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明之旅｜历史人文社会

《文明之旅》第一期聚焦公元1000年。当时世界，包括欧洲和阿拉伯，普遍处于分裂和“黎明前的黑暗”中，而建国已40年的北宋正要大放异彩。通过宋朝科举考试期间大量举子涌入京城，侧面展现了当时惊人的商业服务和治安水平。本期重点讲述公元1000年老宰相吕端的去世。以“大事不糊涂”著称的吕端，在宋太宗驾崩后，凭借智慧锁住宦官王继恩，并说服李太后，阻止了一场由太后、宦官、副宰相等人参与的宫廷政变，确保了太子赵恒（后来的宋真宗）的顺利即位。这场政变虽然牵涉甚广，但过程异常草率，事后处理也相对宽仁。这背后深层原因在于此前五代十国乱世留下的政治阴影。五代时期皇位更迭频繁、武力至上，形成“事君如事佣者”的职业经理人心态。这场政变草率正因其带有“家事”色彩。吕端挺身而出阻止政变，象征着文臣力量的回归，推动皇权合法性从单纯武力转向基于规则和道统，标志着宋朝政治逐渐走出五代阴影。最后强调，理解历史需代入古人视角，体会其感受和历史包袱。

公元1001年，宋朝将原有的西川路和峡西路这两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这四路合起来被称为“川峡四路”，四川的得名正来源于这次行政区划。朝廷之所以进行这种行政区划的分割（主动增加行政成本），是因为该地存在长期且严重的麻烦：持续不断的造反。虽然宋朝初年有经济剥削、对当地财富的攫取等“官逼民反”的表面原因，但节目指出，更隐蔽和顽固的原因在于一种心理上的地方分离主义，即习惯了南方十国统治的百姓难以心甘情愿认同远在开封的中央政权。此外，宋初四川的几次叛乱，如全师雄之乱、流贼之乱、王均之乱，很多都是兵变。这些兵变背后存在一种“权反在下”的独特机制。在晚唐五代的乱世中，武装集团的首领权力常被下层士卒制约甚至胁迫，有时是被迫或半推半就地被拥戴为造反的头领。全师雄和王均的案例都体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情况。从更宏观来看，将经历了两百年瓦解的疆域重新整合、重建秩序非常困难。然而，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央权威也在逐步建立。公元1001年王均之乱的最终平定，标志着自晚唐以来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大规模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基本上结束了。

公元1002年，宋真宗主持了当年的科举殿试。本期重点探讨了宋朝初期科举制度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防弊措施上的大量制度创新，甚至被称为“基因突变”。这些创新包括殿试、锁院、糊名（弥封）和誊录等“黑科技”。这些严密的防弊措施并非主要针对考生作弊，而是为了防止主持考试的官僚利用选拔机会形成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和政治派系，从而威胁皇权和劫持国家人事权。与此前依赖推荐的“他荐制”（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不同，宋代科举通过最大限度地剔除中间环节的人为因素，发展成为一种考生通过卷面文字直接向皇帝展示自己的“自荐制”选拔机制。这种制度设计使得选官过程更加公平，强化了皇权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并给予普通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机会的可能。连宰相都将女儿嫁给新科进士，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和权力来源看法的转变。

《文明之旅》公元1003年聚焦宋朝宰相李沆，探讨其为何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主张：“居重位实无补，为中外所陈厉害，一切报罢之”，即他认为自己作为宰相唯一的贡献就是驳回了朝廷内外所有官员提出的建议。这与中国传统强调“兼听则明”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节目分析了李沆此举背后的原因，并引用六百多年后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的阐释，指出提建议者往往带有自身目的，或者只是基于片面信息，未能看到复杂系统的全貌和改革带来的潜在代价。王夫之提出了一套政治调整逻辑，认为治国理政应听取特定群体的意见：大的制度框架听取“先王”（开国君主）的创立，政策调整听取“百职”（各领域专业官员），执行分寸听取“掌力”（地方长官），政策是否可行最终看“从为”（百姓的行动）。这套思想体现了一种古典保守主义精神，即对人类运用纯粹理性设计改造社会的能力保持不信任，强调尊重历史传承下来的制度框架，并在做决策时不仅考虑当下活着的人，也考虑逝去的祖先（通过传统）和未来的子孙。李沆的“不听建议”正可以被理解为这种保守主义在当时背景下的独特实践。

