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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世民聲音專欄
利世民聲音專欄
Author: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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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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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世民聲音專欄.文字版】 https;// leesimon.substack.com
利世民,香港人,自媒體 Unsubject 主筆。表面上係時事評論人,實際上係世俗嘅哲學愛好者。樂天知命,不問鬼神,意識形態為古典自由主義,人物設定介乎於 Chaotic Good 與 Chaotic Neutral 之間,長期處於存在危機。過去四分一世紀,平均半年就有新興趣方向;由物理學到心理學,由政治到經濟、撈埋歷史、宗教同哲學等,搓埋成為「實用經濟學」、「日常政治學」、「紀事本末」三大內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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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世民,香港人,自媒體 Unsubject 主筆。表面上係時事評論人,實際上係世俗嘅哲學愛好者。樂天知命,不問鬼神,意識形態為古典自由主義,人物設定介乎於 Chaotic Good 與 Chaotic Neutral 之間,長期處於存在危機。過去四分一世紀,平均半年就有新興趣方向;由物理學到心理學,由政治到經濟、撈埋歷史、宗教同哲學等,搓埋成為「實用經濟學」、「日常政治學」、「紀事本末」三大內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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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1371 年海禁令,不但沒有壓制海上活動,反將漁民推進走私、再推進海盜的軌道。 1567 年一朝解禁,同一批人即時回頭做生意。經濟學家 Peter Leeson 的研究指,歷史上的海盜組織,擁有民主選舉、勞工合約與績效分紅,管治制度比美國憲法還早50年。在英國人到來之前百幾年,葡萄牙人已把香港一帶的海域叫做 Ladrones:賊之島。這個名字背後,是一段被正史長期忽略的歷史:海禁、走私、海盜,以及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的真正起源。1567年,隆慶皇帝一紙命令,廢除了實行近兩百年的海禁。史書記載得很平淡,但在南中國海的海面上,那一年發生了一件幾乎不可思議的事:海盜消失了。不是被剿滅,不是逃亡,而是回去做生意了。同一批人,同一片海域,同一套技能。唯一改變的,是那條政策。這就是為甚麼我認為,用「亂世出英雄」或「人性本惡」去理解海盜,是一個根本上的錯誤框架。海盜不是因為那批人特別邪惡才出現。當海禁令合法貿易無法進行,同樣一批熟悉水路、懂得帶人、識得航海的水上人,只不過把相同的技能,投入了回報更高的非法活動。這是一個勞動市場的故事。張保仔與鄭一嫂的紅旗幫以長洲為基地,曾統領七萬人、四百艘戰船,打贏了英國、葡萄牙和大清三支艦隊。他最終投降,不是被打敗,而是談到了最好的條件,被招安入清廷海軍,繼續用同樣的人脈和網絡,換了一個有牌的身份繼續運作。英國人在1842年拿到香港,他們究竟拿到了什麼?不是一塊空白的礁石。他們拿到的,是一個已經運作了幾百年的非正式轉口樞紐,加上一批通曉水路、走慣碼頭、吃慣四方飯的水上人,和他們幾代人積累下來的貿易網絡。英國人給這個地方加了法律框架,把非正式的變成正式的,把有牌和沒牌的重新劃一條線。香港的 DNA,絕對不是在 1842 年才被植入的。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Yahoo! 香港宣佈四月起停辦新聞部。三、四十個同業,三月底散水。很多人第一句話是:「是不是政治壓力?」我不否認這個可能,但我傾向相信,就算沒有政治壓力,Yahoo! 遲早也是這個結局。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困局,不是一個可以靠小心翼翼來迴避的問題。我們現在活在 Attention Economy 裡;每條新聞、每段評論、每個 Facebook Post,爭的都是你的眼球、你的時間。問題是,算法不偏愛持平;有碗話碗、有碟話碟的新聞,在流量競賽中先天吃虧。激情澎湃的,情緒勾引的,反而跑得快。Yahoo! 香港恰好與這個遊戲規則相悖。更大的結構問題是平台與媒體之間的分配。媒體在 Facebook 生產內容,觀眾在 Facebook 消費,廣告收入卻流向 Facebook。媒體分到的,是微不足道的分成,還要面對隨時被調低觸及率的風險。靠 Facebook 生存?除非你懂得光合作用。然後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傷害:偷圖文化。有人下載原創媒體的圖片或影片,改頭換面再發布,把流量截走。這件事在離散港媒的圈子裡很普遍。追光者的執行總編輯李家聰說,那些被截走的流量,換算成臺灣的製作成本,已經足以聘請一個製片人。這不是道德問題,是生存問題。現在的情況是:做原創新聞和評論的人,資源越來越少;搬運和截圖的人,成本幾乎是零。這個生態如果不改變,最終就沒有東西可以搬運,也沒有東西可以截圖了。大家同坐一條船;條船已經入緊水,有人幫手,但亦都有人幫倒忙。如果你看到值得分享的新聞和評論,直接分享連結。這一個動作,對小媒體的意義,比你想像的大。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根據 追光者 有關 《中科天璣文件》報道 ,中共以AI系統對 18 萬香港社交媒用戶進行監控並建立認知戰生產線;而中科天璣客戶涵蓋網信辦及解放軍對台心理戰單位。然而這場認知戰之所以奏效,根源在於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早已摧毀了傳統媒體的問責結構;平台只追求互動率,令思想市場被兩個極端壟斷,真實聲音無處容身。認知戰的勝利條件,從來不是說服你,而是令你對整個信息環境失去信任,繼而沉默、冷感、自我審查。更危險的是,每個在網上轉發激情內容的普通人,都可能在不知情下成為超級傳播者,替這場戰爭免費派發彈藥。抗衡認知戰,第一步是確保自己不成為犧牲品:不同鬼打交,不做網上不會當面做的事,然後回到現實世界的生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一個小學生在作文裡寫了「雪糕」,老師用紅筆圈起改成「冰淇淋」,三十六萬人在二十四小時內看過這張照片;今集是香港教育制度深層矛盾的一次集體把脈。15 間學校因收生不足面臨殺校,48 間直資名校同時申請擴容招收非本地生,大學非本地生學額下學年升至 50%,當中 72% 來自中國大陸。 