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台湾｜一篇散文看岛屿今昔

赵淑敏/文也许天生命苦；也许是多年受胃管制成了习惯，确实太不贪口腹之乐，别人爱不停嘴的东西，不吃绝不感遗憾；不过一定要请我享受，我也能随缘“表现”欣赏，不惹人厌，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多吃一口。一次四妹分了一些零食给我，说：“留着，馋了的时候，就抓几个来吃。”“我从来不馋什么！给我，万一放坏了，糟蹋了不好。”不要扫兴，你会想吃的。”可不，扫兴多煞风景，我不该扫人兴。收下了那些吃食，且尽责地吃光了。还好放了久久也没放坏，到底没肯丢掉，只因那是妹妹的心意。人问，什么最好吃？答曰：应该是不要自己做的最好吃。好吃！飞机上的算吗？1977年9月末，独游天下的欧洲行程将要结束，最后的单飞，从瑞士飞维也纳，在奥航的班机上，我选的主菜是“匈牙利红焖牛肉”，因为这次的经验，以后到菜谱上有这道菜的餐馆，我都会点这样似乎很不起眼的菜，但都没那个味道和感觉，吃下去的乃是失望；或许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但就是留下了那样的记忆。可惜奥航不就便因经营不善停业，这道航程主菜自然成了绝响。不过我敢肯定，至少在吃过的飞机餐中绝对是第一名。而也是那年的经验，印象深刻，至今想法未改，英国飞机的餐食最难吃。偏偏旧岁受邀去英国女儿家做客，我既有的成见，让他们为难。后来我说了：“如常，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不麻烦不费事的吃得最安心。”看我是真意，女儿就不再伤脑筋，出去吃饭他们大快朵颐我也好好表演，过后，我都忘了吃些什么，只记得我多半要的是鱼。洋人做鱼，非烤即煎再不然水煮，加上些无甚变化的sauce。好吃吗？嘿！嘿！别问了。不出游在家的时候，最受全体欢迎的是Mrs.Shaw发明的英国新美食“萧家烤饭”。Terry Shaw除了凤梨酥不爱华人食物，女儿便换着花样想点子让他就范。她将牛肉、草菇、洋葱、胡萝卜、花生米加一点简单佐料炒到八分熟，再煮好一锅饭，都倒入大烤盘中拌匀，厚厚撒上Cheese，放入烤箱烤半小时上桌。另切一盘生菜色拉，就是一餐了，还真不赖。只是我很困惑，为什么煮饭，不煮到百分之百熟透，一定要把米保留百分之五的夹生。而且这样才算是“标准”的烹煮方式，顽固的英国佬的习惯不合理也不愿意改；尤其世居山村注重传统的恋家男。这两样美食，我更欣赏那盘色拉，不仅色彩悦目，红色甜椒、浅绿脆瓜，还点缀些其他的果果叶叶，很漂亮。我最爱的是红色甜椒，微微的清甜，十分爽脆。尤其，是不必洗的，剥开了保鲜膜切了就吃，新鲜到极点。这是跑遍了全世界没有的经验。也难怪，那是Chatsworth House的达翁夏公爵府农场的产品，价昂但质量特优。以至那位Mr.Shaw到了纽约买了瓜果葡萄最初也不洗就吃，结果还没返英，已开始腹泻。公爵府闻名遐迩的除了“太公爵夫人”金头脑的经营智能、府邸及其他观光资源、皇家赛马会的贵妇们帽子展览，还有农场出品霸王级的冰淇淋，不是最甜却奶香浓郁，尤其那以球为单位的分量，让很多人连呼过瘾。可不是吗，他们的一球差不多等于一般冰食店的一球半，两球一杯的我已吃得讨饶。那些年轻人买一大杯三四球堆得高高的，全都下肚真有勇气。由羊群担任“剪草机”整理过的，那看不见边缘的公爵府物业世界最美的草地上，不分男女老少，排过长长的队，终于买到了霸王冰淇淋，晒着难见的灿烂阳光，大家一起舔的趣味，应该已超越醇香甜美。那样单纯的快乐，在很多地方的确已成奢侈的愿望。

喻丽清/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可惜年轻时，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 最近收到北医大“北极星诗社”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望远文报》，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谁知它依然健在，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草稿不知如何打起，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我们未必心服。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回顾所来处，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使我们着迷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我记得萧孟能的《文星》和林衡哲的“新潮文库”，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 我还记得胡和李大打笔战，一个要维护传统文化，一个要全盘西化，现在想来不过是老人跟少年的战争，打到现在中国大陆接下来还在打。那时候文建会和“救国团”真的为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做了很多洗脑的工作。等我出了台湾后，才明白原来大陆的时候正是我的青春期，不禁捏把汗。想想如果调换了场地，难保当红的不是我们。当那些红犯着一点都不美丽的错误时，我们却在郑愁予达达的马蹄中享受着过客一般的浪漫情怀。青年“救国团”带给我们的救赎真的不小。 由于爱写诗，除了在大学里创办北极星诗社之外，我还代表北医参加过“救国团”办的暑期文艺营、岁寒三友会、出版研习会等，受益是一辈子的，加上天主教的耕莘写作班，就让我文艺得更加彻底。留学风气一开，大家跟着潮流走我也走，一心要去远方……流浪……三毛去沙漠受苦受难其实是替我们那一代青年去的。青年的苦闷没有国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没错。 如今自助旅游吃香喝辣，手机随身听平板计算机，什么都唾手可得，但宅男宅女们的空虚好像并没有被填满。外在的自由多起来，无从选择的烦恼就开始了。我想，人的一生最好不要像水桶一样的被注满，要像火一样一次次的被点燃，我们那一代人的愚蠢也许跟这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一代的聪明我们却遥不可及。

陈若曦/文  有幸认识安坑康和传道会吴文朗牧师，知道教会长年关怀社区的弱势家庭，其中一项是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放学后的课业。我们真理堂的教友很想尽些心力，于是认养了一周一次的课辅活动，大家轮流在既定的日子，于下午三点开始，在教堂为之安排的课室里，陪伴孩子做功课、读报，或带动游戏、唱歌，直到孩子回家吃饭为止；包括个别用过晚餐便当才告别回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户或者单亲家庭，有隔代教养的，也有孤儿，着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疼惜。 今年夏初，有志工建议：若是偶尔能带孩子走出山区，到外地去参观游览，开开眼界多好！ 好主意。大家决定从台北市做起，于是开始筹募经费。 我把消息传给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理事长傅依萍。她给会里发出信息，会员纷纷响应，一人一千，很快募到四万元，指定作为学生的餐旅费。志工们的费用，我和石玉各捐了三千元，等用完再说。 暂定一个月出游一次，结果台湾科学教育馆成了首选目标；正逢暑假，日子就定在八月十七日周一。很快有学生报名了，最小从小学二年级，直到初中三年级，一共十一位，男生六名，女生五名。固定志工四名，加上我们刚参加的八位，人数超过学生，比理想的设计“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还有余裕，相信家长听了都很放心。 这天上午十点，各路人马在圆山附近的科教馆前集合，买了门票，由事先安排的导游带领，开始了长达两小时半的游览。作协秘书长王克敬特来和大家招呼问候。孩子们听说我们协会捐助者包括作家、记者和电视导播，如耳熟能详的李艳秋、沈春华、叶树姗和陈月卿等，相当兴奋；从小能受到关注和疼惜，相信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 我们大人志工中，多半是第一次登门科教馆，和孩子一样，处处充满好奇和惊奇。惊奇是主要的，没想到竟有六层大楼的展厅，每一层楼又各分设数个展厅，有主题展览，影片播放，游戏区……可说应有尽有。大人跟孩子们一样，滚沙包，坐摆椅，听音乐……好像回到童年时代，个个乐开怀。 可能是我们反应热烈，竟感动了导览员。他不但解说详细，还逗趣十足，简直是倾囊相授，直讲到十二点半过了，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据说超过他一小时的工作时限，令人感激复感动。 快到午后一点了，个个饥肠辘辘，赶紧带大家去大楼底层的餐厅用餐。这里场地宽裕，设备齐全，食物也很可口。看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也胃口大开，觉得收获丰富，对今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饭后又逛了一层楼的展厅，有的孩子迷上游戏，简直不想走似的，只好狠下心来催促他们。我们按计划把孩子们送上了来程的车子，然后挥手道别。大人互相道别时，都说孩子让我们变年轻了。

宇文正/文幼年时我住的影剧六村有个公共厕所，后来看相声瓦舍“战国厕”的段子，知道他们拿我们村子来消遣，他们已经借“影剧六村”之名编了一系列眷村故事了，我笑说：“冯翊纲又在糟蹋我们村子了！”儿子追问：“你们眷村真的有公共厕所吗？”这等于坦白自己出生于如何古早的年代，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还真的有，我很小的时候也使用过，忘了几岁开始，漫漫地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了，才不再去公厕。但记忆里，直到我们家搬出眷村，那个公厕一直还在，我不记得什么人负责打扫，只记得公厕外头有个水龙头，有些人会把碗或衣服拿到那里洗。 那天我玩耍经过，邻居小姊姊在那里洗碗，一边跟我讲话，不知怎么，哐啷一声，我眼睁睁看见盘子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破了。我惊恐地望着她，隔好久才说出话来：“怎么办？你会不会被你妈骂？”她的表情倒是镇静，没觉得大不了的样子。这时她母亲（是蔡妈妈？刘妈妈？……我想不起他们家的姓了……）从厕所里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为什么要骂？盘子总是会破的。”我紧张地离开肇事现场跑回家，虽然盘子不是我打破的，还是觉得自己闯了祸。 连她们家姓什么都忘了，这个画面、她妈妈的那一句话却深深刻在我的心上。在那个年代，这个妈妈太另类了，那时眷村里家家都穷，即使普通的盘子，也不至于打破可以毫不心疼的。而那年代对子女的教养，打骂是寻常，打破了盘子，至少一定会被数落一番吧？如果是我妈，“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那么不谨慎！”就算恰好是她心情最好的时候，起码也会念上一念，她妈妈竟然说：“盘子总是会破的。”太意外，我回到家犹然怔怔想了又想。 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这话对自己人生观所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是后来，这偈语般的七个字时而在一些关头浮上脑海，才慢慢懂得它对我产生的效应。我母亲严厉，我总有不敢犯错的无形压力。母亲的有趣是在她的“纪律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她不认为孩子上学非得穿制服，她对有些制度、形式是很叛逆的；但如果功课很烂你试试看！我曾有97分的考卷不敢拿给妈妈看的经验，因为错的那题明明是早就会的，只是粗心错了，粗心是不可原谅的。这个邻居妈妈却说：盘子总是会破的。 有时是面对别人，有时是面对自己，这句话有种宽容的力量。我常被认为是个好脾气的人，尽管其实个性急躁，有时粗心、神经大条，更有许多事情能力不足，但通常不会迁怒别人，对小孩尤其有耐性，也因此少有见过我发脾气。尤其对于物的损失我很少放在心上。几乎没有恋物癖。太喜欢孩子、动物，所以也不收藏什么，便不怕“打破”。家中桌、椅、橱、柜的脚被小兔子啃是难免的。喜欢的书，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一度经常搁在床头，某日发觉小狗认真啃食一个四方物体，从狗嘴里抢下，精装书背已经咬出花絮，哎，书总是会被啃的！ 我后来读到一个算命的故事，说某人算出自己某日他珍爱的那个杯子将会摔破，他想挑战“宿命”，那天一起来，便盯着那个杯子，心想，我牢牢看着它，它能在我眼下破掉吗？那一整天他哪也不去，连他老婆喊他吃饭也不理。到晚上，他老婆火大了，跑到他书房一把拿起那杯子：“有什么好看，一整天看这个破杯子！”往地上一摔，果然摔成了破杯子。那人先是一愣，继而抚掌大笑：“原来如此啊！”这还真是个宿命的故事。 连杯子、盘子都有它们的宿命吗？ 前年（2011）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岸合璧展之前，反复读到此图收藏者吴洪裕临死前（清顺治年间）嘱家人焚以为殉，从子吴静庵“疾趋焚所”，从火中抢出画卷的故事。画已烧去部分，断为前后两截，前段“剩山图”藏浙江博物院，后段较长的“无用师卷”藏台北故宫。两岸合璧让台湾观众看到了这长卷画作的开头，虽然还是不完整了。画有生命，也要无奈一叹：画总是会被焚烧的啊！然而经过火殉，破坏了完整，却增添了故事，人生一次一次的毁坏、裂痕是否亦如此？我邻居妈妈的话语只是单纯出于对孩子无心之过的宽容；当人们以一则传奇看待火殉后的画作，遗憾里，有对“不完美”留下的想象空间哲学上的领悟，那就是对历史、对艺术、对美的宽容了。

