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经常去一个也门老板开的中东餐厅抽水烟，认识了很多在中国做采购的阿拉伯人。因为我去过约旦，所以跟其中一个约旦人很快混熟了。问了他约旦当地人对中国产品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一言以蔽之：当地人觉得中国货质量不太好，但这不是中国人的锅，是他们这些中东贸易商的问题。因为中东贸易商压价太狠，中国老板为了养活员工有时被迫妥协降价，但卖过去的好自然质量不会太好。

说到最后，我再次觉得“规模”是中国最特殊之处，不过之前的很多播客和内容都是在讲规模如何成为中国的优势，今天谈谈规模的另一面。

摘要：

1.约旦人普遍认为中国商品质量不好，根源并非中国造不出来，而是阿拉伯商人把价格压得太低，迫使供应商为生存只能偷工减料。一个10元的杯子，阿拉伯商人可能会砍价到3-4元，中国工厂为了维持运营、养活工人、杀出内卷，只能接单。但这个价格必然导致产品质量下降，最终在海外市场形成了“中国货质量差”的印象，这是一种逆向的幸存者偏差。

相比而言，面对阿拉伯商人“对半砍”式的压价，日韩欧供应商大多会直接拒绝，以保证产品质量。所以给当地人的感觉好像是日韩欧的产品质量更好，事实上只是愿意接单的已经是高成本供应商。

2.中国强大的供应链，在满足小众、高端、定制化需求上仍有不足。例如，一对沙特夫妇来中国采购高端定制婚纱，发现中国产品虽然性价比高，但在设计感、独一无二和用料考究方面，评价只是“It's OK”，这在阿拉伯语境下意为“不太好”。

但这并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中国供应链在过去几十年的核心任务，是解决“有没有”和“贵不贵”，而非“精不精”。无论是婚纱还是其他产业，主要矛盾都是生产出“质量比较好、价格更合理”的大众消费品，而非“独一无二、特别精良”的小众奢侈品。这是一种人口规模和历史发展阶段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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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最大的特殊之处是“规模”，规模带来了供给侧和需求端的正向飞轮。但这把双刃剑的负面在于，14亿人要吃饭的巨大压力，深刻地塑造了整个国家的商业和社会逻辑。

例如，国内公立医院输液室通常是大家坐成一排，而在阿曼则能做到每人一个小隔间。这不是技术或理念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如果采用隔间模式，医院的建设成本将高到不现实。

类似地，说中国的福利体系差，人均医疗和教育资源少，这穿透到底就是一个人口数量多导致的人均资源少的问题。

4.尤其是，中国又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和现世哲学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国家，所以不可能像印度那样放任一大群人自生自灭，在现行体制下更不可能。由此衍生出一种“米里掺沙”的生存哲学：牺牲某些个体最优，换取更多人的基础生存保障（兜底）。

如同粮食不够时把白米煮成稀粥，每个人都吃不饱，但每个人都饿不死，而不是少数人吃饱，大部分人饿死。乃至灾荒时和珅赈灾往米里掺沙，让更多灾民（而非少数人）死不了，但肯定也吃不好。

5.这种“兜底”逻辑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虽然在不断进步但仍然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让更多山寨从业者分一杯羹，代价是原创者收益受损）、某些场景下“一刀切”的政策和统一的高考制度（规模巨大导致精细化管理的组织成本过高）等。

6.从根本上看，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发展根基相对脆弱，因为能源和粮食高度依赖进口。世界上真正能在极端情况下实现完全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只有能源与粮食自主的美国和俄罗斯。

这一外部约束，也使得保证14亿人的生存底线成为内部治理的核心课题，也是中国很多现象和行为的原点。

说到底，人类社会的第一性原理还是动物世界，搞来搞去绕不过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资源数量、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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