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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柑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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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歷史學柑仔店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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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2014年4月4日,一群志同道合的歷史學者,因太陽花學運的契機,創辦歷史學柑仔店,並以理念「從臺灣思考歷史書寫」發表面向大眾的史學文章。當時臉書(Facebook)是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平台,柑仔店經營至今也累積了3萬多人次的粉絲。
今天,社群媒體以極快的速度更迭,年輕世代除了使用臉書與IG瀏覽貼文,也漸漸興起一陣以Podcast節目吸取知識的浪潮。作為歷史學者自發的非營利知識傳播平台,柑仔店決定結合AI的力量,將一篇篇文章轉化為容易吸收的Podcast節目,讓喜歡柑仔店的朋友也能用短短5分鐘的時間,在通勤路上或運動時,吸收一則歷史小知識。
那還等什麼呢?快來光臨歷史學柑仔店,包準讓您滿載而歸!
➤歷史學柑仔店IG https://www.instagram.com/historykamatiam/
➤歷史學柑仔店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foru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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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仔店新品上架】
〈近代台灣人的養雞生活——閱讀小筆記分享〉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在肉食歷史中,經濟動物進入工場化養殖,都市屠宰場產生,經濟動物退出社會大眾的日常視線(所謂隱形、invisible),是一個重要的新階段。之後大家吃的肉變多了,餐餐消費肉食變得輕而易舉。對台灣而言,這可能是在1960年代發生的一個鉅變,之前多是家庭式小型養殖家畜,各家親養,也親自宰殺,當時缺乏冷藏設備,無需透過複雜交通運輸,一切可在社區內進行,但整個過程大眾可親見或參與。工場化後,集約化農業系統將動物永久或長期圈養在室內,除了身邊同伴動物,真正的動物──活著的和垂死的動物──已經不再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眾對動物既不了解也不關注。史學家稱這是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變化。」
台灣人與雞的關係百年來都一樣嗎?從晚清庭院放養、日治時期引入新品種與工場化萌芽,到戰後走向集約化飼養,其實雞的飼養方式有相當劇烈的轉變。清治時期,雞隻與豬群常在庭院間自由穿梭,構成庶民生活的一部分。當時特殊的飼養方式「閹雞」,不僅能讓公雞肉質更佳,也被賦予深刻的社會文化意涵。到了日治時期,日本統治者將圈養模式引進台灣,並從國外引入如羅德島雞種等新品種,受到諸多讚譽。日治時期,養雞目的趨於多元,除了仕紳將其作為賞玩閒趣外,更多是基於經濟考量,甚至在1930年代已出現「養雞工場」,預示著現代化養殖的開端。
然而現代的台灣人與雞之間的關係,還是要到是1960年代才確立下來。養雞業走向工場化與集約式飼養。這使得動物逐漸「隱形」,退出社會大眾的日常視線,史學家稱之為: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現象。過去自給自足的養雞型態,被集約農業系統取代,動物被長期圈養在室內小方格中,例如吳新榮於1965年拍攝的養雞場,300多隻蛋雞被侷限在小方格中,與過去自由活動的雞隻形成鮮明對比。這場快速的轉變,讓肉食變得輕而易舉,卻也導致人們與動物生命之間的距離被拉開。
本週的柑仔店文章,邀請您一同跟著鄭麗榕的腳步,探索台灣人與家禽之間的曾經親密又逐漸隱形的歷史。透過養雞的故事,我們一同探究台灣史上人類生活轉變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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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歷史學「聽說讀寫」:用生命故事串起超高齡社會的你我他〉
許宏彬(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五月的某個下午,我開車載兩位歷史系同學,一起去參加阿信阿嬤的告別式。
不,阿信阿嬤不是我們的親戚,也不是系上老師。我們跟阿嬤的因緣,是因為一堂課:照護歷史學『聽說讀寫』。
就在今年(2025年),臺灣就要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我們歷史學與超高齡社會的關係是什麼?我們歷史專業的研究、教學及服務可以做些什麼?超高齡社會除了是危機、是壓力、是難題,或是商機之外,有沒有可能也是個寶貴的機會,跟臺灣社會說明史學專業及史學方法的重要性及價值?」
臺灣即將在2025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這不僅帶來潛在的危機與壓力,更是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照護」的意義與方式。長期以來,長輩常被視為需要被服務或解決的對象,然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許宏彬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視角:在歷史學的眼裡,長輩是我們由下而上去尊敬、學習,更是帶領我們重回歷史現場的「老師」。
成大歷史系自2024年起積極推動「照護歷史學」深耕計畫,旨在鼓勵學者投入相關研究(History of Care),並運用歷史學方法親身實踐高齡照護(History as Care)。其中,一門名為「聽說讀寫」的課程,便是這項計畫的初步嘗試,它巧妙地結合了歷史、醫療與長照等不同專業。
這門課程的核心,並非傳統的研究訪談,而是以長輩為主體,強調彈性與同理的「聊天」。它借鑑了日本「聞き書き」(聆聽與記錄)的方法,讓長輩自由地說出他們想說的故事,記錄者用心聆聽並寫下長輩當時的話語與心情。然而,「聽說讀寫」更超越了單純的聽與寫,它融入了歷史學獨特的「讀」與「說」:透過一手史料與二手研究的蒐集與閱讀,掌握適當的時空脈絡,讓學生能更有意義地與長輩互動,彷彿將「球」送至最適合長輩揮擊的位置,引導他們說出心底深藏的故事,即使面對感官衰退或記憶模糊,也能重現生命光采。
