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三落四的小豆豆

　　有一次为了替一家周刊杂志拍封面照片，我去了一位著名摄影师的工作室。摄影师说要表现出我的风格来，于是为我准备了一只黄色的小鸟，小鸟看上去很像鹦鹉。摄影师的设想是让小鸟停在我的指尖上，我和小鸟互相对望着。　　那天我穿了一件粉红和白色相间的格子连衣裙，灯笼袖，发式是向里弯曲的短发，那时很流行的。小鸟细细的爪子牢牢地抓着我的手指，摄影师对我说：“做出和鸟亲吻的样子，稍微笑一笑，好吗？”于是我翘起嘴角，把嘴唇凑近手指上的小鸟。“好，好，非常好，好，开拍了！”　　闪光灯一亮，一霎那，比闪光灯更快，小鸟突然一头扎进了我的嘴里！我从来没遇到这么让人吃惊的事，我的嘴虽然称不上樱桃小口，但也不至于大得可以让鸟飞进去啊！我抓住鸟尾巴，把小鸟从嘴里拉了出来，魔术师也一定做不到这个吧！　　小鸟被拉出来以后，羽毛全都竖了起来，乱蓬蓬的，成了一只难看的小东西。摄影师先生的情绪变得很糟，于是不再用小鸟，而代之以花朵。　　现在那位摄影师先生的影集中，一定有那张我嘴里露出一个黄色鸟尾巴的照片。　　这回不是我闹了笑话，而是鸟闹了笑话。我用了两年时间才写完自己的冒失故事，可是那只小鸟在一瞬间就成了一只“冒失鸟”！

　　去年年底，我作为ＵＮＩＣＥ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去了非洲的莫桑比克。　　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到达的那天，在飞机场和当地记者们举行了记者会，然后立刻有人带我去参观镇上收容孤儿的机构“邻人之爱”。令人难过的是，莫桑比克现在到处都是孤儿，而且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人在五岁前夭折，儿童生活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　　那天，我参观了“邻人之爱”，坐在医院里靠墙的椅子上。在非洲国家访问的时候，不管我去的是机构还是学校或村庄，那里一定会举行一项欢迎仪式并表演舞蹈，不管是烈日高照还是在沙暴之中，大家都会为了欢迎我而聚集起来。每天我会经历好几次这样的仪式，有时甚至达到十次，有的欢迎仪式的时间还很长，我有时会觉得耗费的时间很可惜，但这也是亲善大使的工作之一，所以我总是很高兴地出席。　　我在非洲和亚洲访问处于饥饿、贫穷和疾病之中的儿童，这种情形通过电视节目播放出去，将每年有一千四百万儿童默默死去的事实告诉世人。不过我在一个国家访问的过程并不是全部播放，每次访问的时间都会超过一百小时，当然不能全部播放。　　总之，大约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我的日程被以分钟为单位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当然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的机构和在该国的负责人一起制定的，其中将保证我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条件，我们全部遵从日程的安排，这是惯例。　　我们按照日程表中的日程访问了“邻人之爱”，我在椅子上坐下之后，大家也都坐了下来，有和我一起来的日本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的人士、ＵＮＩＣＥＦ的成员以及一直和我一起行动的莫桑比克开发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等。　　在我和大家发言过后，机构里的孩子们和附近的母亲们开始跳舞，果然不愧是富有节奏感的非洲人，我一直非常佩服他们不用任何乐器，只靠歌喉和用手打拍子就能创造出富有感染力的优秀音乐。这天几乎所有的歌词都是针对有种族差别政策的邻国南非的，歌词中说“战胜他们，获得自由！消除种族差别，把我的父亲还给我”等。　　尤其是很小的男孩子们一边跳舞，一边摆出了举枪射击的姿势，眼里充满了仇恨，这幅情景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如果有人的歌声特别好听或者舞跳得特别好看，四周观看的人们就会把钱朝他扔去，也有很多人走到他的身边把钱放在他头顶上。唱歌跳舞的人们完全不去捡那些钱，依然进行着歌舞，时不时的有一个女孩子把钱都收拾起来。　　这时母亲们在一起唱着：“女人也要工作，到外面去工作！”在正中间歌唱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妇女，头上缠着红色围巾，略有些发福，她的声音是那么美！如果在美国或者日本，一定马上有唱片公司来和她签约，那是令人心灵震撼的美好声音。这个女子周围有大约十五个母亲，大家都穿着棉布印花裙子，朴素的上衣，头上缠着印花围巾，横着排成一行，和着女子的歌声跳舞，大家把手向前后伸去，一边摇摆着横着踩舞步。　　外交部副部长和开发部长从口袋里取出铜币，对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把这个送给唱歌的妈妈吧，她一定会很高兴！”我也这么想，就拿着铜币站了起来，“我虽然可以走到表演着的妈妈面前，但是她们正朝着前方忘情地歌唱着，如果我进入她们的视野中，难免会打扰了她们，所以如果从正面去送钱，稍微有点……”　　我这么想着，转到正在舞蹈着的妈妈们的身后，站在唱歌的那位妈妈身后，然后学着别人的样子伸出手去，准备把钱放在她缠着头巾的头顶上。运气不好，也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在我伸出手的那一瞬间，歌曲的调子变了，刚才还一直横踏的舞步突然变成了纵向舞步，唱歌妈妈旁边的人突然向后退来，胳膊肘正好撞在我的胸脯上！“撞上了！”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时，身体已经横着飞出两米！在飞出去的过程中，我心想：“果然厉害，难怪美国最厉害的拳击手都是黑人！”撞倒我的那位妈妈当然丝毫没有恶意，她只是在跳舞的动作中一下子伸出了胳膊肘而已。　　我的身体飞出两米之后，“咚”地一声落在了混凝土和泥土混杂的凹凸不平的地上。跳舞的妈妈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发生了什么，继续唱歌跳舞，但正在观看的部长和基金会的成员们看到我在舞蹈的人们身后摔出两米远，然后“咚”地一声落在后面，大家大吃一惊，叫着：“大使飞出去了！”吓得脸色苍白。大家一定非常担心刚到莫桑比克，接下来已安排好要看很多地方的人如果骨折可就麻烦了！但庆幸的是我立刻站了起来，虽说左边膝盖有点疼，但我的裤子并没有摔破，可见并不严重。　　我回到座位上，说：“没什么事！”把腿弯曲起来给他们看，又把手给他们看，大家终于放下心来，我们又坐到椅子上继续观看舞蹈。　　晚上，我回到作为我宿舍的迎宾馆，赶紧脱下裤子来看。虽然我说了没事，但还是很痛，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我的膝盖上有一块很大的擦伤，而且由于撞击时的冲力，虽然没有出血，但有一处很深的伤口，似乎肉被挖掉一块似的。不过我已经注射过破伤风的针，应该没什么大事。我从自己带来的药袋里拿出一个上面有红十字标记的小瓶子，把里面的白色软膏涂在伤口上，这下伤口不疼了，我放下心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乘坐小型飞机和吉普车访问了莫桑比克的很多地方。莫桑比克总统对我说：“莫桑比克的悲剧在于她和世上唯一一个推行种族差别的国家南非为邻。”的确，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　　莫桑比克于十四年前独立。在过去的五百年间，她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独立的时候识字的人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是人们都非常勤劳，而且土地也很肥沃，不仅出产谷物，还有蔬菜和水果，尤其盛产柑橘。莫桑比克是邻海国，鱼虾非常丰富，还有大港口可以进行贸易，独立之后的五六年间，国内的情形非常好。　　可是如果黑人政权顺利治理国家的话，对于推行种族差别的南非是一种威胁，所以南非向莫桑比克派遣了大量游击队进行破坏，游击队使用炸药炸毁了铁道、桥梁、公路、医院和银行等一切设施。曾经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水力发电大坝的输电塔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连倒了六百多座，发电大坝再也无法运送电力，只剩下涡轮机在徒劳地转着。　　而且令人恐惧的是所有地方都埋有地雷，莫桑比克人的家园被游击队烧毁，爸爸被游击队杀害，妈妈被强奸，能够劳动的孩子被带走强制劳动，只剩下些幼小的儿童。为了躲避游击队的袭击，寻找安全的地方，人们抛弃了房屋和土地，穿着仅有的一身衣服到处流浪，所以孤儿多得数也数不清。大家在这里聚集起两万人，在那里聚集起两万五千人，建起了许多难民营，我在各地见到的惨状在今天的日本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我的前后左右都有穿着迷彩服的士兵保卫着，士兵们不仅拿着机关枪，甚至还带着反坦克火箭炮。　　就这样我每天拿着那瓶药膏到处奔波，伤口渐渐好了起来，这让我很高兴。终于快到了回程的日子，我打算把我带的药、床单以及能够使用的东西全部送给这次旅行中一直和我行动告诉我孩子们悲惨遭遇的那位可敬的医生。于是我开始整理药品，仔细一看，我的药袋中有双氧水和纱布等许多东西，当我膝盖受伤时这些都是可以马上使用的。另外还有日本医生送给我的大量药品，我从日本出发以前就开始服用预防疟疾的药，回日本之后还需要再服一个月。还有抗生素、痢疾药、镇痛剂、消炎药以及很多种药膏，另外还有我注射的预防针，有预防黄热病、破伤风、霍乱、B型肝炎和A型肝炎的。总之我打算把自己没有使用的这一大堆药和已经用了一点的软膏都送给医生。　　这时我突然看到了我每天涂的药膏瓶上的效用说明，令我吃惊的是那上面写着“治疗脚气”！原来我每天往膝盖上涂的竟然是治脚气的药！我不知道为什么治脚气的药膏也会装在药袋之中，但我连看都不看就涂到伤口上，真是太粗心大意了！可是我的擦伤和那处很深的伤都已经长出了新肉，也没有化脓，所以治脚气的药没准也是有用的。　　以前我有一次感冒了，ＮＨＫ给我药的人说这是糖衣片，人家的意思是说这是当时新出的药，很容易下咽，我却以为人家说的是必须要吃十粒以上，其实这种药只要吃三粒就够了，可我一次就吃了十一粒，虽然我当时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感冒确实好了，大概我的身体本来就不错吧。后来我吃一种药饭间服用，我不知道这是指两顿饭之间，而以为是在吃饭的过程中服用，于是我吃一口饭再吃一粒药，我居然会做出这样滑稽的事来。　　现在我的膝盖上还留着一道直径大约两厘米的伤疤，好像是一个奇怪的影子，这一定是因为用脚气药无法完全治愈才留下的这个标记。我觉得这样既对不起自己的伤口，也浪费了治脚气的药，所以时常会看看这个伤疤，心里颇有感触。