这一期讲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战。节目探讨了在大敌当前、辽军逼近都城开封的危急时刻，宋朝如何抵御住辽朝的进攻并最终实现和平。节目指出，1004年辽军主力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宋朝廷内部面临巨大心理冲击，就是否南迁产生了激烈争议。宰相寇准力主皇帝宋真宗亲征前线，而非逃离。节目分析，宋朝在军事上存在明显劣势，如骑兵数量和质量不足，以及失去了作为北方屏障的幽云十六州，并且面临历史上对辽作战屡败的心理阴影。然而，宋朝通过转型，发展出独特的防御能力。他们凭借强大的人力和经济优势，修建了如塘泊、鱼塞这样的大型人工防御工事。同时，技术优势也转化为战斗力，例如发展了床子弩等强力弩机。辽军在进攻中受阻于宋朝的防御工事，未能快速攻克重要据点。辽军主帅萧挞凛意外被宋军弩箭射杀，极大地打击了辽军士气。这些因素导致辽军陷入困境，愿意回到谈判桌。最终，宋辽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宋朝需要支付岁币，但成功保住了领土，换来了此后120年的和平。节目认为，从保住领土的角度看，宋朝在此战中略占上风。这种结果反映了宋朝从传统的进攻性军事策略转向强调防守和内部稳定的国家发展方向，以及其国家目标可能更侧重于维护百姓福祉。

公元1005年，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结束。当时，宋真宗担心朝野如何评价此盟约，通过试探发现大家认为结果尚可。然而，后世对澶渊之盟的评价存在争议，特别是它是否是“城下之盟”、每年给辽朝的“岁币”是否是“称臣纳贡”，以及是否是“丧权辱国”。节目澄清指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因为宋军在战略上仍有选择权。每年支付辽朝的30万岁币（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在协议文本中被描述为地方特产和资助款，且由辽朝派人到边境雄州自取，而非宋朝派遣使臣送达，因此不属于称臣纳贡。从经济上计算，这笔岁币对宋朝财政负担很小（占年收入的0.4%）。与每年边境驻兵约需花费1500万相比，30万岁币非常划算，辽朝甚至为宋朝守卫北部边境、抵挡更北方游牧民族。从榷场贸易所获利润也远超30万。澶渊之盟的意义在于，它将原来不可计算的战争冲突转变为可计算的账本。这种安排为宋辽双方提供了通过调整岁币数字来精细调节关系的新战略工具，并建立了双方长期面向未来的权力义务关系，甚至通过岁币在辽朝内部培养了支持和平的力量。本质上，澶渊之盟是双方长期对峙和碰撞后达成的理性平衡安排。它虽谈不上胜利或光彩，但带来了120年的和平。

本期探讨了瓷都景德镇何以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成为农耕文明海洋中的工业化场景火种。节目指出，景德镇地处江西北部的山区，这一地理位置在战乱频发的古代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与依赖土地的农业经济不同，工业经济更依赖于人和技术，暴力难以有效控制这一核心生产要素。宋朝时期，朝廷对景德镇实行按窑征税的政策，这种税收方式反而激励了当地瓷窑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单窑产量，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税负。同时，市场需求的波动，例如北方人口南迁带来的审美变化，也促使景德镇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成功创造了受到市场欢迎的青白瓷等。景德镇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工业文明的“破坏式创新”精神，不拘泥于传统路线，而是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和市场方向。它追求标准化、低成本、大规模生产，致力于让产品服务于普通大众。节目认为，景德镇独特的工商业文化和当地人勇于创新、不拘泥于传统仕途的心智模式，也是其千年存续的重要因素。景德镇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工业火种，展示了另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虽然它并未直接引发工业革命，但其长期存在为未来的文明跃迁保留了重要的基因。

公元1007年，辽朝新建中京，这是辽朝修建的第四个都城。节目通过辽朝视角，探讨其如何经营内部复杂的多文化板块。辽朝人认为自己历史悠久，文化上可以傲视中原，继承了唐朝法统。辽朝拥有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京，它们连接了契丹人发祥地、蒙古草原、东北森林平原及华北农耕地带等不同地理和文化区域。面对契丹、汉人、渤海等多元人口构成的复杂局面，辽朝没有采用单一治理逻辑，而是采取“全都要”的方式，推行南北两院制，分别用草原和儒家方式治理不同人群。更重要的是，辽朝创新性地实行了四时捺钵制度。皇帝按照固定的时间和路线，春、夏、秋、冬巡幸不同地点，如春天去鸭子河泺与东北渔猎部落沟通、交易，夏天去草原北部避暑并接见游牧部落，秋天去草原西部安抚党项等，冬天去南方农耕区收取粮食和进行交易。这种移动的朝廷并非休闲游玩，而是为了解决与不同文化区域人群的沟通问题，通过皇帝的现场办公，促进内部融合和经济往来。这种富有弹性的政治作风，是辽朝作为一个由游牧者建立的王朝能延续两百多年的重要原因，也为后来的元、清等王朝提供了治理多民族国家的启发。