在未來,當我們都有年老、失能的一天,「聽說讀寫」期許歷史學能扮演島嶼之間浮動的軌道與橋樑,為長輩、為關心照護他們的人們,也為現在與未來的我們,紀錄、串連並產出意義。
本週的柑仔店文章,邀請您一同跟著許宏彬的腳步,一同深入了解這門結合人文關懷與專業實踐的創新課程,看歷史學如何以其獨特而溫柔的力量,在超高齡社會中,為每個生命書寫動人的篇章。
➤閱讀全文請至 https://wp.me/paSMXO-2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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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原住民的農業知識原本沒有平澤以為的那麼幼稚。如James Scott在《國家的視角》所說:原住民對當地每種作物的變化都如數家珍,何時播種、要種多深、如何準備土壤,以及如何照顧與收成等等,這些知識都是當地特殊的知識。然而一旦搬遷,且往往遷移到生態環境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們擁有的在地知識都變得一無是處,立刻從農業專家變成缺乏技巧、無知的勞動者。」
榮獲巫永福文化評論獎的《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族的分與離》,由葉高華深刻描繪了臺灣原住民族被迫遷徙的歷史脈絡,引發學界與讀者的廣泛關注。
本書重點剖析了霧社事件前後,日本官方對待原住民族政策的重大轉變:從原先忙於劃設原住民族保留地,急轉為積極推動原住民族下山種稻。這看似突兀的政策轉向,其背後隱藏著錯綜複雜的文化、經濟與政治盤算。而推動這一切的關鍵人物,正是兩位對稻米有著近乎「偏執」情結的技師——岩城龜彥與平澤龜一郎。
岩城龜彥將高山原住民族下山種稻與治水難題巧妙結合,提出看似一舉兩得的策略,但其根本動機卻是為了消除原住民族的「兇暴性」,並灌注大和魂。平澤龜一郎則在臺灣開創了蓬萊米的輝煌時代,不僅緩解了日本的米荒,也大幅提升了臺灣農民的收入,並主動投身警務局理蕃課,肩負起教導原住民族「先進」集約農業技術的任務,真心期盼原住民族能藉此「文明化」。
然而,這場以稻米為名的「文明化」推動,其背後真正的驅動力為何?是真的為了補充日本的稻米不足嗎?資料顯示,岩城龜彥推動此政策時,日本正值稻米供給過剩、米價跌至谷底。若真為增產,殖民者理應優先尋找擅長種稻的漢人農夫,而非不熟悉稻作的高山原住民族,甚至不惜成本向民間購地供原住民族耕種,這在經濟邏輯上似乎難以解釋。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從作者葉高華與讀者的對談,探究究竟是什麼,讓殖民統治者不惜成本,也要推動這場史無前例的「稻米大遷徙」。文明化的想像如何顯示在作物種植上?殖民者對於殖民地人民又抱持怎樣的統治心態?歷史學柑仔店邀請您,一同穿越到日治時期臺灣的原住民社會,一起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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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學家的AI視界〉
郭至汶(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史學界近年來對人工智慧的討論已不再僅限於技術本身,而是深入檢視AI在歷史實踐中所面臨的各種議題。AI介入史料的數位化與搜尋方式,改變了資料獲取與分類的邏輯,語言模型與表徵學習等技術則進一步推動史學方法論的轉型,為傳統史料分析帶來了新的工具。面對這些新工具,學者強調對史料的詮釋應採取主動,且對AI在資料判讀上所產生的可能偏誤要保持警覺。」
在數位時代浪潮中,人工智慧(AI)已不再只是遙遠的未來想像,而是深刻影響著各行各業,就連看似傳統的歷史學界也感受到了其劃時代的變革力量。作為美國歷史學會的官方刊物,《美國歷史評論》敏銳捕捉到這一趨勢。其於2022年3月設立的「歷史實驗室」專欄,致力於探索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實踐,並於2023年9月推出重磅專題——「人工智慧與歷史實踐」,深度剖析AI對歷史學帶來的挑戰與契機。
這個由美國國家檔案館的R. Darrell Meadows與數位歷史獨立學者Joshua Sternfeld共同召集的主題,匯集了來自歷史學、數位人文、新聞學、資訊科學等多元領域的頂尖學者。他們指出,AI正日益滲透史料的搜集與詮釋過程,使傳統上立足於「真相」、「證據」和「真實性」的歷史實踐,面臨根本性的挑戰。當AI成為史料搜尋的中介、敘事的共同創作者,甚至研究路徑的設計者時,歷史學者若不積極關注,恐將喪失在AI世界中的詮釋能力。
然而,AI的影響不僅止於挑戰,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契機與方法論革新。作者認為AI並非中性的輔助工具,它會主動引導甚至可能誤導使用者。因此,無論研究領域為何,歷史學者都應對AI的運作邏輯、偏誤成因與知識生產模式有基本的理解。這不僅關乎史學專業的存續與發展,更為史學研究與教學開闢了廣闊的新視野,促使史學界在面對這股技術浪潮時,能轉被動為主動,積極開創未來。
本週的柑仔店文章,邀請您一同跟著郭至汶的腳步,探索AI如何影響史料的搜尋與詮釋、歷史學者的研究方法,以及AI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偏見及其來源,並試想將AI應用於歷史教學與數位資料保存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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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園中思索改革:漢娜.莫爾與十八世紀英國女性的保守行動力〉
汪采燁(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十八世紀英國是一個矛盾交織的社會:既保守,又充滿變革能量;既重視傳統階序,也逐步進入商業和消費社會,逐步體現此社會的自由性。正是在這種張力中,女性得以突破傳統角色。莫爾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為她挑戰了體制,而是因為她善用商業社會所提供的連結可能,讓跨階層的聲音得以對話,讓非主流的女性行動者,也能在公共領域中發揮影響。」
在動盪不安的十八世紀末英國,當法國大革命的餘波震撼歐洲大陸,美國新共和國剛誕生,而英國正處於工商業快速發展與社會道德論戰的交織點,一個看似矛盾的人物,卻悄然發動了一場沒有流血、不求推翻政府的社會變革。她就是漢娜.莫爾(Hannah More),一位來自布里斯托的女性,一位虔信基督教、擁護君主立憲,甚至被不少人視為女性主義對立面的保守思想倡導者。
