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講粵威水

電訪: FB「港澳小不同。工程c李奧」的版主李奧 「如果公司要裁員，裁五個，香港人會使命必達，澳門人可能就會遊說主管裁少一點。」談到港澳在職場上的差異，工程師李奧用了這個例子來形容。 對不少台灣人來說，香港與澳門常被視為同一個文化圈：講粵語、歷史背景相近，生活型態看似差不多。甚至認為澳門就是香港的一個區。但真正進入工作與生活以後，兩地的差異，往往比想像中明顯。 李奧認為，會覺得澳門人比較有人情味，這與澳門的歷史文化有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澳門整體經濟不景氣，有企圖心的人多半出外發展，「本身有鬥心嘅人，可能早就去了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發展。」留下來的，大概就是現在四、五、六十歲這一輩的人，是比較有人情味。 再加上澳門小、人口少，人際網絡緊密，隔幾個人就可能認識，做事太狠絕，容易影響熟人。但隨著都市化，這層人情顧慮也逐漸消失。李奧認為，近年三十多歲的新一代澳門人，待人處事也更接近香港，「港澳人的界線，其實已慢慢模糊。」 在專業與工作方面，澳門也有一種獨特文化。李奧指出，只要涉及較專業或中高階職位，澳門經常找「外援」，譬如香港或外國專才。這種現象可追溯至澳葡時期，當時不少專業工作都仰賴香港人支援，這批人後來在澳門扎根，成為技術與管理階層的重要力量。 而語言方面，港澳的粵語其實九成以上相同，只有少數用詞會有點差別，「例如第一次聽到岳父說“忽”湯，香港只會說𢳂湯，另外，香港人一定講撳掣，澳門人有一半會講暗掣。」若沒有碰到這些特定字，幾乎聽不出港澳差別。 反而在制度與行政上，差異更為明顯。香港長期實行中英兩文三語，且在實務上，若同時有中英文版本，往往以英文版本為準；但澳門，交英文文件會被退回來，因為澳門的官方語言是中文與葡文，英文並非官方語言，行政作業會以中文為標準。「香港政府在某個程度上，所有嘢如果有中文同英文版本，會以英文解釋為準；澳門係以中文為標準。」 這樣的差異在工程作業上尤其明顯。李奧說：「其實有啲嘢係冇中文文件嘅，例如業主指定嘅品牌，可能廠商喺中國仲未設廠，就冇中文文件。」這些差異不至於造成衝擊，卻會在日常工作中，不斷提醒：這裡不是香港。 對李奧來說，從香港移居澳門，或許已是「全世界最容易適應的移居生活」，但那一點點的不同，正是港澳之間最真實、也最有趣的距離。

電訪: FB「港澳小不同。工程c李奧」版主李奧 「香港人心狠手辣啲嘅。老澳門人鬥心冇咁強，有人情味啲。」工程師李奧笑說。 港澳，港澳--不管是媒體、新聞報導，甚至官方單位，大家總是把香港和澳門併在一起講。對外地人來說，港澳看起來就「差不多」：都是講粵語的地方，都曾被殖民再回歸中國大陸，食物也相似，地理位置也接近。但其實，在這些大方向的相似底下，卻有許多細微的不同。 工程師李奧九年前在 Facebook 創立個人網誌「港澳小不同。工程 c 李奧」，畫畫是李奧的興趣，把生活觀察畫下來；沒想到越畫越多，越畫越多人共鳴。他用畫筆記錄那些--只有真正懂港澳兩地文化的人，才會會心一笑的「小不同」，慢慢累積成這個很有特色的港澳文化觀察站。 李奧是香港人，移居澳門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兩地不同，是在最日常的地方--茶餐廳。 「在澳門茶餐廳，當時發覺原來同香港好唔同，好細微嘅唔同，都有幾多唔同呀。」他說。 例如在香港經常點 A、B、C 餐，因為套餐和單點的價錢差不多，送杯飲料更划算；但十年前的澳門，大多數人還是單點，因為套餐不一定便宜。 而飲料的習慣也不同。香港奶茶、檸茶、咖啡，基本是一樣價，但澳門檸茶就要多加幾蚊（似乎澳門的檸檬特別貴吧！）另外，香港的奶茶、檸茶甜度通常調好了直接上桌，但澳門習慣讓客人自己動手調味。 港澳對彼此的熟悉程度也不同。李奧說：「澳門人認識香港，多過香港人認識澳門。」澳門人只要看港劇、看香港新聞，對香港總有一些認識；反而香港人對澳門的了解非常有限，「大概八成到九成嘅香港人，對澳門嘅認識--係冇嘅。」多數香港人對澳門的印象，就是週末過海吃東西、買手信、行街、食飯。 李奧將這些生活細節畫出來後，吸引了大量追蹤與回響，但酸民也不少。「任何地方都有好有不好……呢次可能香港比較好，下一次可能澳門比較好。不管畫邊個好，都有人鬧。」畫香港好，有人叫他回香港；畫澳門好，又有人酸他乾脆別回香港。九年下來，他也練成「免疫體質」，對酸言平常心以對。 除了生活文化，作為工程師的李奧，更能看到兩地在建地上的差異。香港的建築法規多承襲英國制度，規範明確、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但澳門就含糊得多，很多事情靠習慣和約定俗成。於是，工地上的爭論常常變成「到底要跟香港、跟澳門，還是跟大陸？」 地盤的使用語言也不同。澳門工地主要講普通話，因為八、九成工人是大陸勞工；香港工地九成都講廣東話，因為主要是香港人，而只要開會有一個外國人在場，就會全講英文。 港澳的小不同，在生活的每個角落。對真正了解這兩個地方的人而言，李奧的插畫很精辟又觀察入微，看了就會忍不住點頭說：「沒錯沒錯，就是這樣！」