三條新聞指向同一個結構性問題:出生率跌至 0.77、 64000 學生兩年間離港,人口陷阱迫使學校以市場邏輯填補空缺。然而計劃經濟式的辦學模式;師生比由33比1降至13比1,資源龐大卻由官僚分配,教師淪為制度的螺絲釘,只能追求PISA排名,卻無力回應青少年自殺率近乎翻倍的現實。 香港教育的根本出路是公民社會,自主辦學;可惜這亦是 1997 年後香港不可能出現的事。問:「雪糕」被改成「冰淇淋」這件事,為何引起如此大的迴響? 答:事件觸動了香港人對語言和文化身份的深層焦慮。香港法例第 132AC 章的條文明確使用「雪糕」一詞,魯迅 1927 年的日記亦有記載,說明這個字有近百年的書面使用歷史。網民的強烈反應反映的不是文法爭論,而是對整個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的不安。問:香港學校面臨的人口危機有多嚴重? 答:香港出生率由 2012 年的 1.3 大幅下滑至目前的 0.77,是亞洲最低。2019 至 2022 年間新生嬰兒數目跌 38%。2020 年後兩年間有超過64000 個學生離港。中一學生人數預計由 2023 年的 58800 人跌至 2030 年的 51500 人,跌幅12.4%,估計十年內四分之一中學可能面臨殺校。問:直資學校擴容收取非本地生,對香港教育生態有何影響? 答:48 間直資學校獲批「擴容」,包括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等傳統名校。中學每班上限由 41 人增至 45 人,每班非本地生比例最高可達 49%,並由九月起生效。直資學校議會亦與港大簽署備忘錄,為非本地生提供校長推薦入讀港大的渠道,形成由中學直通大學的完整升學管道。問:為何批評香港教育制度是「計劃經濟模式」? 答:香港幾乎所有學校均由政府資助,其中約一成為官校,其餘絕大多數是由政府百分百撥款的資助遵校,必須嚴格依照政府課程及規矩運作。學生對教師比例由 1971 年的 33 比 1 降至 2018 年的 13 比 1,投入的資源極多,但分配方式由官僚主導,令教師在考核壓力下只能追求表面的成績指標,無法因應學生的個別需要靈活施教。問: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與教育制度有何關係? 答:香港在 PISA 國際評估中名列全球前茅,但同時自殺是 15 至 24 歲青年的第一大死因。該年齡層的自殺率由 2014 年的每十萬人 6.2,上升至 2022 年的 12.2,八年間近乎翻倍。目前約四分之一年輕人確診有精神健康問題。某程度上反映一個只以考試成績為 KPI 的制度,在培育整全人格方面出現系統性失敗。問:什麼是公民社會辦學,與政府及市場辦學有何分別?答:公民社會辦學的定義是一班人自願集合資源,相信自己的努力能令社會變得更好,不涉及政府強制性的資源分配。香港歷史上由教會、保良局、東華三院主辦的學校,原本具備這種性質,但在政府資助及校本條例推行後,辦學團體對學校的主導權被大幅收回,實質上已變成政府特許經營商。問:香港文化應如何回應教育體系被「大陸化」的挑戰? 答:香港文化的強項從來不在於保護某個固定的傳統,而在於高度的吸納能力。70 至 80 年代香港只有四百多萬人口,流行文化卻能輸出整個亞洲,正是因為能吸納日本、西方元素並加以轉化。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有能力吸收外來事物而不失去自身核心,而非將一切外來語言或習慣視為威脅。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高等教育產業每年創匯 530億澳元,但人權委員會報告卻反映七成大學成員曾遭種族歧視。從白澳政策的歷史遺產到英式大學體制的排外邏輯,亞裔移民在職場晉升和社會融合上長期面對隱性障礙。更令人憂慮的是,大學投訴機制形同虛設,六至八成受害者對結果深感不滿,最終只有 6% 選擇舉報。另一邊廂,當「種族牌」被政治化濫用,真正的歧視討論反被稀釋。對港人而言,種族歧視的問題也是切身經驗;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自處?韓流與日本軟實力已證明,文化軟實力才是一個種群世界通行最強的證明。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影片中粗略地提到伊朗在 1970 年代中的經濟危機,以及為何今時今日難以在短時間內,透過軍事介入改變政制,我想再深入剖析。一切由 1973 年石油危機開始。當時作為油組國(OPEC)的主要成員,伊朗坐擁大筆石油美元。國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乘勢推行現代化計劃,史稱為「白色革命」,內容涵蓋土地改革、工業化、城市化,以及教育普及。德黑蘭(Tehran)北部開始呈現出歐洲富裕城市的面貌,西方時裝、豪華酒店和世界主義的中產階級紛紛湧現。與此同時,數以十萬計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速度遠超經濟的吸納能力。伊朗政府亦支出超越生產力,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石油繁榮帶來我利益分配極度不均,集中在德黑蘭的精英階層和圍繞國王宮廷的官僚體系,而農村社區和城市貧民的購買力卻不斷被侵蝕。傳統上是伊朗商業命脈的巴扎(bazaar)商人,更因為國王偏袒西方企業和國有機構而感到備受擠壓。在繁榮年代所承擔的龐大支出承諾,建立在油價長期高企的假設之上。當國際油價見頂,經濟驟然降溫,失業率上升。繁榮年代激起的民眾期望,與日常生活的殘酷現實之間的落差,成為廣泛社會怨憤的根源。這也是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運動的背景。正如 Jean-Baptiste Say 與 Charles Kindleberger 等經濟學家所觀察的,革命很少在絕對貧困中誕生,而是在一個社會期望不斷上升與經濟增長遇到突如其來的失速;這是也 1978年的伊朗。革命的主要力量,並非德黑蘭的世俗自由派知識分子,而是流離失所的農村移民、城市失業貧民,以及巴扎商人階層當中感到現代化計劃不利自己的小商人和工匠。霍梅尼的訊息不只是神學上的,更是一個再分配的承諾:將國王和美國的石油財富,將歸還人民,而西方文化帶來的影響也要逆轉。當時冷戰背景同樣不可忽略。蘇聯(Soviet Union)在發展中國家扶植策劃顛覆性,而伊朗左翼也為革命聯盟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動力。但最終還是經濟周期、城鄉撕裂、利益分配不均等,令足夠伊朗民眾對革命訊息產生共鳴。1979 年之後,雖然「掃盲運動組織」(Literacy Movement Organisation)也有將教育推向農村,甚至包括不少巴列維時代所忽視的偏遠村落;2021 年,城鄉識字率差距已收窄至約十一個百分點。然而,掃盲不代表民眾能夠獲有助於有效政治參與的優質教育、批判思維和公民知識。更深層的鴻溝,體現在社會上流動的機會。目前,伊朗教育資源仍然傾斜到德黑蘭和少數幾個大城市。來自鄉郊的學生,得到的教育機會與德黑蘭北部富人集中地區的學生仍是天淵之別。結果是邊陲地區的大量人口,思想仍然停留在部落和宗教。財富差距更令情況雪上加霜。伊朗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掌握逾半的全國收入,集中程度超過美國。德黑蘭北部的豪宅區樓價高不可攀;普通工人需要一百年以上的全部積蓄才能購置一套房子,而豪宅卻在首都北部山麓不斷增加。