孟东篱/文 盐寮，是花东沿海公路上一个散居的小村，在花莲市南方约二十公里。这里离海岸五十至两百公尺，便缓缓升起了月眉山，月眉山不高，只有一两百公尺，经多年砍伐，已没有多少树木，但杂草遍山，倒也葱绿，从山坡上俯视太平洋，碧蓝辽阔。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就在草丛中开出许多壮硕清丽、芬芳沁人的野百合，据我所知，十年前就有花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盐寮郊游，大把大把采去，渐渐的，野百合终于少了。 今年，雨停之后，盐寮的大人小孩开始大量采摘，几乎每个家庭都放了一大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浸在水盆里，有的插在瓶中。不上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各自捧着一大把从山坡下来，走在路上。那实在可说是丰硕的美景，但那美景是让人心痛的！ 孩子们采野百合，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喜欢，而是为了拿到花莲去卖，一朵两块钱。也有人来收购，一朵两块，再拿到花莲以五元售出。可是这些花，岂止是一朵几元的问题！你说它一朵值一百块都可以。这些花，就是耶稣所说，每一朵都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更美丽的野百合。 而今，山道上到处是遭受摧残的花梗与花朵，凡能见到的能采到的，都会被采光，只有花沟悬崖顶上的得免于难。 盐寮的大人们是好大人，盐寮的孩子们是好孩子，没有人能说去采捧野百合是不对的，但问题是在这自然的丰硕中，常有叫人心痛的担忧：盐寮这自然的恩赐能任我们挥霍到几时？这样的杀鸡取卵的采撷，岂不是在野百合还来不及孕育下一代时，就已被拔除了吗？今年所采的地方，明年还会再来吗？ 我相信盐寮的野百合还可以让人再采几年，但几年以后呢？盐寮还有百合吗？台湾还有一个“遍山野百合”的盐寮吗？ 请支持盐寮的野百合，请保留盐寮的野百合，请让盐寮永远是一个有野百合的盐寮，请让台湾有一个地方，名叫“有野百合的盐寮”，并让那有百合的盐寮的百合满山满谷。

林黛嫚/文台湾女作家，著有《闲爱孤雪》、《闲梦已远》、《闲人免爱》等。《小林来台北》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嫁妆一牛车》那本短篇小说集，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还提到“小林来台北现象”，“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是啊，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 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都有不同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台大就在台北，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 小林们为什么来台北，这有什么好探究的！乡镇人口往都市流动举世皆然，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城市里机会多，贫瘠的乡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许不同程度的成长。已经有人说出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我再不能理解更多，只能寻绎自己的流动轨迹。 初中毕业那一年，我报考中区高中联考和到台北考女师专的单独招生，高中联考先发榜，相较于录取率只有3%的女师专，我考上第一志愿女中并不意外，等到收到女师专的录取通知，爸爸显得异常高兴，大约是要带我去街上采买一些住校的生活用品，我们走在宿舍区平静的街道，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迎面走来，爸爸忽然牵着我的手，对着邻人说：“我女儿考上北女师呢！”等到邻人走远了，我悄悄放开爸爸的手。往后我经常有机会搀扶着父亲，不过像那样牵着手是唯一一次。然后我就上台北了。 为什么来台北要说“上台北”？难怪有人要把番薯地图倒过来看，不过我带着行李要开始我的离乡生活那一次，搭着开往台北的台汽客运时，我确实是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向上的道路上，像爬山一样，客运车缓缓向上，终究会将我带向山顶。 1978年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南来北往的路程缩短了不少时间，不过也许台湾地区建设铺就一条康庄大道，但走在上头的却不见得是好鞋好车，我记得搭乘的台汽客运经常抛锚，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台汽是台湾唯一的长途公路客运经营者。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司机会请乘客下车，等待下面几班同样是台汽的车，然后让大家分批上车。但是车上往往只剩少许的空位，大部分的人都得站到终点站。有一次假期较长，我带了小外甥女回外公家度假，回程时遇到了客车抛锚，再上车后当然没有座位，我一路抱着三岁大有点重量的外甥女站到台北，下车时两只手臂都已经僵硬失去知觉。这种事不是偶然发生，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五六次，甚至八九次，如今想来，当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抱怨甚至抗议，不知是大家都能理解发生这种事的无奈，或是已经习惯了对生活中的不顺遂坦然以对？ 我来台北读书，毕业后教书，又读书，工作，和一样来台北读书、毕业、工作的男友结婚，在大台北的近郊贷款买下公寓四楼的房子，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四楼，四楼的房子一定是这批建案里最便宜的一间。 小林们在台北生活。过年过节返乡探望家乡的长辈，也是在日日和生活奋战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目标，于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返乡就是一年辛勤之后的重大活动。 散文家林文义在一篇《无乡可回》的文章中谈到台北最宁静、美好的几天正是春节，“所有的大楼都死寂如聚集的墓碑”，那些要返乡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辞行，“说要赶在高速公路塞车之前，连夜返乡。语气中充满兴奋和期待，好像一整年在台北的生活奔波获得偿还”，而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在春节之时，无乡可回。 是的，春节返乡在我的某些朋辈中是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女性友人，不管已婚或未婚，过年的琐事似乎都由女性限定。先安排好返乡的交通，从台汽客运到国光号或是搭便车共乘，还有东部的火车、离岛的飞机，一直到现在的高铁；然后还要打理年菜、年糖，年假若是够长，也许安排三天两夜岛内度假，年假的旅游质量和高价成了必要之恶。过完年假，看到朋辈一脸疲惫，就知道这个年是如何过得人仰马翻。 幸好对我来说，不必准备年菜，两个家的食物都自有人做主，也不时兴度假模式，回婆家吃年夜饭，然后初二回娘家，一个年只有这两件事是重要的。于是几十个春节过去后，记忆深刻的就只有那不算远却也路迢迢的返乡路。 我的家乡是少数纵贯线铁路没有经过的市镇，先生的老家在岛的南端，下了高速公路还得走县道、乡路，所以开车上路是返乡唯一的方式。教书那几年，因为有寒假，农历春节前可以早早先返乡，晚几天再北上，避开交通最拥挤的时段，后来在报社工作，加上要配合先生的时间，终于加入每年春节疏运的人潮车潮里。每年的状况稍有不同，有时中途先到南投，有时直接回夫家屏东，还有一段时间终点站是高雄，总之都是南往北返，和整个岛的人潮流动的节奏一致。 过年返乡是必要的仪式，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跟阿嬷回她的娘家，因为舅公、姨婆们都很疼宠，加上表叔、表姑，可以收到不少压岁钱。某一次，除夕当天大约上午八点从台北出发，只要赶得及乡下人吃年夜饭的时间即可，以为很充裕，结果在第二条高速公路还没通车的年代，除夕的中山高成了超级停车场，光台北到新竹就走了六小时。不得不弯下高速公路，找家小店吃碗面再继续回去加入车潮，那一次完成返乡任务花了十一个小时。回程好一点点，只花了十个小时。如今回想，除了司机在塞车达到极致时发了几句牢骚，车子里的其他人似乎都自在安度塞车时光，第二年，同样的情节照样上演，和那站在路肩，等待下一班台汽客运站回台北的人群一样，平静而顺从。 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同事，在一年将尽、赶着过年做饭的时候，莫名地羡慕我们即将返乡的期待心情，过年对他来说，不过是饭菜略为丰盛的围炉，以及接下来吃吃喝喝睡睡的年假。这种心情很接近林文义说的“哗啦哗啦，台北人一下子少掉3/5，整座城市安静了下来”，似乎台北人一面享受安静的城市，一面对于突然陌生起来的春节假期感到怅然。 乡愁是文学家经常书写的主题，小林们来台北，产生了新兴的乡愁，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有乡可回，只是一年一年回去又离去，家乡不只是在记忆中变化，而是真切地在现实中转变，那种感觉自己熟悉、认识的家乡渐渐远离，不也是乡愁？ 近年不再需要过年返乡了，几十年过去，家乡的景况已不复当年，我们的人生状态也不一样了，先生南部老家还在，只是没有长辈长住，成了做生意的小叔堆放货品的仓库；我的娘家也还在，父亲住进了赡养院，老家只偶尔回去探望父亲的姊妹歇脚处。再也不需和春节返乡车潮一起涌上高速公路，交通部长拍胸脯“北高往返六小时”的保证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又一个年关将近时，我又想起来塞在高速公路上的十几个小时，至少那个时间点，全家人是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林清玄/文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终于解脱了，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样想，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思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 走过了广大的荣星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 呀！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短暂，在民权东路一千米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地在演出吗？ 让我们更真诚地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 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后只会剩下怀念。 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 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 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地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地感谢和奉献。 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 因为，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可得了！