來賓: 粵語愛好者Laurent 央廣的粵語節目有世界各地的聽眾，從澳洲、美加，東南亞、港澳到中國大陸都有。然而有趣的是：會特別跟我們討論「讀音正唔正」、或是評論「這個人嘅粵語標唔標準？」的，絕大部份都是香港人。哈哈，雖然這樣講有點武斷，但根據經驗，確實如此。 為什麼香港人比較會在意粵語「標不標準」這個話題？或許，這就跟上個世紀香港所推的「正音運動」有關。 在香港長大的 Laurent，本身是主攻英文與翻譯的專業人士，卻對粵語非常有堅持與有研究，這份堅持與正規教育無關，而是源自於電視上的新聞報導。在 YouTube 剛在香港流行的時候，大量舊新聞節目被上傳到網路，對於當年主播的咬字、節奏、功力，實在百聽不厭。 但一對比現在的播報，就聽到一些突兀的讀音，Laurent說：「平常講話不是這樣講的，但在電視上，主播一報新聞，音就跟平常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例如『機構』（kau3『扣』）『購物』（kau3『扣』），我們平常講『扣』，但主播會讀成『機』（gau3『救』）。」這樣的差異，讓他不斷查資料做研究。 這一切，都與何文匯教授所推的正音運動有關。在 1980 年代，何教授依據《廣韻》所推的正音，逐漸成為香港媒體的主流標準，從媒體到社會，到民眾；從香港到廣東省的一些影視製作，都有這些「正音」的影子。 然而，對於正音「正不正」也有很多的討論。Laurent 表示，《廣韻》完成於公元 1008 年，記錄的並非廣州音，而是宋代中原的「中州音」。他提出疑問：「廣韻，最大的問題是1000多年前寫，不是紀錄廣東人的讀音，只是這兩點就值得討論？」 正音運動確實讓更多人注意發音。然而，背離社會早已習慣的讀音，而改用所謂的「正音」，這樣的改造對廣東話好不好呢？「語言最重要就是傳達意思。有些提倡的讀音會造成歧異，就算聽得懂，也會覺得很突兀，這在語言溝通上應該避免。」 多年來，坊間對正音的討論從未停止，但在主流媒體中卻沒有受到關注。Laurent 認為，這與香港社會的「尊重權威」文化有關。既然教授是權威、是專家，自然成為無需質疑的標準。 但 Laurent 不認為語言應該只靠「相信誰」來決定。「我不是反對教授，而是覺得有懷疑就要查、有問題就要研究，而不是因為他是權威就全部接受。」 對很多粵語使用者而言，粵語之所以有趣，正因為它活潑、多樣、百花齊放，是屬於使用者的語言。讀音可以討論、可以爭論，也可以並存。 正音運動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香港人仍習慣評論「標不標準」，或許正是社會的記憶。但在權威之外，粵語依然可以有更多思考、更多可能。

來賓: 定居香港的台灣飲食作家包周 台灣人與香港人，如果只看外表，大概無從分辨，但一坐上飯桌，差異就立刻出現，而這差異往往就從飯前的那一碗湯開始。 從台灣移居香港的飲食作家包周笑說：「台灣的湯被叫洗鑊水，香港的湯被叫痛風湯，網路上經常吵架，我覺得好可惜。我寫書，其實就是做理解的事。」她認為，兩地的爭論多半來自不熟悉對方的文化，而湯水正是最容易看到差異的地方。 香港人煲湯講究火喉與層次，光是「喝湯」這件事，就已經讓包周遇過不少震撼。例如香港人飲湯只喝湯、不吃湯渣。初到香港時，她到朋友家作客，朋友盛給她的只有湯，完全沒有湯料。看著那鍋滿滿的湯渣，她心裡還偷偷 OS：「我只能喝湯嗎？我是可憐的小媳婦嗎？只可以喝湯？那麼多料，都不給我一口。」後來她才理解，港式煲湯追求的是把精華「煲進湯裡」，湯渣完成任務後就不會再端上桌。「一開始我也覺得很浪費，不習慣，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為了那一口濃郁的湯，香港人肯花多少心思？魚湯就是兩地差異非常明顯的例子之一。台灣的魚湯清澈、薑味與米酒明顯，而且一定要有大塊魚肉。然而對香港人來說，這樣的魚湯「魚肉煮太耐太嚡，湯也有點腥」。包周第一次喝到港式魚湯也非常驚訝：「香港的魚湯是沒有魚的，奶白色的湯，很好喝，沒有薑味沒有酒味。」原來那是把魚煎過、戳碎，再加水熬煮，讓所有味道都化到湯裡，再把魚渣、魚骨全部過濾掉。如果想吃魚，則會在湯底完成後再另外放上一條剛煮熟的魚，既美觀又講究，但成本也高。這種做法正體現了粵語人對吃這件事「很願意下成本，也很願意花時間跟用心」。 在粵語家庭裡，魚湯有時甚至只是湯底，用魚湯再煲其他湯。兩三個小時只為煲一鍋湯，對很多香港家庭來說，這是日常，也是「對家人的用心」。 另外，港式糖水---不管是紅豆沙、綠豆沙、還是腐竹雞蛋糖水...，每樣都讓包周非常喜愛，也讓許多台灣人大開眼界，因為材料與煮法完全不同。她說：「台灣在甜湯裡不會有整顆的雞蛋。腐竹雞蛋糖水，腐竹溶曬，仲有粒雞蛋！仲有桑寄生，裡面有粒咖啡色的蛋，一開始以為是滷蛋，結果是甜的。」至於綠豆沙加入海帶、臭草，更是台灣人少見的做法。「海帶怎麼會是甜的？」她笑說，許多台灣人第一次喝到都覺得很奇怪，甚至不太能接受。 其實，兩地因飲食習慣不同，連食材都不太一樣。香港常用的腐竹容易煮爛煮溶，而台灣較常見的是厚實、適合滷煮或火鍋的豆皮或腐竹，「腐竹煮唔溶，也不會拿來做甜湯。」但在香港，腐竹煮到全溶於湯裡，正是「港式煲湯的概念」。 一碗湯，看似家常。但這樣細說下來，有沒有明顯看到台港飲食習慣的差異了？只要願意理解，就會發現每一種煮法、每一種味道，背後都有自己的文化脈絡。