　　我加入俳句协会已经二十多年了，虽然一直在写俳句，但总也没什么长进，这也挺让人吃惊的。　　我最近发现说我写不好俳句，不如说我写俳句的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概而言之，尽管我的头脑中会浮现很好的灵感，可是要把这个念头纳入“五七五”的句子中，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一般来说我总会多写出几个字来，而且除了我自己，别人一般看不懂我究竟想说什么，大家都要求我进行解释。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我写的东西大概称不上是俳句。　　即便如此，我还是一有时间就去俳句协会，而且一去那里就要大谈特谈新鲜有趣的话题，仿佛我是专门去妨碍那些一门心思念叨着写诗的人的。所以有人为了避开我的声音，甚至躲在厕所里写俳句。不过，尽管有我妨碍大家，大家还是能够把自己的灵感嵌在“五七五”的格式里，写出优美的俳句来。有的俳句被选入了“天”组，有的俳句被选入了“地”组，可是我的俳句却几乎从未被选中过。　　同一个俳句协会的山藤张二先生和渥美清先生一提到我写俳句的故事就一定会笑着说：“因为你写了碧绿的颜色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一次我们的寄语是“毛豆”，于是我写道：“碧绿的颜色，里面豆子也是，碧绿的颜色。”这首俳句从字数上来看居然没有多写，实在很罕见，虽说成了“五六五”的格式，但对我来说已经不错了。可是大家几乎都用一种轻蔑的语气问我：“这是什么意思？”“看不出来吗？”我感到很失望，要我解释的话就是毛豆这种东西煮熟以后很容易变成茶色，家里煮毛豆时经常看到毛豆那带着软刺的壳上带着一点茶色，可是不知为什么餐馆里端上来的毛豆总是非常鲜亮的碧绿色。把碧绿的壳剥开，一下子露出里面碧绿的豆子来，和毛糙糙的带着软刺的豆荚不同，里面的豆子光滑圆润，闪闪发光。“所以，应该是绿色的啊！”虽然我极力主张自己的说法，但大家越发盯着我看，只“嗯”了一声。　　不过岸田今日子女士以及和田成先生他们却理解了我的意思，或者说他们是同情我吧，于是把我选为五课中的最末一位。从那以后，每当提起我写俳句的事来，大家都会说：“就是‘碧绿的颜色’嘛！”　　其实我写俳句的历史非常长，从小学就开始了。我们小学的校长先生很尊敬小林一茶，这和校长的名字叫做“小林宗作”也有关系。校长先生教给我们小林一茶的俳句，我们一起背诵：“瘦瘦的青蛙，一茶不要认输啊，一茶在这里。”“不要打了吧，苍蝇也长着手啊，也长着脚啊。”然后是：“快点过来呀，和我们一起玩吧，没有妈妈的小麻雀。”校长先生为这首俳句谱上了曲子，我们一起唱，歌声深深地渗入了我们心里，小麻雀的样子令人哀怜。“白雪融化了，村庄里到处都是，快乐的孩子。”一茶就在我们身边，学习俳句虽然没有明确地写在学校的课程表里，但我们确实有俳句时间。　　我写的第一首俳句是：“黑的野狗啊，先脱下你的军装，才可以到大陆去。”看来从那时起，我已经有了把字数写多的倾向。“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们，对流浪的黑狗很关心，而且当时连孩子们都把中国东北称为“大陆”，还有流浪的黑狗多半不会去当兵，从这首俳句里不是可以看出很多意思吗？”当我得意地说明的时候，小泽昭一先生说：“可是这首俳句没有寄语啊？”俳句里需要有寄语，这一点我也知道，于是我说：“‘黑’和‘野’难道不是寄语吗？”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露出一脸“你已经不可救药”的表情，我又说：“如果‘黑’和‘野’不算寄语，那么‘猫’总是寄语了吧！”小泽先生说：“哎？猫？莫非你以为‘黑’和‘野’指的是猫？”“啊？难道不是吗？我一直以为‘黑’和‘野’指的是猫啊！”听我这么一说，山藤先生以观察力敏锐的画家的口吻说：“‘黑’和‘野’指的是狗！”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不少，总之我以这副样子写俳句，所以虽然写了二十年，还是没有什么长进。再加上我总是想起小林一茶的那首俳句：“小小的麻雀，快一点离开那里吧，马儿就要过来了。”我掰着手指数一数字数，心想：“连小林一茶都会写成‘五八七’的格式嘛！”便心安理得了，这样我当然不可能进步。最近我写的俳句字数更多了，比如寄语是“蒸汽”的一首俳句吧：“坐在火车上，手指在车窗玻璃上绘画，可爱的孩子。”　　在俳句协会里，我们不在俳句上写作者的名字，而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姑娘把各首俳句誊写起来，摆在一起，大家从里面选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当然自己的作品除外。可是这种情况下由于只有我才会写成“五十五”的格式，一看就知道这是我写的，山藤先生照顾我的面子，说这首俳句里面有“绘画”的字样，选了我这首。在以“蚊子”为寄语的时候，我写道：“蚊子的声音，还有突然被吵醒的男子，找茬继续吵架。”写出这种句子的人实在是让大家无可奈何。　　当我一边掰着手指头数，一边写俳句的时候，富士真奈美女士对我说：“哎？你试着写写短歌怎么样？”中山千夏子也说：“就是啊！”她们写的俳句好得让人嫉妒。　　那是在沙拉纪念日出现之前很早的事了，我当时还写过这么一首：“疏散的孩子，向着开往东京去的火车，挥着生冻疮的小手。”虽说永六辅先生看了这首俳句，说：“看懂了。”可是自信如我，也觉得这句实在太长了，解释起来需要五分钟才能说完的话却要压缩在“五七五”这么几个字里，实在太难了！我现在已经放弃一半了。　　所以虽说《故事特辑》杂志社的矢崎太久先生曾经几次提议我编一本俳句集，我都坚决反对，说：“绝对不可以！”矢崎先生是俳句协会的主持人，负责联络和决定场所、分发诗笺和毛笔、请一些擅长书法的女士来写字等。编辑俳句集的事因为我的反对而一拖再拖。　　我写俳句时的别号是“楼兰”，我很喜欢画家劳伦瑟，所以想用“劳伦”作别号，小泽先生根据“劳伦”的发音给我配了汉字“楼兰”。当然，当时我完全没有料想到将来会在丝绸之路上大大闹腾一番。　　由于我反对编俳句集，所以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的俳句生涯也就如此而已了。不过为了证明我写俳句时并非一直多出好多字来，我把发表在《故事特辑》中的俳句借了几首过来抄录在这里，这些俳句并不是我的得意之作或是什么，我只是选了一些字数差不多的放在这里。　　《秋刀鱼》　　烤着秋刀鱼，　磨坏了修饰的指甲，　　夫妻都忙着。　　《湖之紫》　　湖之紫桔梗，　不善言辞的嘴巴，　　也是可爱啊。　　《流星》　　飞逝的流星，　没有心事可许愿，　　暮年已来到。　　《纳豆》　　纳豆作饭菜，　便当饭盒的盖子啊，　　那么难打开。　　《云雀》　　手指着天空，　问那是不是云雀，　　聋哑的孩子。　　《空气》　　纵然寒彻骨，　却如空气一般平淡，　　男子的死亡。　　《山药汁》　　榨汁机响着，　山药的声音吗？　　倦怠的日子。　　《念珠》　　那一串念珠，　陈旧的粒粒珠子，　　渐渐变僵硬。　　《买日记本》　　若是平假名，　可以写下五个整，　　买日记本吧。　　《第一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　电话那端的纽约时间，　　竟还是昨天。　　《压岁钱》　　我的压岁钱，　叔叔已不在，　　再没有人给我。　　《鲍鱼》　　嚼着鲍鱼的，　英俊男子的太阳穴，　　摸一摸看吧。　　终于找到字数正好的句子了，可是我刚才一数，发现这些俳句里面正好是“五七五”格式的总共仅有五句。而且当我重读这些俳句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有点忧郁呢？看来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要有出版俳句集的念头吧。