袁琼琼/文台湾女作家、编剧，著有《春水船》、《自己的天空》、《随意》等。一直以来，碰到有人问我干哪一行，我总说编剧，没法说自己是作家。作家似乎不是个行业。或者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行业，如果说自己是作家，似乎在表白自己无事可做。至少在做的事情看不出来。收入也是很麻烦的事。说自己是是编剧，人家会问，那写一本剧本多少钱，一本剧本要写多久？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作家，如果有人问“写一本书多少钱？”“写一本书要多久？”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逾三十年，这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作家”的好处是，那是“进行中”的行业，就算八百年没出书，没写出一个字来也无妨，因为这行业的莫测性：“多久”和“多少”从来没有个定数，总觉得“不知道哪一天”此人就会写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作。因此，一日作家终身作家。有前总统，前总裁，前校长，前经理，但是从来没有“前”作家，只有死了的作家。但是作家死了也还是拥有这个头衔，一日作家终身作家。 所以，我猜作家不是个行业。报税的时候被归在自由业里。收入不在薪资所得中，而且，多数时候，把稿费宽免额一扣，通常就不必交税了。我在身为“作家”的时代，通常都不缴税的，当然也没有退税。开始有税可缴是做了职业编剧之后。写剧本之后，才实质感受到自己是个有工作的人。讲到自己在写的戏，有头有脸：某公司制作，某电视台要播出，某某人演某某人导，非常像回事。 不像跟人说：“我在写小说。”写给谁？哪里要刊登哪里要出书？都在虚无缥缈中。说出这句话来就像在做梦似的，现实感近乎零。 所以我总是羡慕那些朝九晚五有班可上的人，觉得他们生活规律，生命在轨道中，虽然周五可能卡拉OK唱到半夜，周六醉生梦死，周日睡一整天，但是只要到了周一，一切就恢复正常秩序。周五到周日的“不正常”，也成为规律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在家过日子，每一天都可以是另一天，周一可以是周五，周五可以是周日，或者一周七天都是周六……总之，混乱。我在朋友间是出了名的缺乏时间观念的人，这都是做“作家”害的。如果每一天都像另一天，上午和下午差不多，那么每一个小时就很像另一小时。有次听到某人说他的朋友，两个人约在某处相见，那个人第二天才在约会地点出现。整整迟到了一天！！！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作家。 我个人朝九晚五的经历非常“轻薄短小”，现在回想，这一辈子的上班族岁月，总加起来，大概还不到半年。自己在“上班”时做的是什么工作，说实话，没什么实质记忆，反倒是记得其他的，工作之外的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妈托人找的，在台南某公家机构工作，那时候没有“工读生”和“义工”这种东西，所有的拿底层薪水的都是临时雇员。临时雇员多半是高中或高职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子。因为薪水低，几乎每个老鸟都会配置一个或两个。我们上班时坐在正式职员的两旁。现在回想，颇有点像公家帮他们雇佣的调剂身心的“娱乐用品”，除了不断被吃豆腐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不过我们都是年轻女孩，刚出校门，刚从清汤挂面的发型中解放，刚开始穿洋装高跟鞋，刚开始自觉到自己是美丽的，所以对那些中年男人的轻薄言语并不感觉轻佻，也或许根本就还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总之，大家都快乐的承受着，被调戏时，我微笑，感觉自己终于是个大人了。 在我们那时候，“成年”从出社会开始。多数人都是开始工作之后才急速的由小孩转成大人。我们在一个月里学会一切：化妆，打扮，与男人对话，相处，解读男人的眼光，适应男人的话语。我们那时候的青春，比之现代的年轻人，似乎要更为清鲜些，就像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带着细细的绒毛。那似有若无的绒毛，见证我们的完整和从未被触碰。 上班上了一个多月，印象里尽在吃。公务员办公室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吃的东西。点心、水果、不要钱似的一袋一袋放着。我们总在吃，等到了中午就跟其他的临时雇员一起去吃饭。如果老板请客，就会去高级餐厅，吃那些比我们薪水更贵的食物。 后来就离职了。大约是临时雇员的“临时工时”额度满了。或者只不过是老板想换一些新的女孩子来调戏，总之我“失业”了，虽然不算是什么工作，拿我妈的话来讲，还不够付车钱和饭钱。不过女孩子在没出嫁之前不作兴留在家里“等”出嫁，所以我妈又替我找了个“背井离乡”的工作。 说这工作背井离乡，是因为地点在高雄，虽然从台南坐慢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不过心态上完全觉得自己离家五百里，无疑是个独立的大人了。 刚上工的时候，因为没找到房子，住在老板家里。我工作的那家“公司”非常家庭化，经理董事长会计业务员都有亲戚关系，只有我是外人。公司三层楼，老板的千金住二楼，年龄与我相仿，我就跟她住在一起。 这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悍然而美丽。个子不高，但是完全是蜂腰豪乳的典型，皮肤亮白，灌了牛奶似的。大眼睛高鼻梁菱角小嘴，脸蛋完美无瑕，洁亮光滑像瓷器塑出来的。她完全知道自己的美丽，眉挑上去，眼睛大大，毫不客气的看人。 有一天，其实是上班时间，不该上楼的，但是我忘了东西得回房去拿。在外头敲门敲了好半天。老板千金来开门，她就那样，眼睛大大，挑着眉看我，并不问话，只是漫漫地把没穿齐整的长裤拉链拉起来。 我跟她说了我要的东西，她进去拿出来给我。我直到下了楼才想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懂。但是也知道虽然我们同龄，我还是女孩，她已经是个女人了。 我很快找了房子搬出去。其实是分租别人家的一小房间，但是毕生头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我爱那个窄窄的，只放得下一张床和桌子的房间。我有个大大的窗，望出去是院子里的白色大茶花。茶花是很庄严的花，总是齐齐整整，花瓣大片大片舒展，全无风光旖旎倾斜之姿，是那种要经过正式介绍才跟你搭话的美人。我时常坐在窗前，看着凝止的大茶花吃饭，或看书，喝咖啡，在不上班的时候。

杨逵/文本名杨贵，台南新化人，著有《杨逵全集》十四卷。曾获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首奖从缺），是首位进入日本文坛的台湾作家。  台北近郊有阳明山，彰化近郊有八卦山，高雄近郊有寿山；都距市区很近，交通方便，眺望甚佳，是郊游散步的好地方。 我喜欢这些地方。也住过一段时间。 很早我就看中了台中近郊的大度山，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就是这个梦想，促使我借钱在东海大学前买了这一块不毛之地。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不毛之地。 理由很简单：“有毛”之地太贵，买不起。 买了之后，饱受孩子们的反对与朋友的责骂，说我这个幻想家自讨苦吃。 孩子们各有所好，对此荒地没有信心，自然不能合作；又没有钱雇工帮忙，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实在是注定有苦吃了。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决心苦干下去。 吃苦我不在乎，在我一生中，苦是吃惯了的。 可是，为了借钱而低头，为了缴利息而奔波，却非我所愿。 幸亏，老妻能容忍，一直替我分担了这些苦差。 我挂起了个小小招牌：“东海农园”。 又盖了一所小小的山房，以避风雨。 用最原始的农具，一坪一坪地把荒地开辟，再一坪一坪地种下花木蔬菜。 浇水要好远的水圳挑，停水时没水浇，欠水时水利会员不让挑。 晚上捡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能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 当“东海农园”在这满是石头的荒山上开创之时，连附近的农民都笑我们是大傻瓜。 但事实证明，只要设计得法且有恒心，荒芜之地都可以变成美好的花园。 现在，这人人看不起的将近三千坪的不毛之地已经垦熟，种满了几百种花木，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水电灌溉设备已充足。 参观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有人说，这里好像是公园。 我也乐意把它称为“东海公园”，自娱娱人。我更充满了信心，想加速把这小小的私立公园充实起来，变成为郊游的好地方，免费让大家游览。 我这个幻想家的幻想愈来愈大了。 我看到豪华的高楼与宏大的工厂天天在建设，也看到了脏乱的地方正在增多。要是没有在这些建筑物之间配合花木，使环境整洁幽雅，那就等于画龙没有点睛。如果大家也愿意幻想幻想，我们乐意为大家设计、施工，以实费（成本）把“东海公园”的好几百种珍花异木推广到每一角落，使整个城市公园化。 六年多来的经验，使我们有把握在破砖乱石之上种花，把脏乱的地方变成美好的花园。在屋前屋后、屋顶上或者窗口的小小地方种种花木，摆设几个盆景，实在是最好的点缀。 我们高兴做大家共同的园丁与庭园顾问，认真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解决灌水、施肥、修剪，以及防治病虫害等管理上的一切问题。 最近有一位编辑来观光，问我近来有没有写诗。我笑着说：“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用的不是纸笔，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 他承认了我的说法之后，说：“是的，这是一片美好的诗篇，是你不凡的创作。尤其你这六年多来的奋斗，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过，能够到这里来参观而听你讲这故事的，终竟有限。用笔写东西，传播力更大、更广、更久远，这事实你能否认吗？”