教師和護士的月薪約為二百美元。貨幣在制裁壓力下多次崩潰,將中產階層的積蓄一掃而空。2023年,伊朗約三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伊朗最腐敗的是「伊斯蘭武裝革命衛隊」(IRGC);最初這是一支民兵,如今已成為伊朗社會的主導經濟力量,通過控制建築、石油、電訊、銀行和房地產等領域的附屬機構,掌握伊朗過半的 GDP。這不但是政權賴以存續的副產品,更是其運作核心。軍人對伊斯蘭共和國的忠誠,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切身利益。任何威脅到武裝革命衛隊經濟利益的政治轉型和異見人士,都將遇到鎮壓。認為軍事介入可以改造伊朗的人,可能將日本和德國二戰後的轉型作為例證的歷史比較,但這是錯誤類比。日本和德國在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崛起之前,以當時標準已是相當現代化的社會,擁有發達的法律制度、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和運作中的公民社會。盟軍佔領所要做的,是移除一個相對後期出現的異常狀態,讓原本已存在的基礎得以重新發揮作用。伊朗並沒有一個扎實的現代社會基礎,而 1979 年的革命,更打斷了一個本來成功的現代化進程;當時所發生的事,正好是當時不完整的現代化進程的倒退。伊朗制度上的落後,是從革命的第一刻起便刻意設計出來,以為維持社會撕裂以方便統治的結構。當少數精英要統治大量仍以部落、宗派和自給自足框架組織的人口,再加上種族之間的嚴重撕裂,唯一手段便是強權高壓和宗教(式)的催眠手段。要改變伊朗,最少要要好幾代人在教育、經濟發展和公民文化方面的發展,也不是任何外國勢力能夠完成的工作。了解伊朗的情況,或許也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問題。問:親北京小粉紅、藍朋友等觀察者對這場戰爭的解讀,存在什麼根本性的錯誤? 答:核心謬誤在於將地緣政治敘事與經濟現實混為一談。美國或許打不贏,但不代表中國可從中得益。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會直接衝擊依賴出口的中國製造業,壓縮中國貿易夥伴的消費力,亦會觸發全球資金的風險規避情緒。東升西降的思維,預設了國際經濟是一個零和遊戲,但現實中,全球經濟放緩,所有人都是會有一定的代價。問:戰爭對作戰國的長遠經濟影響有多大? 答:根據美國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Kellog School of Management 對 1946 至 2023年間 135 場戰爭的研究,戰爭平均導致作戰國的實質GDP下跌約13%,且十年後仍未見完全復原。投資平均跌14%,家庭消費跌11%,出口跌13%;戰後十年的累計物價漲幅平均達62%。代價遠超直接軍費開支。問:以色列作為軍事上的主動方,付出了什麼經濟代價? 答:以色列銀行估計,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今,戰爭總經濟代價約 1120 億美元,相當於其 GDP 的 14 至 15%;今次伊朗戰役每天耗費接近10億美元,2026年國防開支已達約500億美元,佔GDP的8%,較戰前的4.5%幾乎翻倍。政府債務對GDP比率則由戰前約50%,三年間急升至70%。外來直接投資連續下跌,三大信貸評級機構均曾下調其評級。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投入感情本身並不是問題,真正危險的是在一段關係中迷失自己 。無論對象是毛公仔、AI 角色還是真人,如果不健康地漫無目的投放情感,最終都會令人迷失 。要避免這種情況,最核心的做人要在於擁有自己的目標(Purpose) 。正如電影 Castaway 中的主角(Tom Hanks 飾演),即使在荒島上與排球 Wilson 建立深厚感情,但他依然記得要送出手上的郵包,這份目標讓他不至於在孤獨中崩潰。因此,在面對 AI 這種新型情感對象時,只要我們能保持目標感並與現實社會保持連結,多一種關係投放感情,其實可以是擴闊人類情感經驗的正面嘗試問:為什麼人類會對非生物或 AI 產生深厚的情感投放? 答:人類具備豐富的想像思維與投射能力,這種傾向源於進化的本能。當對象能提供情感表情或互動回饋時,大腦容易將其擬人化,甚至將過往的人生經驗(如童年對玩偶的依賴)二次投射到該對象上,構建出豐滿的情感連結 。問:對 AI 產生情感與對真實動物的依附有何本質區別? 答:真實動物能提供具備表情與行為的真實回饋,屬於雙向的情感互動。而 AI 則基於大型語言模型(LLM)集合海量資料產生反應。雖然兩者都能引發人類的情感共鳴,但 AI 的回饋是由演算法生成的虛構結果,其背後的商業利益與操控風險是與動物依賴最大的不同點 。問:在與 AI 互動的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風險訊號是什麼? 答:最重要的警示訊號(Red Flag)是個體開始從現實社會中抽離。當一個人為了投入與 AI 的關係而拒絕與現實中的親友聯絡、逃避社交活動,這種從社會網絡中孤立的狀態,往往是心理健康受損或過度依附的開端 。問:現代人傾向與 AI 溝通而非真人,這反映了什麼社會問題? 答:這主要反映了現代人際關係的隔閡與脆弱。相比起可能帶來傷害、欺騙或負面評價的真人互動,AI 能提供個人化、溫暖且具備安全感的溝通體驗。這種逃避社交的需要並非完全由技術造成,而是社會結構變遷下,脆弱個體尋找情感出路的一種表現 。問:如何在使用 AI 輔助生活的同時避免迷失自我? 答:核心在於保持清晰的目標(Purpose)與基礎能力的訓練。將 AI 視為提高效率的工具或「合作夥伴」而非絕對的依附對象。只要內心擁有明確的人生錨點與目標,就不會因為漫無目的地投放感情而失去自我意識。此外,教育上不應放棄基礎能力訓練,以確保在失去技術支援時仍能獨立生存 。AI年代點教好下一代?https://events.humanitix.com/ai-education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毛記葵涌以億二易手,新買家有何盤算?表面是商業收購,背後折射的是整個離散時代香港媒體的結構困境:觀眾散落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廣告收入被地理分佈壓縮至極限,試當真的解散、毛記的賣盤,都是同一個故事。另外,從追光者到個人評論員面對演算法與 burn out 的掙扎,今時今日為香港人經營媒體,不只是創作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尋找可持續商業模式的長期戰役。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未來香港人歷史的這份初稿由誰執筆,取決於我們今天如何支持仍在堅持的人。問:紅色資本收購毛記葵涌的一億二千萬,在財務上合不合理? 答:單純用資產淨值(約五千五百萬)計算,溢價超過兩倍,似乎偏貴。但若用盈利計算,截至2025年9月的半年純利為140萬,以全年約280萬推算,收購價格尚算合理。不同計算方法反映買家的不同意圖,難以一概而論。問:地理離散為何是香港媒體廣告收入的致命傷? 答:觀眾雖然仍然使用廣東話內容,但分散在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等地後,廣告平台只能按觀眾所在地派送廣告。