本期节目探讨了宋真宗在公元1008年突然大搞天书封禅迷信活动的奇特现象。这一年被视为历史的重大转折。传统史观认为这源于奸臣王钦若的蛊惑，他通过制造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的耻辱感，并献上封禅作为补救之策。节目提出一种新解释，认为此举最初是太平盛世下庆祝国家成就、满足政治需求（如求嗣和与辽竞争正统地位）的众望所归，被视为宋朝建国大业的最后完成象征。然而，这场始于伪造天书的行动，一旦开启谎言便失控，导致迷信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滋生投机与腐败，最终动摇了政治根基，酿成了宋真宗个人的悲剧。节目强调，掌权者即使出于良善或现实目的，也不应开启谎言，因为其后果往往难以控制。

公元1009年，宋真宗在都城开封大兴土木，修建规模巨大的玉清昭应宫，用于供奉“天书”。这座道观面积达35万平方米，相当于当时北京故宫的一半。工程耗资巨大，估计高达两亿贯钱，原计划15年，却仅用六年就匆忙建成。工程由财政部长丁谓总负责，宦官刘承珪监督，决策者表现出极度急切。节目探讨了为何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未能引发如秦隋时期那样的民众反抗或士大夫的坚决反对。原因在于，宋朝的大型工程主要使用**雇佣的禁军和厢军**，而非强征农民。参与者能获得**丰厚报酬和赏赐**，项目所在地还可能免税。普通百姓甚至乐于参与，因为这是“给老天爷打工”。更重要的是，尽管儒家士大夫反对大兴土木，但多数重臣如宰相王旦并未公开反对。这并非因惧怕，而是因为皇帝有更难以反驳的理由。一是宋真宗声称是为了**祈求皇嗣**。二是核心原因：通过这项工程以及之前的封禅等活动，效仿唐玄宗，**强化宋朝统治的合法性，证明国家正处于“太平盛世”**。士大夫们理解皇帝此举背后的政治动机。此外，一旦工程启动，便形成了各种利益结构，如设立“祠禄官”安置闲职官员，使得项目一旦开始，便难以轻易停止，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玉清昭应宫最终于1029年毁于雷火。

公元1010年，强大的辽朝动员四十万大军远征高丽，结果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败。节目深入分析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辽朝要发动这场看似没有巨大利益的战争？以及为何实力远不如辽朝的高丽，却能始终保持不屈？节目指出，辽朝的决策源于其作为陆地大国的战略困境，即国际政治学中的“安全困境”。辽朝担忧与宋朝关系密切的高丽对其南部边境构成威胁，尤其在灭亡渤海国成为邻居后，这种不安全感驱使辽朝必须采取行动巩固自身地位。高丽之所以难以被打服，不仅是因为实力对比，更在于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对辽朝的文化蔑视。高丽虽然向宋朝称臣并仰慕唐朝文化，却视辽朝为“禽兽之国”。这种基于唐朝文化遗产的文化觉醒和内部凝聚力，使得高丽即使面对强大武力也拒绝彻底屈服。节目还揭示，11世纪的东亚并非简单的大宋或大辽独强，周边民族的“文明水位”普遍提高，各自发展出文字和更强的组织，使得大国难以轻易吞并小国。这被解读为唐朝解体后中华文明的一种“分散整合”过程，不同区域的政权继承并发展了唐朝的文化基因，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

公元1011年，宋真宗大肆耗费巨资进行封禅(shan，口误)、祭祀及兴建宫殿。这与宋朝积贫积弱的普遍印象相悖。节目探讨真宗为何如此有钱：主要原因在于停止大规模战争，特别是与辽朝的和平，节省了巨额军费开支，从而产生了意外的巨额闲钱。在传统社会缺乏现代投资渠道的情况下，统治者的钱主要通过消费方式花掉。虽然祭祀和建筑耗资巨大，但在古人观念中是重要的国家大事，也被认为是比声色犬马或战争更可取的消费方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体现了将钱花费在提供效用的“效用品”而非维持生存的“生存品”上的倾向，这些活动在互动中不断升级，甚至走向荒唐。节目由此引出“有多余的钱就会干多余的事”以及欲望可能无限增长的观点。