焦桐/文台湾作家，曾任《文讯月报》编辑，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副主任，著有《台湾味道》、《暴食江湖》、《台湾小吃全书》等。 米饭总是带着一种朴素的美感，自足而清纯。饭本身如果优秀，不必佐侑任何菜肴，即滋味无穷，汉代枚乘有言：“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可见以好米煮出好饭是了不起的美味。 袁牧也说，饭乃“百味之本”，“饭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遇好饭不必用菜”。他公布要把饭煮得颗粒分明，入口软糯的四项秘诀：一、好米；二、善淘；三、用火要先武后文，焖起得宜；四、放水要燥湿得宜。寺沢大介的漫画《将太的寿司》叙述煮饭的知识颇为高明，这部漫画不管情节铺排、角色刻画，性质上属于通俗剧的典型手法。通俗剧最明显的特色是遵守奖善罚恶的道德正义，剧中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善良者无论如何饱尝苦难，最后一定得到善报；邪恶者即使如何小人得志，最后必定自食恶果。从这种逻辑出发，人物、情节便需诉诸煽情，让读者为主角的落难叹息、怜悯，并对欺压善良的强权产生愤怒。男女主角、恶棍、谐角等这些标准角色组成了这部流行漫画的基本人物。将太这个勤恳认真的少年，几乎以全部的生命力在捏制寿司，每一次都凭不懈怠的努力弥补了材料的缺陷，他所投注的时间、精力，是最令我服膺的日本文化。 饭冷却后，加糖、盐和醋搅拌，即成寿司饭，寿司饭因覆盖、包裹材料的不同又变化多端，非常华丽。从前我不敢吃寿司，看米饭在师傅手里捏来捏去，可能还随手拨顺滑落的头发，抓抓身体的痒处，再拿一片鱼肉放在醋饭上，想起来就觉得恶心。读这部漫画后，竟着了魔般想吃寿司。寿司这种日本庶民食物，一定要用煮得非常好的饭，以非常新鲜的海产当场捏握而成，因此师傅必须有非常洁净的卫生习惯。 池波正太郎在《食桌情景》中说：“寿司店的师傅应该坚持要理利落的小平头，时时都保持整洁干净，胡子也得刮得干干净净，握寿司的双手指甲也要干净到让人家觉得用舔的也没关系的地步。”他喜欢光顾的小店，老板捏握寿司时，眼睛炯炯有神，面露精光，予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煮饭成功的关键在于水量的控制，包括煮饭时的气温、湿度，都影响些微的水量差，是调节水和火候的参考。为了精准控制水分，我洗好米例先滤干。如果没有电锅，煮饭显得有点麻烦——首先需准确拿捏水量，一般米和水的比例约1:1.5，蒸饭的米水比例则约1:1.2，棕米、红米需要更多水。传统方式是手掌按在米上，以水刚好可以盖过指关节为准；或倒竖拇指贴着米，水量抵第一关节处。已经兑好水的米在炉上煮，锅盖只阖四分之三，煮沸时，转为文火续煮十五分钟，直到锅内水分已干，阖紧锅盖，熄火，焖十分钟。 若煮港式煲饭，则米水比例约3:5，还得视米之新旧、长短，用细砂锅，鼓猛火烧到米胀水干，才放下腊肠腊肉，改文火细烧，直到腊味的油脂消融，煲底的吱吱声传响饭的焦香。 煮饭要煮到松软适口，“米伸不开腰”算是基本动作，淮扬人煮饭讲究“水始冷，武火滚，干汤以后文火焖。水要准，汤莫损，文火以前米翻身”，意思是在烹煮前将水量必须准确控制，煮得过程不可再增减变化，大火烧开，小火焖饭，并在干汤前稍稍翻一下米，以使受热均匀。 最要紧的基本动作是煮的过程不能任意增减水量，李渔以煎药为喻，解答不善厨事者煮饭熬粥常徒具美形，却无美味，关键在于： 粥水忌增，饭水忌减。米用几何，则水用几何，宜有一定之度数；如医人用药，水一盅或盅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数。若以意为增减，则非药味不出，即药性不存，而服之无效矣。不善执爨者，用水不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饭常苦其多；多则逼而去之，少则增而入之。不知米之精液，全在于水，滗去饭汤者，非去饭汤，去饭之精液也。精液去则饭为渣滓，食之尚有味乎？ 饭煮到一半，觉得水好像放得太多，遂舀了一些出来，会使锅内的饭滋味尽失。感谢电锅的发明，我们只要压下按键即可搞定，完全不必再掀锅盖观察。不过煮饭前须先了解米的特性，才能诱引出米本身的滋味。 米的天性既纯真又深情，跟什么水结合，加热，就变成什么饭。煮饭的过程因此富于变化，若采用鸡汁煮饭，即煮出鸡饭；加入姜汁煮，则煮出姜饭；加入柠檬汁，就是柠檬饭；加入椰浆，自然呈现椰浆饭；加入墨鱼汁，锅子里将变出乌亮的墨鱼饭……《清稗类钞》：“炊米为饭时，欲其洁白，可入柠檬汁少许于水中，且松散。” 淘米切忌粗鲁，需以涡旋方式温柔淘洗，不必洗到完全清净洁白，否则养分有流失之虞；也不可使劲搓揉米粒，以免断裂、破碎了米的原形。去除米粒中的脏物后，淘洗、倒水的速度要快，因为溶出的米糠粉很容易被米吸收，令煮出来的饭残留着米糠味；虽则讲究敏捷，却不可有丝毫粗暴，重复换几次水，直到水显得有点清澈。 烹煮菜饭得掌握内外兼修之道，煮前须将米浸泡半小时以上，先滋润米心，煮出来的饭粒才会内外软硬一致，特别是锅里加了大量的菜时，未浸泡过的米煮出来常常半生不熟。浸泡生米的时间依种类而异，一般粳米、小米、寿司米泡半小时足矣，糙米需一倍时间，五谷米、杂谷米和薏仁、玉米、扁豆之属需二小时，糯米则需三小时。 我常煮的菜饭包括麻油鸡饭、腊味煲饭、干贝海鲜菜饭、紫苏梅饭、南瓜饭等等，每一次煮都用不同的主菜、配料组合，其中的变化，带着创作的乐趣。我暗忖，女儿留学前，若习得此艺，就能以一只电锅走天涯。 我煮麻油鸡饭，是先煮一锅鸡酒，再用那锅鸡酒来煮饭，成品的魅力难挡，吃过的亲友总是要求将剩下的饭装便当回家。我有时也被自己煮的麻油鸡饭感动莫名，我心所爱戴，我灵所仰慕，它总是唤起我的米饭激情。 在台北，我偏爱“隆记”的上海菜饭，如果单独吃饭，我辄点食“排骨菜饭”，再加一盘清炒虾仁或蚕豆、葱烧鲫鱼；那菜饭煮得偏向软烂，饭香、菜香、油香融合得十分快乐，一种老上海弄堂的滋味。 每次去澳门，我必吃“九如坊”的焗鸭饭，九如坊最闪亮的招牌是行政总厨卢子成，他历任七位澳门总督的御厨长达二十五年，也是首位华籍御用主厨，其厨艺乃中西并治的典型。此饭他每天只做二十五份，卢师傅教我以鸭骨所熬的高汤浸米二十分钟，再一层米一层鸭油烤四十五分钟。鸭肉则先烤过再去骨，和葡国香肠一起铺在饭上面，米饭饱吸了鸭汁和肉香。我每次点这饭，同桌的朋友无论已吃得多饱，都会央求再吃一大碗。 回想从前农家用柴火铁镬煮饭，锅底不免饭焦，常将此焦饭置于竹筲上晒干，做完农事回家，用热茶泡软，撒一点粗盐，乃寻常解饥良食。现在的锅巴有更多妙用，如锅巴虾仁。 有一次去评审台湾米料理，很惊艳开平餐饮学校孩子们的创意。原来米饭不仅是主食，也可以制成点心、沙拉、冰淇淋、慕斯，再以器皿选择、摆饰呈现，颇有顶级精致料理的架势。 吃饭很像家居生活，平常到地位低落的地步，往往忽略其存在，名称明明叫“主食”，却吃成附属品，越讲究的饭馆越挑精拣肥，专吃各式菜肴，从来也不配一口饭。 白饭之于佳肴，好比画布之于色彩和线条。一席筵宴总不乏华丽的菜肴，互相争奇斗艳；若缺少白饭的搭配调和，不免会彼此扞格。 我大学毕业未久，在罗斯福路巷子里的地下室上班，事多钱少，深觉台北居大不易，忙得无暇读书，遂辞去工作，报考艺术研究所。当时距考试日期只剩个把月，我每天煮一锅白米饭，煎一块白带鱼，竟也吃得有滋有味，如今回想，那锅白米饭生成充沛的能量，竟支撑了我清贫的学生生涯。

焦桐/文台湾作家，曾任《文讯月报》编辑，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副主任，著有《台湾味道》、《暴食江湖》、《台湾小吃全书》等。一九九〇年冬天，我在登湘西天子山途中，遭遇了一场大风雪，可能是风雪实在太大了，使天色提早暗了下来，使陡峭的山路更迷茫。其他登山客已杳无踪影，饥饿感加深我的疲惫，不知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到投宿的客栈？ 天色全黑了，山上的客栈门口，坐着一位约莫十二岁的女孩，捧着一脸盆饭在吃，白米饭上并无菜肴，只浇了一些炒得黑褐的辣椒，蒸汽升腾在风雪茫茫的山里，津津有味地召唤我的饥肠。我多么想问她，偌大的脸盆你吃得完吗？你果真吃得完？我爬山又累又饿，渴望和小女孩分享她抱着的那半个脸盆的辣椒饭。 那盆辣椒拌饭如梦似幻，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脑海。我是个大饭桶，饭量大，饭欲旺盛，每天从早餐开始就渴望吃饭，我明白这一张肚皮是为吃饭而存在的。这一张肚皮，也是贪吃的报应。我们见面时的问候语：“吃饱未？”“吃饭了没？”可见华人的饮食文化，一直将“饭”等同于“餐”，早饭、中饭、晚饭的意思是早餐、中餐、晚餐。 中国的饮食结构中，米饭可能占了最显著的坐标，历史上每次稻米歉收，常酿成暴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批谷物、骨耜、炊具和陶釜，证明了七千年前先民已栽植稻谷，并且以稻谷为主食。《论语·乡党》中有“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之语，强调饮食以五谷为主。袁牧也说：“粥、饭本也，余菜末也。”这种主食的观念从先秦至今，深植在民族的意识中。 在台湾，稻米不仅是主食，也是沟通神鬼的媒介，可见这种好东西，人神俱爱。云林县褒忠乡的“吃饭担”是祈求平安的饭，由各村庄轮流主办，“吃空空，才会好年冬”。十八世纪台湾人生病，常会请巫师以“米卦”诊病祛病，地方志略多有记载米卦的巫俗：病患没胃口时，先令其饮甜粉汤，病情稍微好转则用一盏米泡九盏水煮食，称为“九龙糜”，或吃雏鸡。如果没有起色，就请红头师进行米卦：携一撮米去占病情，贴符行法，祈祷神鬼，鼓角喧天。红头师非僧非道，都以红布包头，故名。 米食比面食具饱足感，饥饿时特别想吃米食，狼吞虎咽中带着一种珍惜的意思。阿城的《棋王》描写棋王吃便当，由于太饿吃得太快，喉结收缩，脸上绷满了青筋，又常常突然停下来，谨慎捡食嘴边、下巴上的饭粒；若饭粒不慎落地，他立刻定住双脚，转身寻找。早年读这篇小说，颇为叹服那深刻的饥饿描写。 有一回我在汉神百货地下餐厅吃韩国烤肉，老板问我主食要吃面还是冬粉？我说想吃饭。 “没有饭！”她面无表情。 我非常讶异，没有饭？甚至不必解释，竟也无歉疚的意思，吃韩国烤肉配面条或冬粉？我一定瞎了眼才走进那家店。 米饭之于华人，犹如pasta之于意大利人、面包之于法国人。我们判断餐馆的优劣，仅从米饭和面包即可略见端倪。我坚信不能煮出一锅靓饭的餐馆绝非好餐馆，然则大多数的餐馆已经忽视煮饭了。开口跟服务员讨饭吃，有点像掷骰子，幸运时会碰到差堪入口的。运气背的话，会遭遇已然面貌模糊的饭粒，非但不忍多看一眼，也无心再吃菜肴。 有天中午带妻女去一家知名的日本料理店，我看到那碗白饭，即升起不祥的预感，吃了一口，果然饭粒黏糊糊的，有些则显得干冷，不仅饭煮坏了，显然还掺了隔夜饭。对待饭的态度如此恶劣，能做出好菜吗？接着端来的一盘烤肉，洋葱酱汁旁边紧邻着罐头玉米粒、豌豆苗、苜蓿芽，千岛酱竟淋在洋葱汁上，看起来像巫婆的鼻涕。 已经好几年了，我真希望有一天终于能将那家店的记忆永远抹除，当它只是一场噩梦。 未必大家都喜欢吃饭，有人只吃土豆泥，无法忍受米饭里面没有油、盐和奶油。日本小说家山本周五郎（一九〇三年-一九六七年）嗜肉，却非常厌恶米饭，竟说“刚洗完澡神清气爽的身体里，要是装满米饭还一边打嗝，根本无法发挥我的创作精神”，他甚至主张：“应该尽可能将稻米赶出这个国家。”这个肥仔大概相信米饭令他变笨变衰弱，真是匪夷所思。 然则日本人可能最擅长植稻、煮饭，他们长期研究种植和烹煮，认真计较稻米的产地、品种、收割、晒谷、水质，将它从食物层次提升到审美层次，饱含着文化的意涵。 二〇〇一年秋天，我参与一项现代诗翻译计划，在日本秋吉台国际艺术村住了四天，准时上下班般，每天早晨开始工作，晚上才得休息。那里邻近国家公园，环境十分优美，可惜一时无暇游走观赏，每天辛勤工作，最值得等待的事就是吃饭。无论中午或晚上，那锅饭总是蓬松、清新，朴实而单纯地表现米饭之美，长久以来，我想念那锅白米饭远甚于秋吉台的风景。 煮一锅好饭的先决条件自然是选择好米，台湾最知名的当属池上米，池上米即是池上乡所产的米。池上乡位于中央山脉、海岸山脉间新武吕溪的河谷冲积平原，土壤、气候、水质都适合培植良质米，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是进贡日本天皇的御用米。池上米在比赛中迭die获冠军后价格飙涨，跟茶叶比赛的冠军茶一样。 再好的米也不要囤积，盖新碾的米最美味，我每次买米都不嫌麻烦，只买一包。大量喷洒过农药的稻米存放得再久也不会长虫，优质有机米则难免虫害，办法是放一球蒜头或几条红辣椒在密封的米桶罐里，有驱虫效果。 平常，我喜欢在仁爱路“忠南饭馆”吃客饭，两大锅不同的白米饭无限量供应，厚重的老外省口味，非常下饭，我通常会先吃一大碗在来米饭，细嚼慢咽，再吃蓬莱米饭，狼吞虎咽。 在来米即籼米，从前台湾只有籼稻品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称本地米为“在来米”，意思是本地栽种的米。不过他们还是喜欢吃软黏的粳米，遂引日本粳米进台湾，栽培成功后取名为“蓬莱米”，意谓来自蓬莱仙岛的米。可见在来米、蓬莱米都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名字，不如籼米、粳米来得准确。粳米依精白程度可区分为糙米、胚芽米、白米。 市面上米的种类越来越多，米粒依长度可粗分为短、长两种，短粒米分布甚广，长粒米以印度、泰国、缅甸、柬埔寨为主。依颜色分，有白、红、深紫、黑。随着健康意识抬头，有机米、合鸭米的品牌也日益曾多，并且更讲究生产履历和米粒的饱满、透明度、弹劲。 “合鸭米”又称“鸭间米”，乃鸭、稻共栖共荣的有机米，这是台湾农民的创意：放鸭入稻田间，让鸭子啄食田里的害虫如福寿螺、负泥虫等，鸭子的排泄物又成为稻株的肥料。据说这种稻株的细胞壁较厚，根部发育完整，较能吸收土壤里的矿物质。 长米有点像骑墙派，蒸煮后不具黏性，颗粒各自独立，善变，不强调自我，适合用来制作各式菜饭或炒饭。香米则个性拘泥，坚持主体性，烹煮时会散发芳香，不宜添加咖喱、姜、椰汁、西红柿、蔬菜等外物。糯米通常用蒸的，是制作米糕、粽子、甜点的好材料。 糯米有非常顽固的黏性，从前常用来建造桥梁、房屋，苗栗的龙腾断桥俗称“糯米桥”，这座砖造拱桥建于日据时期，采荷兰式砌砖工法，以糯米黏接砖块，是台湾铁道旧山线海拔最高、跨距最大的桥梁，精致如艺术品，极壮观极美。桥的结构虽则严密坚固，可惜位于大断层带上，重创于一九三五年关刀山和九二一两次大地震，如今只剩下拱形桥柱供人凭吊。我每次去三义吃客家菜，总会被那座断桥吸引过去，仰望它平静矗立于荒草野岭，在放肆的鸟鸣中，带着岁月风霜的形容。 