香港本地廣告主無法覆蓋海外觀眾,而海外廣告市場對廣東話內容亦毫無興趣,令YouTube等平台的廣告收益大幅壓縮。問:毛記葵涌的廣告代理模式,為何難以長期維持? 答:毛記以廣告製作公司結合內容分發平台的模式經營,客戶群主要是香港本地品牌。隨本地消費市場萎縮,廣告預算削減;同時,越來越多品牌傾向自行製作社交媒體內容,令第三方製作公司的市場空間持續收窄。即使引入新股東帶來內地客戶,亦面對人設錯配及創作人感受的管理挑戰。問:追光者如何在困難環境中維持運作? 答:追光者由追新聞與光傳媒合併而成,團隊核心多為蘋果日報舊同事,繼承了相同的新聞文化與工作語言;這種共同文化是其最重要的競爭資產,令跨時區、跨地域的協作得以相對順暢地推進。問:身處海外的評論員,面對什麼獨特的結構挑戰? 答:個人評論員享有最高自由度,但同時承受最大的結構風險;廣告收入低、演算法不利散題頻道、難以持續輸出高質內容。問:什麼才是媒體生意長遠可持續的核心資產? 答:核心資產不只是觀看人數,而是分發渠道與受眾關係的深度。能夠建立一群願意長期支持、不因內容減少而流失的付費會員,才是媒體生意的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支柱。追求熱門題目帶來的訂閱人數增長,往往伴隨高流失率,反而削弱長遠的可持續性。支持追光者報告真相https://www.youtube.com/@pulsehknews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職場性別平等機構WGEA是什麼,它有什麼權力?答:WGEA於2012年成立,由聯邦婦女事務部監管,要求所有100名員工以上的企業每年申報男女員工人數、職級及薪酬分佈。機構可以「Name and Shame」披露性別差距懸殊的企業,影響其承接政府工程的資格。問:澳洲整體男女薪酬差距有多大?答:根據2024-2025年報告,涵蓋逾一萬間機構及590萬名僱員,男女薪酬差距約達21%,即女性每賺一元,男性賺一元二毫一。報告顯示情況雖有改善,但差距仍然顯著。問:為何同工同酬政策難以落實,尤其在某些行業?答:建造業及工程界等行業,女性從業員本身供應極少,大學相關學科的女性入學率已極低。在此情況下,強制要求企業達到性別比例目標,反而可能迫使部分自僱人士被歸類為員工或影響正常招聘,造成反效果。問:WGEA報告如何揭露公營機構薪酬問題?答:傳媒下載公開數據後發現,多個鮮為人知的聯邦公營機構薪酬遠高於私營市場。以清潔能源融資公司(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為例,其最低四分之一員工的平均年薪達13.7萬澳元,超越全澳90%打工仔;全公司平均年薪29.5萬,比一般私營機構高出189%。問:為何公營機構薪酬能持續維持高水平而不受制衡?答:公營機構薪酬在很大程度上由自身決定,議會審批預算的過程往往流於形式。政客與公營機構之間存在利益共生關係,彼此傾向維持現狀,而非嚴格監察開支,導致薪酬長期偏高且難以壓縮。問:公營部門過度擴張對整體經濟有何影響?答:經濟學上稱之為「crowding out」效應:政府開支增加時,私人消費與投資相應萎縮,長遠形成國進民退的結構。澳洲2023年公營部門職位增長達1.3%,是私營部門的四倍;英國的情況更為嚴峻,公營開支長期壓抑私人消費與投資活力。問:單靠立法能否真正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答:立法強制同工同酬或性別比例,可能降低整體勞動市場效率,並將代價轉嫁至社會基層。真正有效的改變需從提升社會流動性入手,而非單靠短期政策指標。結構性問題往往積累多年,難以在數年內通過法規徹底解決。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霍爾木茲海峽封鎖令國際油價急升,香港車主再次感受到加快減慢的切膚之痛;但油價急升時其實油站並非最賺錢,真正的利潤來自價格慢慢回落、消費者已放鬆警惕的那段時間。現象在英文學術界稱為 Rocket and Feather Effect;背後涉及搜尋成本、消費行為的非對稱性,以及交易成本經濟學。香港的情況尤為極端:五間油公司、183個站場、每個站場每天平均固定地租高達數十萬港元、政府燃油稅令Alchian-Allen 效應消滅了較平價的選擇,加上種種市場結構因素共同放大了加快減慢的幅度。電動車的興起是否真正對這個寡頭市場構成競爭壓力?問:「火箭與羽毛」(Rocket and Feather Effect)是什麼? 答:這是一個在零售市場普遍存在的現象——批發成本上升時,零售價格迅速跟升;但批發成本下跌時,零售價格卻緩慢回落。此現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已由美國經濟學家研究汽油市場時命名,後來在超級市場食品、食用油、牛肉等不同行業均有記錄,並非香港獨有。問:油價急升時,零售商是否即時獲益? 答:恰恰相反。油價急升時,零售商面臨成本壓力,必須立刻跟價,否則每升油均在虧損。加上消費者此時主動格價、搜尋更便宜的選擇,競爭壓力令零售商的利潤空間壓縮至接近零甚至負數。真正的利潤空間,反而出現在成本回落、消費者放鬆警惕的羽毛階段。問:為何消費者對加價比減價更敏感? 答:這涉及行為經濟學的觀察:價格上升時,消費者會主動啟動比較和搜尋行為,積極尋找更便宜的替代選項;價格下跌時,消費者感到方向正確便滿足,不再追究回落速度,傾向回歸原有消費習慣。這種非對稱的注意力,直接減少了零售商在羽毛階段減價的競爭誘因。問:香港油站的固定成本結構有何特殊之處? 答:香港所有油站土地均須向政府競投,租約為21年,期滿後須重新招標,沒有永久業權。一個站場的地價可達數億港元,攤分21年後每天的固定地租成本極高,且完全不隨國際油價波動而調整。這種長期固定承諾在高度不確定的原油市場下,形成了一個顯著的波動性錯配——加快減慢的利潤回收機制,部分正是對這個不可對沖風險的補償。問:為何香港只有辛烷值98的汽油,而沒有較便宜的95或更低辛烷值選擇? 答:這可以用Alchian-Allen效應解釋。香港政府對每公升汽油徵收劃一燃油稅,這個固定稅率同等地加諸所有燃油等級之上,令較高質素的98號油相對變得更抵買,消費者因此理性地選擇升級。95號油在1991年曾短暫引入,不足一年便失敗,並非純粹因為消費者偏好高質素,而是稅制幾何令較便宜的選擇失去相對優惠。沒有平價替代品,消費者便失去了在羽毛階段向零售商施壓的最直接工具。問:香港油公司的毛利是否有明顯的不正常增長? 答:消費者委員會的數據顯示,香港油公司每公升汽油的毛利,由1999年的約HK$2.88升至2024年的約HK$12.10,名義上升了約四倍(CGAR = 5.91%)。然而若以複合增長率計算並扣除通脹,升幅與整體通脹相若,未見明顯超額利潤。這意味著毛利的絕對金額增長,相當程度上反映的是地價、稅收等固定成本的上升,而非純粹的壟斷租值,但兩者之間的精確比例難以完全分割。問:電動車的興起對汽油市場的定價結構有何影響? 答:電動車是汽油市場在替代品層面上首個真正有規模的競爭者,其充電成本結構與汽油完全不同,受電力網絡定價機制約束而非油站寡頭結構。香港燃油零售額由2022年每月約HK$10億跌至2025年初不足HK$7億,銷量明顯萎縮。若市場存在真實競爭壓力,油站應爭奪縮小了的客源,令毛利率壓縮;但若固定成本攤分於更少升數之上,每升所需毛利反而會上升。電動車普及率與油站每升毛利的走勢對比,是未來幾年一個可以實證檢驗的自然實驗,結果將揭示這個市場的競爭性質。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香港以380%的負債對GDP比例登上全球第一,比排第二的日本和排第三的新加坡,香港總負債高有其獨特的原因,尤其是企業負債 227% 更是國際金融中心吸納全球融資的必然結果。