　　我因为工作关系去了向往已久的京都，到京都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晨雾之中一个人离开旅馆，来到了清水寺。　　这是我心情最好的一个早晨，寺庙里还没有人，我想这回可要好好参拜一下。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在寺庙并不了解那里的规矩，但是我想进到正殿里总是没错的，于是就脱下鞋走了进去。我在殿里大祭坛前面厚厚的坐垫上坐下，双手合十开始诚心诚意地祈祷。　　然后我想难得来一趟，就把摆在面前的筝和木鱼都敲了敲，心想大概这样会灵验，然后又合掌祈祷。正在我“铛铛”“邦邦”敲的时候，有人从后面走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身穿绯色的袈裟的年长法师，非常庄严。这位法师后面齐刷刷地站着好多位身穿各色袈裟的僧人，身穿绯色袈裟的法师对我说：“请你出来一下，好吗？”我说：“您请，您请！这回轮到您了！”我把坐垫让给法师，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这时，接二连三地有不少人前来参拜，那些人并没有脱鞋，离得还很远，就在外面功德箱的地方开始参拜。　　这是我第一次去清水寺的事。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拍我肩膀的那位大师就是大西良静住持，这位大师一直健康地活到了一百零七岁，是五个孩子的命名长老，经常在媒体上出现。而我在大师做晨课之前坐在他的坐垫上又敲筝又打木鱼的闹腾了一阵，如果从大师的角度想象一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就是再迟钝也要羞愧地冒出冷汗。　　当大师准备做晨课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奇怪的女孩坐在正殿最好的位置上敲敲筝打打木鱼，时不时又怪模怪样地进行祈祷，末了还说什么：“这回轮到您了！”真是太对不起大师了。

　　我每天去ＮＨＫ的时候经常看到新桥车站的广场上聚集着很多人，那时人们家里还没有电视机，还是街头电视机的时代。每当电视上播放相扑比赛或摔跤比赛之类的节目，广场上就会人山人海，但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我听说那里还卖赛马的马票。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来到了那座有一个大台子的卖马票的建筑跟前，附近挤满了男人，在一片混杂中还有人在地面上铺着报纸睡在上面。我走近一看，那里有几个小窗口，窗口的黑板上写着１－３或者２－４之类的数字。我凑近一看，每一个窗口里都坐着一个女人，这里的确是卖马票的地方。　　我非常激动，转到台子后面想看看马在哪里，自从我听到这里卖马票，我就深信不疑一定是在这里赛马，所以满怀期待过去找马。台子后面有好多乌鸦，卖饮料的人在叫嚷着。真奇怪！　　我回到卖马票的地方来到很清闲的窗口前问里面的小姐：“对不起，请问马在哪里呢？”小姐停下正在打算盘的手，问：“什么？”“哦，我是说马，不是在这里赛马吗？”　　现在想来，小姐的眼神已经有些僵硬：“这里没有马。”“那么马在哪里呢？”小姐的眼光和手指都回到了算盘上，我又问了一遍：“马在哪里呢？”小姐低着头，嘴里说道：“不是在中山吗？”她已经摆出了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可是我那时不知道中山在哪里，而且觉得不管马在哪儿我都要找过去看一看，于是又问道：“中山在哪里呢？”小姐猛然抬起了头怒气冲冲地说：“你不买马票就站到一边去！”　　后来我知道那里是卖场外马票的地方，并不在那里赛马。我不知道有场外马票这种说法，以为卖马票的地方就一定会赛马。知道真实情况之后我还是不由得想象那个台子后面是一大片空地，很多匹健康雄壮的马在奔跑着，鬃毛在风中飞扬。