來賓: 飲食作家包周 「台灣冇湯飲」--乍聽像一句玩笑，但對許多粵語人而言，卻是初到台灣很直接的感受。飲食作家包周笑說：「台灣人有吃小吃的胃，吃完正餐還可以再吃；但喝湯，要慢慢練。我現在可以了！」 對香港人而言，「住家飯」沒湯，就像「飯沒吃完」；但在台灣，湯一般只是點綴，重點在吃，湯料才是主角。不同的飲湯習慣，正是台港飲食文化的差異。 身為台灣人的包周，剛接觸港式老火湯時也很困惑：「一開始我唔明白，點解要煲咁耐，材料都煲到無味又爛曬？」在台灣，湯品通常講求「湯好喝、料好吃」；但香港人把長時間煲得軟爛的材料稱為「湯渣」，重點完全放在那一口濃郁的湯。 一開始包周照著香港方式煲湯，卻總覺得味道不對，後來才明白：「我煲得唔夠耐，材料嘅味道未入到湯裡。」為了真正理解港式湯水，她甚至去上中醫課，後來出版了《四季裡的港式湯水圖鑑》這本書，希望用台灣人的語言解釋香港的湯文化。 所謂「台灣冇湯飲」，其實不是沒有湯，而是喝湯的習慣不同。對於港台網友常吵「貢丸湯算不算湯？」的這個問題，包周現在會這樣回答：「係湯呀！台灣有貢丸湯、蛋花湯，仲有貢丸蛋花味噌湯。」她認為爭吵常來自不了解——理解彼此的飲食習慣，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煮。 其實，香港的湯水種類多：有清爽的滾湯、濃郁的老火湯、溫補的燉湯、甜潤的糖水、降火的涼茶，配合季節，不僅好喝，也能養生。怎麼讓台灣人理解「煲湯要煲兩三個鐘」這回事，包周會這麽說：「當作是提煉，把食材嘅味道全部煲入湯裡面，唔好諗住要食湯料。」也因此，港式煲湯的味道層次特別豐富。像花生眉豆雞腳湯，滿滿膠質，喝完嘴唇好像黏在一起；番茄薯仔湯如果少了薯仔，整個口感也不一樣了。 連浮在湯上的「油」也能看出台港的飲湯差異。台灣湯偏清爽，最後會加紅蔥油或香油來增香；但港式老火湯煲到味道已經很豐富，反而要撇油，比較健康，味道也不會太複雜。「因為老火湯味道已經很豐富了，去油以後可以喝到不同材料，很多層次很豐富的味道。台灣的湯層次是比較簡單，加一點香油，把味道延長，加分的作用。」不同處理方式，反映不同的飲食習慣。 「台灣冇湯飲」這句話，說穿了，是台港的不同飲食文化：台灣的湯重清爽與簡便，香港的湯追求濃度與火喉。但包周說，只要願意理解彼此的飲湯方式，就能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

來賓: 粵語愛好者Aaron 有香港聽友說：「我是客家人，但我不會講客家話了，只會講粵語。」也有人說：「我是潮州人，可家裡也只講粵語。」 在過去的香港，粵語是一種非常強勢的語言。無論你來自中國大陸哪個地方，要在香港生活，就得懂得說粵語——除非你能靠英語通行。不過，許多香港人或許沒留意，其實在我們每天所說的粵語裡，藏著不少閩南語與客家語的痕跡。 粵語愛好者 Aaron 提到：「香港廣東話在表達上，其實多多少少也借用了閩南語、客家語的用法或詞彙。有些是廣東社群主動吸收的，也有些是外來族群在地化的過程中慢慢傳入的。」 以「打針」為例，在台語裡的說法是「注射」，而閩南語的「打」是 phah（拍），潮州話也是如此。在廣東話中，除了「打針」，還有另一個說法——「啪針」。Aaron 說：「『啪針』這個『啪』（paak¹），可能是直接從閩南語傳來，也可能因為香港有不少潮州人，而從潮州社群流入粵語的。」 「啪」這個字在粵語裡有許多特別的用法，例如「啪毒」、「啪藥」、「啪針」，都指吸毒或注射毒品。「啪藥」這個講法，其實來自吃藥的動作：把藥放在手心，仰起頭，一下子把藥「拍」進嘴裡——這一下的動作，就是「啪」。 過去在港澳地區，「啪」算是一個帶有負面意味的字，因為多用於吸毒。如果是正規的打針或吃藥，人們一般都說「打針」、「食藥」，不會用「啪」。 但語言總是會隨時代而變化。疫情期間，港澳年輕人會在網路上用「啪針」來形容打新冠疫苗，帶有一點反諷的意味---不是想打，而是被迫去打。「聽日要去打針啦！」和「聽日要去啪針啦！」意思相同，但語氣完全不同，一個中性，一個卻帶著嘲諷與無奈。 現在，在港澳地區，用來形容吸毒的詞彙更多了，例如「high嘢」、「take嘢」，也有「嗍嘢」，「嗍」指用鼻子吸食白粉，非常形象化。 除了「啪針」這個例子外，還有「家婆」、「新抱」、「曱甴」、「衫」、「落車」、「油炸鬼」等詞語。仔細追溯每一個字詞的源由，都能發現粵語與閩南語之間那種微妙的關聯。雖然名義上是兩種語言，但因為地緣相近、通婚移居與長期交流，使得兩者在語音、詞彙與文化上彼此滲透、互相影響，讓人越聽越覺得熟悉。

來賓: 在台老師 Billy Sir 說到澳門的特色，一定會想到那若隱若現、滲進生活每個角落的葡式文化。不過這次不談建築，也不談美食，而是要談一個常被忽略的小細節——那些從葡文借來的粵語。這些詞只有在澳門才聽得到，但有趣的是，好像也不是每個澳門人都知道。 在澳門長大、現在台灣當老師的 Billy Sir 說：「澳門好細，但好似有無形嘅牆。唔同族群之間，接觸到嘅嘢可以完全唔同。」他口中的「牆」，不是看得見的磚牆，而是語言與生活圈的分隔。即使同樣是澳門人，講起這些葡文借詞，也可能有人完全沒聽過。 舉個例子，「亞東魚」（atun）就是吞拿魚，也就是台灣人說的鮪魚；「噥丁」（não tem）意思是「沒有」，像「銀包噥丁」就是「錢包空了，冇錢啦！」Billy Sir 笑說：「我同啲香港朋友講『噥丁』，佢哋會完全聽唔明！我以前都冇諗過呢啲詞係從葡文而嚟。」 類似這樣的葡文借詞其實還有不少。譬如「司沙 sisa」，那是以前的物業轉移稅，「我哋細個成日聽長輩講要去財政局立司沙，但依家法例改晒，已經冇咗 sisa。」另外還有「科假 folga」（輪班制的休息日），這個字現在仍聽得到，尤其在警察或消防員之間最常用，「今日 folga 更」--聽到這樣講，就大概知道對方是公務員啦！ 還有「阿 tìo」和「阿 tia」——Billy Sir 解釋：「本來葡文裡嘅 tio、tia 係叔叔、阿姨，但因為受粵語影響，連土生葡人都會自然加個『阿』。不過就算係土生葡人都少講 tio（丟），因為嗰音太似粗口啦！」這些詞早已粵語化，既不是純葡語，也不是純粵語，而是只有澳門人才懂的「講法」。 然而，這些「葡式粵語」正慢慢消失中。一方面是因為葡國人與土生葡人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則是葡文教育的斷層。從1988年起，因回歸在即，葡文不再是必修科目。直到十多年前 ，澳門重新以「一個中心、一個平台」作為發展定位——既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葡文才再度被視為重要資產。於是近十年，學生又重新開始必修葡文了。 除了葡文借詞，Billy Sir 也提到澳門另一項幾乎絕跡的語言——「土生土語」Patuá。這是一種以十五、十六世紀葡語為基礎，混合粵語、馬來語與僧伽羅語的混合語，如今已被列為瀕危語言。「好多土生葡人都係律師呢啲專業工作，講 Patuá 會俾人覺得唔夠正式，所以慢慢冇人講啦。」雖然如此，澳門仍有劇團堅持以土語演出，只是澳門人也不一定知道。 Billy Sir 笑著補充：「你可以想像成廣東人講唔鹹唔淡嘅葡文。葡文文法好複雜，佢哋就用粵語文法嚟講。」譬如：『沙Be』就是葡文saber，就係『明唔明』嘅意思。Pódi nôm pódi，Pódi 就是英文can，亦即粵語『得』的意思，就像潮語 can 唔can，但葡文不會這樣說，這是粵語文法。 這些從葡文而來的字詞，不知道還有多少澳門人會講呢？