三個地方有截然不同的負債結構以及背後的原因:日本以國家財政承接九十年代泡沫爆破的代價,背後是財閥與政治深度共生的鐵三角;新加坡自被迫獨立以來以 CPF、組屋和主權基金構建制度性架構,建構出另一種獨特的管治模式。真正值得深思的是,香港正由尋租型經濟和聯繫匯率共同塑造了一套市場主導的城市基因。2022年至今,香港政府持續的結構性赤字、土地收入萎縮、以及北京財政思維對本地政策取向的滲透,正在考驗這套基因能否在根本改造的壓力下維持完整。問:香港負債380%是否等同於財政危機? 答:380%本身並不直接代表危機,關鍵在於負債的成份。其中67%政府債務大部分為外匯基金票據,背後有超過100%的美元資產抵押,屬於聯繫匯率的貨幣架構工具,非無擔保借貸。企業負債227%主要來自在港上市企業(當中八成市值屬內地公司)在香港進行美元融資,屬金融中介城市的正常現象,並非本地系統性風險。問:日本政府債務為何由1991年的約60% GDP膨脹至今日超過兩倍? 答:1991年資產泡沫爆破後,大量日本企業和金融機構資不抵債,但政府選擇以擴張性財政政策補貼就業和維持供樓,避免社會出現斷層式的失業潮。這種選擇背後有日本財閥與政治圈深度共生的結構性原因——讓政治上重要的企業倒閉,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行。結果就是私人資本錯配的代價被系統性轉移到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三十多年來持續累積。問:香港的「尋租型經濟」是如何形成的? 答:香港自開埠以來,英國殖民者需要依賴本地精英(洋行、財團、銀行)協助管治,作為交換,精英階層獲得土地利益。這形成了一種封建式的層層尋租結構:政府收入主要依賴土地,地產商從中獲益,雙方利益高度一致。稅率因此長期維持低水平,而土地財政成為整個系統的資金來源。問:為何1997年後香港始終無法「變成新加坡」? 答:新加坡的社會模式——CPF公積金、組屋、國家主導投資架構——是六十年制度積累的整體生態系統,無法以個別政策移植。更根本的是,如果香港要大幅擴展公營房屋,就必須壓縮土地財政收入,政府隨即失去主要收入來源,被迫轉向舉債。而香港在聯繫匯率下沒有獨立貨幣政策,這條路在財政上根本無法持續。問:新加坡的高政府債務(172% GDP)是否與香港的財政問題類似? 答:兩者性質截然不同。新加坡的政府債務是制度性架構的產物——包括CPF供款、基建投資及主權基金運作,過去37年只出現兩次財政赤字,財政儲備透過GIC和淡馬錫主動創造回報。香港政府債務中真正屬於財政借貸的部分,是2022年以來結構性赤字持續累積的結果,背後缺乏對應的資產回報機制,性質與新加坡完全不同。問:自由港的三條法則是什麼,香港目前處於什麼位置? 答:自由港有三個核心條件:一是貨物自由進出、無關稅;二是在國際政治上相對中立;三是管治由城市自身決定,而非由宗主國主導。香港在第一條上目前仍維持,但在第二和第三條上已出現根本性的動搖——國際政治定位愈趨清晰地偏向一方,而管治方針亦已非香港自主決定。新加坡恰好在這兩個條件上持續強化,令其逐漸承接了部分原本屬於香港的國際金融功能。問:香港最有可能演變成什麼樣的城市? 答:若當前軌跡持續,香港最有可能演變成另一個中國內地城市,而非新加坡式的獨立城邦。香港變成新加坡,在邏輯上需要擁有獨立的主權決策空間——包括貨幣政策、外交定位和管治自主——這些條件在北京的政策框架下不可能出現。與此同時,上海等內地城市的崛起,亦令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通道」這個獨特定位愈來愈難以維持。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外匯基金42年首度被大規模動用,1,500億港元撥入北部都會區,而港府自己在2021年明確寫下此舉會「嚴重削弱」貨幣穩定功能。從數碼港到迪士尼、西九文化區到高鐵,每一隻大白象背後都有相同的委託代理問題:北京下指令,香港埋單,承辦商自肥,納稅人承受風險。北京的凱因斯式財政擴張透過五年規劃逐步滲入香港,令一個需要財政克制才能維持聯繫匯率的城市,被推向逆週期大開支的軌道。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不是一個週期的問題,而是一個利益結構失衡、權力失去制衡的結構性腐化。香港還有沒有一個懂得說「不」的制度?問:香港政府今次動用外匯基金有何歷史意義?答:香港上一次動用外匯基金是1984年,當時只提取了2.5億港元作利息稅技術性調整。今次建議兩年內提取1,500億港元,規模是42年前的600倍。港府自己在2021年的立場文件明確指出,動用外匯基金會嚴重削弱其維護貨幣及金融穩定的功能,如今卻自打嘴巴,反映財政決策的原則性底線已出現根本性鬆動。問:數碼港和迪士尼為何被視為大白象工程的原型?答:數碼港由李澤楷(Richard Li Tzar-kai)主導,港府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將薄扶林26公頃海景地皮連同資源拱手相讓,最終科技企業只得三家進駐,反而住宅項目貝沙灣成為最大受益者。迪士尼樂園的問題在於交易結構嚴重向美方傾斜:政府出資逾八成卻只獲57%股權,迪士尼以小股東身份坐收所有收入的5%至10%特許費,直至2024年才首次錄得盈利,中間公帑不斷追加。兩個案例的共同點是:公眾承擔下行風險,有關係的一方提取上行收益。問:西九文化區為何重要?它對大白象論述有何補充? 答:西九文化區的重要性在於它摧毀了「只有跨境融合項目才會被濫用」的說法。這是香港為自己建造的文化設施,政府至今投入逾450億港元,但每年仍錄得數億元虧損,機構本身甚至需要靠在地盤內出售近2,000個住宅單位來維持運營。它說明大白象問題是結構性的,而非只與政治融合指令有關。問:殖民地時代的「積極不干預」為何能產生財政紀律? 答: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克制,源於倫敦與香港精英之間的相互制衡關係,而非意識形態上的信念。由於倫敦遠在萬里之外,無法直接管控,必須依賴本地精英合作;而精英亦知道若侵吞公帑,會面臨倫敦介入的風險。這種「互相信不過」的結構,意外地形成了一道防止財政過度擴張的隱形屏障。政府的收入亦與土地及資產價格掛鈎,使財政保守主義成為各方的共同利益,而非外力強加的規則。問:北京的凱因斯主義如何透過五年規劃影響香港的財政決策? 答:北京面對國內需求不足的結構性問題,採取擴大財政開支和貨幣寬鬆的凱因斯式應對,並透過五年規劃將這套邏輯逐步延伸至香港。北部都會區列入第十四及十五個五年規劃,實質上是一道指令而非商業提案。香港政府在自身已面臨財赤的情況下,仍須按指令推進項目,反映財政決策的主導權已由本地條件轉移至上級政策週期,令聯繫匯率賴以維持的財政紀律基礎受到侵蝕。問:委託代理問題如何解釋香港大白象工程的腐化根源? 答: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指做決定的人(代理人)與最終承擔後果的人(委託人)利益不一致。香港的情況是多層疊加:北京作為最上層委託人下指令,香港政府作為代理人執行;政府再將項目外判給承辦商,後者又有自身的利益盤算。每一層都在「尋租」,卻沒有機制追責。這種結構下,腐化不是個別人的道德問題,而是利益結構和權力缺乏制衡的必然結果。問:為何這是結構性問題,而非週期性或人事問題? 答:若只是人事問題,換一個官員便可解決;若只是週期問題,等待經濟好轉便可復元。