外号，学校生活中被取贬义的外号会显得更加有羞辱性。但是和朋友相称外号又是亲密的体现。 潘浮力小时候在地震中的遭遇体现出在极端情况下，名字可能是我们身而为人最基础的标识。而对于跨性别者和在集中营中死去的俘虏，受害者的名字甚至很难以妥当的方式被铭记。 很多女孩的名字体现了重男轻女的倾向，越来越多的“招娣”们开始拥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自我命名，去寻求一个与她们的自我更加接近的名字。 而在留学、流动的新背景之中，我们都接触到了更多不同的名字，也必然要经历自己的名字被简化、错写与误读。有时我们会提供一个更容易读的名字，有时候我们要求自己的名字相对正确地被呈现。 除此之外，明星的艺名、电影的不同语言片名转换也是我们关于名字观察的一部分。《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和它的英语片名《Will you look at me》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怪物》在法国的片名《Innocence》似乎抹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总而言之，名字为流动、多面的自我提供了相对的稳定和持续性。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拥有面对和处理与自己名字关系的信心和动力。 5:56 什么时候可以取名字 9:49 凭克的两个名字 15:02 拥有一个00年代超流行名字是什么体验 19:52 名字的性别化特质 24:05 欧美人会从神话、《圣经》中选择已有的字母组合 26:51 在法国学习新名字的读法 35:07 你们会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吗？ 44:47 用八字算一个新名字 55:42 潘浮力在地震中感受自己的名字 1:04:55 最新流行中文名趋势和性别分布，“子涵”是一个非二元名字 1:08:10 法国华裔子女名字的断代 1:11:10 我们的星巴克名字 1:13:06 日常经历名字被打错 1:15:23 你是quing card吗？ 1:18:35 电影的不同名字：《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怪物》 1:22:05 怎么给自己的播客取名字 【参考内容】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Gabriele vom Bruck & Barbara Bodenh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一期，许久没有聚在一起的我们聊了聊关于发疯的事。又到了一年的末尾，我们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时间流逝的意识已经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过去的问题来不及被解决，新的问题又像洪水一样将我们卷走，从这里卷到那里，那里卷到这里，作为典型的turbulent人，三位主播并没有坦然地在这种混沌里行走的能力，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去思考、反省、追问，最终我们像所有因为穷思竭虑而生病的人一样，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疯子。在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潘浮力接受了在高校全职工作的职位，每天在博士论文和讲课备课的两个泥潭中来回挣扎，作为一个平日里内向寡言的人，除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备课，他还要接受更为残酷的心理试炼，面对学生，他被迫要调动起自己大量输出的一面，紧绷起自己的面部神经和喉咙，将一个“老师”的形象展示在学生面前。在工作层层堆叠，自己要经受身心双重考验的情况下，他发觉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过往留给他的沉重的“礼物”，他无法在工作的任何一点上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必须要好好做，哪怕这个任务无人在意、无关紧要。仿佛追赶着他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工作，而是一个从他的青春期就开始被喂养的巨大黑影，追赶着的每一步都在拷问他，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走到这一步，潘浮力觉得自己的人格已经被工作强行改变，他每天给自己的大脑喂养大量吵闹的Kpop音乐和废话视频，用极端的聒噪让自己恢复平静，而又在真正平静的世界中，陷入内在的疯癫挣扎。高潭在离开医院之后并没有开始工作，如今她失去了学生的身份、编剧的身份、实习医生的身份，身份的缺席将她推入悬崖的边缘，她试图给自己找事情做，却发现自己早已经是一个没有内驱力的人，她试图出门工作，却发现怎么都迈不出去脚，她试图去学一些能让自己已有的知识投入实践的课程，却又在假装深思熟虑过后向所有人宣布：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高潭自己早就不认为这很重要了，但还是要挂在嘴边去印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正当性呢？