林清玄/文有一个朋友，她养了一条土狗，狗的左后脚因被车子辗过，成了瘸子。 朋友是在街边看到这条小土狗的，那时小狗又脏又臭，在垃圾堆里捡拾食物，朋友是个慈悲的人，就把它捡了回来，按照北方习俗，名字愈俗贱的孩子愈容易养，朋友就把那条小狗正式命名为“小瘸子”。小瘸子原是人见人恶的街狗，到朋友家以后就显露出它如金玉的一些美质。它原来是一条温柔、听话、干净、善解人意的小狗，只是因为生活在垃圾堆，它的美丽一直未被发现吧。它的外表除了有一点土，其实也是不错的，它的瘸，到后来反而是惹人喜爱的一个特点，因为它不像平常的狗乱纵乱跳，倒像个温驯的孩子，总是优雅地跟随它美丽的女主人散步。朋友对待小瘸子也像对待孩子一般，爱护有加，由于她对一条瘸狗的疼爱，在街闾中的孩子都唤她“小瘸子的妈妈”。小瘸子的妈妈爱狗，不仅孩子知道，连狗也知道，她有时在外面散步，巷子里的狗都跟随她，并且用力地摇尾巴，到后来竟成为一种极特殊的景观。小瘸子慢慢长大，成为人见人爱的狗，天天都有孩子专程跑来带他去玩，天黑的时候再带回来。由于爱心，小瘸子竟成为巷子里最得宠的狗，任何名种狗都不能和它相比。也因为它的得宠，有人以为它身价不凡，一天夜里，小瘸子狗被抱走了，朋友和她的小女儿伤心得就像失去一个孩子。巷子里的孩子也惘然如失去最好的玩伴。两年以后，朋友在永和一家小面摊子上认到了小瘸子，它又回到在垃圾堆的日子，守候在桌旁捡拾人们吃剩的肉骨。小瘸子立刻认出它的旧主人，人狗相见，忍不住相对落泪，那小瘸子流下的眼泪竟滴到地上。朋友又把小瘸子带回家，整条巷子因为小瘸子的回家而充满了喜庆的气息，这两年间小瘸子的遭遇是不问可知的，一定受过不少折磨，但它回家后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过不久，小瘸子生了一窝小狗，生下的那天就全被预约，被巷子里，甚至远道来的孩子领养。做过母亲的小瘸子比以前更乖巧而安静了，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买花，它静静跟在后面，不肯回家，朋友对它说了许多哄小孩一样的话，它才脉脉含情地转身离去，从那一次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小瘸子了，它是被偷走了呢？还是自己离家而去？或是被捕狗队的人所逮捕？没有人知道。朋友当然非常伤心，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可以再与小瘸子会面。朋友与小瘸子的缘分又是怎么来的呢？是随着前世的姻缘，或是开始在今生的会面？一切都未可知。但我的朋友坚信有一天能与小瘸子再度相逢，她美丽的眼睛望着远方说：“人家都说随缘，我相信缘是随愿而生的，有愿就会有缘，没有愿望，就是有缘的人也会错身而过。”

刘克襄/文著有《风鸟皮诺查》、《台湾鸟类研究开拓史》、《11元的铁道旅行》等作品。上个月，后火车站华阴街失火，有三人不幸命葬祝融。大火前一个小时，我才在附近的批发百货店走逛，寻访旧时的商家。此一场大火，不禁触发我忆起一些往事。 四五十年前，从中南部搭火车上来，准备在台北打拼的人，人生往往只有两个出口。老家的成长环境，似乎便命定了，要从前站出来，或者从后站下车。从前站喷泉广场出来的，泰半拥有高学历，可能已在金融商圈、广告媒体或者公家机关等单位，谋得一职位。也有继续求学者，继续其寒窗苦读的生涯。但多数人是从后火车站认识台北。他们高中毕业，十七八岁出头，甚至有小学才读完的十二三岁童工，携着简单家当，盘缠有限，恐怕连回家的钱都不够。这些不及弱冠的少年，站在后火车站前，举目无亲地张望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群职业介绍所的男子。每个人的口气都像军队里的教育班长，香烟不离手，脏话不离口，老到地吆五喝六。 下港人憨厚者多，傻愣愣地，常受不了几个謏言催唤，便懵懂地跟着人家，像待宰的鸡鸭，被塞进小货车。有的还因年纪太小，属于违法打工，必须藏在卡车后的帆布篷里，躲避警察的追查。他们惊惧而茫然，被载至初次听说也初次抵达的三重、五股或中和。在这些卫星小镇的铁工厂、成衣厂，以及某种加工厂之类，开始从事最卑微、辛苦的劳动行业。或有不愿屈就者，继续窝在华阴街附近，找间便宜的木造小旅舍下榻，日日出来闲逛，等候待遇较好的工作。附近炒面炒粉的小摊生意，顺势也特别兴隆。 大抵说来那时工作机会多，只要肯拼，愿意积蓄置产，离乡二三十年后，他们还是能完成心目中的梦想。在远离家园的北部，成家立业，进而挣得一屋居住。如今毋庸贷款，或者只剩下零头轻松交纳。当年歌手林强著名的闽南语歌《向前行》，轰动街头巷尾，大抵道尽了这种打拼的可能。小老百姓不懂大时代变迁，但很清楚，那时的环境或许艰苦，却人人有希望。现在社会富裕，机会反而大减。在这一最需要广大劳动力的时期里，下港人勠力参与台北盆地的经济建设，共同打造了今日的台北模样。从后火车站开始的人生，应该是不少中生代市民生命里最精彩的篇章，回忆台北最重要的起点。 如今后火车站不见了，除了一个北淡线的怀旧广场。一辆旧时列车摆置着，挂个不知所云的“第三月台”牌子，一切无从回忆。尽管周遭依旧，仍是五分埔的扩大版，各式各样便宜的批发百货，密集地摊挤于街坊骑楼。更远，还有亮丽帷幕大楼的京站百货，预示着未来的繁华，我还是若有所失。这场不幸的大火，似乎也点着了一个失落的艰辛岁月。那是梦想可以燃烧的年代。年轻人只要胼手胝足，可以放胆结婚，建立美好家庭，勇敢生子。油电再如何飙涨，靠着双手打拼都能挨过。房价再如何翻扬，也可挣得一席之地。 我若主管相关单位，大抵会从这个角度考虑，从周遭老旧的街屋，寻得一个代表性楼宅，规划这样一个蓝领阶级的下港人博物馆，把六七十年代的生活风物悉心整理，做一个有意义的展示。不仅向半个世纪以来北上打拼的人致敬，还想知道什么是梦想，到底建基在什么样的社会人情和义理中。在那梦想可以燃烧的年代。啊，你若是下港人，还记得当年北上，是从前站出来，或者在后站下车？