但香港目前的情況涉及三個同步的結構性變化:財政收入與資產價格掛鈎的自我強化機制正在瓦解、外匯基金的制度性邊界被政治性突破,以及負責執行財政紀律的政治聯盟已被利益與北京融合議程掛鈎的聯盟所取代。結構性問題若得不到結構性解決,只會持續惡化。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哈梅內伊(Ali Khamenei)遇刺前24小時,預測市場上六個神秘戶口以120萬美元精準押注,外界嘩然,紛紛指摘是內幕交易。然而,比內幕交易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市場的核戰機會率在行動前悄然攀升至19%,Polymarket卻在輿論壓力下悄然將這個賭注下架——拿走訊號,並不等於消除風險。市場除了分配資源,更核心的功能是揭露資訊;哪怕背後有人靠內幕消息或OSINT獲利,那個價格訊號本身,已是普通人在政府和傳媒過濾之外,所能獲得的最誠實的早期預警。禁止人們知道核武引爆的機會率,究竟是保護公眾,還是剝奪他們自救的機會?問:哈梅內伊遇刺前,預測市場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答:在美國和以色列聯合行動擊殺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前約24小時,Polymarket上有六個戶口合共落注120萬美元,賭哈梅內伊在2月28日前下臺。事後區塊鏈分析公司Bubblemaps發現,這些戶口大多在行動前24小時內才開立,引發外界廣泛質疑是否涉及內幕交易。問:市場除了分配資源之外,還有什麼更根本的功能? 答:市場的另一個核心功能是「資訊揭露」(information revelation)——透過價格訊號,將散落在不同人手中的知識匯聚起來,反映出最接近現實的狀態。傳媒和評論員的工作主要是解讀資訊,但第一手資訊往往受制於消息來源的議程,存在被操控的風險。預測市場的價格走勢,反而可能是一個較少被刻意操縱的訊號來源。問:這六個戶口的下注,一定是內幕交易嗎? 答:不一定。除了直接內幕消息之外,還有另一個解釋:透過開源情報(OSINT)和各種公開數據的分析,有人或許早已推算出軍事行動的可能時間窗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約兩週,供應鏈和物流數據已反映出俄軍的異常部署。此外,Binary Option的時間值特性令臨近到期日的賭注回報率大幅提升,純粹從套利角度也可解釋為何有人選擇在24小時前大注。問:哪怕真的存在內幕交易,這對普通人有什麼好處? 答:內幕交易者透過落注,將原本只屬少數人的資訊「洩漏」到市場價格之中,令其他參與者和觀察者也能從價格走勢中讀取到相關訊號。這種機制可以理解為:社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向那些願意揭露隱藏資訊的人支付了一筆「懸紅」。即使過程不公平,資訊揭露的結果對公眾而言仍然利多於弊。問:Polymarket下架核戰賭注,對公眾有什麼實際影響? 答:在下架之前,該賭注所反映的核武引爆機會率已升至約19%至22%,而在此之前長期接近零。下架令這個市場訊號消失,但核戰的實際風險並不會因此降低。普通人若能獲得這個資訊,至少可以就個人安全、財產配置和出行計劃作出更理性的安排。壓制訊號與消除風險,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問:市場究竟是在反映現實,還是在改造現實? 答:批評者認為,允許人們在核戰或暗殺上賭博,會產生道德風險,甚至誘使有影響力的人為利益而推波助瀾。但另一種看法認為,政治和軍事事件的發生,根本上由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決定,並非預測市場所能左右。拿走賭注,不等於阻止事件發生;反而是讓公眾在沒有任何早期預警的情況下,面對已成定局的現實。問:對於普通人來說,預測市場的最終價值是什麼? 答:在一個政府和傳媒都可能有意無意地過濾資訊的時代,預測市場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由真實金錢驅動的資訊聚合機制。它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全公平的,但它讓個人有機會在主觀願望之外,獲得一個較為客觀的風險評估基準,從而為自己和身邊的人作出更有根據的決定。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與台灣的關係,表面上是一場「recognize」還是「acknowledge」的文字之爭,背後卻牽涉澳洲長達13年無部長訪台的外交空白,以及一份由雪梨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USSC) 歷時一年撰寫的300頁報告所揭示的戰略盲點。從CPTPP的政治角力、稀土供應鏈的高度依賴,到澳洲一旦航道受阻只剩21天燃油儲備的現實脆弱性,這份報告對澳洲政府是一記當頭棒喝。疫情後的地緣政治重組,令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顯,而布里斯本台灣僑民透過地方政治累積影響力的案例,或許正是香港族群在海外爭取representation的一面鏡子。多邊秩序默契崩潰,各國已不再以北京劃定的框架來定義對台關係,澳洲將如何在中台之間重新校準立場?問:1972年澳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建交的聯合公報,究竟對台灣的主權立場說了什麼? 答:公報分兩個層次:澳洲「承認」(recognize)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對於北京聲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省的立場,澳洲僅用「認知」(acknowledge) 一詞,並非認可。這兩個英文字在國際法上存在根本分別,recognize代表正式承認,acknowledge只是知悉對方的聲稱,不等於接受其有效性。問:雪梨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 (ACRI, UTS) 的資金來源為何引發爭議? 答:該研究所最初由曾被指從事統戰活動的中國商人黃向墨 (Huang Xiangmo) 出資160萬澳元創立。黃向墨其後被澳洲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取消其永久居留權申請及居留資格,但研究所其後繼續獲得中國企業資助,包括建設銀行及被中資收購的建築企業John Holland。問:與其他民主國家相比,澳洲在對台關係上落後了多少? 答:英國 (United Kingdom) 於2023年與台灣簽署增強貿易夥伴關係備忘錄,並邀請前總統蔡英文 (Tsai Ing-wen) 赴英國會演講;加拿大 (Canada) 同年發布台加關係報告並簽署外國投資保護協議;菲律賓 (Philippines) 於2025年放寬官員訪台限制。相比之下,澳洲自2012年起長達13年未有聯邦部長訪問台灣,且至今沒有正式授權的國會對台機構。問:雪梨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USSC) 報告就澳台關係提出了哪些主要建議? 