然而,正是這位看似傳統的女性,卻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家、福音派改革者與社會行動者之一。她從未鼓動群眾上街抗議,也無意挑戰既有的社會階層或女性的家庭角色。她的武器,是手中的筆,她的戰場,是家庭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微妙縫隙。莫爾畢生致力於提升女性的教育水平與道德責任,她呼籲女性不應只學才藝,而應培養理性、判斷力與道德思辨,並積極參與主日學、孤兒院與社會服務。
莫爾深諳時代的脈動,她精於運用出版媒介與社交網絡,其匿名小冊子如《鄉村政治》與《廉價知識文集》銷量驚人,影響力遍及英國鄉村乃至遠銷海外。她與「克拉朋聯盟」等福音派改革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動廢奴運動、道德重建與鄉村教育。她以文字倡導女性將私人德行轉化為公共善,成為「社會德性的生產者」與「道德改革者」。
漢娜·莫爾的故事,不僅揭示了商業社會、出版自由與活躍的社會網絡如何賦予女性在父權體制下行動的可能性,更展現了一種獨特的「保守的行動力」,一種溫和而堅定,行動謹慎卻充滿力量的改革方式。在看似限制重重、不鼓勵女性發聲的年代,她如何動員微弱資源,發揮關鍵影響,為時代留下改變的痕跡?
本週的柑仔店文章,邀請您一同跟著汪采燁的腳步,探索這位「花園中的改革者」——漢娜.莫爾所開創的獨特道路,以及她如何以筆與信仰的力量,在保守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一位改變千萬人生活的改革實踐者。
➤閱讀全文請至 https://wp.me/paSMXO-2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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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見你(祢)!」:在羅馬教會藝術中身歷其境〉
陳慧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耶穌是歷來基督宗教藝術的中心人物,其人物式的形象表述,作為耶穌真實臨在人類世界的視覺證據,藝術表現上的耶穌,總合理地扮演著適切的宗教角色。可是上帝之像就似乎並不需要,或認為不該被視覺化,它的視覺出現,對照教義,可能產生部分窘迫情況和不被期待的模糊猜測。……細究文藝復興時期手抄本中上帝之像,這個顯現上帝的作法,既人性化又令人印象深刻。在羅馬教會(西方拉丁教會),即使耶穌如此具象,三位一體的教義也正確地傳遞(因此耶穌就是上帝的表現),然禮儀實踐者和圖像觀看者亦曾經多麼熱切地想見上帝:『想見你(祢)』!」
人類對於「想見你(祢)」的渴望,自古以來便深植於心。儘管在早期的神學論辯中,上帝的形象被認為是精神性的、難以捉摸的,然而,藝術的世界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大膽地將神聖的臨在具象化。這篇文章將帶領您穿越時空,深入探索文藝復興時期羅馬教會(西方拉丁教會)的視覺藝術,特別聚焦於義大利地區的手抄本細密畫和大型濕壁畫,揭示藝術家如何回應信徒對「看見」上帝的熱切期盼。
您將發現,從精緻小巧的手抄本插圖到教堂牆面上的宏偉壁畫,藝術家們不僅運用如透視法等新興技巧創造出驚人的「自然寫實」效果,更發展出獨特的「變容」手法。這種手法巧妙地將當代人物、贊助者甚至當時著名的學者,融入神聖的聖經故事場景之中。這不僅模糊了歷史與現實的界線,更創造了一種強烈的「身歷其境」體驗。透過這些圖像,觀者得以跨越時空限制,親身「參與」神蹟時刻,感受神聖的臨在。
本文透過具體藝術品的分析,例如馬薩喬震撼人心的〈三位一體〉濕壁畫、吉約蘭岱尤將佛羅倫斯上層社會生活置入聖母故事的壁畫,以及手抄本中姿態各異的上帝形象,精彩呈現了藝術家如何透過創新手法,將抽象的信仰轉化為具象且富有生命力的視覺敘事。準備好,跟著陳慧宏的腳步,帶您透過文藝復興的「時代之眼」,一同「看見」那份跨越數百年仍令人動容的「想見」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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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道錫行」與曾國小史〉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傳世文獻寥寥無幾,長久以來只聞其名的曾國,究竟在西周至戰國的歷史長河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這個「曾國之謎」,正隨著近年來湖北隨州、棗陽、京山等地層出不窮的考古發現與青銅器銘文,逐漸揭開神秘面紗。
本文作者黃銘崇,透過對最新考古材料,特別是葉家山、義地崗、擂鼓墩等曾國墓地以及相關青銅器銘文的深入解讀,巧妙地將曾國的「小史」與一條維繫商周王朝命脈的「金道錫行」緊密連結起來。
讀完文章,您將學習到:
「金道錫行」——青銅時代的戰略生命線:這條從南方銅錫礦區(如湖北大冶、江西瑞昌)經由郭元嘴等收購點,最終運抵王朝都城(如安陽、宗周)的銅錫運輸貿易路線,不僅提供了鑄造兵器和禮器的關鍵原料,更是維繫統治合法性(威信財)不可或缺的一環。文章詳述了這條路線的地理網絡與運作模式。
「曾國」——金道錫行的關鍵守護者與掌控者:周王朝在滅商後,為何立即派遣以南宮括為首的隊伍南下征服曾國? 原因就在於搶奪並強化對這條戰略物資通道的控制。曾國成為周王朝南方防線的「底線」,其歷代國君,特別是透過葉家山M28出土的銅錠,直接展現了對這項重要貿易的嫻熟掌握。
考古重塑的曾國歷史圖景:從西周早期第一代曾侯南宮伯括的墓葬(葉家山M1)中「分器」的現象,到晚期曾侯乙墓令人驚嘆的精湛鑄銅技術與海量隨葬品,考古發現清晰勾勒出曾國從周初受封、逐步發展壯大,直至戰國時期仍維持強大國力的過程。
曾國在周代區域政治中的關鍵地位:文章透過周昭王南征相關的青銅器銘文(如〈中甗〉、〈靜方鼎〉),呈現了曾國作為周王室南征集結地與後勤據點的重要性。曾國與噩國、鄧國共同構成一道抵禦南方楚國崛起的防線。此外,曾國在吳楚戰爭中對楚昭王的關鍵援助,也揭示了其在楚國附庸地位下仍能保持一定自主性的原因。
對楚國歷史的啟示:周昭王兩次南征「涉漢伐楚」的史實,結合相關銅器銘文提供的地望資訊,對過去關於楚國早期都城丹陽的地理位置爭議,提供了新的有力線索與解釋空間。
本文巧妙地結合了文獻記載與豐富的考古證據,從「金道錫行」這一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曾國乃至整個周代南方區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互動,為我們理解這段複雜的歷史提供了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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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古代夢境敘事的解讀與挪用〉
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你相信夢境可以成為真實生活的預言嗎?