公元1012年，宋朝存在对南方人的显著歧视现象。宰相王旦阻挠王钦若拜相，公开以“**我朝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用南方人当宰相**”为由。寇准等北方士大夫在科举中也公然歧视南方人，甚至有传闻称宋太祖立有祖训，南方人世世代代不能当宰相。当时所谓的政治小集团“五鬼”和《宋史·奸臣传》中的22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南方人。浅层原因包括方言不通、北方“先来者”的优势以及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传统心态。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北方士大夫对南方人的“**害怕**”和心理劣势。这种歧视尤其针对**原南唐地区**出身的人，因为“五鬼”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南唐。南唐的实力常被低估。它不仅是宋朝征服南方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拥有广阔疆域，军事实力强劲，连李煜本人也曾顽强抵抗；而且在当时它还是国家正统的竞争者，更是文化上的“**软实力**”中心。南唐国力富裕，是宋朝后来许多“风雅”文化（如藏书、宋词、学术、文房四宝）的真正源头。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南唐更是扮演了“**文明火种罐**”的角色，保护了文化和人才。这种持续的地域歧视，在当时可被视为一种“**交往记忆**”（即四十年内亲历者仍存的事件）。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南唐灭亡40年后（1015年），一代人的恩怨消散，王旦去世后宋真宗便**大大方方地将南唐人王钦若提拔为宰相**。南方人才如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也随之崛起，最终南方文化融入并点燃了宋朝文明之光。

本期探讨宋真宗时期（公元1013年）皇帝与宦官的复杂关系。面对宦官不端，宋真宗曾连发诏书并亲撰《内侍箴》告诫，足见其苦恼。宦官作为皇帝“家奴”，虽社会地位最低，却因离权力最近而拥有特殊影响力。尽管其胡作非为常给皇帝“背锅”，但皇帝“非用不可”，核心在于“更放心”。宦官因生理缺陷失去独立社会身份，所有希望寄托于宫廷和皇帝，成为皇权的“永远附庸”。皇帝重用宦官的关键在于解决信息难题。权力即信息，皇帝需大量信息决策，但个人精力有限。故皇帝采取**“兼听则明”策略，分拆信息渠道。除正式监察体系和复杂朝会制度外，宦官是皇帝信息分拆的“最后撒手锏”。他们能提供正式渠道无法获取的“交叉验证”信息，辅助皇帝关键判断，如宰相与官员私下交往的细微动态。节目以宋太祖时期宦官李神祐监军为例，强调其作为皇帝“耳目”的关键作用。宦官的存在，是皇权打破信息茧房的方案，亦是新挑战。

本期深入探讨杨家将传说与真实历史的差异及其成因。正史记载的杨家将事迹（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篇幅有限且多不符民间广为流传的虚构情节，如金沙滩之战、穆桂英等人物。节目由此引出口语文化的概念，解释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记忆方式（如史诗的“套路编织”）。口语文化中的人对真假的理解与文字文化不同，更注重**“附近”的即兴发挥与现场互动**，而非远方的“定本”。评书和京剧艺术便是这种“在场者共享的游戏精神”和蓬勃创造力的体现。本期节目旨在展现口语文化活泼、率真、富有生命力的一面，颠覆传统认知。

本期深入探讨了宋代名臣寇准大起大落的仕途人生。寇准并非民间传说中出身贫寒、清廉简朴的形象，他家世显赫，少年富贵，生活豪奢，且性格耿直、粗鲁好气，不乏幽默感。他19岁便考中进士，成为同期最年轻的“探花”，并在宋太宗时期仕途顺遂，33岁即位至副宰相，是北宋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大员。寇准的快速晋升并非仅靠个人能力，更主要得益于宋太宗的刻意栽培。太宗欣赏他年轻、有才，且在政治上**“不党”，敢于揭发同科的亲近之人，体现了“孤臣”的忠诚与果敢，将他视为“一把血亮的宝刀”和未来君主的“卫征”**。然而，寇准一生历经五次罢相。例如，他首次被太宗罢免，正是因其坚持原则、不愿妥协，导致与同僚关系破裂，最终被政治网络排挤。节目将寇准的命运解读为**“成长的悲剧”，因为他那“至死是少年”的个性，始终未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和人际网络。直至晚年被贬雷州，寇准才在与宿敌丁谓的互动中，展现出对世事和人际关系宽容与把握分寸的一面**。