來賓: 粵語老師阿鈞 現在，台灣人學粵語的風潮雖然早不如2000年前火熱，但在各地的社區大學、語言中心與補習班裡，粵語班依然或多或少地持續開課。粵語老師阿鈞，從2015年開始教學以來，學生年齡層廣、背景多元：有人為了工作、有人準備赴港，也有人純粹是喜歡粵語文化。對他來說，讓他能在台灣持續教粵語的最大動力，就是那份「成就感」。 「講簡單啲，教粵語就係同人傾偈，同人傾偈又可以賺錢，點解唔賺呢？」阿鈞笑說。對他而言，這份工作不只是興趣，更是一種使命感：「教廣東話除咗成就感同賺錢之外，最重要嘅係多一個人識講廣東話，真係好有成就感。」 疫情期間，他也順勢轉型成為網路補習老師，而學生也遍佈新加坡、香港與中國大陸各地，「網路教學完全唔受時間、地點限制，相信會成為新嘅學習方式。」阿鈞說。不過，真正讓他樂在其中的，仍是實體課堂上的互動與笑聲。 「周星馳嘅電影先至係不敗，咩年齡層嘅學生都鍾意搞笑、輕鬆嘅內容。」阿鈞笑著說。電影台詞、生活話題、香港文化特色，都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主題。「譬如講香港每個車站有咩特色、要去咩地方玩，學生都鍾意聽。」 目前，阿鈞主要在社區大學開粵語課。「社區大學一堂兩個半鐘頭，一期十八堂，基本上學完十八堂，大部分學生都識聽識講，學得好快。」他笑說，有學生上完一期後再報第二期，「我都覺得好意外，有啲學生真係好有熱誠、好有心。」 不過，在社區大學教書也不全是輕鬆事。許多學生白天上班、晚上上課，難免疲倦，「有啲聽吓聽吓就打瞌睡。」這時候老師就要活絡氣氛，講講笑話、變換話題。他經常把新聞時事、生活話題或台港文化差異融入課程，例如房子、股票、工作經驗等，「學生聽得特別有興趣。」 對台灣學生來說，最大的挑戰仍是發音。「有啲韻母，台灣人就比較唔容易發得標準。」阿鈞指出，最難的其實是「記性」問題，「從頭教到尾，應該嗰該，教咗幾個月仲係唔記得。」 語言學習的關鍵，始終在於多練習、多講多用。阿鈞舉例，許多學生因為在網路上玩遊戲、與香港朋友語音聊天，粵語反而進步神速。「上課比唔上多講多練，語言都係咁。」 課程結束，看著學生從不敢開口到能簡單對答，阿鈞總覺得這份堅持值得。「從唔識教到識，真係好有成就感。」他笑著說，粵語教學對他而言，早已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種樂趣。

來賓: 粵語老師阿鈞 從香港來台升學，目前定居在台灣的粵語老師阿鈞，從2015年開始就在台北金甌女中教課。當時因為政府推行母語教育，不同族群可以開設各自的語言課程，他因此有機會把粵語帶進校園。阿鈞笑說：「學生都是台灣人，完全沒有粵語背景，就是因為有興趣而來上課，但一開了日文、韓文這些課程後，就被吸引走了。」之後，他轉往社區大學開課，面對的學生更為多元，從年輕人到婆婆媽媽，甚至曾經有高齡85歲的學員也來學粵語。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資訊多、各個年齡層都有，收費也親民，很多人退休後終於有時間學自己喜歡的語言。」阿鈞想起之前社大的成果發表會，學生在台上用粵語唱《海闊天空》，台下觀眾跟著合唱，那一刻讓他特別感動。「教粵語真的有成就感，可以把一個不懂粵語的台灣人教到會聽、會講、會唱歌，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不過，在台灣當粵語老師並不容易。因為老師往往要自己編寫教材、設計課程，阿鈞說：「最重要是有前輩帶領，要是自己一個人摸索會比較辛苦。前期教單字比較難，但等字詞累積起來後，就能對話，學得很順。」 而在台灣有興趣學粵語的學生，需求其實相當明確。「很多學生學粵語，有的是為了工作，有的是因為喜歡周星馳、想唱粵語歌、去香港旅行能點餐、行街買東西。對他們來說，能應付簡單對話就夠了。」阿鈞認為，這樣的「實用需求」主導了台灣的粵語課市場，因此越來越多課程變成「速成班」，主打輕鬆有趣，學幾句就能開口說。 至於粵拼，卻是許多學生的「夢魘」。阿鈞笑說：「很多學生不喜歡學粵拼，有的是沒興趣、不想花精神，有的甚至說：學粵拼會被香港人笑，因為香港人學粵語根本不用學粵拼。」因此，市面上有兩派不同的教法，一派老師堅持教粵拼，希望學生能自學；另一派則直接教單字和句子，讓學生能快速開口講。「有些學生一學粵拼就想睡覺，甚至前幾堂課都不來。最後還是得調整方式，例如在課本旁邊加上粵拼，讓他們慢慢習慣。」 而台灣學生對想學的粵語內容很明顯。阿鈞說「有一次我試著教香港的歷史文化，結果反應不太好，最後學生還是問：『老師，香港有什麼最好吃的？』」他笑說，飲飲食食、電影、唱歌，是最能引起共鳴的內容。 在台灣當粵語老師，是要有熱誠跟堅持的。因為學生數一直下滑，收入不穩定，但看到學生進步，真的很有成就感。