所有的正当性，只在于可以让她从这个真实的世界中逃走，找个洞钻进去。如今她已经意识到“行动”是对她来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却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依然无法投身到行动中去，她很困惑，为什么非要想通“为什么要这么做”才能去做呢？所有的这一切将她的四肢捆绑了起来，她只能安静地坐在家里忍受头脑中越发嘈杂的疯癫的声音，去体会堕落和飞升，去思考意义和无意义，而无法挥舞自己的手脚去对抗任何。凭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被焦虑折磨的日子，他应该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投简历找工作了，却难以从床上爬起来，只能忍着焦虑的灼烧每天刷手机到早晨，再昏睡到午后，终于在坠入谷底的一刻被弹了起来，发疯一样地抱着电脑投了七十多份简历，过上了早出晚归的“正常”生活，但这充满了行动力的开始并没有真正为他带来什么，他被迫吊着自己的神经踏入一个又一个跟他格格不入的法国公司，做一些荒谬的面试考题，回答荒谬的“你为什么要来到法国”这样为外国人量身定做的无聊问题，最后仍然进不去任何一个开口。对于白人社会的厌倦和厌恶将他吞噬，他无可避免地陷入对身边世界深深的憎恨之中，无法再去展现自己的善良，只能像一个发疯的东亚父母，对“不用付出什么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天真白人小孩龇牙咧嘴，挑剔挖苦，但他深知这背后的驱力只是对于自己无能的狂怒。也许从一开始走错了道路，也许未来并没有什么希望，也许不存在哪一条“康庄大道”只要被摸索到了就可以一路顺畅地走下去，他必然要一直带着这样的思索，继续挣扎着在这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已经过了“失败完全不可怕”的年纪，却也远远没到“失败完全可怕”的地步，也许从机体的层面来说，我们可能永远都要去忍受可怕的堵塞和艰难的疏通，失败一遍又一遍，发疯一遍又一遍，但我们已经能坦然为自己的生命掘出一部分空间留给我们的疯癫——它对我们很重要，它对我们至关重要。很不幸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就是这种人。如果你也是这种人，也请好好地发疯好好地生活下去，不要放弃希望。很高兴我们能陪伴到”这种人“们。

我们的播客在主播们的生活乏善可陈之后也终于来到了晦涩逼仄的知识垂类。这一期，我们请到了在巴黎读人类学的老朋友猫尔架。上次来还是硕士的他这次已经是在读博士，也终于鼓起勇气和我们大聊起他在去年回国田野之后完成的硕士研究。猫尔架的研究对象是泸沽湖地区的纳人（摩梭人），他们以母系社会以及他们承载的许多刻板印象为大众所熟知。但我们并不想通过折磨我们的朋友让他吐出对纳人研究一系列抽象的知识，而更多是想听听他在泸沽湖过得怎么样。他在泸沽湖旅游业蓬勃的乱花迷人眼中疑虑自己能否找到真实的参与式观察，所以他在泸沽湖帮着研究对象一家摆烧烤摊、放羊、下田，也试图通过参与劳动，找到人类学学者作为窘迫局外人的救赎。但仍然，每天早上握着卧室门把手的猫尔架还要给自己新的田野一天加油打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怎样的尴尬与迷茫，焦虑和挣扎，乃至切身的危机。这次潘浮力和凭克作为听众好好地听完了猫尔架在田野中不得不面临的研究转向，但我们更多欣慰着他能够把所有田野中的遭遇和体验都作为方法得到一个研究结论和个体成长的闭环。人类学学者总是揣着惴惴的心面对研究与研究对象，在这样一个必然接触现实生命体验并时刻自反的学科里，猫尔架也在持续地质疑和期望。但他也会时不时难过于自己的研究没办法给在泸沽湖留宿过的人家真正带来什么，我们也只能期望他有日著作等身，叱咤学界，并永远是这样哈特软软的人类学家。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高潭的家属小许，从高潭在精神科实习的故事开始，聊了聊关于精神健康的事。作为长期过度思考、对外界的现实感较为薄弱、社交能力堪忧的四位边缘人，即便没有特意对精神医学这个领域做过了解，也多少对于精神健康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在对于我们较为熟悉的精神世界里，有很多体验在它们被命名之前就已经进入到过我们的意识之中了，对我们而言，痛苦是熟悉的，应对痛苦是长期的，但随着精神健康这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主流的大众领域里，我们看见更多的是令我们感到困惑的现象。一个人因为痛苦而走进精神科，精神科医生为什么不处理人的痛苦？为什么人们在精神科治疗的体验总是不好？有没有人能在精神科得到自己需要的治疗？吃药改变了人的大脑，为什么痛苦依然没有被消解？在精神层面我是不是健康的？谁能来定义我健康或是不健康？能不能不健康？我需要那个诊断吗？诊断到底是困住我的标签，还是给我提供抚慰的解释，还是让我变“正常”的第一步？