過去的史家如何透過記錄夢境來預見吉凶?
「在古代歷史上,夢一向受到重視;視夢的善惡占夢的吉凶,至少是識字的人們生活的日常。不論出於虛構或寫實,史家或故事的書寫者也往往藉著夢境的相關敘事呈現某種現實、表達對事件的理解、人物的評價或對特定事務的期待。然而,《左傳‧成公十年》中一則夢境與實境交織的簡要敘事,留下了不少空白。因為缺乏說明,我們不完全清楚這位史家的用意,但它卻為不同時代的後人提供了一張歷史畫板。」
在古代中國,夢境從不只是睡夢中的奇想,更被視為與神明溝通、預見吉凶的重要途徑。《左傳‧成公十年》記載了晉景公臨終前的一段夢境與實境交織的敘事,不僅呈現了古人對夢的深刻理解,也透露出政治鬥爭與命運糾葛的蛛絲馬跡。晉景公在短短三個月內歷經三次夢境:一次夢見厲鬼索命,一次夢見病變成童子談論如何躲避名醫,一次則由小臣夢見背負其登天。這些夢境是否真有預言性?史家為何選擇詳述這一連串充滿隱喻與死亡預兆的場景?又為何讓如此離奇的結局——君王墜廁而亡——成為史書中的正式記載?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從文本「分鏡」切入,逐層解讀這段濃縮三百字卻意涵豐富的記事,並探討後世如何對其中的歷史空白進行詮釋與挪用,揭示古人如何在夢與史之間,構築一幅充滿象徵與政治意涵的歷史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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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與歷史學研究〉
胡其瑞(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GAI「怪獸」會怎麼樣對學術研究造成衝擊?
到底,GAI在史學研究上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我們是不是也劃錯了GAI在史學研究上的重點?
「就人文研究者的角度而言,GAI與我們一般所稱的AI不大相同,傳統 AI 多需要透過程式語言來操作以幫助使用者整理資料或分析數據;而 GAI 更像是『一起寫作』或『共創思考』的夥伴,研究者可以透過自然語言的對話、提問,引導它生成文本、重組觀點,模擬不同立場的論述,甚至請求GAI協助我們處理資料,也大大降低了人文研究者接觸AI的門檻。自2022年底ChatGPT 3.5上線以來,學術界紛紛開始探討這個GAI『怪獸』會怎麼樣對學術研究造成衝擊?儘管支持使用者有之,但擔憂者亦有之,GAI的到來就像一塊石頭投入了湖心,激起了層層的漣漪,時至今日,GAI為史學界所帶來的衝擊仍是方興未艾,甚至有日益波濤洶湧之勢。然而,愛用GAI的歷史研究者真正用對了GAI嗎?反對GAI的歷史研究者又真的『怕對了』嗎?」
前陣子流行用ChatGPT生成「吉卜力風格圖片」,你玩過了嗎?就如同誤用達文西去畫LINE貼圖,作者指出大眾可能誤解了GAI的真正價值,而忽略其深層能力。對人文研究者而言,GAI不僅是資料處理工具,更是協作夥伴,可透過自然語言互動生成文本、重組觀點、模擬立場,大幅降低進入AI應用的門檻。
回顧傳統史學方法,杜維運老師的「劄記」、「卡片」製作,正與現今數位人文研究中的「詮釋資料(metadata)」概念相通。GAI能協助史料的結構化處理,例如從古契書中自動提取立契人、受買人等資料,並生成可供分析的表格格式。此外,GAI也能辨識文本中的人名、官職、地點與人物關係,如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團隊所示,透過適當的指令控制,甚至能避免幻覺(hallucination)帶來的錯誤資訊。
進一步地,GAI亦可應用於跨文本比較研究,如不同時期、地點、作者的史料分析,或文本風格的語言統計,以發現潛在的歷史意涵。以「馬偕日記」數位人文資料庫為例,作者展示如何透過GAI拆解與重組日記文本,建立人物關係、地圖分布與時間軸分析,開啟日記研究的新視角。總結而言,GAI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工具創新與方法革新的契機,但前提是研究者須準確理解其用途與限制,方能發揮最大價值。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胡其瑞的腳步,一起來看看怎麼用AI技術做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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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約瑟難題」到李約瑟的醫學難題〉
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中廣泛探討的「李約瑟難題」對東亞科技史有什麼影響?