李维菁/文台湾资深媒体人。著有小说集《我是许良良》、《老派约会之必要》池塘边，他递出小便当盒，要我打开，里头是炸虾。 他说，买的时候虾子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炸了以后，缩水似的。 黄金小虾子弯弯曲曲地躺满整盒。他一早起床上市场买虾子，在厨房里头裹粉，亲手炸。 我瞅着他，然后问，怎么，你不会喂我吗？ 这是我收过的唯一情人节礼物。 人送你什么礼物，多反映他自己的价值观。不久以后，他也要我用食物表达我的在乎。他坚持要我下厨煮菜，难吃也没关系。 换我端出的小盒子，里头是红黄相间的甜椒炒牛肉。 他吃到一半，我实在看不下去，抢过小盒子阻止。肉太老了，太咸了，别吃了。他面无表情地说，还行。然后吃完了。 想想我收过的礼物好少，左手一只就数完了。 我收过一首歌。 对方拿起吉他，要我坐在对面。 我有礼貌地挂着笑。他中断三次，忘了下面，吉他弹错。他中断问，不好听吧。我摇头，很好的，你继续。 事实上，旋律怪，词很土。他走音严重，我也不太明白音痴为什么想把作曲当礼物，唯一可能是他没发现自己是音痴。 唱完了，他很尴尬，说，我送你别的？ 我点头，开口要一瓶指甲油。 物质是很重要的。在物质上慷慨的人，在情感上未必大方。但物质上吝啬的人，在情感上必然吝啬。 心意光用嘴巴说，却没礼物，这种人绝对不可信。那感觉就像是怀念祖先，用心就好，何必扫墓祭祖。很重视朋友，何必写信电话或见面。总在夜里怀念旧人，所以根本不需要照片。 现实是不去扫墓你三年都不会想起列祖列宗。不联络见面，却说是好友，这种话是做直销的口头禅。不翻照片，你不追悔曾辜负过谁。 人没有那样高尚，形式很重要。 所有艺术史的演进就是物质与形式的一再革命与突破。以诗为例，因为既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再也不能表达内心激切的感情了，因此我突破了现有的形式，打破了惯例，创造新的语言形态，满足那份急于沟通的渴望。视觉艺术的进程也出自物质形式的一再变革，因为对这世界的看法新颖充沛，必须创造新的物质组合，形式到位，精神的进步相随，前卫因此诞生。 爱情也是，必然饱含某种创造性的欲望，将心意转化成某种印记，对过往赋予重要性与象征性。物质是虚幻情意的稳固支点，物质与精神从来不站在对立面，而是彼此的救赎。 这不是拜金恋物，我真正明白物质的美好。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每天说思念，跟你谈福祉却连一杯美式咖啡的钱都不愿替你付。还有长发潇洒男，你从家里带出两个大水梨，他吃完他手上的，还指着要你手上的那个。你听到他说，你家反正比较有钱，你常吃。 一个习惯掠夺或支配不属于自己物质的人，必然贪婪无义。 当我摩挲克什米尔披肩，感受到颈项之间的细致柔滑，我总觉得，情人不死也会跑，物质与回忆会天长地久。 物质不灭定律，可感情无常。 很多年后，我一上地铁就看到他，心漏跳了一拍，我本能转身背对，然后我觉得蠢，头低低地赶紧避走到另一个车厢。我又忍不住从远远偷看，他双脚夹着购物袋，闭眼打盹，我放心了，那代表他刚刚没看到我以及我的蠢样。 那个炸虾给我的男孩，老了一点，蓄胡子了，现在不知是谁的父亲与丈夫。但仍然明朗稳重，还是我当初一见钟情的那张侧脸。 迟钝而饱满的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发作。 广播到站，他以前总在这里陪我下车。我抬起头，想看他最后一眼。 他突然睁开眼，与我四目对视。 我惊叫出声，往外急冲。我对迟迟不能放手的愤怒难消，对已经放下的，那股护持的温柔又强大到连自己都吃惊。 软软的，胀胀的，我在喘息中也才惊觉，过去了，都过去了。

李仪婷/文在我还没认识福隆这个地方之前，我先认识了福隆便当。不是因为我贪吃，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太节俭的缘故。那一年，我才小学三年级，刚要学数学中的乘除法运算。一天，我爸就拉着我，对我说：想不想出去玩？我摇摇头说，不想，因为我还有很多数学习作没写完。而且我知道我爸根本不是要出去玩，他是要去宜兰开教师研习会，跟玩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爸自从跟我妈离婚后，就变得非常黏我，好像我才是他老婆似的，不论做什么，没有我在旁边的话，他都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再这样下去，我可能真的得嫁给他，但问题是，他大我五十岁，而且长得几乎跟我一模一样，我没事干吗嫁给我自己？我头脑坏掉才会答应这门婚事。我爸看不出我的烦恼，他一把把我正在写的数学习作拿了去，然后瞄一眼说：这么简单，只要观念正确，这些很快就会解决，老爸教你。我心想完蛋了，我爸这个人只会搞砸事情，被他这么一搅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爸自顾自地说起他对数学称不上是知识的论述，他说：数学中，只要了解什么数字最大就行了，知道吧？答案是无限大，那更大的数字呢？当然是无限大乘以二，很简单吧？我爸哈哈大笑，一副很乐的样子，还要我赶紧把他自创的答案写进习作里，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我看看我爸，又看看窗外头，窗外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因为窗户的纱窗孔洞都被经年累月的灰尘盖住，根本看不到外头景色，最后我终于受不了我爸的笑声，对我爸说：你去宜兰开会带着拖油瓶，你不觉得烦吗？不要再来烦我了。我爸没有再说什么，我以为我说服了我爸，哪知道他根本就放弃跟我沟通，趁我还在睡觉的时候，直接把我扛上火车，隔天等我醒来，我已经坐在开往东部地区的列车上了。我在火车上又叫又闹，哭着说：上课要迟到了，而且数学作业也没做完，我死定了。我爸很得意又不失风度地安慰我：这辆火车只会往花东开，不会去学校，要我放心。至于数学习作，他说，只要我知道一乘以一等于多少就行了。火车轰隆隆地往东飞奔，窗户干净得几乎要以为凉风随时会迎面刮进窗内。当火车时速从几近一百降至六十，火车过弯时，山洞来了，我在漆黑的肠道内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之后，火车又长驱驶过黑暗。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因为我从没想过这辈子看过最刺眼的阳光，竟然是从海上反射而来的。“看到了吧，那就是传说中的东部海岸线，美吧。”我爸说。蔚蓝的海岸线，加上刺眼的波光，我想我一定是被窗外透亮的景致给吓傻了，因为我跟我爸说：一乘以一难道会是一百？而且这跟我没去上学又有什么关系？我爸敲了我的头，说：连这都不知道，一乘以一当然还是等于一，这样知道意思了吧？我看看我爸，又看看窗，窗外呼隆一声又变黑，我说：意思是我们破产了？我爸摇摇头，说：你没救了，这个意思是我一个人去宜兰和带你去宜兰，火车的价钱是一样的，懂了吧，所以不去白不去。我到那时才明白我爸到底在说什么，总之，意思就是，我长得太矮，坐火车不用钱，换句话说就是我是免费附赠的。我不知道我到底坐了多久的火车才抵达宜兰，我只知道这一路上，我爸为了安抚我的情绪，像个火车推销员似的，不停地跟我推荐福隆便当有多好吃，并且跟我拍胸脯保证，说我一定会喜欢，因为我妈在离婚之前，也对福隆便当赞不绝口，简直是饭Q味美肉大块，更重要的是，价钱非常便宜。我爸说，等他开完会，从宜兰坐平快车回来，经过福隆，我们就能在月台上像捞金鱼那样，随便朝月台上的人丢下几枚铜板，就能捞到一个饭盒回来。其实不管我爸说得多么口沫横飞，我都对福隆便当没啥兴趣，因为我爸虽然是个老师，但是他说的话比第四台卖东西的销售员更不可靠，几乎没有一样可以相信，不过每次我反驳我爸说的话是屁话时，他都会露出满口瓷白的牙齿，带着既得意又不好意思的神情说：不然怎么骗得过那些学生，你不知道现在老师有多难当！我陪着我爸到了宜兰参加完活动，已经是下午一点多，原以为我爸至少会带着我到宜兰市中心走走晃晃，买点东西，塞一点东西到我肚子里，天知道我饿得快要昏过去了，只是谁知道一出了学校会议室，我爸就拉着我，直奔火车站，像拦计程车那样，一边随性坐上停在月台边的火车，一边低头跟我说：笨蛋才会去市区当冤大头，福隆便当才是这趟旅行的重点，懂了吧。我不知道我或者我爸到底是不是笨蛋，我只知道我虽然很矮小，肚子也不大，但是再怎么样小的肚子，只要一饿，也会像用过的牙膏那样扁得快吐出肠子来了。最后我什么都没说，选择乖乖地跟着我爸一起坐上往北的火车，和来的时候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坐的是区间车，那是一种坐垫比钢板还硬，速度比骆驼稍微快一点的列车。我跟我爸抱怨，只不过是一个便当，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吗？我爸敲了我的脑袋，说：你以为钱很好赚吗，等你穷到连鱼饲料都觉得好吃的时候，我看你还能多高尚。我不知道我爸在说什么，因为我经常看见我爸在三更半夜把学校托他买的鱼饲料塞得满嘴，被我看到的时候还骗我说那是鱼松，叫我跟他一起吃。鱼饲料真是一种奇怪的食物，吃的时候觉得很香，吃完之后却是满嘴的大便味，如果不计较事后的味道，鱼饲料倒是很适合算数学的时候，一边运算一边打发时间的时候吃。火车轰隆隆不知道走了多久，外头蒙蒙下起雨来，雨丝打在火车半截矮窗上，像勺子，接着弯弯斜斜打在我脸上。我爸帮我把矮窗压阖，我爸问：饿不饿？我说饿死了，真想吃鱼饲料。我爸说：再忍忍，下一站就是福隆了，等一下就有香喷喷的便当可以吃了，你要吃几个？我问我爸：我能吃几个？我爸掏出口袋的零钱说：不能让他们赚太多，我们还是一起吃一个就好。我想，当时我一定是饿晕了，才没有力气反驳我爸说的话，也许等我吃饱了，再来抗议也不迟。只是我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爸太相信福隆这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便当了，而我则太相信我爸的鬼话，因此火车停靠在福隆时，月台上冷冷清清，根本没有卖便当的小贩，只有站长在月台上吹哨指挥示意列车长停靠，除此之外，连一只猫都没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当我爸急得像猴子，不停地吱吱叫的时候，列车又缓慢地启动，不管我爸怎么哀号，火车都一路向北，再也不会回头了。福隆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在我还不认识这个地方之前，我却先从我爸的口中拜闻了福隆便当是多么丰盛。实际上，福隆站却是一个只要你一出站，笔直往前走五分钟，就会掉进海的地方。在那样靠海的环境中，所特产的便当，传说是为了让到海边海钓的人们方便一边钓鱼，一边填饱肚子才孕育而生的，然而便当里的菜色，却没有半样来自海中的鱼货，仿佛海上的人们思念土地似的，里头尽是卤蛋、豆干、鸡卷、香肠、高丽菜、酸菜等陆上盛产的佳肴。那一年，我和我爸都没吃到福隆便当，但是在成长过程中，那便当的滋味却永久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林清玄/文到阳明山看樱花，春日的樱花一片繁华，彷如昨夜未睡得红星携手到人间游玩，来不及回到天上。 在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我多会感到恋恋，隔个两三天总会到山上与樱花见面。 我喜欢在樱花林中散步，踩过满地的落英。这人间是多么繁华呀！人间的繁华又是多么容易凋落呀！樱花给我的启示是，不管时间是多么短暂，都要把一切的生命用来开放，如果盛放的时刻是美的，凋落时尽管无声，也会留下美的痕迹。 与樱花的相会，我总会感觉与樱花的心灵相映，我们的心里保留了天地的爱，保存了美，才能在春风吹拂之前，温柔地点燃。 穿过樱花林，去泡个温泉吧！ 阳明山的白温泉，如梦的乳花，使人觉得不似在人间，尤其坐在露天的温泉土坡，俯望着小草山，看山间日暮的浓雾迤逦前来，将整片山林包覆。 山是温柔，雾是温柔，樱花是温柔，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我愿能常保这一切温柔的心情。 我泡在温泉池里，看着茫茫白雾，突然从心底冒出了一句话：“天寒露重，望君保重。” 这是妈妈写信给我最常用的句子。 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在远地的城市读高中，每个星期，妈妈总会写信给我。也许是受日本教育的缘故，妈妈的信有固有的格式，信封上她写的是“林清玄君样”。春天，她常在信末写着“春日平安”；到了冬天，她总是写“天寒露重，望君保重。” 从高中时代到大学毕业，妈妈的问候语从未改变，一直到我装了电话，妈妈才停止写信给我。每年冬天的每个周末，我都期待着接到母亲的信，每当我看到“天寒露重，望君保重”时，内心总会涌起无限的暖流，在这么简短的语言里，蕴藏了妈妈深浓的爱意，爱是弥天盖地的，比雾还浓。 与内心深刻的情意相比，文字显得无关紧要，作为一个作家想要描摹情意，画家想要涂绘心境，音乐家想要弹奏思想，都只是勉力为之。我们使用了许多复杂的技巧、细致的符号、美丽的象征、丰富的譬喻，到最后才发现，往往最简单的最能凸显精神，最素朴的最有隽永的可能。 我们花许多时间建一座殿堂，最终被看见的只是小小的塔尖，在更远的地方，或者连塔尖也不见，只能听到塔里的钟声。 “天寒露重，望君保重。”这是母亲给我的生命的钟声，在母亲离世多年以后，还温暖着我，使我眼湿。 简单，而有丰沛的爱。 平常，而有深刻的心。 这是母亲给我最美好的遗产，她的一生充满简单生活的美，美在自然、美在简单，美在含蓄。 我的文学，也希望，能不断地趋近那样的境界。 洗去了一切的尘埃，我带着淡淡的硫黄香气下山，摇下车窗，让山风吹拂脸颊。山风温柔无语带着无可言说的芬芳穿过来、穿过去，山樱的红，枫叶的橙，茶花的白，也随山风迎面。 “天寒露重，望君保重。”我轻轻朗诵着母亲的话语，感觉这句话就可以供养天地。 感觉，在遥远的、如梦的、不可知仙境的妈妈，也能微笑垂听。