在精神科住院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高潭对“精神医学”这个在现实层面上处理痛苦的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跟精神科医生的相处，她试着从他们的眼睛去看待“痛苦”，对这件事情也逐渐有了更靠近现实层面的了解，对于长期缺乏外界现实感的她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体验。在精神问题相关词条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精神疾病的诊断开始走向流行化的今天，我们也许会开始面对一种新的迷茫：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痛苦、别人的痛苦？我们的“痛苦”究竟是外显的症状，还是内在的崩坏？如果要提供实际操作上的信息，那么在精神科呆过一段时间后（无论是以医护人员的身份还是以病人的身份），人人都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流程介绍，但深入到最后，精神上的痛苦背后究竟是什么，它问的依然是本质上的东西，关于这个东西，也许只有承受痛苦的主体能思考出最后的答案，而只有这个答案能够让你真正摆脱这种痛苦。残忍的是，它不是一个别人可以代你解决的问题——同一个症状对于不同的人的意义可以是千差万别的。最后，祝大家最终都能找到自身深处的力量。

好久不见。这一期，我们聊了聊目前的工作状况。潘浮力在之前的播客里有透露自己正在法国试图寻找高校教师的岗位，现在他在法国北部某城市的高校里做应用外语专业的汉语老师，通勤往返四小时，一个月工资真正到手三百欧（两千多块钱），作为一名负责的教师，他心想，怎么才能让学生真正走进汉语言文化，真正去使用这门语言呢？于是精心布置了适合他们汉语水平同时有趣味性的作业，没想到学生们完成作业还是浑浑噩噩，应付糊弄，自己的努力好像全部打了水漂。高潭在今年年初进了四川省一家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做实习医生，负责对门诊或住院病人进行心理评估，在评估的过程中也会伴随一些干预，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和病人沟通、聊天，一开始她从工作中体会到了非常让人平静的秩序感，但是不到三个月就崩溃了，过早的到岗时间和各路神仙般的病人让她再也难以忍受，一开始感受到的一点点助人的意义感也被病人的麻木、固执、痛苦磨灭了，她慢慢失去了耐心。凭克即将结束自己的硕士生涯，目前正在找实习，对于从事影视行业的他来说，他的工作和人并没有多大的交集，也很难从他人的反馈中找寻到任何对工作意义的确认，毕竟创作是一门没有客观标准，并且无法与人同行，只能向自己内部挖掘的苦差事，又因为电影行业的包容性，人难以真正拥有什么和专业能力相关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免不了要通过networking（找关系）解决问题，在法国这个脱离自己文化故土的地方，要在行业内立足好像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人是必须要工作的，工作好像必须是这样的，工作需要我们精神稳定，工作需要我们体力充沛，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社交能力，需要我们将生活中的一部分视作“资源”而不是它们本身，工作需要我们接受“无意义”，这是一条水流湍急的狭窄河流，落入其中的人除非有极大的意志力和体力，否则再也难以从中抽身，我们现在都把一只脚踏进了这条河流中，心中却充满了犹疑，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过着这样的生活了吗？作为三个年纪不小却始终还在同一性难以确认的“延期偿付”期的人，我们尝试过以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去进入社会，适应社会，但是失败了。不难看出，我们身上始终存在着天真的幻想，始终拒绝对自我的背叛，始终逃避我们认为“不对”的东西，也许我们身上的是懦弱、恐惧和执拗，在这样一个规则已经被写定的世界我们几乎是无路可走的，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没有放弃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去探索世界和自我。最后，谢谢大家对我们播客的喜欢、认可和关注，在没有音讯的日子里我们并未停止我们的挣扎和思考。天涯若比邻。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伟大的事。高潭和潘浮力在“活在幻想里”这件事上，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在提出“我是怎么放弃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的”这个问题后，他们发现自己都同样曾对“伟大”抱有一些幻想和向往。