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杨泉在《物理论》中，还企图说明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的原因。他说:“天者，旋也，均(造圆形陶器的旋转器)也。积阳为刚，其体回旋，群生之所大仰。”“日者，太阳之精也。”“月，水之精。”“风者，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方土异气，疾徐不同， 和平则顺，违逆则凶，非有使之者也。”他想用阴阳两种气的对立和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不同的运动和变化。 在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之下，杨泉要想把物质世界的各种自然现象解释到接近正确程度，那是不可能的，是脱离时代的一种要求。但是在唯心主义的玄学家们大肆宣传“无”是万有本体的时候，而杨泉提出“水”是物质的元素这一命题，应该说是富有战斗意义的。 杨泉在形神问题上，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他坚持了“成天地者气也”这一思想，认为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继承了汉代桓谭和王充的论点， 提出了人死神灭的唯物主义命题，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神灭论的先驱。 杨泉还著有《蚕赋》和《织机赋》，歌颂了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可惜他的著作大部分都散失了，使我们无法窥见其思想的全部面貌。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魏晋时期的思想争鸣，特别是郭象与阳泉的哲学思想。郭象的“读画学说”主张维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而阳泉则以唯物主义批判当时的玄学，强调宇宙的物质性和水的根本地位。这场思想的较量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反映了哲学思想的演变。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各有千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讨论。

闻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而任少，是举天下而弃之，不亦妄乎。”(《骈拇》注)郭象的这一观点，是极其露骨的。他一方面要人人安分守己，不要以小羡大；另一方面却认为世家大族也不必因此而放弃自己已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弃多任少。如果弃多任少，就会把世家大族地主阶级的专政权利也放弃了，那就是“举天下而弃之”，在他认为这就是妄之又妄了。 郭象认为世家大族生来就是世家大族，露门役户生来就是露门役户，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他说:“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互相替代)哉！”他教人安于自己所处的被统治、被隶属的地位，说:“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齐物论》注)总之，郭象想从各方面来论证，世家大族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是完全合理的，封建统治秩序是不可动摇的。 庄子主张废除礼法名教，认为这些都是违反人的本性的。 郭象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对庄子这方面的思想，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如《庄子》书里说:“落(络)马首，穿牛鼻”，这是违反牛马本性的。而郭象却说:“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天也，穿落之可也。”(《秋水》注) 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符合牛马的本性的。《庄子》说:“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田子方》)意思是说，奴隶知道自由民的身份远比奴隶高贵，所以他对于摆脱奴隶的地位，就像抛弃泥土那样毫不顾惜。可是郭象却说:“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齐物论》注)要求奴隶不顾毁誉，自安其业，不要放弃奴隶的地位。《庄子》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是不相信有神仙的，这不过是他的寓言，故郭象也说:“此皆寄言耳。”但是郭象却又说: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然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绋(扰乱)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 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逍遥游》注)郭象认为当时的世家大族，他们形式上虽然过着世俗的生活，但是只要精神上能清高绝俗，就像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一样。这样，庄子是把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而郭象却巧妙地把它一致起来，把名教和自然说成是一体的两个方面了。

在这一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郭象关于自然与命运的独特见解。他强调，人应当安于自己的位置，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是一味追求外界的渴望。郭象借助自然界的法则，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分与命运，追求与满足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他提到小鸟与大鹏的故事，提醒我们要珍惜自身的价值，而不是羡慕他人。通过这些哲学思考，郭象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面对生活挑战的另一种视角。

郭相在其哲学中强调万物的差别仅存在于主观认识中，而不应以外在的大小、形体来评判。他认为，只要每个事物能满足自身的需求，客观的差别就无所谓存在。通过对庄子思想的解读，郭相进一步指出，人的内在德性和主观信念才是获得真正满足的关键。他提到，万物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相对的，治德才是实现和谐的根本。郭相的观点鼓励我们从内心与自我需求出发，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郭象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对万物存在及其自我生成的看法。郭象认为万物并非由造物主创造，而是各自独立存在，否定了传统的道与无生化万物的观点。他强调万物的生长与外部条件无关，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是孤立的，没有因果关系。通过郭象的哲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自然本质，以及如何在无心的情况下进行思考与认识。

本期播客探讨了向秀与郭象在庄子注释上的哲学思想碰撞。两位哲学家不仅在解读庄子时存在差异，更是在变化的本质上达成共识。向秀与郭象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哲学的思潮，尤其是对自然与变化的理解。我们将揭示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友谊，以及为何这一讨论至今仍然引发关注。通过对庄子的解读，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发展。

还用很辛辣的口吻来讽刺礼法之士，他说: 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壁，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辉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祥中乎。(《晋书·阮籍传》) 他最后还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这样大胆地抨击世家大族的礼法名教，是有进步意义的。 直到嵇康被杀，阮籍不得不在政治压力下，替大臣郑冲等起草请求司马昭接受九锡的劝进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 司马昭想为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婚，“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没有和司马昭攀成亲家。他对母亲很尽孝道，到他母亲病故，他还“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毁瘠骨立，几至灭性”(《晋书·阮籍传》)。他这一时期，除了做些应酬的文章以外，作品不多，但是我们在下章文学中要提到的他的八十几首《咏怀诗》，恐怕主要是这一时期--即他的后期的作品。 阮籍以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病卒，距离嵇康的被杀，前后只有两个年头。嵇康和阮籍，他们在口头上表示了对于名教的反抗。他们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认为不合自然，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庄子的逍遥；他们要抉破礼法，非尧、舜，薄周、孔； 这一种精神在破坏名教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名教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封建秩序的主要武器，如果让名教破坏，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掌握的武器，因此，尽管嵇、阮等人想蔑弃礼法，而另一部分名士却还是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说法，替名教做辩护人， 向秀和郭象就是他们的代表。