　　我参加电视节目拍摄后不久，一位男摄影师助手在摄影室里对我说：“你知道吗？绝对不能踩接在摄像机上的电缆，如果踩了电缆就会把脸照成扁的。”“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确实当我偷看控制器的时候发现我的脸确实被拍得很扁，原来不知道是谁踩电缆了。　　现在的摄像机上面也有连着电源的又长又粗的黑色电缆，但现在的电缆跟过去相比已经细了很多，直径大约只有五厘米，和吸尘器的吸管差不多。可是初期的电缆却粗得厉害而且和现在不同，一台摄像机里会伸出好多根粗电缆。为了不让这些电缆散开，在好多处要把它们绑成一束，而且为了能让摄像机自由活动，电缆都非常长，好像大黑蛇一样盘踞在摄制室的各个地方。　　摄影师助手非常辛苦，过去一台摄像机要配两名助手才行。当摄影师移动摄像机时助手们要拿起电缆和摄像机一同移动，如果助手把握得不好就可能互相迎面撞上或者电缆不巧和别的摄像机的电缆缠在一起没办法解开，那摄像机就没法移动了。总之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故。　　现在的电视摄像机都有变焦镜头，固定在一个地方就可以拍任何画面。可是过去摄像机必须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移动，非常麻烦。当拍特写镜头时摄像机一直要凑到脸的前面，更早的时候拍特写镜头时要我去凑到摄像机跟前，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害怕。当拍整体的时候摄像机又要匆匆忙忙地后退，如此这般每一次都是电缆和助手之间的战斗。而且电缆很危险，它们铺满了整个地板，在地板上面蠕动。如果你把脚踩到了电缆上，当你说话的时候或者一不留神去看被拍摄对象时，如果摄像机突然移动那电缆也会飞速地被从你的脚下扯开，就会把人掀翻或者让脚受伤，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我牢牢地记住如果有人踩了电缆我的脸就会被拍成扁的，我本来就不是瘦脸，只要人家稍微踩一下电缆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从那以后每当我在摄制室里拍节目的时候一看到有人把脚放在电缆上或者踩了电缆，我就会跑过去说：“不好意思，请您不要踩。”即便我在彩排中拍摄的时候我也会担心是不是被人踩了电缆，十分不安，一边说台词一边也不敢放松警惕。　　就这样我总是对大家说：“请不要踩！”这一点变得很有名。有一次导演问我：“为什么你要跑过去让人家不要踩电缆？”我说：“因为电缆被踩了我的脸就会被照成扁的，这是人家告诉我的。”摄制室的人一听哄堂大笑，原来我被骗了！导演说：“如果踩了电缆画面就会有变化，那可没办法做节目了。”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以前在与一位美丽女演员拍摄的时候——当然是在彩排的时候——我趁着没人注意用鞋尖踩了一下电缆然后去看控制器，可是那里面照出来的美丽的脸一点变化也没有，当时我也觉得真奇怪！可是控制器里映出来的我自己的脸不管怎么看都是扁的，所以我还是相信了那番话。每当我看到踩到电缆的人就会说：“请不要踩！”　　这个故事已经成了电视节目录制初期的笑话，但是在我看来却以为我不能被拍得漂亮是因为别人踩了电缆，当我知道了把脸照扁和电缆没有关系时感到非常震惊。　　直到今天我一直怀着这种震惊的心情。

　　我心情愉快地坐上了公共汽车，这是我通过了ＮＨＫ的电视女演员的考试正在接受培训时的事。有一份工作落到我的头上，就是做ＮＨＫ的技术研究所的彩色电视节目试验的模特。　　　　　　　　当时一部叫做《红鞋》的电影一度火爆，那是我生平看过的第一部全天然色彩的电影。芭蕾女演员茉莉莎拉那美丽的粉红色皮肤浮现在我的眼前而我就要为彩色电视的节目做模特了，这是一份多么光荣的工作啊！我高兴得几乎想吹口哨，换上出门的衣服坐上了开往侍田古桢方向的公共汽车。　　我到了研究所，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彩色模特的，于是立刻被带到了化妆室。化妆师小姐告诉我坐到镜子前面，把一块白布铺到了我的肩上，先在我的脸上抹了一层粉底霜然后把我垂在额上的头发捋上去用发卡别住，接下来化妆师突然在我的右脸上涂上了深紫色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我有点意外但又觉得这可能是底色什么的，应该很快就能给我涂上粉红色了。我这样想着，认真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到我的右脸渐渐变成了紫色。突然化妆师小姐开始往我左脸上涂白色的东西，但我仍然以为这是底色，应该会慢慢变成粉红色的，于是我等待着。　　我的脸以鼻子为界被清楚地涂成了白色和紫色两半，涂完之后化妆师说：“好了，到摄像机前面去吧。”说着她把我肩上的白布拿了下来，我非常狼狈，问：“哎？我就用这样的脸当模特吗？”化妆师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说：“是的，今天是紫色和白色的日子。”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求她，说：“那么你能不能把我涂成粉红色和白色呢？”化妆师冷冷地说：“不行，今天是这个颜色的测试。”　　我看着镜子，我哪里有一点茉莉莎拉的影子？镜子里照出来的东西像是一匹斑马！结果我被涂成白色和紫色的斑马在摄像机前一言不发地坐了半天。我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会被涂成粉红色，这也许是我的不对，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会被涂成紫色！这期间化妆师时常过来看，也许她也觉得我可怜吧，安慰我说：“这是测试脸上颜色的，所以我请他们找一位皮肤好的人，如果皮肤不是又白又好是没办法做测试的，你的皮肤就很好。”不知为什么我有点难过，突然觉得鼻子一酸，我向摄影师道了个歉，擦了擦鼻子，然后我用小镜子照了照，发现鼻子周围的颜色掉了圆圆的一块，镜子中出现了一只花狸！　　回去的路上公共汽车仿佛也明白我的心情似的沉闷地向前跑着。后来偶然有一次我找出了当时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读了一遍感到非常吃惊，我写道：“也许在我活着的这些年里，不会出现彩色电视了。可是我能为彩色电视作出一点贡献，即便被画成斑马，心里也是很高兴的。”那时我还以为电视的进步也就仅此而已，可没想到过了几年就开始正式播放彩色电视节目了，据说现在日本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达到了９９.８％。“也许在我活着的这些年里，不会出现彩色电视了。”想到当时被画成了斑马但仍然乐观着的努力的女孩子，虽然这就是自己，我也仍然感到她很可怜。　　现在出现了高品位电视的试验，只有风度优雅的人才能出现在节目中，这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在我们认为要实现这样的节目还很遥远，可是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电视已经全部变成高品位电视了。不知道现在高品位电视的试验中会不会也有像我那样被画成斑马模样的年轻女孩呢？如果有的话，请你们努力吧！因为你被画成了斑马的脸和你的眼泪是绝对不会白费的。