潘浮力在浑浑噩噩的中学生涯遇到了闪闪发光的人，被其“成为一个对历史有影响的人”座右铭影响，开始了最初对伟大、对影响力的想象，他曾经幻想过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幻想内容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消费降级掉到龚古尔文学奖。曾经他对“伟大”的定义，大多依附于外界设定的基准——获得一个奖项，或是获得什么头衔，而随着生活见闻的扩充，他发现其实外界所设定的基准很难让自己从内心深处认同。“伟大”的定义又随之转换到了内在基准——对于我自己来说，一件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是伟大的，那就是伟大的定义。高潭对“伟大”的想象，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拥有胆识的人会选择的、和生活的庸常无止息地战斗下去并取得胜利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抗堕落本能、在向下的世界依旧选择保护向上的价值并扩张自己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对于创作，“伟大”应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人思考、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人们被作品打动，看见其中的价值，并赋予其应得的荣誉。随着生活见闻的扩充，她发现这样的幻想支撑不起一点点现实性的入侵。她的理想主义战士已经歇战了，在这个如此现实的世界，要如何以现实的方式去实现伟大呢？对于凭克来说，成为伟大的人不是一件靠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实现的事情，一开始就不是他的选项，更谈不上“放弃”一说，因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他老早地把自己放在了“必定失败”的位置上，近几年在他的学术生涯里围绕着他的学者Jack halberstam所提到的：失败的酷儿艺术、悲观主义酷儿身份，始终围绕在他生活的每个角落 。可即便是接受了必定失败的结局，精神上的痛苦也不会消失，对他来说，去对抗自己的愿望带给自己的痛苦的方式，是去解构”伟大“，他带领着两位被幻觉迷了眼睛的人向下再向下，竟然从中生出一丝像是心理疗愈给予人精神的慰藉。如今我们面对一个糟糕无比的大环境，被迫经历身份的转换、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以极快的速度变得失控，无法做出选择的困境、头破血流也撞不开的墙、走一步看一步的无能为力，慢慢代替了曾经不切实际的幻想，填充了我们的基底。过于苟且的卖命生活实在不漂亮，手无缚鸡之力却底线一大堆、不能成为理想主义斗士的我们，如今纷纷陷入了茫然。要么痛不欲生，要么打破重建，可是打破重建太累了，还是想先休息一下。在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不想再想那么多屁事了，谁爱伟大谁伟大去吧！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乡愁与迁徙。“迁徙”这个词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带有一种朴素的、艰苦而沉默的意味。关于迁徙，我印象最深的是纪录片《鸟的迁徙》和在新疆生活的四川作家李娟所写的描述新疆游牧民族生活的羊道三部曲，里面的鸟类和牧民，以及牧民的牲畜们，为了生活，年复一年地离开某个地方又归来。人的迁徙却不像动物和牧民的迁徙，单纯地追逐水草和温暖。人所追逐的东西更为复杂、流动，也更为矛盾，人的情感需求让他们时刻思念着故土，却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了不再“归来”。从历史上的群体大规模迁徙到如今个人的迁徙，或近或远、或大或小，人似乎始终是过着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生活的。作为三个在成年之后频繁迁徙的人，适逢高考选择志愿的时间点，我们回溯了我们个人从高中毕业开始到现在多年的迁徙经历，以及更为遥远的，跨越代际的家族迁徙历程。从西南盆地到首都北京，从东北小镇到东南沿海，从祖国到异乡，我们的身份和生活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面貌，而那个我们曾扎根过的故乡，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这种流动和变化，也影响着我们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潘浮力的家人都是随着祖上迁徙定居在四川的本地人，他从小说四川小城的口音、吃做厨师的外公做的川菜长大，与生养他的四川小城有着深深的连结，这样的连结让他在之后离开那座小城，再离开四川省，再离开祖国的过程中，屡次面对较为重大的文化冲击。口音是他身上最为明显的故乡的影子，作为一个对口音较为敏感的人，他在一次一次与口音的对抗中，塑造着与新的居住地更为融洽的自己。和口音一样，对川菜口味的想念也是故乡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这些衣食住行方面的生理需求，不管他迁徙到哪里，始终都在被故乡深深影响。