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m Ownership中国民主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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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为您提供关于中国、民主与民主化的新知识与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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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你如果跟一些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的行动者聊天，他们还可能会偶尔用‘维权’这个词。但这两年，你几乎听不到了”，日本中国问题专家阿古智子教授说。阿古智子教授的学术方向涵盖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市民社会、人权、教育发展，以及战后中日关系。她特别关注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收缩，研究中国律师、记者、行动者如何在高压下持续表达，以及年轻世代如何找到新的方式进行社会行动。在这个访谈中，阿古智子教授讲述了中国公民运动近年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及原因，即为什么从维权世代过渡到了后白纸世代。2022 年白纸运动后，新的“后白纸运动世代”身影开始浮现。有许多行动者移往海外，形成新的社群与聚点，不仅持续关心、思索中国议题，也更积极参与国际议题，行动方式比前一代更分散、多元。阿古教授注意到女权是现代年轻人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分享了她对这个世代的观察与理解。最后，阿古智子教授还分享了她在日本策划的“战后八十年”系列活动。
阿古智子教授大学时期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浓厚兴趣。
她取得博士学位后陆续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目前在东京大学担任大学院
总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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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刊发表的“反思总统制”上下两篇 1 讨论了“林茨命题”以及议
会制和总统制的利弊优劣。本文继续反思总统制，并探讨总统制和体制崩
溃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权衡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利弊之后，作者的结论是
议会制总体上优于总统制。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宪法变革应保留
1982 年宪法文本规定的议会制度，而不是改换成人治风险极大的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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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20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历史科试题争议为切入点，探讨极权体制下历史观的操控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折射出官方试图通过单一化的仇日叙事来塑造集体历史记忆，限制多元历史解释。这种纪念式历史观通过强调伟人和重大事件，将复杂多维的历史简化为单一叙事，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抹杀多元视角。它“只讲结果、不讲原因”，本质上是掌控历史话语、巩固统治权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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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制约，来察考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学术自由的状况。作者认为，尽管人们通常会强调制度的力量，也即结构的力量，但是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没有个人也就没有制度和文化。从个人因素上讲，从来就有一些学者坚持自己思想的自由、独立和批判性，并敢于承担后果；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协助统治者压制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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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来西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2、台湾“大罢免运动”失败；3、加沙在以色列全面清剿行动中陷入饥荒；4、泰国总理佩通坦被宪法法院罢免职务；5、尼泊尔发生 Z 世代青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6、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被最高法院判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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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调查”在我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关注，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普里西拉·B·海纳（Priscilla B • Hayer）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1974-1994 年期间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原文首发于 1994 年《人权季刊》第4 期（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 1994, Vol.16, No. 4 (Nov., 1994), pp.597-655）。（本文由言晓义 翻译，《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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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与缅甸的案例，归纳出亚洲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四种关系模式：民主与联邦的契合与张力、民主化下的准联邦化、威权型联邦主义及失败的联邦主义。研究发现，亚洲经验既有制度创新，也有失败与逆转，挑战了西方学界关于二者天然互补的假设。文章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警惕多数主义和族群化联邦的双重陷阱，尤其是 “ 汉族主导型民主 ” 的风险；威权联邦主义虽脆弱，但可能成为过渡性路径。最后，作者强调发展嵌入联邦体制的审议民主，以缓和冲突、提升合法性，作为中国未来处理多样性与民族事务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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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追求民主的运动与女权运动之间存在着历史阶段和议程的差异。尽管 1980 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但是妇女议题并未被纳入主流的思潮和社会运动，比如在八九年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而在维权运动与自由主义成为传播主流的阶段，女权主义也与其形成张力。