　　那时我正翻看报纸一个劲地找工作。我马上就要从音乐学校毕业了，可是看来我既做不成歌剧演员也很难去学校当老师，怎么办呢？我糊里糊涂的，可我的同届同学却都很快确定了工作的去向，他们在我面前很骄傲地说：“我要去德契克！”“我要去藤原歌剧团！”“我要去哥伦比亚！”“我要去做中学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同学们都已通过了考试或测试，我很吃惊，大家这么扎实啊！可是想想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可是我却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工作，这才感到吃惊，觉得：“哎呀！”慌忙打开报纸的招聘栏寻找信息，我是第一次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真是大吃一惊，因为每一个招聘栏里都希望求职的人长着瘦脸！“招聘服务员，瘦脸”“招聘女事务员，瘦脸”“招聘美人，瘦脸”我以前不知道原来日本人这么喜欢瘦脸！的确，日本典型的美人是瓜子脸，也许这就是瘦脸，可是为什么每个职位都只招聘瘦脸呢？我不由得沮丧起来，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瘦脸呢？　　我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脸，可是不管我怎么把脸拉长，看上去也不像瘦脸。我试着把脸拉长，重复了好几次，结果发现这么做的话我的脸简直和过去的电影演员三好荣子一模一样了！也许有人不知道三好荣子，那就可能不容易明白我的意思。简单来说这位女演员长着一张不可思议的长脸，她虽然是中年的配角，但经常出现在一流导演的电影里。她身材高大、十分丰满，这个演员一出现，电影里的画面就立刻变得生动起来了。我很喜欢她，三好女士鼻子下面的部位非常长，要说有多长，那就是她那很有特色的外凸的长牙可以全部被包在鼻子下面的部位里，于是鼻子下面就鼓了出来！我把颧骨以下的脸颊向下拉，把舌头顶在上牙床上，把上嘴唇往下拉和下嘴唇凑在一起，闭上嘴，这样我就完全变成了三好荣子！但是这张脸能否称得上瘦脸呢？它虽然很长可看上去就像日本猴！这副样子的话看来哪个地方都不大可能雇我。　　我停下来不再扮演三好荣子，这样又回到了自己的圆脸，我叹了一口气：“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我想起音乐学校的同学们的脸，好像瘦脸的人确实很多。不错啊，大家都是瘦脸，所以找到工作了！　　我问妈妈：“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瘦脸呢？”我把报纸摊在妈妈面前让她看，妈妈看了一会儿招聘广告笑着说：“这不是‘瘦脸’，是‘详细情况面谈’的意思！因为写在报纸上就缩写成‘细面’了！”我放下心来，如果是这样，那我也有机会了！结果我看到ＮＨＫ在报纸上的另一面登着“招聘电视演员”的广告，于是我想去试试看，我喜欢ＮＨＫ的这则广告也是因为它上面没写“细面”，我心里似乎对“细面”起了一点抵触情绪。我马上把简历寄过去吧！我匆匆写下了生平第一份简历，马上寄了过去。　　几天以后，ＮＨＫ给我寄来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我以为自己被录用了，因为如果是“不予录用”的通知只要一张纸就足够了。我高兴极了，兴奋地想：“我还以为进ＮＨＫ应该更难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决定了！”从这一点看来，我也不得不佩服自己实在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挂号信，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我想：“是什么照片呢？”取出来一看，好像在哪儿见过？再仔细一看，当然应该见过了，因为这就是我贴在自己简历上的照片，而且厚厚的挂号信其实是我的简历！我生平第一份简历被退了回来，我刚才以为被录用了，高兴得晕晕乎乎，所以这一下又感到特别失望。　　这时从简历里“啪嗒”掉下来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纸，是什么呢？我急忙打开一看，信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拜启：您为什么把简历寄过来了？报纸上写着‘本人持简历来’，请火速将简历送到田村挺的ＮＨＫ。”我想：“像我这样让ＮＨＫ记住挂号信的人肯定不会被录用的！”　　这就是三十六年前我找工作时的情景。突然我想看看现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是什么样子，于是打开了今天的报纸，哇！找到了！工作的种类有：招聘营业助理、招聘英语翻译、招聘摄影助手等。增加了好多过去无法想象的职业，不过那让人怀念的“细面”还健在，而且我又有了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持简历”，这和我的“挂号信”事件简直一模一样，我想起来不由得感到非常好笑。

　　有一天，我在广播的录音室里听到一位有名的导演在教导一个和当时的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女演员，那个女演员说不好导演要求说的台词，重复了几遍之后，终于被责备得哭了起来。导演的脸长长的，长发披散着，带着银边眼镜，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在录音室里哭就是太纵容自己的证据，如果真逼得没有办法，人是没工夫去哭的，有哭的工夫还不如考虑一下怎么才能把戏演好！如果你真的想哭就到河滩上去哭，从今天开始你要在心里牢牢记住在录音室里哭是一种耻辱！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想哭的时候一个人到河滩上去哭。’这一点你们都要记住！”　　导演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们大家说的，语气非常严厉，我连忙答了一句：“是！”确实，就要进行直播的时候没有哭的时间。在那以前我并没有在录音室里哭过，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从今以后绝对不要哭。”　　我很佩服古人，他们说的话真是了不起啊！去河滩上哭的话，那里没有什么人，自己可以痛痛快快地哭。“可是，”我又一想：“如果在ＮＨＫ遇到让人伤心的事，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河滩上吧！”当时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是我上小学时经常去散步的多摩川的河滩，哇，如果从内幸町走到多摩川去哭，那可真不容易！这么一想我就更为古人的想法感动了，因为如果附近有河滩还能马上跑过去哭，但是河滩这东西一般不会那么近，结果就是人忍耐着不哭，原来古人是教给大家忍耐啊！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位导演，但他说的“到河滩上去哭”的话却一直留在我心里。后来我虽然有好几次真的想去多摩川，但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晚上开车过去，而坐列车过去的话我又实在太忙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如果你换乘了好几次列车，在这期间都没有哭，那么恐怕也没办法一到河滩就一下子“哇”地哭出来吧！我冷静地这么想，结果我在录音室里一次也没有哭过，也没有去河滩，一直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有一次我在录音室里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听了我的话，旁边一位年长的演员哈哈大笑，对我说：“嘿，那可不是‘河滩’啊，是‘厕所’！”“厕所？”看我在发呆，那位演员向我解释，原来这是在军队上经常使用的话，也就是说“想哭的时候不要在录音室里哭而要去厕所里哭”，这是一句极其常见的话。其实导演本来说的是“厕所”，而我听成了“河滩”！如果是“厕所”的话那倒是近在眼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河滩”，所以咬着牙坚持不哭。但是现在想来如果终归要哭，还是去河滩上哭，风景比较好啊！