高潭的家人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生长在哪里，只知道因为工作他们一路迁徙从北方定居到了四川。虽然她生长在四川，但始终对“四川人”没有身份认同，她没有口音，对川菜也没有念想，迁徙对她而言也显得更为自然、平静。小时候姑姑说过的一句“我们家的人都是没家的人，都是到处流浪的人”深深留在她的脑海里，因为没有根系，所以她的乡愁也显得非常虚无，好像是一个缺失的东西，只能靠人造的愁绪填补。她像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不热爱任何具体的地方，只从它们身上掠夺自己需要的成长资源。凭克的家人也是随着祖上迁徙定居东北的东北人，但是和潘浮力不同，凭克从小就是一个没什么东北气息的孩子，他没有东北口音，也没有东北所谓的“男子气概”，不像东北题材电影中的任何角色。他像是身在东北的局外人，观察东北、理解东北，却不真的进入东北。高中毕业以后他坐了五个小时飞机，飞到了福建厦门，那是一个和东北没有关系的地方，那里的人对于“北方”的认知，只到山东而已。在福建，他选择过一种和东北无关的南方精致生活，在巴黎也是同样，而当他从这些精致的地方回到东北，也不禁会试图找回自己身上的“东北性”。hiraeth，词性名词，释义：a homesickness for a home to which you cannot return, a home which maybe never was; the nostalgia, the yearning, the grief for the lost places of your past.ps. 我们的新浪微博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搜索把碗洗碎来和我们互动。

这一期，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十二一起聊了聊关于戛纳的种种。在夏天来临之际，戛纳这个法国南部小城刚刚结束了一场热闹盛宴，十二作为电影记者，在戛纳密集的行程中默默观察和记录着这几年戛纳的苦涩和快乐。（中段约有五分钟十二的录音出现问题，所以用了一些凭克的音轨）本期内容包含：-逃课去戛纳-等级森严的戛纳媒体分类-潘浮力一九年戛纳游记-十二的繁忙戛纳日程：抢票，发布会，电影，电影，电影，写稿，写稿，and下馆子-没有熬夜写稿，所以终于没有在电影院睡着-发布会上的大明星与八卦秘辛-影评还是社评？这是一个电影的盛会而我在这里报道新闻-采访滨口龙介，胡歌，黄觉-场刊与主竞赛无奖竞猜-华语场刊与法国场刊，小小的评审团与玄之又玄的分奖标准-我们都不爱的戴普勒尚与老白男们；年年都见的洪常秀与他在戛纳拍摄的《克莱尔的相机》；场刊第一的《燃烧》和不喜欢它的凯莉·雷查德；看不完的《钛》和忍着看完的《未来罪行》；金棕榈的《悲情三角》与《方形》；多兰与卢卡斯·德霍特的《亲密》西装革履的戛纳想象和不喜欢很多电影的严肃影评知识分子-作为游客还是作为记者，游览还是写作，电影变成重担还是爱好的悖论-戛纳好辛苦，但明年还是一定要来的-前线不是标准，豆瓣酌情参考-还是想看到华语电影，但一声长叹我们闲聊式地分享了彼此对戛纳电影节的了解，经历与想象。戛纳对于在法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似乎触碰得到却又有些遥不可及的电影盛事，而全世界的名流星光也会短暂地在红毯上驻留片刻，旋即离开。不管是埋头深入戛纳还是在边缘与它相切，我们都对其中的电影，新闻，沙滩上的女明星津津乐道，金棕榈的光芒从未暗淡，但我们是否也分享到了它的光呢？ps. 我们的新浪微博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搜索把碗洗碎来和我们互动。

*本期录制过程中凭克的麦克风出了一些意外，因此凭克部分的音轨使用了潘浮力老师的音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收听体验，在此给大家道歉。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小猫的事。作为三个跟小猫产生过深刻情感联结的人类，小猫对我们而言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家用小型陪伴宠物，小猫们只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满不在乎地踏入了自己的小爪印，却带给了我们关于生命和哲学的思考，和不可言说的力量。它们小小的身体就像是不可思议的小小星体，有小小的引力、小小的秩序、小小的光、小小的惊喜。潘浮力把小猫形容为一个“小它者”，是一种“他者性”的集合，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某种规律性，都集中反映在这个小生物身上。他者，就是不会反过来爱你的他者。我们有很多自己和小猫的故事，高潭的哭哭，借住在潘浮力和凭克家的mani，潘浮力老家的花花1.0、花花2.0和花花3.0，凭克的汤显祖和丑花（又名梦琉璃），像是一场又一场的奇遇。小猫们的脾气各异，跟不同的人又能建立起不同的关系，在和它们的关系中，被称为“主人”的我们好像成了被带动的一方。它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懒洋洋地摊在沙发上睡觉，就能转动隐秘的小齿轮，推动整个庞大故事的发展，我们就能因它们而成长，因它们而感到触及生命深处的喜悦。有时它让我们痛苦，但我们依然爱它们。我们爱它们，并不要求它们给我们同样的爱。在这样一个动荡混乱的世界里，只有永恒不变的小猫，总是能给我们最后的慰藉。谢谢小猫。