直到現在,「李約瑟難題」仍然被討論嗎?又能從中延伸出什麼具有意義的變題?
「如果擴大這個醫學難題,李約瑟或許會重新思考未來醫學裡中醫的位置。1966年時李約瑟曾樂觀表示作為文明的一環,普世科技來自技術與發明的積累,之後是它們的會合(transcurrent points)與融合(fusion),從數學、物理與天文學開始,之後是植物學與醫學,之後是化學。醫學相較於其他學科是困難案例。雖然中西的會合不算晚,但因為磨合困難,還需要點時間才能由近代科學一統江湖,完成融合。但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寫作,由下而上整理課題的過程裡,魯桂珍與李約瑟開始反思既是科學,也是技術與藝術的醫學。『什麼是中醫?』與什麼是『傳統中國的醫療』(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a)」成為他的另一個難題。」
文章回顧了作者在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的學術歷程,並探討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及其提出的「李約瑟難題」對東亞科技史的影響。李約瑟本身出身醫學與生物化學領域,但因戰時來華進行科技外交,轉向中國科技史研究,並開展了鉅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李約瑟不僅記錄中國科技史,更顛覆歐洲中心的科學認知,使科技史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全球知識的多樣性。李約瑟的醫學難題,特別是與中醫的關聯,體現在他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研究與現代科學之間的張力。他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深入探討中醫的理論與技術,並對針灸、草藥療法等傳統醫學成就給予高度評價。然而,這些研究也引發一個關鍵問題:為何中國沒有發展出與西方現代醫學相當的生物醫學體系?這與「李約瑟難題」類似,即中國擁有深厚的科學知識傳統,卻未能轉化為近代科學體系。
在STS(科技與社會研究)視角下,學者們開始重新評估李約瑟的觀點,並關注全球科技史中的多元醫學模式。當代研究者認為,中醫並非停滯不前,而是發展出不同於西方生物醫學的知識體系。這種觀點促使學界跳脫「李約瑟難題」的框架,轉而思考如何理解傳統醫學的發展脈絡,以及它在現代醫學中的角色。這也反映出科技史研究從「發現與缺失」的視角,轉向「多元科學」的探討,使中醫在全球醫療史的討論中獲得新的詮釋。最終,STS研究的發展促使學者以更廣闊的視野評估李約瑟的學術遺產,並將科技史與當代醫療、社會變遷等議題結合,開拓新的研究方向。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郭文華的腳步,重新認識李約瑟與科技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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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與納粹禮〉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台灣首向前伸直的宣誓動作,為什麼與納粹禮那麼像?兩者有什麼關聯嗎?
其中,「誓」的文化與法律意涵又有哪些?
「無論是法律上有規定的就職宣誓或運動會宣誓,或者是法律沒有規定的宣誓,總是有人質疑台灣的宣誓動作是不是來自納粹德國或法西斯義大利。由於義大利版的法西斯主義曾經引起包括訓政時期中國的關注,這個質疑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但是真的是如此嗎?所謂納粹禮指的是『右臂和右手伸直並垂直於胸口或稍微舉起,手心向下』。按照這個描述,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的宣誓典禮上確實有不少類似的動作。根據官方紀錄,起碼21世紀台灣的總統們看來似乎都是如此,甚至連保護總統、衛戍首都的憲兵也是如此,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納粹禮的定義是右臂伸直,手心向下,而台灣的宣誓確實存在類似動作。然而,宣誓行為自古即存在於不同文化,例如原住民族的立誓儀式,或是西方基督教的誓言與許願。因此,單純從動作判斷其淵源,並不一定準確。宣「誓」不僅是表達決心或約定,更涉及儀式與社會價值。例如,台灣漢人社會的立誓行為可分為軍誓、效忠誓、公職宣誓等,這些誓言背後蘊含信任與約束力。
對比佛教與基督教的觀點,作者認為「誓」與「願」不同,前者可能包含善惡,後者則僅指向善行。此外,基督教文化將結婚視為許願,而非發誓,並對誓言採取較嚴格的規範。最後,中世紀教會法區分不同類型誓言的方式,並借用文法學的分類來區分發誓與許願,顯示誓言在不同文化中的多元性。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作者透過歷史與文化的脈絡,分析台灣宣誓與納粹禮的異同,並討論誓言的社會與法律意涵。究竟「宣誓」背後藏著什麼樣的學問?跟著吳宗謀的腳步一起來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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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木工搖籃:白冷會與公東高工的建立、奠基與傳承之一〉
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2023年,公東高工因財務危機面臨停辦危機,幸賴社會各界捐助與企業支持,最終得以維持運作並於2024年脫離「專業輔導學校」名單。
「但公東高工面臨退場危機,何以引起臺灣社會的關注與援手?公東高工何以享有臺灣『木工搖籃』與『技職國手搖藍』之美名,甚而成為臺灣技職教育指標?公東高工以『師徒制』作育技藝英才的職人精神之淵源為何?」
公東高工享有「木工搖籃」與「技職國手搖籃」之譽,其淵源可追溯至1950年代,由白冷外方傳教會(白冷會)籌設。白冷會首任臺灣區會會長錫質平神父發起設立工業學校,以提升臺東原住民的技術能力,並因應臺灣政府的工業發展政策。經歷土地購置、資金籌措與師資招募,公東於1960年正式成立,初期即引進瑞士、德國、奧地利等地技師,以「師徒制」傳授木工與機械技術,並強調實習課程。
公東的草創時期,外籍技師在技職教育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不僅教授技術,還帶領學徒參與實作。1975年後,技師陸續由公東畢業生接替,延續學校技職教育的傳統。透過白冷會的努力與社會支持,公東高工發展成臺灣技職教育的重要標竿。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潘宗億的介紹,看看白冷會在公東高工的建立、奠基與傳承中,扮演怎樣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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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博士的台灣土產」—1909年吳秀三的台灣調查旅行〉
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秀三是什麼人?他對近代臺灣的精神醫學有什麼貢獻?