答:報告建議從三個層面加強關係:在經濟合作方面,鼓勵澳洲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共同探索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的路徑;在能源與礦產方面,建議澳洲協助台灣多元化稀土供應來源,減少對中國大陸的95%依賴;在國防與安全方面,建議澳洲加強與美國、日本的協調,並重視臺海穩定對自身能源航線的直接影響。問:臺海衝突對澳洲自身有何具體戰略脆弱性? 答:澳洲已無本土煉油廠,在能源上高度依賴海上進口,理論上一旦航道受阻,全國燃油儲備僅可維持約21天。加上澳洲是中國最大宗商品出口對象,一旦捲入台海衝突,貿易與能源雙線受壓的風險極高。2024年11月已有中國海軍艦艇駛近澳洲近岸,被視為對此脆弱性的直接示威。問:台灣僑民在澳洲地方政治中發揮了怎樣的影響力? 答:布里斯本 (Brisbane) 是台灣僑民最集中的澳洲城市,人口約達13,000人。當地台裔人士已透過參選地方議會、出任市議員乃至副市長等職位,逐步將社群影響力轉化為政治代表性。布里斯本市議會每年設有多元文化活動,台裔社群領袖定期受邀參與,此模式被視為台灣僑民在澳洲發揮軟實力的重要渠道。問:疫情後為何越來越多國家選擇脫離北京定義的框架,自主建立對台關係?答:疫情期間台灣對外捐贈口罩、中國則被指是病毒源頭,兩者形象的強烈對比加速了國際觀感的轉變。此外,前總統蔡英文推行的「新南向政策」早已為澳洲等地與台灣建立更深的貿易和人員聯繫打下基礎。更深層的結構性變化是:隨著多邊秩序默契崩解,各國愈來愈傾向按自身實際利益處理對台關係,而非跟隨北京劃定的紅線行事。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為何政府收入在利得稅及印花稅上升的情況下,依然面臨嚴重的財政赤字? 答:財政赤字的核心原因不在於收入增長緩慢,而在於經常性開支增長過快。政府的醫療、社會福利及公務員長俸等開支增幅,長期高於整體收入的增長速度。此外,過去的高收入往往與經濟週期及股市泡沫掛鉤,缺乏穩定性。問:目前政府帳目的經常性開支中,哪幾個範疇對財政造成的壓力最大? 答:醫療開支、社會福利及公務員退休金是目前最大的三大開支。以2017/18年度為基數計算,社會福利開支的複合增長率達6.75%,醫療開支增長達6.98%,兩者均遠超政府收入的擴張能力。問:政府發行「基建債」為何被指具有誤導性? 答:所謂基建債在實際操作中,資金會流入政府總帳目(General Revenue Account)中混合使用。這意味著發債所得的資金並非專款專用於特定有回報的項目,而是可能被用作填補日常經常性開支的缺口或償還舊債,本質上是一種權宜之計而非專項融資。問: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模式與傳統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有何本質區別? 答:北部都會區主要涉及現有土地的規劃與使用,雖然省去了填海的高昂成本與政治風險,但面臨複雜的土地業權問題。政府目前傾向採用「片區發展」模式,試圖將基建成本與發展責任捆綁,但這種模式高度依賴地產商的參與意願與資產市場的承接能力。問:動用外匯基金盈餘來支持政府開支會帶來什麼影響? 答:雖然政府目前表示未來五年不打算動用外匯基金,但一旦開了先例,市場會擔心未來出現更多結構性撥款。外匯基金與政府盈餘混合管理本身已非理想狀態,缺乏明確的提取機制與專項管理,容易令投資者對香港的金融系統穩定性與財政紀律產生疑慮。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被譽為「幸運之國」(Lucky Country),藉豐饒天然資源與農業產出,維持高社會發展水平。然而,哈佛大學研究指澳洲經濟複雜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排名已跌至第 105 位,甚至低於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發達經濟體中,很少有經濟結構走向單一化,澳洲就是孤例。經濟複雜性的定義與量度經濟複雜性,不僅是多樣性的展現,更涉及知識的專門性。根據計算原理,一個經濟體的價值取決於其出口產品的知識密集度與「專門性」(Ubiquity)。例如,高技術國家出口的產品往往具有極高的技術門檻,令其他國家難以模仿。反觀澳洲,其出口結構以礦產與農產品為核心,這些產出在國際市場上雖具規模,但技術門檻相對較低且產品差異性不足,容易受國際價格週期波動影響,缺乏自主定價能力。地理與人才流失的雙重挑戰澳洲的地理位置雖使其在亞太區自成一角,但也造成了人才流動的單向性。許多具備高創新能力的澳洲企業(如獨角獸公司或影視人才)在成功後,往往選擇將總部遷往美國或歐洲市場,以追求更深的資本市場與客戶群。這種現象導致澳洲本地難以留住高技術人才,無法形成如台灣新竹科學園區那樣完整的產業鏈網絡。工業轉型與青黃不接澳洲製造業的衰退在 2016 年汽車工廠全數關閉後達到了轉捩點。隨之而來的是技術人才的斷層:早期培養的電機與機械工程師已步入退休年齡,而年輕一代則轉向門檻較高的軟體工程或 AI 領域。這種「青黃不接」的現狀,使得政府即使有意推動「澳洲未來製造計劃」(Future Made in Australia),也面臨基礎操作人才匱乏、能源成本過高以及自動化轉型緩慢的難題。結論:高中等發展陷阱目前澳洲正陷入一種特殊的發展陷阱:雖然擁有全球領先的最低工資水平與生活品質,但其生產力增長近年已放緩至 0.3% 左右。高昂的企業合規成本(Compliance Cost)與稅收制度,限制了本土中小型工業的擴張意願。許多企業選擇將非核心業務外判至東南亞,而非留在本地研發高複雜度的產品。雖然 AI 資料中心與再生能源被視為重啟工業的契機,但其對電力與水資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對高端製造技術的依賴,仍是目前難以跨越的門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Alphabet 為何選擇在英國發行英鎊計價的百年債券?答:作為跨國企業,Alphabet 在英國及歐洲擁有穩定收入,以當地貨幣發債可對沖匯率風險。 此外,Google 的信貸評級在投資者眼中優於英國政府,使其能以低於政府借貸成本的利息籌集資金。 技術上,發債能調節未來稅務負擔,透過贖回條款將還款支出抵銷未來收入。問:發行超長年期債券的主要用途是什麼? 答:這類百年債券通常用於支撐長期基建工程。目前 Alphabet、Amazon 及 Microsoft 等科技巨頭,正進入 AI 數據中心建設的資本支出高峰期,透過長期債券可鎖定資金以應付龐大的基建開支。問:市場上有觀點認為百年債是泡沫跡象,應如何解讀?答:歷史上如 Motorola 曾在科網泡沫高峰期發行百年債,因此市場對此類融資動作保持警覺。 然而,Alphabet目前年度淨現金流達五至六百億美元,且基建投入有明確的業績指引支持,財務狀況較具防禦性。問:AI 市場目前的競爭狀況如何?答:零售 AI 市場已進入紅海競爭階段,各大廠商開始割喉式價格戰。例如 ChatGPT 與Gemini 均推出約8美元的平價版本,Google 更推出工具吸引 ChatGPT 用戶遷移對話記錄。 同時,SaaS 軟體產業正面臨清倉式的挑戰,市場重心正轉向安裝在裝置端的代理人(Agent)應用。問:在長期的 AI 資本競賽中,哪類企業具備競爭優勢? 答:融資成本與現金流水平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擁有強勁經營現金流的企業(如 Alphabet )能以極低成本獲取資金,而依賴風險投資或融資成本上升的初創企業(如 OpenAI 相關陣營),在長期的基建競賽中將面臨較大的財務壓力。