这一期，我们再次聊了聊关于巴黎的事情。距离上次三位主播聚在一起畅聊自己的巴黎见闻录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里，大家不仅经历着自己生活中出现的微小而新的事件和变化，在更宏观的层面，时局的动荡不安也在改变着我们的所思所想。转眼间，那个半年前愉快轻松的夜晚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美丽。高潭从生活了四年的法国回到了国内，对于她来说，关于巴黎的一切已经被完成了，这种美学意义上的完成已经不可撼动，已经彻底、无可回头地迎来结束。谈到这样一种“从事件中走出再回头去看这个已经落成的事件”的感受，巨大的幻灭感就降临到头上，许多曾经混乱模糊的东西在现在变得干净而清晰，像每个人回望所有我们已然离开的人和地方时的感受一样，无论具体的细节是如何，大体总是被轻微的悲伤和落寞包裹着的。遗忘曾经熟悉的语言的速度总是比想象中快一些，就像遗忘曾经熟悉的名字，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它们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流沙从手指间不受控地流逝的感受。凭克和潘浮力分享了自己近期在巴黎经历的一些新的事情和体悟，仍旧是那些非常有巴黎特色的事情，仍旧和以前一样会感到新奇和激动，而当对这些事件的体悟和反思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某种不适感又会隐约在头脑深处出现。好像始终是有一些错位、一些脱节、一些游离、一些陌生，好像我们已经能从中瞥见我们的边界，那边界好像根植于世界深处，无法言说又不可撼动。有一刻我们会陡然发现，我们始终无法和想象当中一样和这个城市发生恰到好处的美丽结合，我们始终有一部分徘徊在边缘，始终有一道墙我们过不去，又有一股力量抓着我们不能回头，于是我们就在离那个美丽核心很近的地方走着，像人走在河流的一旁。我们可以最终跨过那道墙吗？那些强烈地想要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的人们，他们付出的努力最后会真的改变他们边缘的处境吗？承认”我的极限就在这了，我到不了我最后想要到达的地方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件事会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变老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会选择“接受不可撼动的局面，停止挣扎，停止设想更多的可能”，虽然很难，不过我们会这样选择的。即使已经身在巴黎，甚至已经离开巴黎，巴黎仍旧像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新年的事。作为三个已经多年没有回乡过年的人，农历新年——这个在我们的国家最为盛大隆重的节日，逐渐成为了一种遥远且带有些许陌生的念想。我们在普通冬日的普通一天，面对着自己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忙碌，想念着遥远的故乡此时应有的热闹非凡，巨大的时空割裂感便如此降临。在这种孤独和割裂的念想之中，农历新年及其所夹带的一切复杂性：家庭、故乡、滚滚而去的时间，逐渐让我们陷入了某种可称之为“伤逝”的漩涡之中。为什么在我们内心深处，无法归家与家人团聚共度良宵的遗憾，会被某种如同卸下重负一般的轻松感盖过，反而庆幸自己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从那样的场合逃脱呢？当我们逐渐成长，逐渐建立起了对自我的认知，逐渐完善了对世界的认识，家庭和自身之间的鸿沟就变得越来越深，好像这是一种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好像这是浸透了这个时代的一种苦楚。在这样的鸿沟已经深深地站稳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时，“归家”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那个曾经听话又快乐的孩子长大后再次回到他们面前，他们各自的期许和心声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新年的影片逐渐丢失了轻快的街头音乐声和斑斓的灯光底色，成为了寒冬里一段肃穆而悲伤的第三视角凝视，我们意识到自己好像成为了那批失去了故乡的人。作为由人为赋予的时间节点，新年将我们生活的连续性切断，即便时间总是像河水般在无休止地流逝，我们依然能给予其形状，我们的时间依然被这些节点切分为了一截一截的可供存储和回首的东西。这样幻觉一般的节点有什么意义呢？理智上讲确实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因为有情感和某种脆弱性存在，好像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历新年好像也是承载着人们的种种脆弱性，仁慈却无言的一个巨大节点。