俗稱「呆小症」的先天性甲狀腺機能低下症(Cretinism)患者,竟然20世紀初的《台灣日日新報》中,被描述為「臺灣的土產」?
吳秀三與台灣精神醫學的首次交會發生於1909年,他受東京帝國大學與台灣總督府批准,前往台灣調查甲狀腺腫與先天性甲狀腺機能低下症(Cretinism)。這次調查不僅是台灣近代精神醫學史的重要起點,也對日治時期的精神醫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他同時關注精神病患的人道待遇,推動醫療改革,並積極參與醫學史研究。其漢學素養亦在醫學名詞翻譯與史料整理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吳秀三為何會在 1909 年前往台灣調查甲狀腺腫與先天性甲狀腺機能低下症(Cretinism)的流行狀況呢?
「他提到,早在得知台灣的甲狀腺腫情況時,就一直懷疑台灣應該也存在 Cretinism 患者,但他卻從未見到相關報告,這讓他感到困惑不解。直到 1909 年 4 月,時任總督府醫院醫長稻垣長次郎向他透露,台灣某地發現了疑似 Cretinism 的個案。吳秀三立即向東京帝國大學申請前往台灣進行實地調查,開啟了這次的研究之旅。」
吳秀三在此次的臺灣行中做了哪些事呢?
「他正式展開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調查,前往甲狀腺腫高發的村落進行實地調查,並對併發智能障礙或聾啞等中樞神經發展異常的個案進行詳細的身體與精神狀態檢查……終於在一個名為「モーツー」的部落發現了三名符合Cretinism診斷的患者……在台灣醫學大會的演講中,吳秀三當場展示了這三位患者,藉此說明Cretinism(呆小症)的臨床症狀。」
吳秀三對Cretinism症的執著純然是因為對疾病的興趣嗎?這種興趣的來源是否也隱含某種殖民者心態?
「他指出,Cretinism症顯示甲狀腺功能不足影響身體健康,也影響精神狀態,特別是智能發展。因此,曾有歐洲學者主張,在甲狀腺腫與Cretinism流行的區域,不僅精神病患與聾啞者多,也鮮少見到「傑出的人物」。吳秀三警告,儘管這種精神變質在殖民地移住者的第一代不會明顯顯現,但數代之後,必然會對智力發展造成影響,因此必須加強對於移住者的精神狀態調查,並強化精神衛生教育。」
究竟為什麼吳秀三調查到的三位病人會被稱作「臺灣的土產」?這樣的用字帶有什麼心態?而吳秀三在撰寫期刊論文時如何引用漢學資料?又產生什麼影響力?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巫毓荃的介紹,看看吳醫師在臺灣的調查之旅,帶回給日本什麼樣的「臺灣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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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大發現時代的金石考古與歷史研究〉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新材料的發現,對於歷史學研究帶來什麼幫助呢?
金石學與考古學有怎樣的異同?他們又各自引發怎樣的學術思潮?
「史料的大發現帶來學問的突破,在十一世紀有金石學,在二十世紀有現代史學。新史料讓學者批判現有框架,發展出新方法,最終誕生新學術。今日二十一世紀的史學是上世紀的延續,新材料與新方法仍是創新的要素,新議題由此展開。」
1925年,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王國維(1877-1927)便曾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現〕。」他回顧漢代以來學術史上的重大發現,其中十九世紀末以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與西域各處的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被譽為特別重要的四大發現。這當中,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更使上古史的研究成果最為可觀。
甲骨文帶來怎樣的學術創新呢?
「甲骨文的發現,正好上承乾嘉以來的考據風氣,在堅實的商周銅器銘文的考證基礎之上,甲骨文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促成一波史學的重大突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書時,倡導『二重証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將出土古文字與傳世文獻互證。他強調新材料的重要,倡導以『二重証據法』來進行研究,展現出二十世紀的現代性格。」
這樣的學術創新,又與當時的新思潮產生怎樣的互動或對話?
「二十世紀初的知識界,在西力——如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衝擊下,不少知識份子對傳統產生懷疑,疑古的風氣高漲。……要解決古史辨的諸多謎團,只能靠科學考古,讓地下出土材料說話。與過去學者只重視有字甲骨或作為禮儀重器的青銅器不同,傅斯年與李濟還關注其他的遺物與痕跡,例如建築礎石、破陶片、骨角器等,它們共同見證了商文明的發展。 借助地層學與類型學等現代方法,這些傳統文獻不載的地下出土物,成為重建商代歷史與文化最可靠的直接材料。」
新史料的發現與學術新風氣的開展,是民初知識分子的專利嗎?還是有更早的淵源?