2025 年是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30 周年纪念。那次大会被认为是史上最成功的联合国妇女大会，发表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消除性别歧视的 12 个关键领域，至今仍然深深影响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和评估。对于中国人的公共生活，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重要的分水岭。它让中国政府走出了因六四镇压而面临的国际社会的孤立，也因此带来了国家对民间组织发展的松绑，也为在发展领域引入国际资金、理论和实践开启了门径，并促成了之后二十年公民社会的发展。女权运动也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在 2015 年之后，随着对工运、人权律师和女权运动的打压日渐严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退出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消失。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权运动和性别多元群体却借助社交网络艰难图存；这些线上和线下网络的存在，成为白纸抗议的基础之一。
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除了女权运动批评民主运动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妇女和性少数权利的忽视，在反性侵害运动中，一些知名的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被指认为侵害者。
是什么造成了女权运动与民主运动关注点、活动领域的差异？除了不同时期、政治环境、策略的考虑，是否还有思想意识的变化、对社会或国家未来看法的不同？女权运动对于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培育和社会资本发展、促成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有哪些作用？
当中国官方庆祝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就、国际社会盘点过去三十年性别平等得失的此刻，《中国民主季刊》季刊邀请到了王政、王亚秋、李思磐、赵思乐、林垚、陈纯、伍惟婷等 7 位专家和活动家讨论了民主运动与女权的张力、女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意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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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两个很相似的国家，一样的资本、一样的人口、一样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两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产出就会完全不一样”，美国乔治 • 梅森大学钟伟锋博士说。中国在现行体制之下，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如何看 Deepseek 这类“借鉴加创新”模式的可持续问题？美国的科技围堵是否可能反而刺激中国实现科技创新？中国以举国体制押宝到几个特定科技产业，如果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有没有可能“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怎样评估科技创新经济的市场前景和潜力？在科技创新经济失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间接或者直接催生出政治转型诉求？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青年政治学者李聿修先生采访了钟伟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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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专制的状态下 ”，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教授说。这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最近反复提出要走向共产党后的中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要点明这一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毛后改革的实际终结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如何看待目前一些人对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怀念？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证明了 “ 中国模式 ” 的不可持续？为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中国可能的转型路径？如何看待有官方宣传因
素在内的、许多人对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和国家动荡的担忧？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专访了吴国光教授，产生了这个深度对话。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许多人那里好像有难度了，这种思想境况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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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调查”在我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 关注，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普里西拉·B·海 纳（Priscilla B. Hayer）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 1974-1994 年期间 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 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原文首发于 1994 年《人权季刊》第 4 期（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 1994, Vol. 16, No. 4 (Nov., 1994), pp. 59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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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因涉嫌受贿被起诉；2、香港 23 条与国安法同步执法引发国际关注；3、亲欧盟中间派候选人赢得罗马尼亚总统大选；4、保守派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赢得波兰总统选举；5、蒙古总理因儿子奢华生活辞职；6、加沙人道危机恶化；7、荷兰极右翼政党因移民政策分歧退出执政联盟；8、中国警方大规模抓捕耽美小说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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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中国境内“田野”和“学术交流”趋于困难，影响中国研究和教学前景。不过，许多学者在田野及学术交流顺利时，有过大量研究成果，却对近年中国形势特别惊讶，似乎存在田野的“碎片”和学术交流的“烟雾”。数十年来，一些研究并未仰赖田野和学术交流，而能免于误判、误导。这些研究从理论基准和经验现象掌握“体制延续性”，在信息相对丰富、开放的场域中，形成共通研究意识和社群，对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方向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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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之后，中国当局对此前活跃的公民社会力量进行清算，中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陷入消沉。然而，此前不在大众和主流媒体视野的左翼行动者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 2017 年底，以全新面貌出现在抗争的聚光灯下，与此同时，反性骚扰运动 #MeToo 迅速席卷中国各界。这两波力量与仍在寻找出路的自由主义者相结合，出现了一个守望相助的“反国家主义联盟”。