张雍/文还是不敢相信，又回到了台北，也许是实在不习惯飞机上的睡眠，又真的像是刚从一场很长，消耗许多精力的梦中惊醒，额头上还渗着汗水，洗完脸走出浴室，透过窗户望出去，看不见我布拉格公寓中庭院里总是身穿小碎花纹家居连衣服在喂食鸽子的捷克老奶奶，反而是那栋以闪光点缀，我还没机会进去过的台北一〇一大楼……睡眼惺忪，算算时间，从买好机票，在布拉格家中匆匆打包，抵达台北，不过是过去七十二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好像误打误撞在某个小巷子的转角尽头打开一扇小叮当漫画里的任意门，“咻”的一声，就这样从布拉格回到了台北。 偶然的际遇，精品品牌香奈儿把我从布拉格邀请回台北，替他们进行一个特别的摄影计划，原本短期内没有计划回来，更以为这次会打破自己每两年才回家一趟的记录，确实是偶然的机缘，刚好确定回来的几天前，爸爸动了一次心导管的手术，所幸没有大碍，香奈儿的邀请很巧地除了让我有机会替他们执行这个有意思的拍摄案，更让我能顺道拜访心里总是挂念的家人。 回台北的计划我始终守口如瓶，在每个周末与妈妈Skype上的对谈除了关心爸爸手术后复原情况，我也强忍住内心的激动，对于极可能成行的台北之旅我也只字未提，还要求弟弟一定要守口如瓶，别破坏我接下来所准备的惊喜。一回到台北，就收到要与客户开会的讯息，人坐在计程车上，以观光客的心情，仔细地打量这暌违两年多没见到的家乡城市风景，一整天密集的会议之后，赶忙带了一束康乃馨驱车赶回家里，路上计程车司机兴奋地告诉我这两年我原本住的那一带新建的运动公园有多美丽，我有一声没一声地回应，说实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迫不及待地想着几分钟过后即将见到心爱的家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社区大门口的警卫头上明显多了许多白头发，还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访客还是我那个正在马祖当兵的弟弟，电梯里加装的感应器，不是住户还上不去，瞥见还停在信箱旁我大学时代偶尔会骑的脚踏车，才突然有一点好像回到家的感觉。按了几声电铃，打开门是妈妈一脸错愕然后接着格外惊喜的神情，那个温暖的拥抱，我等了足足两年有余，妈妈眼角渗出泪水，开心地笑着说道：“你这是搞什么鬼？！”身后刚动完手术的爸爸也笑了，还显得有些虚弱，我真的回到家了…… 如果每个小巷子的尽头都有一扇这样的任意门，我一定会勤于走路。 曾听过一个印第安人关于旅行的古老传说——在火车轮船这样的现代大众运输工具问世之前，古时候人类前往远方旅行的方式不外乎步行或马车，通常一趟到远方的旅行在出发与到达目的地之间至少得花上数星期、个把月甚或一年的时间，当时的人们也习惯那样的速度，那样边走边看的移动方式。当现代大众交通工具普及之后，城市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被戏剧性地缩短了，抵达目的地的时间也从未像现在这般快速。印第安人相信这种进步科技的旅行方式并不人性——虽然旅行的速度加快，真的“咻”地一下旅客便从原本所在的城市马上抵达目的地。虽然旅人已经到达，但灵魂才从方才出发的地方，还是以最原始的方式，不成比例的速率，缓慢地朝目的地前进，通常比那个人晚几天才会到达…… 站在捷运台北车站月台上方的大厅，淡水线与南港线交错的区域中央，赶着回家的人潮从四面八方蹿出，步伐是那样急促，仿佛捷运站的地面温度高达一百摄氏度以上，多驻足一秒就会被烫伤的感觉。又好像置身在探索频道深海奇观那样节目的场景里，一大群在深蓝色海洋深处，随着洋流一大群突然游向左边，另一群又猛然游向右边那样快速移动的鱼群之间，感觉很新鲜，因为在探索的节目中，首先，你听不到鱼群们彼此之间对话的内容，你也闻不到它们身上的味道，就算是戴着3D立体眼镜观赏，也不会比这样驻足在捷运站正中央，与赶车的乘客肩并肩，不时有人从后方撞上来的真实……我乐此不疲，是这次回到台北所发现的新乐趣。所有的大城市好像都是这样，人们从这个地方急急忙忙地赶到下一个地方，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样凝重且严肃，似乎在忙一件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但好像又不完全是……看着人来人往，暗自想着自己还在路上正赶着与我会合的灵魂，不知道他到底到了没有…… 与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们聊天，当中有些人正在准备履历表，计划找新的工作。关于人脉的讨论，让整桌人显得慷慨激昂，我没有太多的参与，眼神游移到隔壁桌面店老板十二三岁左右、戴着黑框眼镜、十分有耐性的大儿子，正在教胖嘟嘟的弟弟九九乘法表的画面。好一幅美丽的景象，显得有点凌乱的餐桌上除了一桶免洗筷以及供客人使用的餐巾纸之外，正中央还躺了一只白色小狗，眯着眼睛就那样安稳地睡在桌子的正中央。 “五乘以七是多少？二十七可以除以八十五吗？欸，你专心一点好不好……九点半了喔！”戴着黑框眼镜的哥哥认真地说道。 我看得出神，突然想到我最喜欢的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一首关于履历表的短诗：         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        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        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        旅行要出了国才算。        会员资格，原因免填。        光荣记录，不问手段。        填填写写，仿佛从未和自己交谈过，        永远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        悄悄略去你的狗，猫，鸟，        灰尘满布的纪念品，朋友，和梦。 的确，人们从来不会把谁是自己最心爱、最在乎的人，写在履历表上，你的梦想，也不应该在履历表里提及，看的人想要知道你有哪些头衔，得过哪些奖项，但是如何得到，过程有多辛苦，并不重要…… 身旁的好友们在小酌几杯之后，对于人脉及履历表的讨论意犹未尽，提议去KTV唱歌，我先行告退。到家之后父母已睡，被家人戏称为老太婆的九岁狗狗兴奋地发现我回来，雀跃地摇着尾巴，想跳但好像又跳不太起来。洗完脸走出浴室，站在爸妈的房门边望着两人早已熟睡的身影，忘了就那样在一旁站了到底有多久——梳妆台旁微弱的台灯下放了一张我和弟弟小时候的照片，那的确是这辈子最胖的时候。另外一张是爸妈很久很久以前去泰国旅游时，坐在大象背上开心地对着镜头微笑的照片。看着两人熟睡的身影，想着三年多前妈妈刚动完妇科手术，那时在布拉格忙到无法抽身的自己，一旁早该戒烟，心脏里几天前才多了两支导管的爸爸……我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不经意地回过头瞄了一眼身后那扇若隐若现的任意门，伸出手轻巧地在门缝上留下一道空隙，门发出嘎嘎的声响，爸妈还是睡得很香甜。 好希望这道任意门一直就这样开着，永远都不会有关上的一天……