「對於古代經典心存懷疑,乃至於援引出土材料來辨證文獻記載,嚴格說來不是民國學者所獨創,九百年前的宋朝也曾有過一波的風起雲湧。那時的領導者是歐陽修(1007-1072),這位文化先鋒在很多方面都有過人成就。……私底下的歐陽修大量收集古代青銅器與石碑拓片,對相關制度、人物、事件進行考訂與研究,與經史典籍相辨證,這些成績收錄在《集古錄》一書中。歐陽修與同好對古銅碑拓的收藏研究引起同時代人的共鳴,也啟迪了往後幾個世代的年輕人前仆後繼地投入,因而開創出『金石學』這門新學問。」
宋代金石學有怎樣的學術傳統,又引發怎樣的文化風氣?從學術方法來看,宋代金石學與近代考古學有怎樣的異同?與歷史學有何種聯繫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許雅惠的介紹,看看宋代與民初這兩個「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如何引發研究方法的創新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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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經濟學家給台灣經濟的歷史備忘錄:書評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台北市:春山出版社〉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經濟學家眼中的臺灣經濟史該如何書寫呢?
《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有哪些重要的論點?本書在研究史上又有怎樣的意義?
「吳教授這本以臺灣四百年為題的專書雖主要從經濟學者的經濟史研究取徑切入,但處理的議題顯然密切涉及歷史學與經濟社會學者各自所關切或者處理過的主題。作為經濟學者的吳教授已經發聲,接下來有待其他領域的學者針對相關議題提出自己的觀點,筆者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引發更多不同領域的台灣經濟史論辯。」
近代早期以來的臺灣經濟史,主要有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三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分別從事研究。受限於臺灣各時期歷史脈絡與史料性質,有意願與能力從事跨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者甚少;但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吳聰敏的近作《台灣經濟四百年》,縱貫討論了近代早期到當代四百年間的臺灣經濟演變與發展,則是少見的通史之作。
本書有哪些主要的學術貢獻呢?
「第一,這是第一本較完整討論近代早期以來台灣四百年經濟史的專書。……第二,這本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的評價,很明顯不同於過去流行的矢內原忠雄、凃照彥等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台灣經濟史批判分析。……本書作者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主要採用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典範……這些分析有助於讀者認識如何以新古典經濟學及新制度經濟學觀點來考察近代台灣經濟史。」
本書有什麼著力最深的新穎論點呢?
「首先,針對戰後初期到1960年代台灣經濟從惡性通貨膨脹到經濟穩定,以及開始走上經濟成長之路的過程,過去學界有一個相對主流的說法是瞿宛文(2017)接近於國民黨政府自我政策宣傳的,揉合民族主義與發展型國家論的分析觀點……相對於此,作者則對於戰後前期經濟變遷的過程與原因提出一個不同於瞿宛文等人的歷史圖像,作者雖然不反對尹仲容等財經官僚在政策執行上有一定的貢獻,但否定了這些官僚的高瞻遠矚,並批判其過度的計畫經濟思維乃是引發經濟危機的起因。」
「其次,針對1970年代以來台灣半導體等產業發展成功的原因,作者也對流行的發展型國家論說法『(半導體產業)是台灣政府一系列的精心規畫政策下的成果』,表示存疑。作者主張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未必是主要因素,指出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台灣有很多政府積極推動的產業,後來都以失敗收場。相對於產業發展政策,作者強調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成功,是『在一系列的試驗與失敗後,意外地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主要與『大量優秀敬業的工程師、技工、作業員』,以及擁有半導體專業知識並領導產業發展試驗和工程師的專業經理人密切相關。」
本書又有哪些可以進一步商榷之處呢?與其他經濟學、社會學觀點,又有哪些對話空間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林文凱的腳步,一起深入閱讀吳聰敏教授的《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看看本書提出的各種論點,並思考未來研究的進一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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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冏:臺灣漁業的1949〉
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過去「捕漁人兒世世窮」的說法從何而來?
戒嚴體制又如何影響臺灣的漁業發展?
「在漁業史的書寫上,1945至1950年間常被稱為「復員期」。揆諸當時的情形,臺灣漁業不過苟延殘喘而已……1949年5月20日起,臺灣實施戒嚴;年底,國府敗退來臺,對臺灣漁業更是雪上加霜。」
1945至1950年間,臺灣漁業面臨戰後重建的困境,受資源短缺、設施破壞和戒嚴體制影響,發展緩慢且艱難。戰時日人徵用大量漁船,導致戰後漁船不足,港口設施損壞,重油短缺加劇了漁業的低迷狀態。1949年國府來臺後,軍事管理進一步限制了漁業發展,漁民生計受漁場限制、資源競爭及軍警干預的多重壓迫。
水產界中權力重組的過程中,如何顯示當時政治上的結構性權力分配方式?
「日人撤出臺灣後,水產界權力重組的過程中,不但是從中國來的人士,即使原來臺灣水產界的菁英,莫不盡在新的水產權力結構中取得一席之地。有趣的是,上文所提及的大陸人士如陳保泰與劉永愨重點在爭取行政體系的位置,而臺灣原來的水產界人士則重在爭取漁會等民間組織的領導權,具體而微地體現了戰後臺灣權力依著省籍界線的結構性權力分配方式。」
那麼臺灣漁業納入軍事管理的戒嚴體制,具體表現在哪裡呢?
「由警備總部管制漁船的出入,漁民成為戒嚴體制被動員的一環……當時更有如簡點船長一樣的案子:日治末期,簡點曾在日人所辦理的漁業訓練中,表現傑出。戰後卻只因不慎為中共砲艇所掠,回台後坐了三年牢。在軍事管制之下,漁民除了要擔心經濟上的騷擾外,尚須顧慮捕魚時的政治風險,戒嚴對漁民生活的干擾可見一斑。」
當時漁民的經濟處境又是如何?