本期深入剖析宋代宰相的奇特官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制约相权的政治玄机。节目将此官名拆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部分，阐释了中国古代官制演化的三大逻辑。“同”字意味着破格任用那些资历不足的官员，使他们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从而成为皇帝的“工具人”，以此压制传统势力和相权。“中书门下”则指唐代中书省和门下省，其设置的目的是将一个人的思考决策过程（拟定、封驳、执行）分拆给不同机构，形成集体领导，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皇帝无需事必躬亲，仍能有效掌控和制衡。“平章事”则代表以临时差遣替代正式官职，这种非正式的任命方式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便于应对新的挑战，同时使得官员的升降更具弹性，既能保证实权运行，又保留了体面。节目指出，这种看似复杂、甚至“乱哄哄”的**“非正式制度”**，实是中国古代巨大政治共同体在确保秩序安全与兼顾行政效率之间，寻求艰难平衡的有效策略。它展现了“做事的⼈”如何尊重既有正式制度，又能在现实基础上灵活创生权宜之计，以推动目标实现。

本期深入剖析了宋代宰相的正式官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奥秘。节目指出，中国历史上“宰相”本身并非一个正式官名。该复杂官名由三部分构成，揭示了中国古代官制演化的三大内在机理：“同”字：意为“你还不是，但就算你是”，反映了皇帝破格任用资格不足者的普遍现象。这能确保被提拔者权力来源于皇帝，有效制约老臣或不合作者，从而推动皇权意志。“中书门下”：指唐代中书省和门下省，体现了将宰相权力或决策过程**“分拆”**的逻辑。通过将一个人的思考过程拆解给不同部门，形成集体领导，使皇帝无需精通具体事务也能有效管理朝政。“平章事”：意为“共同商量处理国家大事”，代表了以临时差遣代替正式官职的制度设计。这种灵活的任用方式便于应对新挑战，并使官员的升降更有弹性，能保留其本职和颜面。节目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并非单纯的皇权削弱相权，而是追求“秩序安全”与“行政效率”的平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共存，形成模糊地带和弹性空间，是国家治理有效运转的关键。真正的“做事之人”懂得尊重正式制度，同时结合现实创造权宜之计，坚定地推动目标实现。

本期深入剖析了宋代宰相王旦的为官智慧。王旦在位十二年，是北宋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但在后世却不甚知名。节目揭示，王旦卓越的处事心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核心理念上：“课题分离”：即分清“你的事”与“我的事”，不将两者混淆。王旦在处理政务时，严格区分私人请托与皇帝授权，将所有恩典归于皇帝。例如，他曾拒绝寇准的私下求官，但转头向皇帝推荐，并将功劳归于皇帝。即使被副宰相王曾指责“假传圣旨”，他也不辩解，因为皇帝的私下授权不应由他对外宣扬。这种处事方式，使他无懈可击，赢得了真宗皇帝的无限信任。“正办”：指“最正大光明、理该如此的处理方法”。王旦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情。即便身处真宗皇帝大搞天书封禅的背景下，王旦作为宰相按职责参与，但内心仍保持着儒家士大夫的清醒认知，甚至在临终前，仍反省自己未能及时劝谏皇帝停止这场闹剧，并以剃发僧装入葬的方式，表达了这份不迎合世俗的坚定。王旦正是凭借这种将职责与私情、世俗与本心严格区分的“课题分离”和“正办”能力，才得以在复杂政局中游刃有余，保持了品格与行政效率的统一，展现了高段位的治国理政智慧。

本期深入探讨了宋代科举制度及其在社会中的深远影响。首先澄清了一个历史误解，指出宋真宗并非著名《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真正作者。这首诗因其世俗的价值观（追求财富、居所、美色）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实际是元代书商为儿童启蒙教材所伪托名人之作，旨在吸引考生参与科举。随后，阐释了宋真宗时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如“糊名”（匿名考试）和“誊录”（抄写试卷），这些措施极大提升了考试的公平性，使科举成为了一场“全民游戏”。尽管录取率极低，科举仍凭借其清晰的目标、偶然的奖励（类似“斯金纳的盒子”效应）以及明确的晋升路径，吸引了全社会投入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沉迷”效应。节目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超越了简单的考试或教育范畴，它是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中维持最大程度社会共识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节目通过分析1905年废除科举的连锁反应，揭示了其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包括读书人希望的丧失、乡村基层秩序的失衡、土豪劣绅的出现以及基层教育的崩溃。最终，节目总结，成功的制度能够直面并接纳人类的各种欲望，将其引导向更高的目标，从而展现文明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