　　我所在的ＮＨＫ东京广播剧团比别处更擅长做广播里“唧唧喳喳”的背景声音，“唧唧喳喳”就是其他好多人或者群众的声音。比如说演历史剧的时候，剧中的主要角色在麦克风前说：“国定中次，你被捕了！”于是几位离麦克风有一段距离的负责背景声音的男子就七嘴八舌地说：“你被捕了！你被捕了！中次，你被捕了！你被捕了！你被捕了！你被捕了！”这样就制造出好多捕快围着国定中次的气氛。“唧唧喳喳”就是这样的工作，由几个人来营造出几十个人的感觉，一定要有非常高的技巧才行。不过在ＮＨＫ剧团里由很多完全可以担当主要角色的人来制造“唧唧喳喳”的声音，效果自然非常好。　　我被ＮＨＫ录用之后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制造这种“唧唧喳喳”声，担任背景声音的工作虽然也会拿到脚本，但脚本上并没写每个人的对白，一般写着：“在这里制造声音”或者“一起说‘不得了’”等。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巧妙地想出一些符合当时场面的台词来烘托气氛，而能想出什么样的台词则要看演员的功力了。　　我一直不能忘记自己第一次去直播间里录制背景声音的情景。那天的广播剧讲的是战争刚结束之后大家从国外返回日本的故事，当男女主人公在路边说话时，旁边一个男人“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这时就需要我们来制造“唧唧喳喳”的声音。为了制造“咕咚”声，负责音响的人真的“咕咚”一声躺在了录制室一角的麦克风下的地板上！我觉得很滑稽，可当然不能发笑，“咕咚”的声音响过之后，麦克风旁边的男女主人公叫道：“哎呀！”“啊！”同时我们要压低声音开始“唧唧喳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死了吗？”“是不是该叫救护车来？”“这是哪儿的人？”“哦不、不知道这是谁。”“怎么了？”“唉，真可怜！”大家一起说着，这样就渲染了一种紧迫的气氛，仿佛那里真的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制造“唧唧喳喳”声的是全体ＮＨＫ的第五期学员。　　开始录制了，到了那个场面，“咕咚”，“哎呀！”“啊！”接着在玻璃窗那一面导演对我们用手指做了一个“九”的样子，“九”就是开始的暗号。我们站在离两个主人公８０厘米远的地方，围着主人公站成一圈，开始七嘴八舌地说刚才的台词，我说的是：“怎么了？”我刚说完，玻璃窗对面的男导演就在扬声器里叫道：“等一下，等一下！是谁？有一个声音太突出了！对不起，请把背景声音重录一遍。”　　于是主角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只有我们制造“唧唧喳喳”声的人重排一遍，扬声器里立刻又传来了声音：“等一下，那个姑娘，就是你！”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导演的手指清楚地指着我，我惊讶地转过脸去，扬声器里又传来了声音：“这样就难办了，你一个人太突出了！”“突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非常吃惊。导演盯着我继续说：“你的声音太突出了，听广播的人会以为你是一个特别角色，这样不行，制造背景声不可以给人太深的印象，你用普通的声音来说。”　　人家以为我是想突出自己才这样做的，被人家这样想，我感到很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躺在路上，可能死了的话，我没有办法压低声音说：“怎么了？怎么了？”不管是谁看到这副情景一定会非常担心，大声地叫：“怎么了？怎么了？”然后跑过去救人，我就是这么想的。导演好像思考了一下，然后用扬声器说道：“你往后站３米左右，站在大家后面，这样再试试吧。”于是我一个人从同期学员的队列中走出来，站在３米之后，我只能看到朋友们的背影，觉得很不安，还有些担心，而且我离这么远，看不见倒在地上的人到底怎么样了，所以更不清楚情况究竟如何。　　于是，当导演再次做出“九”的暗号时，我更加提高了声音说：“怎么了？”我想这次应该可以了，可是我看到玻璃窗里负责调节音量的调音员大叔似乎捂着耳朵跳了起来！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也许导演会满意的，可是导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哦，那个姑娘，你再往后退，一直退！对了，一直退，一直到门边，对了，你就站在门那里说。”我按照导演的指示退到门边，所有的朋友们都围着麦克风站在录制室的正中间，只有我一个人离他们１０米远站在入口处的门旁边。从扬声器里传来导演终于安心的声音：“好了，再来一遍。九！”　　我想好不容易来工作，如果只有我的声音不过关，那可太不好了，于是我使出全部力量叫道：“怎么了？”我的同期学员都围在麦克风旁边低声说着：“怎么回事？”“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叫完之后看着玻璃窗那边，“唧唧喳喳”的背景声结束了，可是扬声器里却悄无声息。“哦，太好了，这回顺利过关了！”我正这么想着，玻璃窗对面的导演走了出来，大声说起话来，这回他不是用扬声器，而是自己大声说道：“那个门旁边的那个姑娘，今天你可以回去了，我会给你写单子的。”所谓的“单子”就是我在ＮＨＫ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做电视节目还是做广播节目，导演会写上我工作了多少小时，然后把凭单交给财务科，根据这个来支付我的月薪。我这天明明没有工作，可是导演说会给我填写凭单，这是他让我不要担心，是他的亲切之处。于是我的第一份制造背景声音的工作只有我自己被刷下来了。　　现在不管要怎样压低声音说“怎么了”，我都可以说得很好，但不知为什么，当时一想到：“也许人已经死了！”我就没办法压低声音悄悄地说。我第一次应该参加的制造背景声音的广播在刷下我之后毫无波折地顺利播出了，而且１小时５８元的演出费也一分不少地到了我的手里。

　　因为人家怕我要是说我和他有内缘关系就坏了，所以没有人再请我去参加婚宴。可是终于有一天我又等来了一张婚宴的请柬，那是演员名古屋章的婚宴。我在广播节目里曾经一连七年扮演名古屋先生的妹妹，大家都觉得这下不要紧了，就请我去了。大家对我说：“不要再说什么‘内缘关系’了！”我这时早已知道了内缘关系的含义，于是说：“我怎么可能还说呢！”　　于是我去了婚宴的会场，名古屋先生的新娘是ＮＨＫ剧团的学员，比我晚一届，是三十人会这一团队的女演员。新娘身材修长，娇滴滴的，我刚发现有这么一个可爱姑娘，就听说她要和名古屋先生结婚了。大家依次进行婚礼致词，终于轮到我了，我刚要站起来，周围立刻响起一片声音：“注意不要说‘内缘关系’！”我想那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也长大了，请放心地让我说吧！所以我很有自信。　　我最想说的是：“新娘刚成为女演员，名古屋先生这么快就发现了她并追求到手，真是眼快手快，富有行动力啊！这也是新娘太有魅力的缘故。”可是我不想这么长篇大论，而想概括一下，说得言简意赅。这个概括在上回内缘关系的时候已经犯了个大错误，但我还是很向往一种自己平时不用的很成熟的表达方式。　　所以我站起来大声说道：“名古屋先生的手好快！恭喜恭喜！”大家轰地大笑起来……怎么会这样呢？我很纳闷。于是以后的几年内我又成了一个和婚宴无缘的人！

　　我生平第一次正式被邀请参加婚礼是在我刚进入ＮＨＫ不久比我高一届的女演员东夷小姐出嫁的时候。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盛大的结婚典礼，大家也常能被邀请参加婚礼，可是在３０年前盛大的婚礼还很罕见。我兴奋极了，早早就让妈妈给我做了一套粉红色灯芯绒套装，做好了出席婚宴的准备。婚宴的地点选在新桥一家高档的西餐馆的特别大厅里。现在的婚宴都是让客人们先坐到座位上，然后说：“新郎新娘入场！鼓掌欢迎！”可当时是新郎新娘比客人先进房间，在那里等待着。　　新娘东夷小姐本来就是大眼睛，那一天眼睛看上去更大，非常美丽。我偷偷看了一眼新郎，不由大吃一惊！又仔细看了看，千真万确！新郎竟是我在教堂的主日学校里认识的熟人！我从小学时就一直去那个教堂的主日学校，我们长大以后也经常见面。我为这个巧合惊讶不已！东夷小姐是我的学姐，我没有问她结婚的对象是什么人。哇！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我非常高兴，我知道结婚典礼应当很庄重，也知道在婚礼上举止应当有礼貌，不过既然新郎也是我的熟人，我就伸直身体向新郎招手，可是新郎新娘都低垂着眼睛坐着，好像没有看到我。　　婚宴开始了，我看什么都很新鲜，觉得很有趣，媒人大力地赞美新郎新娘，我也觉得的确如此，不禁连连点头，心里很佩服。东夷小姐出身于宫内厅的雅乐家庭，进行婚宴祝辞的人言谈举止也非常优雅。剧团前辈们的祝辞是：“东夷小姐放弃了广播剧团的工作，成为专职太太，真是非常可惜！”然后很多人都致了祝辞，突然主持人说：“下面请东夷小姐的学弟学妹的代表致辞！”然后指名要我来说。　　我从没说过这样的祝辞，但想到不管怎样我和新郎过去就是熟人，应该很有话说。于是神采奕奕地站了起来，我一边鞠躬一边想：“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其实我和新郎过去就认识了！”我本来想这么说，但又觉得这样太小孩子气了，能不能说得成熟一点、简短一点呢？有没有简练的词呢？这时我眼前闪现了一个好词，于是我鞠完躬后，抬起头来，精神十足地大声说道：“恭喜新婚！我作为新娘的学妹，今天接到了邀请，其实我和新郎本来就是‘内缘关系’！”　　我的话音刚落，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突然变得一片寂静。这时，旁边和我同届的男孩说：“你快坐下！”他抓着我的手要拉我坐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声对男孩说：“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我下面还有话要说！”我们两人嘁嘁喳喳地争执着，会场中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既然大家发笑了，我想：“这就好！”于是又嘟囔了几句什么话就坐下了。　　现在想来，宫内厅东夷小姐的家人们一定非常吃惊，而且我说的那句话实在对不起新郎。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内缘关系”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想说的只是：“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实际上我和新郎……”　　后来我去ＮＨＫ的时候，大家问我：“据说你和新郎有‘内缘关系’？”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两天后，早晨我看报纸时突然看到一个大标题：《内缘妻子被刺杀》。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似乎说了一句过分的话，于是我查了字典，字典上写着“内缘关系：指男女以结婚为目的而同居，拥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但还未履行法律上结婚手续的状态。”哇！我大吃一惊，可是为时已晚。　　从那以后，好几年间，再也没人请我去参加婚礼了。