來賓: 在台馬來語老師Nico 「食飯咗、洗衫咗」——這樣的說法，對香港人來說或許有點「得意」，但在馬來西亞卻是再自然不過的粵語句式。這些用來表示動作狀態的「咗」、「緊」，在馬來西亞常常放在句尾，聽起來特別有趣。來自馬來西亞、現任教於台灣的馬來語老師 Nico 笑說：「不說我都沒注意到，我們就這樣說的。」 馬來西亞因多元種族共存，長年語言交融，粵語也因此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節奏與特色。Nico 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客家人，家裡主要講廣東話，但日常生活中自然會摻入其他語言。「看到甚麼人就講甚麼話吧！英語、馬來語、閩南語、客家話，好自然會摻摻（cam³）講，」她笑著說。 這樣的語言環境，也讓馬來西亞粵語變化豐富又充滿創意。例如「阿尾」，乍聽像英文的 I mean，其實意思是「最後」或「後來」，與「後尾」的用法相似。又如「雪激淩」代表冰淇淋、「雪茶」則是加冰的茶，「雪」這個字幾乎就等於「冰」的意思。不過每個人說法不同，Nico 補充：「我家習慣講 ice cream，連我媽都會講『賣 ice cream 嘅嚟啦！』不要以為老人家英文不好。」 除了詞彙多樣，馬來西亞粵語還保留了十九、二十世紀初廣東地區的語法。例如用「冇」作為句尾疑問——「好食冇？」「食飯冇？」「係呵？」「洗衫呵？」這些句型，其實都是早期粵語常見的問句形式。Nico 說：「我從小就看 TVB 長大，例如《神鵰俠侶》，劉德華同陳玉蓮演嗰套。我哋講嘅粵語，原來都有唔同！」 語言的變化，也反映了社會的轉變。隨著廣州與香港受到普通話及書面語的影響，粵語口語逐漸趨於書面化；而遠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卻因地理與文化的距離，意外保留下更多「原味」的語音與語法。譬如在馬來西亞，「玩㔷㔷」（捉迷藏）、「round 咗佢」（把它丟了）、「奸鏟」（形容奸詐的人），這些說法，讓人想到香港五、六十年「粵語長片」裡的對白，既熟悉好像又有點遙遠，卻也提醒著我們，原來我們忘了這麽多的用法跟詞語！

來賓: 粵語愛好者Aaron 粵語有沒有生命力？就看它會不會隨著時代、社會與文化不斷的——有沒有人用？怎樣用？用來做甚麽？ 隨著教育普及、媒體與影視跨地域的傳播，近年粵語出現了一些新特色——譬如逐漸「書面語化」或「普通話化」。粵語愛好者Aaron認為：「因為大家在學校讀書多，睇大陸劇多、普通話接觸得多，反而粵語市井口語的接觸機會就少了。」讓有的人的粵語變得好像更「得體」、更「文雅」，而很多以前常用的詞也逐漸被遺忘。 不過，舊詞消失的同時，新詞也層出不窮。譬如從「Kpop」延伸出來的「Mkpop」。Aaron解釋：「『MK』指旺角，『Mkpop』就好似東施效顰，形容模仿韓國流行文化卻不太成功的本土文化，好像台灣人講的『8+9』。」這些潮語往往非常地區性，如果跟不上潮流或跨地區，可能就完全聽不懂。 語言的變化，不只在於新詞的出現，也包括舊詞的新詮釋。像「火山孝子」這個詞，原本源於1940年代舊上海，只要官員或公務員出入風月場所，報紙上就會寫他「上火山」。後來傳到香港，「火山孝子」變成形容那些花光薪水討好舞女的男士。如今這個詞在香港幾乎消失，卻在台灣復活，用來指那些在直播間打賞、送禮物給網紅的粉絲。Aaron笑說：「火山孝子在香港已經是死詞，我第一次在台灣聽到！火山應該是凶險的，但竟然有孝子。其實『火山』是形容燈紅酒綠、熱辣辣的舞池！」 同樣的詞，不同年代、不同地區會有不同感覺。以「溝女」為例，以前覺得不太正經，現在反而成為普遍說法。Aaron說：「『追女仔』聽起來好似要出錢出力，好辛苦去討好對方，但現在的年輕人不是這樣，他們可能上網、上交友App打幾句就問要不要出來吃飯，好，就完了！整件事比以前簡單得多。」 說到男女交朋友的講法，各地也不同。台灣人常說「聯誼」，港澳年輕人覺得太正式，寧願用英文「gathering」；而在中國大陸，則常聽到「處關係」、「處對象」，「處」作動詞，網路上常看人寫「處嗎？」初聽，讓人好容易想歪。 粵語在這樣的變變變中，老詞退場，新詞登場，不管想說甚麽，都可以用粵語說得出來，這就是生命力。

來賓: 廣播節目主持人、馬來語老師吳振南 20多年前的台灣街頭，店舖招牌幾乎一律只有華語，這對來自多語環境的外國人來說相當新奇。在台的馬來語老師吳振南老師說：「當時看到台灣只有中文標示時覺得好驚訝，因為在馬來西亞，招牌或路標往往同時出現中文、英文、馬來文，有的甚至還有印度文或印尼文，因為要做不同人的生意。」如今，隨著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推進，台灣在語言與文化上，已經呈現出愈來愈多元的氛圍。 從2019年起，台灣中小學的本土語言課程納入了七種新住民語，雖然一週只有一堂課，對學生的語言能力累積的確有限，但在文化認識上卻已經看見成果。振南老師指出：「小朋友或許只會說一些單字或簡單的句子，但他們卻認識到很多馬來西亞的文化，讓他們知道世界上文化的多元。」從學生、家長到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對新住民文化的態度正慢慢轉變中。 以馬來語為例，雖然馬來西亞人在台灣並非人數眾多的族群，但馬來語在學校裡卻是第四多人選修的新住民語。原因除了教材設計注重文化，課程內容活潑有趣，更重要的是老師的熱情投入。振南老師說：「很多馬來語老師都很熱情，又很用心，把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帶進課堂。讓孩子們覺得有趣，自然就願意多學一點。」 而社會氛圍的改變，也反映在生活中。以前台灣街頭的異國料理選擇有限，如今各地的東南亞小吃、異國餐廳越來越多。其中新北市中和的華新街，更是有名的「緬甸街」。雖然當地聚集了許多東南亞族群，但台灣本地人卻相對比較少。振南老師認為：「其實只要多接觸，就不會覺得這麽陌生，當中也會有很多有趣的新發現。」 為了讓民眾對多元族群的文化有更多認識，台灣社會近年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日或交流活動。這些活動內容豐富，除了歌舞表演，還經常搭配免費試吃、抽獎或贈品，以吸引人潮。本意雖是「立意良善」，但也衍生出副作用，讓人覺得東南亞食品似乎「便宜、不值錢」。如何在推廣活動的熱鬧氛圍中，仍能傳達文化與產品真正的價值？振南老師笑說：「我覺得還是要反映成本，有點架子，讓民眾珍惜、重視。」