但是当我们开始追溯往昔，我们才意识到现在看来沉重而苦涩的新年，曾经也真实地带给过我们纯粹的快乐。挂灯笼、放烟花、领压岁钱、吃年夜饭大餐，当这些快乐的回忆慢慢地浮现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不禁心想，或许关于这个节日总是有更深的奥秘在的，或许有真正动人的东西，有真正能让人快乐的东西深深地存在于这个古老的节日之中——即使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快乐已经那么难获得。或许我们只是三个不那么快乐的年轻人，或许我们对更巨大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尽量快乐。来日方长，去日苦多——凭克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学习人类学的朋友猫尔架，一起聊了聊选秀。作为所谓的“老秀粉”（潘浮力除外），从2005年的超级女声到如今的创造营、青春有你和韩国的produce系列，选秀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数十年的时光，甚至可以说贯穿了我们的青春期，我们观看选秀节目的体验、观察和认识，随着偶像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成长，成为了我们的阅历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今年的创造营决赛夜，我们四个在凭克家里看完了全场直播，对于对选秀的印象还停留在本世纪初《超级女声》的潘浮力来说，全新形式的101系选秀让他感到大为震撼，于是提出了以选秀为主题录制一期内容的提议，我们也因此对于选秀从各自比较关注的视角整理出了一些较为成体系的认识。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看选秀？选秀吸引我们的部分分别是什么？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生，或许“人”就是最为吸引我们的部分，这里的“人”包括参加选秀的选手，也包括选秀节目的受众和粉丝。中韩对比选秀学：从韩国引入的101系选秀，到了中国经历了本土化改造以后，成为了什么样子？（中途穿插凭克的3unshine科普及高潭的48系科普内容）为什么国内的粉丝经济会发展至此，它的逻辑从何而起又如何串联？为什么粉丝群体会发展至此，他们的心理要如何剖析，能不能不疯？偶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偶像为什么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纯粹的商品？越来越多打破传统性别气质的选手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对于我们的性别意识发展有什么意义？而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映射的是什么样的真实？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的总结是：很有意思如有冒犯还请原谅，我们只是无知，并无恶意。最后，祝大家的偶像事业长红，祝大家追星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这一期，我们从自己关于高考和中学时期的噩梦开始，聊了聊自己的中学时代。高潭和潘浮力就读于同一所位于西南某省份某三线城市中的一所军事化管理封闭式寄宿中学，凭克就读于东北某省份某八线城市（凭克自己说的）的一所相比起来较为轻松的普通中学。作为三个小城孩子，中学六年在我们脑中所呈现的面貌是极为不同的。对高潭和潘浮力来说，在那所修道院一样的学校度过自己青春期的结果是跟家人的疏远和对自我的压抑，最终成为了那种聚会上喝了酒会抱头痛哭的人。而拥有“放学就在学校外面的奶茶店玩桌游”的青春期的凭克，所拥有的烦恼则是情路不顺。而作为在高考中取得了相对优异的成绩并借此得以离开小城的孩子，我们三个又同样都是高考这一制度的获利者。对我们而言，“获利者”这个身份更像是一道难题——我们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去反思高考这一制度和围绕高考所建立的这一套中学教育体系？在这场竞争与筛选的游戏中幸存下来之后，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心中混杂着爱和恨、感激与排斥的复杂感情？在见识了法国中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和法国高考哲学题之后，我们如何去思考这种教育的巨大差异？而当谈话走向最后，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在如今的时代还有多少的现实意义，或许我们的经验和观点早已经过时，或许对于我们三位离开中学的时间已经逼近十年的人来说，这次谈话的本质只是对那个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尚未渗透进我们全部生活的时代的一场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