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联盟的存在是短暂的，并且很快出现了撕裂和割席。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此前的公民社会运动，而在于阐述“反国家主义联盟”出现的契机、理论基础和实践受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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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估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指出其制度性权力高度集中，依靠“总 书记 + 军委主席”体制、反腐整风、意识形态重建和军队绝对效忠，实现了党内空前的集权局面。但文章也强调，习近平的非制度性权威严重不足，既无毛的建国之功，也无邓的改革之绩，缺乏政治“事功”的支撑，导致党内和社会对其多是“畏权而不服德”。习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试图弥补此弱点，却因政策争议和缺乏接班安排，令政权稳定性面临隐患。尤其在经济下行、中美对抗、台湾问题等多重挑战下，其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失衡将成为未来统治风险的关键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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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 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转型正义更可能会以 真相与和解的方式进行。其内容包括：实行言论自由，释放良心犯，取消 黑名单，平反冤假错案，还原历史真相，对受迫害者经济赔偿，确定压迫 者的责任并对其宽恕，开放政治档案，建立防止侵犯人权的机制，移除暴 政象征，建立纪念物，以及经济清算等。经济清算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因 为中国是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私有化，因此未来中国的转 型正义还需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最后，文章强调，民主转型 与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确定轻重缓急，应把实行 言论自由与释放良心犯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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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开始民主转型的时候，一个必须面对的、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专制政权过去严重的反人权犯罪，包括屠杀、酷刑、强迫失踪等。中国未来在结束专制走向民主的时候，当然也会面对这一问题。
从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看，就是否审判独裁者和某些犯有严重反人权犯罪的警察、军人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转型模式。如果转型是掌权者相对主动开启、领导的，审判通常没有可能；而如果转型是在独裁政权被推翻的情况下发生的，则审判可能无法避免。
赛缪尔 • 亨廷顿在其《第三波》做出了这一结论。1 研究民主转型的中国异议学者王天成在其《大转型》中也得出了相同看法。2 当然，在不起诉、审判的情况下，并不排除使用真相调查、禁止竞选或担任特定公职、赔偿受难者等其他转型正义形式。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就这些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 邀请了黄默、 蒂莫西 · 朗曼 (Timothy Longman)、陈奎德、周锋锁、王超华、冯崇义等6位专家和活动人士进行了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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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监控、神经技术、量子计算和数字货币等前沿技术打造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新兴技术也正在被中共输出到世界各地，威胁全球的民主价值和人权保障。瓦伦汀 · 韦伯博士是研究这一重大议题的权威学者，长期追踪中国数字专制主义的发展与全球扩散。他提出的 “ 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 ”(data-centric authoritarianism) 概念，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专制体制运作的新特征。受《中国民主季刊》的委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何流先生对韦伯博士进行了专访。本次访谈围绕韦伯博士最新发表的重要报告《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中国前沿技术的发展如何使镇压全球化》 (Data-Centric Authoritarianism: How China’s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Technologies Could Globalize Repression)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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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四运动到八九民运，每一次政治浪潮都承载着对自由与制度
改革的诉求，但又都在某种时刻被中断或挫败 ”，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教授痛惜地说。白夏自 1967 年起学习中文，至今已与
中国社会打交道超过五十年。他的研究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移民问题、政
治运动与公民社会，重点观察中国社会运动的演变。
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对白夏教授做了专访。
访谈从白夏的学术轨迹切入，围绕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主历程、公民社
会的兴起与挫折以及今日政治氛围中的 “ 影子抵抗 ” 展开，展现出一个时
代的政治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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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
专制的状态下”，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
吴国光教授说。这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最近反复提出要走向共产党后的
中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要点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
的这一前景？中国共产党制度为什么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毛后改革
的实际终结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如何看待目前一些人对江泽民、胡锦涛
时代的怀念？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为
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中国可能的转型路径？如何看待有官方宣传因素在内
的、许多人对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和国家动荡的担忧？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专访了吴国光教授，产生了这
个深度对话。 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许多人那里好像有难度了，
这种思想境况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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