來賓: 主廚何一飛 飲食世界的潮流，大約幾年就有新的大方向。近年席捲香港「兩餸飯」，從街頭小店賣到連鎖餅店，掀起一股平價又實惠的風潮。台灣也不例外，茶餐廳的熱門菜單也在改變。曾幾何時，燒鴨飯是最受歡迎的選擇，如今年輕人則更偏好口感滑嫩的滑蛋系列，滑蛋蝦仁飯成了新一代必點。 在台灣經營茶餐廳十幾年的港籍主廚何一飛，對這樣的變化深有體會。他認為競爭不是壓力，而是前進的動力。他直言：「有比較，才知道差距在哪。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不斷進步。」 不斷進步，意味著不斷學習。何一飛認為，光靠經驗不夠，還要走出去。他說：「要吃過，才知道什麼才好吃，然後把這些經驗帶到餐廳裡。」因此他常利用機會到新加坡、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檳城、中山、潮汕、順德、香港、澳門等地「覓食」，把「美味」消化後再轉化為屬於自己的料理。 當然，台灣市場有自己的特色，並非所有港式經典都能照搬。以通心粉為例，它是香港茶餐廳的經典，但在台灣卻不賣座。「要賣的，是台灣人熟悉的食材。大部分客人都會先點自己熟悉的東西，除非是熟客，吃膩了才會願意嘗試新菜色。」 飲食潮流的轉變，從食材接受度就看出風向。乳鴿十幾二十年前在台灣不受歡迎，甚至有人覺得「殘忍」。但隨著近年 fine dining 風潮興起，乳鴿成了高級料理的新寵，如今甚至要排隊才能買到。相對而言，港澳年輕一代對乳鴿的接受度仍有很大落差。 對何一飛來說，粵菜的精髓在於炒功。他強調：「想展現真正的功夫，不用花俏，點一盤乾炒牛河就能看出廚師的火候。」這是他對廚藝最堅定的信念。 然而，堅持不代表一成不變。何一飛認為，粵菜應該保持精髓，同時也要懂得因應市場調整。「香港現在最流行的是兩餸飯，講究抵食，越開越多。這代表飲食文化也在變。」他相信，在「堅持」與「變通」之間找到平衡，餐廳才能走得長遠。

來賓: 主廚何一飛 因為周星馳的《食神》而爆紅的「黯然銷魂飯」，1996年的電影，直到現在仍然是台灣人最熟悉、在台灣茶餐廳最常點的招牌飯。其實，台灣人對港式食物的喜愛從來不減，不過不同世代卻各有不同的口味偏好。譬如長輩偏愛干炒牛河、臘味飯、臘腸臘肉這些傳統口味；年輕人則鍾情於滑蛋系列--滑蛋牛肉、滑蛋蝦仁、滑蛋叉燒，就是喜歡滑蛋。飲料方面，酸鹹清爽的「鹹檸七」則最受歡迎。 這些心得，來自在台灣經營茶餐廳多年的主廚何一飛的觀察。2016年，他在台灣開設第一家茶餐廳，如今已拓展到四家分店。看似一路順利，其實背後經歷了不少挑戰。 何一飛1997年30歲時來到台灣，起初經營咖啡廳，之後才轉戰茶餐廳。他說：「店開了，就有一股無形的壓力逼著自己去做好這件事，慢慢把事情做好。」正是這種壓力推著他不斷學習與成長。他甚至自學插花，連續四年跑到花市買花，從店面擺設到料理細節，都力求做到更好。 在粵式料理裡，何一飛認為「炒」最難。火候大小、下料順序都會影響味道；相較之下，燉或炆只要掌握時間即可，但要炒得恰到好處才是真正的功夫。而在他眼中，口味更是一種信念。他說：「飲食的口味是一種信念，顧客認不認同，看營業額就知道了。」 在台灣的港式茶餐廳不少，但要長做長有，單純把香港菜單照搬過來並不妥當，應該是看客人的反應隨時調整。以菜單為例，最初或許有20道菜，隨著營業額和客人反饋，不受歡迎的就淘汰，換上新菜色，慢慢形成最適合的菜單。港式蘿蔔糕就是典型例子。他笑說，有台灣客人嫌店裡的蘿蔔糕太軟、夾不起來，但偏偏就賣得最好，這也讓他相信：「只要好吃，客人就會喜歡。」 粵菜最講究的還是火喉。以白切雞為例，香港人偏愛骨頭帶著一點淡淡粉紅，剛熟的才稱得上「滑雞」；台灣人則習慣雞肉必須全熟，一點紅都不能有。對此，何一飛仍堅持：「在我的店裡，賣的還是剛剛熟的滑雞，正宗香港口味。」或許部分台灣客人還是不習慣，擔心沒熟透不衛生，但這正是飲食文化的交流啊！

來賓: 台北市新住民子女教育工作組總召、濱江國小校長吳勝學 在台灣校園裡，一門本土語言課，悄悄改變了社會對一群人的看法與命運。  過去，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配偶，常被標籤為「外配」，家庭與社會地位相對低落。然而，隨著108課綱實施，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等七種新住民語被納入本土語言教育，這群外籍配偶也以「老師」的身份走進教室，獲得社會的重新認識與尊重。  濱江國小校長吳勝學指出，早在108課綱之前，學校也曾推動多元文化活動，但多半是文化的介紹，例如泰國美食、越南有甚麼好玩等，對語言著墨不多。「直到政府將新住民語系統化納入正式課程，才真正讓這些語言進入教室，進入孩子們的生活。」吳校長說。  為解決全台師資不足，教育部自2017年起設立新住民語教師培訓，許多新住民媽媽接受培訓、通過考核後走進教室，成為孩子學習母語的啟蒙老師。這不只是就業機會，更是自我價值的重建。  為了尊重孩子的選修意願，現實執行上是很大的挑戰。以越南語為例，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可能各自都有第一次選修的學生，這樣就必須拆成三個班，找三位老師、三間教室，所以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小班教學很常見。如果能一班湊到七名學生，這已經算很難得，非常熱鬧的狀況。  「這當中還有一個笑話」吳勝學校長說。有次一名學生在意願調查中勾選了「柬埔寨語」，老師們全力尋找合格師資，甚至考慮跨校遠距，最後發現是家長勾錯，讓學校哭笑不得。現在每當有學生選修新住民語，學校第一步就是打電話給家長確認。  對學生而言，這堂課可能只是有趣的新體驗；但對新住民教師來說，這是認同與身份的翻轉。他們不再只是移民的角色，而是文化與語言的傳承者。  反觀香港，儘管粵語是主流語言，卻常被視為「生活語言」，在中小學教育體系內缺少制度化的教學。台灣雖然每週僅一堂本土語課，但意義很重要，這是體現了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吳勝學校長強調：「本土語教育的重點，不只是語言能力，而是培養尊重與包容的多元視野。」讓孩子認識不同語言與文化，正是培養理解與共融的開始。