果子离/文我住在简单的地方，简单地生活。 真的是简单的所在。近二十年前，刚搬来厦门街，或许尚不习惯，或许心境跟不上环境——搬家之前，住家邻近中华路，购物、交通、看电影什么的都很方便，相对之下，此地是边城，是穷乡僻壤，是心情贬谪的流放地。回想起来，彼时狂放不驯，定不下心，或者说心才要定，所见街道险仄，屋矮破旧，朽木招白蚁，破瓦惹尘埃，不免心里嘀咕。很难想象，多年后同样的我，读到《我的小村如此多情》一书，竟生出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想和外人分享我这小小社区的清幽雅趣。 没本领山居野放，只好大隐于市。隐，还得外在条件配合，若是车水马龙，那只有过于喧嚣的孤独。我的住家静，静到，套一句路寒袖的诗：静，从声音中走出来。 我这巷子真静，白天若家里没人，静坐，就会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听到毛发延展的声音，眨眼时眼皮撞击的声音，以及灵魂轻轻飘走，又蹑手蹑脚回来寻访的声音。 有时静极思动，或与阳春有约，或微风召唤，必须出走。于是出门，看人，看狗，看树，看商店。我爱走路，爱东张西望，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心情，看过去就有千变万化。 散步，有人说要放空，什么都不要想。那是修行，我不会。我习惯带着疑难杂症上路，或者说，当心中有感，便以走路思索。尤其写稿不顺，思路不通，则寄望步行，在踏步的节奏中，在左脚右脚向前进步的象征意涵中，脚踏实地，刺激穴位，然后好像打通任督二脉，有时题目有了，题材定了，有时起头句子自然浮现。（最近领悟到：写稿和生产一样，头出来，后面就容易了。） 住家附近适合散步。和平西路、罗斯福路、重庆南路、水源路框起来的区段，每条街道都很迷你，汀州、同安、牯岭、厦门、金门、晋江、南昌，都好瘦。最大的一条是巷子，厦门街一一三巷，拓宽之后，巷比路宽，尔雅、洪范与百年雀榕坐镇于焉。 走在这个框框里，每一步都踏着传奇，牯岭街旧书市场（以及少年杀人事件现场），余光中旧居，纪州庵，洪范、尔雅、纯文学出版社，是传奇，也是传说，我看，我听，我想象，每一则等待注释的典故，都在我脚下，眼前。更不用说沿着罗斯福路南行了，从师大到台大，书店圈与人文气息浓厚的咖啡店群，金炼般闪闪烁烁，像飞机夜降，机场指示灯串起航道，引我漂浮不定的心性，着陆。 是书，以及可以阅读的咖啡店，一股磁力吸引我，如蛾虫趋向有光的所在。如果散步要有方向，几乎不自觉便转往罗斯福路。台大校园与公馆书圈兼商圈，早已取代没落的重庆南路书街，成为我的游玩之地，散步，散心，散钱，心满意足，回家。 早些年，出巷底后鲜少右转，往水源路不是我的漫游路线。虽然有河，却被快速道路阻隔，可怕的路，车速快，风掣雷行，轰轰咻咻，即使跨上天桥，耳膜与细胞还感受到震动。要去河畔骑脚踏车，更得牵车上下阶梯，一顿一顿，单车颠簸弹跳，人晕，车也晕。而纪州庵，荒烟蔓草，破败寥落，传闻中的文学馆，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砍树建停车场的消息不断耳闻，那几年正逢心情萧索，月光光心慌慌，出门少，河滨就更不去了。 然而近几年，我熟悉的这块地方，地貌变了，比邻平房一片片被铲平，都更为高楼广厦，几座豪宅拔地而起，周杰伦、林志玲住了进来。纪州庵旁也盖了文学新馆，不只是静态的展场、纪念馆，《文讯》接手后不时举办活动，让馆子动起来，馆旁本来的乱篱杂草化为绿毯翠幕。而一路之隔的河滨公园，也不知何时，活血去瘀，整治之后平野辽阔，陆桥铺上斜坡道，利于脚踏车上下。公园车道曲曲折折通往我无法想象的远方，有若填海造地，像运动场，也像游乐园，人犬尽欢。 跨出我家巷口，白蚁虫害的矮旧房舍纷纷改建大楼，抬眼望，好几角天空被遮蔽，月亮挤到偏远的天边。有得有失，谈不上是好或坏。幸好还是住宅区，安静，淳朴，旧家具店仍然毗连，仍然和我一样每天过着差不多的日子。时代向前走，兴衰起落，自有调节，我还是散我的步，读我的书，写我的，平静生活。

林清玄/文传说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 这是个极度浪漫的传说，想是多情的南方人编出来的。 可是，我们假设说话结冰是真有其事，也颇有困难，试想：回家烤雪煮雪的时候要用什么火呢？因为人的言谈是有情绪的，煮得太慢或太快都不足以表达说话的情绪。 如果我生在北极，可能要为煮的问题烦恼半天，与性急的人交谈，回家要用大火煮烤；与性温的人交谈，回家要用文火。倘若与人吵架呢？回家一定要生个烈火，才能声闻当时哔哔剥剥的火爆声。 遇到谈情说爱的时候，回家就要仔细酿造当时的气氛，先用情诗情词裁冰，把它切成细细的碎片，加上一点酒来煮，那么，煮出来的话便能使人微醉。倘若情浓，则不可以用炉火，要用烛火再加一杯咖啡，才不会醉得太厉害，还能维持一丝清醒。 遇到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话就好办了，把结成的冰随意弃置就可以了。爱听的话则可以煮一半，留一半他日细细品尝，住在北极的人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幸福也不常驻，有时候天气太冷，火生不起来，是让人着急的，只好拿着冰雪用手慢慢让它融化，边融边听。遇到性急的人恐怕要用雪往墙上摔，摔得力小时听不见，摔得用力则声震屋瓦，造成噪音。 我向往北极说话的浪漫世界，那是个宁静祥和又能自己制造生活的世界，在我们这个到处都是噪音的时代里，有时候我会希望大家说出来的话都结成冰雪，回家如何处理是自家的事，谁也管不着。尤其是人多要开些无聊的会议时，可以把那块嘈杂的大雪球扔在家前的阴沟里，让它永远见不到天日。 斯时斯地，煮雪恐怕要变成一种学问，生命经验丰富的人可以依据雪的大小、成色，专门帮人煮雪为生。因为要煮得恰到好处和说话时恰如其分一样，确实不易。年轻的恋人则可以去借别人的“情雪”，借别人的雪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如果失恋，等不到冰雪尽融的时候，就放一把火把雪屋都烧了，烧成另一个春天。

李冠颖/文我求学的第一个记忆和我妈妈有关。 可能是三岁或者四岁，连幼儿园小班都还没有入学的时候。我在新买的弹簧床上睁开眼睛，耳朵旁传来少女的祈祷的乐音，我还不知道声音从哪里来时，它就悄悄溜走了。 我起身往厕所走去，厕所木门很旧了，潮湿得像刚从海中打捞出来，我敲敲门，妈妈在里面，她走了出来，说今天要去上幼儿园了。 紧接着记忆的画面跳至一楼门口，我在大包的饲料上翻滚着玩，我家开了间动物医院，爸爸是兽医，印象中店内的狗都比我高快一个头，龇牙咧嘴的好不吓人。趁我发呆时，家门口偷偷停了辆娃娃车，我好奇地跑出门，里面走出一个很年轻的大姐姐，她捈着很鲜艳的红色口红，我躲到妈妈的后面，我说我不想上学。 妈妈和老师聊了一下，老师本来要过来劝我，但妈妈说没关系，于是老师挥了挥手就和一车子的小朋友走了。妈妈则进去店里推出那台红色很老很旧，还会冒出黑烟的伟士牌摩托车。 妈妈发动后，我坐在她后面抱紧她的腰，她在一条大马路上缓缓行驶着，路上没有什么车和人，远方有一幅很大的彩虹看板。我抬头往前望，几乎以为自己要陪妈妈飞往彩虹的另一端。 而那竟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十九岁的我在老旧的弹簧床上醒来，时间才五点十三分，昨夜梦到了儿时的往事，一时尚在恍惚岁月流逝之快，往窗口望，雨滴答地在下，楼下似乎还藏着那辆娃娃车，我怔忡了一会儿，才记起今天是回台北的日子。回一所我即将休学的大学。 我的智商一百四十多，接近一百五，但求学的过程始终称不上顺遂。从幼儿园到现在始终如是，要从法律系休学也是人际关系再一次出了问题。大概是礼拜五回来的时候，我对家里说，这个学校我读不下去了，我要转学考，如果失败了就休学，去补习班准备考兽医。爸爸一听立刻破口大骂：“别以为兽医很好考了！我当兽医很辛苦耶。为什么你总是做什么都不能坚持到底呢？如果你考上兽医后又想要放弃呢？” 但我没有回答他。 爸爸的脸色铁青，他一定觉得自己很倒霉，生了一个动不动就转学、休学的儿子，从中学就要带他去看精神科，要将他送去精神病院老婆又反对。真是难养死了！我边将安眠药放进行李，边这样想。安眠药还剩下五颗，但有时我一晚就必须吃到五颗，当然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佛说：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如果我可以做到心中没有烦恼的话，我自然就会停药，可是这对我太难了。 “准备好了吗？”妈妈轻轻敲了敲门，将我再次拉回现实，是该出发了。这是三个月来我第一次回家，而我也仅在家里待了一天半，我和妈没有说太多话，坐在一起看电视时，她将几件新买的衣服硬塞给我，说台北物价贵难买到好衣服，但妈妈买的样式都很土，像她上次买的毛衣我从冬天放到夏天，又冬天，仍是簇新地躺在衣柜里，像是未见过世面就先寿终正寝了。 那几件NET的衬衫便随意放在客厅的沙发上，但妈妈锲而不舍地又将它们装进袋子叫我放进背包，我颇为不耐地对她说：“就算我拿了，我也不一定会穿啊！放在家里就好了。” “还是拿走吧，反正下次你回来我还是会再买，你就拿走吧。” 迫于无奈，我还是收下。感觉衣柜又添了不少废物。 汽车开至客运站时才五点四十分，巴士六点出发；买票后，我和妈去吃早餐，我一直盯着天空发呆，雨是越下越大了，希望车程不会被延误才好。五点五十六分，谢天谢地巴士终于来了，我跟妈迅速挥挥手，请她好好保重身体，便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找到位置后，我开始打盹，坐隔壁的老头突然敲敲我的手：“少年啦！不好意思，你可以和我女儿换个位置吗？她坐在后面那边……”于是我走到车后靠近洗手间的位置，这儿透过窗户可以瞧见客运站的景象，驾驶员火气十足地和柜台人员不知道在争论什么，我侧着身往下望，看见一把紫色小伞在大雨中兀自伫立着。 不会是妈吧？她应该已经回去了。我仔细看那人的穿着，妈妈竟然还站在原地眺望。 巴士非常高，我站起身同她招手，想叫她快点回去，但她没有看到我。妈妈只是一直站着，凝视着尚未发动的巴士，她在目送我的离去。 我知道她是想要看见我，但是窗户的玻璃早被锁死了，我还在想要不要下车叫她快点回去，不要再傻傻给雨淋了，驾驶员就砰砰砰地冲上车，巴士便发动了。妈妈仍站在雨中，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车子慢慢驶离她的视野，我望着车窗外的她逐渐缩小，慢慢成了车窗上一小滴紫色的雨点，等车拐了一个弯后，我就完全看不到妈妈了。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的妈妈在她的人生中总是扮演着不说话的配角，安安静静地陪着我，支持她孩子的决定，印象中她不曾骂我或是打我，当医生宣布我是个过动儿，是攻击型人格，是躁郁症患者，是……她所做的只有体谅。 在这十六年来，她无论日夜都陪在我的身边，妈妈用加倍的爱与谅解呵护我，只有她会大声反驳别人，说她的孩子并不是坏孩子，他只是不懂得表达自己。妈妈选择相信我，相信那是她孩子自己选择的人生。她给了我别人不曾给我的爱，但随着年岁日长，我却渐渐忘了去珍惜，这份难得的缘。 我想起昨夜的梦。在我小时候，妈妈可以载我。但现在我就将二十岁了，妈妈也老了，当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又逃避现实时，她再也没有办法保护我，妈妈能陪我的路可能就剩下一小段了。妈也只能默默地看着我，希望那个从小就从老天爷手中偷跑的早产儿，能好好地走完全程，不要再半途而废了。她希望的也仅是这样，但我却一再让她失望。 车内喧闹非常，隔壁的少女把耳机开得像是音响，我想控制住情绪，于是我随手打开了妈妈硬塞给我的袋子，赫然发现了两千元用小夹子固定在衣服上。 我激动得难以言语，感觉车内车外同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旁边的少女一定觉得我很奇怪，怎么看着衣服就开始哭了，到底都几岁的人了？我想我那时的样子要多笨拙就有多笨拙。我猜想妈妈应该已经离开她站的地方了，但我却一直有种感觉，妈妈似乎还是在雨中，坚持要目送着那使她日夜操心的孩子，依依不舍地看我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