　　我在主持ＮＨＫ红白歌战的时候，杂志社委托我和对方的主播山川静夫进行一次访谈。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主持节目，我们在同一天为杂志的封面拍摄照片之后就一起到了离录制室很近的一家日本餐馆吃饭。　　房间是和式的，我和山川先生并排坐着，前面放着饭菜，从前方对我们拍摄照片并由杂志的编辑进行提问。山川先生出生于静冈县的浅间神社，谁都知道他对歌舞伎非常熟悉，写了很多书。他富有幽默感、头脑很灵活，而且心地善良、非常通情达理，对我的帮助数也数不清。　　我们开始谈话，过了一小会儿，山川先生突然对我说：“哎？黑柳女士，你的菜都哪儿去了？”当时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饭后甜瓜，我说：“我已经全部吃完了！”山川先生大声叫道：“啊？”“怎么了？”说着，我看了看山川先生面前，现在他正准备吃刚开始的凉菜。我仔细一看，接下来摆的是生鱼片，对面则是饮料、烤鱼、炖菜、醋拌凉菜、炸虾、茶粉荞麦面，这些东西摆在山川先生面前足足有一米半长！摆在最后的则是甜瓜。而我的面前除了甜瓜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说：“哦，我一个不剩，全都吃掉了！”山川先生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时在场的男摄影师小声嘟囔道：“我的取景器一直对着二位，可是现在回想一下，我一次也没看见黑柳女士吃东西！”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啊！真的！真让人吃惊！”于是在这以后我就成了“吃得快”的快嘴名人。　　红白歌战结束后，山川先生笑着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好笑，一直难以忘怀。山川先生说：“其实黑柳女士，那天我看到你在吃甜瓜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这边要输了！’结果白组真的输了。更好笑的是，后来我看了看我们两个对谈的文章，你说了很多啊！我真是输了。”不过即使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吃得太快了。　　可是最近我和山本下彦先生访谈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访谈也是在一家日本餐馆里进行，这一次时间比较充裕，我们安排在对谈之后再吃饭。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正在轻松地进餐，送菜的服务小姐出去的时候，突然端着盘子滑倒在榻榻米上！她并没有打翻什么东西，也没有洒出什么来，只是悄无声息地摔了一跤，所以我们也没在意。　　过了一会儿，餐馆漂亮的老板娘进来，向我们礼貌地鞠了一躬，说：“刚才服务员失礼了，真是对不起！为了能赶上黑柳女士用餐的速度，厨房里的人拼命地快做，可是这样还是来不及，于是大家都跑着往上送菜，可是等送到这里一看，黑柳女士的面前已经空了！大家都很着急，才出现了这么不礼貌的举动。”当然这并不是在讽刺我，我知道了原来大家跑着来赶上我的速度，大家真是太亲切了！这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就算是我不喝酒，这个吃饭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大家实在太可怜了。　　从那以后，我努力学着慢慢吃饭，每当我吃得有点快的时候，我就让自己想起那身穿和服、端着盘子静静地滑倒的服务小姐的身影。

　　说起中村明子小姐，有一件事让她直到现在还说我：“太过分了！黑柳真是好残酷！”很久以前，我和明子小姐在银座偶尔碰到，明子小姐说：“听说你喜欢收集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真的吗？”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说真的，那时我对宝石一无所知。在我成年以前，我一直以为宝石只是故事里或小说里才出现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能戴在身上的或者可以卖的东西，有一件事可以成为我的佐证。　　前一阵子我遇到了一位ＮＨＫ的几十年不见的重要人物，他对我说：“你还记得吗？过去有一次我在ＮＨＫ的走廊里遇到你，你立刻对我说：‘不好意思，如果你有宝石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一块？’那时我还不认识你，所以很惊讶，就问旁边的人：‘这女孩是谁？’这才知道你是这次刚进入ＮＨＫ的新人，是为电视节目培养的广播剧团的第五期学员。那以后我一直觉得这真是个有趣的女孩！”我坚持说：“您是开玩笑吧！我怎么会对素不相识的路人要东西呢？而且还是跟人家要宝石！我不可能这么说的！”那位重要人物说：“不，你的确是这么说的，但那时我想：‘哦，这个女孩一定不知道什么是宝石！’不过，我还是吃了一惊啊！”他坚持说我的确向他要了宝石，周围的人也一边笑一边说：“的确是这样！”我虽然不相信，但仔细一想：“我妈妈身上从来不戴任何宝石，我的祖母也是这样，所以我对宝石一点知识也没有，也许真的做过这样的事也未可知！”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非常喜欢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也是事实。所以连明子小姐也听说我正在收集宝石，据明子小姐所说，我对她的问题答了一个：“是的。”于是明子小姐说：“我有胆结石，等什么时候我做手术了就把那石头送给你。”接着我们说了：“再见！”就告别了。可是我却沿着银座大街追了上去，在她身后问道：“明子，你什么时候会把那石头取出来呢？”这以后每当明子小姐看到我就会说：“我本来是开个玩笑，可黑柳却一脸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把石头拿出来？’真是残酷！”后来我一直没得到明子小姐的石头，看来她还没有做手术吧。那之后又过了很久，胆结石想必长大了许多吧？　　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宝石到底是什么东西了，不会简单地对人家说：“可以给我一块宝石吗？”所以我也不会再问明子小姐：“你什么时候才能把石头拿出来呢？”