來賓: 粵語老師吳庭葳 在台灣教粵語，甚麼主題學生最喜歡? 所謂「髒話無國界」，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假。台灣學生最喜歡學的—就是俗語俚語、摟打的話。  「頂你個肺！」「卜你個街呀！」「隊冧佢呀!」「你乜水呀!」這些來自《古惑仔》電影的語句，總是課堂上最受歡迎的主題。雖然老師總會提醒：「這些話不能亂講，小心擦槍走火。」但學生們依然笑聲不斷、學得特別起勁。  除了《古惑仔》，周星馳的電影也是台灣人很喜歡的教材之一。搞笑又無厘頭的對白、街坊用語、俚語、甚至潮語，像「屈機」、「寸嘴」、「娘屎」…，學生在哈哈大笑中學得更快更好。至於學這些用語到底實不實用？對學生來說，似乎根本不是重點。  而在台灣教粵語，不能只是「有趣」，還要「有技巧」。台灣人習慣說華語，因此在發音上會帶有華語腔調，某些粵語音對他們來說特別難掌握。例如「煎餃」、「蒸餃」，嘴型一放鬆就很容易煎蒸不分，還有「點心」、「佢」、「張」、「鞋」…，對很多台灣人來說都是死穴。  另外，教得「有技巧」，還包括讓學生肯講肯學。在台灣學粵語的，多半是社會人士。他們在各自領域已有一技之長，若一直指正，反而會讓學生不好意思、不敢開口，甚至直接不學了。因此，在上課前，老師都要先做一番「心理建設」：讓學生明白，在外面只要聽得懂就好，但既然已經付了學費，就要學得更扎實，上課盡量說，學會了才是重點。這些教學上的「眉角」，往往只有在台灣教過多年粵語的資深老師才有的心得。  1997年以前，台灣人赴港旅遊時，常因語言不通而產生學習粵語的強烈動機。2000年前後，台灣的粵語班，動輒就有三、四十人報名，熱度驚人。但隨著香港普通話的普及以後，台灣人到香港溝通變得容易，粵語班的吸引力也慢慢下降。 雖然如此，粵語課依然有它的魅力。有人為了工作，有人純粹是因為愛看港劇唱粵語歌，也有人就是講幾句粵語覺得特別「型」。而在課堂上，那些搞笑台詞與髒話潮語，往往成為大家學習的最大樂趣。

電訪: 「台灣胃看香港餐桌」的作者包周 一條蒸魚上桌，就能看出台灣與香港在飲食習慣與文化上的差異。對香港人來說，最完美的蒸魚就是「剛剛熟」，魚肉還有一點點黏著中間的大骨頭，鮮嫩滑口。但台灣人就習慣完完全全的「熟透」，寧可多蒸一分鐘也不要有半點「不透」。其實，這不是好壞之分，而是兩地對「味道口感」的不同追求。 這樣的差異，在麵條上同樣明顯。香港人吃麵講究「爽口彈牙」，煮麵的時間要精準到秒。台灣人則習慣把麵煮得軟一些。台灣作者包周剛移居香港時，有一次跟朋友吃麵，就曾懷疑麵是不是沒煮熟，但香港朋友卻說：「這樣的麵才爽」。 另外，便當的差異也是有趣。台灣的便當=香港的飯盒。在台灣，一個便當往往有主菜加上三道小菜，看起來豐富又均衡。但在香港，飯盒非常「老實」，叉燒飯就是叉燒與飯，燒雞飯就是燒雞與飯，沒有其他了。很多台灣人第一次見識香港飯盒的時候，可能會懷疑「配菜忘了放？」沒忘，就是這樣。想吃菜，另外點個油菜啦！注意看！注意看！都有油菜可以點的。 當然，粵菜的精髓更在於--火候。香港食物講究火候，口感，青菜要炒得爽脆，蝦要炒得彈牙，不同食材的「落鑊」順序與時間都要精準。這種講究，讓粵菜的層次分明，口感豐富。 就以這些例子來說，這麽多的不同，不管是香港人到台灣或是台灣人到香港，不習慣很正常。台灣人可能覺得香港食物沒煮透、不夠軟、太講究、太花時間；香港人則覺得台灣食物太軟、太熟、太家常。但包周提醒，如果只用單一角度去看，很容易錯過當地飲食的精華。她說：「放下自己固化的思維，理解當地文化，才能真正享受當地的食物。」 她還建議，喜歡香港食物的人最好學廣東話。因為只有懂當地語言，才能明白食物的特徵與味道，也才能在餐廳裡點到真正想吃的菜。 食物從來不只是味道，而是歷史、文化與生活習慣累積下來的結果。從蒸魚到麵條，從便當到炒菜，甚至宴席上飯麵登場的順序，都代表了台灣與香港飲食文化的不同。如果能放下原本的習慣，用另一種角度去欣賞，原本覺得「不習慣」的口味，可能會變成一種新的驚喜。吃飯，不只是吃飽，而是文化的交流。