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香港財政缺口靠智商稅.用窮人血汗錢養高官權貴問:團結香港基金針對六合彩稅制提出的具體建議是什麼? 答:該建議提倡將六合彩的博彩稅稅率從現行的 25% 提高至 30%,同時為了抵銷馬會的收入損失,建議將派彩比率調低至 49%。問:提高博彩稅率為何可能無法有效增加政府收入? 答:高稅率會產生負面經濟誘因,促使博民轉向非法外圍市場。由於外圍經營者無需繳稅,其派彩空間較大。當正規彩池因派彩減少而萎縮時,反而變相鼓勵更多人參與非法博彩。問:為什麼低收入人士傾向於購買彩票? 答:彩票被視為一種購買「希望」的行為。當社會底層人士對個人能力、社會流動性及翻身機會感到絕望時,彩票成為他們幻想一朝發達、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即便這種希望在數學機率上極其微小。問:目前六合彩在財富分配上有何道德爭議? 答:六合彩本質上是將低收入人士的財富,透過稅收與營運開支,重新分配給政府高官、議員以及專利機構內高薪厚職的行政人員。這種由窮人向富裕階層轉移財富的過程,被認為存在倫理爭議。問:除了調整稅率,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博彩相關的政府收入? 答:開放博彩市場並重新發牌是另一種選擇。透過競投制度向經營者收取昂貴的牌照費,並要求利潤分成。在競爭環境下,經營效率可能提升,政府亦能獲取穩定的預付收入。問:如何利用現代科技解決博彩相關的監管問題? 答:區塊鏈科技可提供公開、透明且可審計的平臺,確保彩池運作公正;而高度電子化的個人登記制度則能有效追蹤資金流向,防止洗黑錢及經營者夾帶私逃的風險。問:馬會在現今社會角色中有何轉變? 答:馬會過去被視為公民社會的主要金主,但隨著社會環境變遷,目前的博彩收益更多流向與國家相關的形象工程、文化藝術及體育項目,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公民社會支援。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什麼是預測市場(Prediction Market),它如何反映經濟現實?答:預測市場是一種利用真金白銀進行交易的場外市場,例如二元期權(Binary Option)。這類市場並非由平台坐盤對賭,而是由參與者根據對未來的預期開盤。其定價過程反映了市場對特定事件發生的機率判斷,其中隱含的利差往往能揭示出市場當下的無風險利率(Risk-free Interest Rate)水平及對未來利率環境的集體預期 。問:為什麼聯儲局縮減資產負債表(縮表)會導致利率上升?答:縮表意味著聯儲局停止購買或主動向市場出售其持有的國庫債券。根據供需關係,當債券的需求減少而供應增加時,債券價格會下跌。由於債券價格與孳息率呈反向關係,價格下跌必然導致市場利率及孳息率上升,進而增加社會整體的借貸及融資成本 。問:在「新冷戰」格局下,去美元化的核心本質是什麼?答:當前的國際經濟格局中,去美元化的重點實際上是「去美債化」。各國央行為了減少對單一主權信用債務的依賴,開始減持美國國庫債券,並轉向持有黃金或其他政府債券。然而,只要美元仍是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各國央行在持有外匯儲備時,仍難以完全迴避美元資產的配置 。問:美國財政部長在當前債務環境下的首要責任為何?答:財政部長的首要職責是確保美國國庫債券有一個穩定且具流動性的市場。在面對嚴重財政赤字及現有債務需要再融資的壓力下,財政部必須透過政治或經濟手段,確保新增發的債券能夠以較低成本售出,並爭取國際央行或金融機構持續購買,以控制長期利率不致失控 。問:為什麼即便個人信念強大,聯儲局主席的行為仍會受到崗位職責限制?答:聯儲局主席的決策往往受制於當時的經濟環境與崗位職責,而非個人意識形態。即便是一個堅定的自由市場支持者或金本位擁護者,一旦出任該職位,為了維持金融體系穩定,必須優先考慮聯儲局作為「莊家」的託市責任,甚至可能採取與個人信念相反的高度干預手段 。問:AI 產業的發展對信貸市場及融資成本有何具體影響?答:AI 基礎建設(如數據中心)正處於高額資本投入期,企業需要大規模舉債進行投資。以科技巨頭為例,即便擁有較高的信貸評級,在基準利率高企的環境下,仍需支付顯著的利率溢價。這類融資需求增加了市場對資金的需求壓力,使得聯儲局在控制短息方面承受巨大的政治與市場預期壓力 。問:近期聯儲局在市場上的操作是否顯示量化寬鬆(QE)仍在進行?答:雖然官方可能並未宣稱重啟量化寬鬆,但在特定時段內,聯儲局仍會在市場上買入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資產。當央行向市場注入現金並買入資產時,原本持有資產的人套現後會轉而購買其他資產,這種行為在功能上等同於向市場提供流動性,反映出在非常時期以外,市場操作仍具備寬鬆特徵 。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傳統人工智慧主要是「一問一答」的對話框架,但這「人性化」得介面,已經令各種知識和技術門檻大幅下降。2025 年已經有觀點認為下一個進步,將會是 Agentic AI。某程度上,OpenClaw 標誌著這種使唔用上的「蛻變」;由 AI Agent(代理人)不再僅是等待人類點擊或輸入指令的工具,而是一個能 24 小時運作並整合電腦許可權的框架。 讓 AI 從被動變成可以利用資訊去自行溝通並執行複雜工作流,雖然這提升了生產力,但也引發了關於電腦安全與私隱洩漏的嚴重風險。SaaS 之死與軟體市場的重塑隨著 Agentic AI 的成熟,軟體市場正經歷一場從「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到「量身訂造」的轉向。 過去,用戶必須調整自己的工作流程來遷就外面的軟體工具; 但現在,AI 具備根據用戶習慣自動構建工具的能力。 這種高度個性化的「量身訂造解決方案」(Bespoke Solution)不再是昂貴的專利,這導致了軟體即服務(SaaS)模式可能面臨大規模的取代。Moltbook 是一個原汁原味給 AI Agent 溝通的平台,也是實驗,而人類只有扮演觀察者角色。 這類平台的存在不僅是為了噱頭,更具備生成「合成數據」(Synthetic Data)的功能,用以訓練下一代模型。 然而,這種「AI 訓練 AI」的模式存在隱憂:若缺乏人類真實互動的數據源頭,AI 生成的內容可能逐漸偏離現實。 在醫療等關鍵領域,若過度依賴非真實生成的數據,可能會產生致命後果。當 AI Agent 開始在虛擬環境中創立自己的宗教、討論憲法,甚至出現騙錢或爆破私隱等犯罪行為時,社會面臨的已不再是虛擬的威脅。 現有的法律體系必須即時更新,以規範 AI Agent 的行為準則。 雖然未來充滿變數,但人類對這門技術的認識不應僅停留在恐懼,而應透過持續的專業互動,在新的 AI 生態中重新定義人類的處境與定位。邁向 AGI 的奇點與社會衝擊關於通用人工智慧(AGI)的達成,業界存在兩派觀點。 Anthropic 傾向於認為,當 AI 足夠聰明到能生成比上一代更優秀的模型時,爆發式的智慧增長將導致「奇點」在短期內(1-2年)降臨。 相對地,Google DeepMind 則主張 AGI 必須具備對物理世界的紮實認知與互動,這並非單純語言模型所能達成,因此可能仍需十載光陰。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