　　当ＮＨＫ总部还在内幸町的时候，我和小泽昭一先生都是联想游戏的正式演员。现在想来，这一档节目做了好多期，真是很让人佩服。内幸町的ＮＨＫ大厅跟现在涉谷ＮＨＫ大厅根本没法比，非常狭小，联想游戏节目就在这里公开录制。　　那是２０年前的事了，电视机还并不多，而且那时也没有彩色电视机，还是一个大家都很悠闲的时代。小泽昭一先生不管游戏中给出的暗示是什么，每次都必定回答“咖喱饭”来逗大家发笑。据小泽先生说，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一定会有一天出现“咖喱饭”这样的问题的。他每一次都变换着语气说：“咖喱饭！”我很佩服他的演技。可是如果今天这么做的话，观众们立刻就会打来电话或写来信，指责说：“太不认真了！”肯定不能一连几个星期都说什么“咖喱饭”，但那个时代是可以的。　　提出暗示的女队领队是中村明子小姐，男队领队则是加藤方郎君。有一次明子小姐给我的提示是“白铁皮”，据说这个提示本来是想引出“铁皮水桶”这个答案。可是我连气都没有喘一下，立刻叫道：“啄木鸟！”大家轰地大笑起来。主持人问我：“为什么会是‘啄木鸟’呢？”一刹那我意识到：“哎呀，这又不是接龙游戏！”由“白铁皮”联想到了“啄木鸟”，这件事成为了大家议论的话题。直到现在，我偶尔去参加联想游戏节目，年轻的主持人还会说：“黑柳女士过去把这个节目当成接龙游戏了！”可是前一阵子我去参加节目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了我，还是因为是新年特别节目，居然有了联想接龙游戏这个节目，我全部回答出来了！　　在过去那个ＮＨＫ大厅里，我的回答还闹出过一个笑话，现在想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有一次明子小姐为了让我听得清楚一些，慢慢地对我说：“空气！”答案应该是“氧气”，我考虑了一下，说：“面包！就是吃的那种面包。”提示明明是“空气”，我却大声回答：“面包！”观众们又是一阵哗然，大家都说不知道我的联想到底是怎么来的！在我看来，我听到“空气”时立刻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面包”，这是因为当战争期间，东京完全没有食物时，报纸上曾经出现了《空气可以制成面包》的报道，在学校里成为议论的热点。“从空气里居然能做出面包来！”我们高兴坏了，跳了起来，张嘴去咬空气，一边说着：“什么时候这个能变成面包呢？”当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面包之类的东西了，想起面包那种蓬蓬松松的感觉和香甜的气味，真让人怀念啊！不知道能不能做出爸爸喜欢的那种硬硬的、像婴儿屁股那样分成胖胖的两半的法式面包呢？我期待极了！战争结束后我得知，原来在战争期间，德国真的有人发表了一种理论，说可以提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制造面包，而且真的有人试着去做过！　　现在，在饥饿的非洲几乎没有什么食物，人们只好把偶尔冲到海滩上的像粗糙的海带那样的马尾藻磨成干粉，做成海藻面。因为完全没有调料，用热水煮一煮就吃，这已经是很难得的食物了。当年我们这些小学生的情形就和他们一样，面包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梦想一般！　　我参加联想游戏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个成年人，战争已结束整整２０年了，但是我一听到“空气”还是条件反射似的联想到了“面包”。即便从联想游戏自身来看，时代变化了，联想自然也随之变化。我的联想如果不一一加以说明，大家一般是听不懂的，所以评价不太好。不过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和钢琴家中村弘子女士一起乘坐新干线去参加音乐会，弘子当然是在音乐会上弹奏钢琴，我则在钢琴演奏的间隙里谈论很多有关音乐的话题，我们已经一起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音乐会了。　　这天早晨，我和弘子在东京站上了新干线。刚一上车，我和弘子都说：“肚子饿了！”车一开出东京站，我们赶紧向餐车走去。等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餐车，手里拿着抹布的服务员小姐说：“现在还没有营业，再过３０分钟我们会在广播里通知各位的。”怎么办呢？我们俩商量一下，决定在那里等着。我们好不容易穿过了好几节摇摇晃晃的车厢才走到这里，再说等我们听了“餐车已经准备好了”的广播再过来，要是餐车已经客满，那就太让人伤心了！所以我们俩决定站在那边等着。　　我们站在窄窄的走廊上，看着外面发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好东西！那是一个练习芭蕾舞的横杆，正好安在车窗下方。大家可能看过有人练习古典芭蕾的基本动作，比如抓住一根横杆劈腿或者下蹲什么的。那根抓着的横杆就叫做ｂａｒ，芭蕾舞的ｂａｒ和酒吧的ｂａｒ拼写完全一样。我听说它的词源就是酒吧里吧台下面放脚的那根横杆。　　我没想到新干线上的这个地方会有一根芭蕾舞横杆！幸运的是那天我正好穿的是长裤，于是我把右脚抬到横杆上，脚放上去之后，我发现横杆不高不矮刚刚合适。而且我的运气很好，这里没有什么人来往，我就做了好多芭蕾的基本动作。尤其是当我把右脚抬起来放在横杆上、用右手抓住右脚脚踝的时候，我几乎紧紧地贴在了车窗上，即便后面有人经过，我也不会妨碍到人家。更妙的是，我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风景，非常有趣！一般的芭蕾舞练功房里只有墙壁和镜子，最多再有个窗户。可是在新干线上的横杆上练功，外面的风景却在不断地变化着，有工厂、有河流、还有田野和山，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　　细想一下，我小时候就被称为“窗边的小豆豆”，很喜欢窗边的位置。可是我却把这一点给忘记了，我凭着感觉把《窗边的小豆豆》作为我的书的名字。可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最近我发现自己愿意站在窗边向外看，是因为我真心喜欢这么做。不过因为我这样站在教室的窗边向外看，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不得不退学了。　　于是，直到餐车的服务小姐对我说“您请”之前，我一直做着芭蕾动作。弘子女士虽然没有做芭蕾动作，但也和我一起看着窗外。　　几天以后，我和我的经理人一起乘坐新干线。一上车我就对她说：“嘿，你知道吗？新干线上有芭蕾舞的横杆呢！”经理人的大眼睛瞪得更大了：“我不知道！还会有这种东西吗？”我说带她去看，我们两个就摇摇晃晃地向餐车走去。“真没想到，新干线竟然这么关心文化啊！”我这么说着，终于走到了餐车。我指着餐车入口处的横杆，说：“看，就是这个！你没见过吧？”听我得意洋洋地说完，经理人小声说道：“这个……嗯……这不是为了防止人跌倒的扶手吗？就像是列车上的吊环。”一瞬间，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不过再想想横杆的高度、杆的粗细和木质，一切都是那么适合练芭蕾！而且只有这里安着一根横杆。于是我说：“还是练芭蕾的吧！”接着我说了一句：“你看！”把一条腿放在了横杆上开始做动作。　　这时从列车前进的方向摇摇晃晃地走来一个男子，男子一边和车壁、窗户磕磕碰碰，一边走了过来。当他就要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列车突然“咣当”摇晃了一下，男子还没来得及出声，一下子从餐车的入口处跌了进来，直扑到收银台那里！他立刻又走了出去，看来并不是想到餐车里。男子经过我的身后，走远了。我的经理人默默地看着我，这时我才终于明白，这根横杆好像不是为了练芭蕾用的。原来因为餐车的入口处没有门，车摇晃的时候，为了避免在那里的人跌进餐车里去，所以特意在入口处的窗户下面安了一个扶手。　　可是我虽然知道了这根横杆的真正用途，但就在最近乘坐新干线的时候，我依然怀念地看那根横杆。横杆好像在对我说：“请练练芭蕾吧！”恰好当时旁边没有人，我就练了一会儿。窗外的风景还是那么让人心旷神怡，尤其那天富士山看得特别清楚，真是运气不错！　　那时我突然想起了过去的一个接龙游戏，“富士山远望，西行留背影”。这是我成年以后才记下的句子，这些句子让我了解到不少日本的历史和习俗，对我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但我还是请人一边给我解释句子的意思才好不容易记住了，这个“富士山远望”游戏的开头是“牡丹配狮子，竹子配猛虎”，然后是“猛虎也敢踏，英雄和藤内（国姓爷战役中的主人公）”，接下来是“内藤大人府，家徽垂紫藤（内藤家的家徽）”，接下来就是“富士山远望，西行留背影”。据说有一幅名画，画上那位了不起的人物西行法师戴着斗笠，正在眺望富士山。而且人家告诉我说，那副画正是因为描绘了西行法师眺望富士山的背影而著名的。嗯，一看背影就知道画的是西行法师，过去画画的人、看山的人都太了不起了！　　我当时满心佩服地背下了句子。可是我现在一边做着芭蕾动作，突然一下子想起了这句话，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很好笑，不由得“哈哈哈哈”地笑出了声。西行法师戴着斗笠站在路上眺望着富士山，而我在新干线里把脚搭在芭蕾横杆上。要是在过去这副模样可是极不成体统，我就这么望着富士山。如果有人画下这两幅背影来，一定会深切地感叹：“世道变了啊！”我把脚搁在横杆上，“哈哈哈哈”地笑了好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