本期播客探讨了阮籍这一魏晋时期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与影响。他出生于经学世家，崇尚老庄，致力于探讨自然与人性的关系。在他的著作中，阮籍强调万物生于自然，否认神的主宰，认为理想社会应超越当时社会的虚伪与残暴。他与嵇康等竹林之友的互动也为他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背景。通过对阮籍思想的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社会的批判和追求理想的勇气。

嵇康的哲学思想融合了唯物与唯心的观点，他对玄学家的影响深远。通过生无哀乐论和养生论，他批判后世的仁义礼让，歌颂原始社会的自然和谐，认为其优于阶级社会。他在四世论中提出“大道无为”，对明教和自然进行反思，展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尽管受到时代局限，嵇康的哲学探索依然揭示了对虚伪名教的质疑和对自然真理的渴望。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索了嵇康在《身无哀乐论》中对音乐与情感的深刻见解。他认为声音与情感是两个独立的存在，音乐本身并不包含哀乐，而是由人的内心感受所决定。嵇康反驳了那些将声音与迷信结合的观点，强调理性的判断应基于自然规律。他提到，许多人缺乏独立见解，常常依赖前人的言论来论证，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通过嵇康的哲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音乐的本质与情感的关系。

嵇康的好友向秀见到《养生论》，就作《难养生论》来与嵇康辩论，认为“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以此为养生之道， 他是同意的:“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向秀《难养生论》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为了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论点，而有如下的说法: 是以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 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于外， 背其所凶，守其所吉，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他以为既然“欲以逐物害性”，甚至可以采用老子的“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方式来抑制欲的萌芽；如果欲已经萌芽，即“滋味当染于口，声色已开于心”了，可以“以至理遣之，多算胜之”的。他还认为“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以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有主于中，以内乐外， 虽无钟鼓，乐已具矣”。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追求荣华富贵，认为什么东西都不比它重要，这是由于他内心缺乏修养，不得不依靠外部物质来刺激自己的缘故。物质条件满足了，内心却也饱尝甜酸苦辣的滋味。如果内心修养很好，知足常乐，借以弥补外界之不足，这样，即使自己听不到钟鼓之声，也好像在欣赏音乐一样。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反映了嵇康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假借老庄的放达，来颐神养性的消极避世态度。

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嗜，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腑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 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子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是犹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 为受病之始也。(《养生论》) 他既然认为“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因此他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犹今之气功)，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大意是说可以通过精神的修养，并配合气功治疗、药物治疗，使身心各方面的健康状况，都有所增进。这些， 都是有可取的地方的。他最后还认为善养生者，应该“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他还夸大了养生的作用，认为“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甚至可以“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嵇康的这种观点，当然又是唯心主义的。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嵇康与司马氏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嵇康因其对司马氏的批评而遭到迫害，最终被杀。我们分析了他与好友山涛的绝交信，揭示了嵇康对友谊的深思与对权力的抗争。同时，嵇康的哲学思想，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证关系，也在节目中得到了讨论，反映了他对生命与精神的独特见解。嵇康作为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引发了对权力、哲学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嵇康，东汉时期的隐士与七贤之一，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思想而闻名。他反对司马氏的权力，选择与权贵保持距离，展现出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坚定的信念。在洛阳太学，他不仅专注于学术，还与阮籍等人建立深厚的友谊。通过与钟会的交往，嵇康表达了对权力的冷漠和对真实自我的追求。他的思想强调忠诚与自然，反映了他对世事的独到见解。

本期节目探讨了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本论及其在玄学思想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嵇康与阮籍等名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巧妙运用自然与民调的统一，推动思想的分化与发展。同时，节目也揭示了世本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如何逐渐淡化，成为一种知识炫耀的象征。听众将了解到这一历史时期名士的智慧和思想碰撞的精彩。

本期节目探讨了从曹魏时期开始的“才信论”讨论，深入分析了其中的信念与才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节目中提到，尽管这些讨论看似是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权者在权力斗争中的真实意图。通过李丰与王广等历史人物的不同观点，听众将了解到才信论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见，以及其在当代社会的相关性和启示。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王弼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对无为与有为的辩证理解。王弼认为，自然是根本，而民交则是外在的表现，他在儒道之间寻找平衡，展现出对孔子的尊重与对老子的偏好。通过分析王弼的著作，节目揭示了他对当时社会动荡的忧虑，尤其是世家大族在变革时期的处境与心态。王弼的“贵吾”思想提供了自保的指导意义，强调在动荡中如何保持自身的安稳与真理。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王弼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对“一”与“无”的关系的理解。王弼认为，万物皆由“一”所派生，而这一观点不仅在形而上学上有其重要性，也对当时的政治权力产生了影响。他提出“少者贵，多者贱”的观点，旨在揭示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世家大族的统治。节目还讨论了王弼与其他哲学家在“圣人情感”方面的观点差异，强调圣人虽有情感，但应超然于物之外，展现出更高的智慧。这些哲学探讨引人深思，值得一听。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老子与王弼的哲学思想，强调“本”和“末”的重要性。王弼在注释中提到，老子强调从根本出发，避免被表象所迷惑。他认为，以道治国应从本质出发，追求无为而治，进而实现民自富、民自朴。然而，王弼的唯心主义观念也引发了争议，尤其是他对动与静的理解。节目的讨论围绕着如何理解这些哲学观点，以及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挑战听众对传统智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