電訪: 台灣作者包周 在香港飲茶，茶壺要加水只要把茶壺蓋掀起來；可是在台灣，不開口就什麼也不會發生。這樣的小細節，不只是動作上的差異，更能看出兩地對「禮貌」表達的不同：台灣人說話婉轉，希望顧及對方感受；香港人則是直接明快，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從飲食到說話生活，台灣人與香港人的不同，其實早就藏在生活的每個細節裡。 從台灣到香港生活，第一課往往不是語言，而是「快」。在香港的茶餐廳或車仔麵攤，講求的就是落單快、吃得快、吃完快點走。這樣的生活節奏，對習慣從容步調的台灣人來說，可能已經是一種文化衝擊。 另一個在香港必須學會的功課，就是勇敢地說「不」。從台灣移居香港已經八年的作者包周，對此深有體會。她說：「在台灣，講話習慣會加『可能、或許、會不會…』等等緩和語氣；但在香港，清楚表達最重要，要敢說『唔要』、『唔得』，直接明瞭才有時間去吃東西、去做更多的事情。」她笑說，這就像是要切換不同的腦袋--在台灣用「台灣腦」，在香港就得開啟「香港腦」，才能生活得自在。這種轉換，不只是適應，而是要主動學習，她說：「要看書、要請教別人、要聽別人的經驗，要學，不是只要住久就一定會習慣的。」 兩地性格上的差異，也反映在飲食文化上。香港人對食物要求嚴格細緻：該脆的就要脆，該滑的就要滑，清淡與濃郁之間分明講究；相較之下，台灣飲食風格則溫和許多，口味偏淡雅，表達方式也更柔和含蓄。 包周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香港第一次看到所謂的「台灣料理」。在台灣，鹹酥雞店就只賣鹹酥雞及各式炸物，滷肉飯店也只做滷肉飯小菜；但在香港的台灣主題餐廳裡，有鹹酥雞、滷肉飯、蛋餅、刈包、珍奶一應俱全。她原本覺得很奇怪，但後來慢慢理解，這正是香港文化的靈活與變通。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香港的餐飲往往強調多元與創新，不拘一格，隨時調整方向以因應顧客需求。 從飲食、語言到生活節奏，台灣與香港的差異無處不在。有人適應得快，也有人多年後仍感不習慣。但正如包周所說，適應的關鍵是「唔怕醜，唔明就問」。多問、多學，用開放的心態去理解當地文化，不是壓抑自己去「忍」。理解得越多，認同也越深，自然就能融入新的環境，隨著當地的節奏生活，樂在其中，活得自在。

來賓: 越南語老師張婉貞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即使不懂越南語的人，也常脫口而出一句「不漏洞拉」。這四個音節，源自當年香港政府向越南船民播放的越南語宣傳廣播，意思是「從現在開始」。它不只是政策宣示的開場白，更成了越南難民的代名詞，象徵著一段跨海而來、充滿傷痛的歲月。  在台灣任教超過四十年的張婉貞老師，每每回想起這些往事，心頭仍隱隱作痛。越南淪陷後，商店全數歇業，連街角的小雜貨店也不例外。銀行裡的錢提不出來，既沒有收入，也沒有糧食。許多人選擇走難，因為根本無法活下去。如今放眼世界，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到處都能見到越南人的身影，其中許多都是那時逃離家園的人。  當時年僅十多歲的張婉貞，本來家境優渥，但淪陷後，貨物全被沒收，錢也領不出來，幸好有老師的收入補貼。雖然微薄。但畢竟每個月仍然可以領米、領糖、領加油單，這些都是政府人員才有的配給。物資匱乏，三餐難繼，只能靠變賣家當過活。曾經張婉貞拖著七歲的姪女壯膽，把家裡的舊衣服拿到街市兜售，走了又走，遲遲開不了口，最後才鼓起勇氣問人要不要買。那是一段艱辛卻必須咬牙撐過的日子。  當時許多人選擇偷渡到泰國，只要進了難民營，就能透過紅十字會申請前往第三國。張婉貞一家原本也打算偷渡，但命運似乎另有安排。當時人頭費用約八至十二兩黃金，例如八兩的話，先付五兩定金，下船再付三兩。她們訂的船屢次宣稱即將啟航，卻總是開不成，一等就是三年。又有一次被通知要開船，每人需再付三兩，十幾口人合計就是幾十兩黃金，家人半信半疑，沒想到那艘船真的啟航了。而當時船難頻傳 ，一艘十八公尺長的小船，本應載二十人，卻硬塞四、五十人，許多熟識的學生和家長因此喪命。自此，她再不敢走海路，只能再等三年，靠哥哥申請來台。  來到台灣後，所有證書文憑都不復存在，孑然一身，從零開始。她從沒想過自己還能再當老師。多年後，有一所高中想聘她兒子教越南文，但兒子沒空，她便毛遂自薦。對方一聽她沒有文憑，本想直接拒絕，但她耐心解釋自己的狀況，最終爭取到了這份工作，也因此重回杏壇。她感慨地說：「我很高興自己能再當老師，也能把善念傳給學生。做好事一定有好報，天地會幫你把困難降低，這就已經很好了。」她常勉勵年輕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知道不行也要試一試。爭取到是賺到，沒有是應該，但一定要努力去爭取。」  66歲時，張婉貞老師報讀台灣的大學，四年後，70歲順利畢業，終於拿到夢寐以求的文憑。她說：「我的人生再無遺憾。」

來賓: 在日香港文化工作者Serene 很多人嚮往日本的生活與文化，認為那裡乾淨、有秩序、治安良好，食物也精緻美味。然而，真正搬到日本生活與工作後才會發現，表面上的熟悉，與實際的日常生活，往往有著不小的落差。 來自香港、現居日本的文化工作者 Serene 分享了她的觀察與經驗。她提到，雖然日本街頭常見中華料理，但口味和做法與香港有不少差異。「例如天津飯，本來應該是炒飯，但日本會在上面加一坨濃厚的勾芡，我真係食唔慣。」這些被在地化的「日式中華料理」，與她熟悉的味道相去甚遠。 除了飲食習慣的不同，職場文化的差異，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更是一大挑戰。Serene 說，在香港工作講求效率與彈性，只要能完成任務，過程可以靈活處理；但在日本，工作高度依賴制度與明確的責任分工。「喺日本，最緊要搞清楚邊個負責，日本人唔會越級做你覺得好簡單嘅事。」雖然一開始難以適應，但她漸漸理解，這樣的制度反而能減少混亂，只要找到正確的負責人，事情往往能更有條理地解決。 日本社會也極為重視和諧與禮貌。職場上那種表面的禮貌，其實是一種維繫人際關係與營造良好氛圍的默契。有些初到日本的香港人可能會覺得日本人不夠直接，甚至有些不坦率，但在這背後，其實是一種對情緒管理與社會秩序的集體共識。 儘管現代很多人傾向「能網路解決就儘量不出門」的原則，但Serene 發現，在日本，面對面仍然是很重要。她說：有一次她幫朋友訂購一款動漫聯名商品，但因為收貨時收件人不在，快遞應該會留下通知單，然而她卻從未收到。出貨公司卻堅稱是她自行取消了訂單，雙方來回聯絡多次，始終無果。最終她和朋友親自前往出貨公司查詢，當場便獲得解決。「喺日本，見面真係好重要。我打幾次電話都只係話要等等等，但你一出現，佢哋即場就幫你搞掂。」 Serene 認為，選擇在日本生活與工作，就要學會接受這個社會的全部，包括那些自己不那麼習慣的部分。她說：「要用自己能夠接受的方式去面對這些不習慣的地方，咁樣先可以過得舒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