「當時漁業資金短缺,漁勞常處於貧窮線之邊緣。再加以當時漁市中漁蟲橫行,『承銷商與公司雇用之拍賣人互相勾結,而有力的承銷商在魚市場交易相當霸道,他們看中的魚貨,可以不讓別人買去。』使得漁民生活更加窮困。」
漁民生活普遍貧困,多依靠小型漁船或沿岸捕撈維生。資方與勞方的分配比例不公,加上魚市中層層剝削,使得漁民經濟狀況惡化。儘管國府試圖改革漁業結構和市場,但成效有限。在美援的助力下,臺灣漁業在後期迎來發展契機,為遠洋和近海漁業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祝平一的腳步,深入臺灣漁業的歷史現場,了解漁業復興的難處以及戒嚴對漁業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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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洪水與二里頭文化〉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二里頭文化從何而來?
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有怎樣的關係?又與洪水的神話或歷史經驗有怎樣的聯結呢?
「二里頭文化是不是夏文化?這是歷史與考古學界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現在考古學界經常以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因為兩者在時間與空間上是大體重合的。不過,筆者持保留的態度,主要因為二里頭文化雖然在陶片上有一些刻畫符號,卻沒有文字書寫的材料。相對地,商王朝在甲骨文中稱首都為『大邑商』,自稱『中商』,也就是商王朝自名為『商』。筆者認為二里頭文化不可能與商一樣有自名,原因是二里頭文化很可能使用的是夷語而非漢語。」
從考古學文化觀察,二里頭文化屬於鼎系文化,它與山東、江蘇、上海、杭州地區的關聯遠大於與陝西地區的關聯,也就是說筆者以為二里頭文化是「泛夷系」的。另外,在金文材料方面,目前的證據也無法證明「夏」和「禹」起初就有內在連結。就現有的證據來說,二里頭文化與傳世的夏代在時間與空間上大體可以對應,二里頭文化的政體也確定就是商文化所消滅的一個(或多個)國家。但是,此一政體被稱為「夏」未必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概念;再者,從傳世文獻中,夏曾經被后羿及寒浞等不同群體所取代,而呈現出不連續性來看,傳世文獻所謂「夏代」也可能指涉同一時代或相近時代的更多考古學文化,不見得只有二里頭文化。
那麼,二里頭文化從何而來呢?
「近年關於二里頭文化的來源逐漸傾向來自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也就是將新密新砦遺址視為二里頭文化的早期。新砦期二里頭文化的鼎足也是三角形側裝扁足鼎,所以兩者間的聯繫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二里頭文化也好,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也好,它們的三角形側裝扁足鼎又是從何而來?學者又根據鼎足的型態追索到豫東的大汶口文化造律台類型(ca. 2,600-2,000 BCE,或稱造律台文化)。」
過去認為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是洛陽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ca. 3,000-2,000 BCE),王灣三期文化又來自大汶口文化的穎水類型(ca. 3,300-2,600 BCE)。大汶口文化與王灣三期文化都是鼎系文化,不過,兩者的鼎足差異較大,二里頭文化是「三角形側裝扁足鼎」,但王灣三期文化卻不是。近來,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的來源與造律台文化有關,是造律台文化往地勢較高的鄭洛、嵩山地區遷徙,其後與使用陶罐(桶)為炊器的人口(鬼方系人群)大規模交流而形成。
這三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又產生怎樣的互動,甚至遷徙呢?
「造律台文化從2,600 BCE出現,大約在2,000 BCE又突然在豫東消失,此後豫東地區慢慢地出現來自山東,繼承龍山文化的岳石文化,以及來自豫西,繼承造律台文化的二里頭文化……這種大規模的聚落出現與消失通常指向大規模的天然災害,例如洪水或傳染病等。豫東地區的天然災害黃河水患應當是很容易想像得到。」
2,600與2,000 BCE,黃河兩次改道,時間點正好是造律台文化的上下限。它因第一次黃河改道而獲得獨立發展的機會,又在下一次改道時受到衝擊,而產生人群離散。二里頭文化,正是造律台文化向西離散的出口之一。除此之外,造律台文化也向東南、西南、南方等地的文化,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造律台文化向東南離散的路徑上,安徽的蚌埠禹會遺址是重要的考古遺存,附近的「涂山」由於與傳世文獻中禹合諸侯之地對應,引發考古發掘的熱潮。不過,這一遺址與禹會諸侯的傳說能夠具體對應嗎?它的出現,反映了後世怎樣的觀念或需求呢?
進一步思考,大禹治水的傳說從何而來?是否能從考古證據中找到部分原型,又有哪些與考古證據不合之處?我們是否可以從文獻與考古的距離,推敲此一神話之所以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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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關於戒嚴的舊文〉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按:本文增補自吳宗謀,〈「戒嚴70」從何說起?〉,《向光》1(2019年11月),頁8–11。)
生活在臺灣的人們,對「戒嚴」一定不陌生;但你知道臺灣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戒嚴嗎?
你知道戒嚴背後的法律根源嗎?戒嚴又與治理體制有怎樣的關係呢?
「距今5年前,筆者有幸曾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發行的《向光》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分享筆者關於如何敘述戒嚴經驗的一些想法。……越來越多人知道,隨著『臺灣』定義不同,『戒嚴』會指涉不同的起迄時間,與不同的生活經驗。相對於此,可能在韓國事件以前,很多人會以為,『戒嚴時代』已經結束,戒嚴法應該早就不存在了。若非戒嚴法修正在立法院成為話題,恐怕很少人知道,戒嚴法不但仍然有效,內容更是從1949年1月以來始終如一。」
2019年,臺灣各界紛紛以「戒嚴70週年」為主題進行企劃;往前推算,指涉的正是1949年5月20日起,到1987年7月14日為止,為期38年又56天的戒嚴。在今日,提到「戒嚴」這個詞彙,人們往往聯想到的正是「那一次」戒嚴。但是,從歷史發展來看,這樣的理解其實值得商榷。
第一、戒嚴令施行的空間?
「如《戒嚴令》第1條所示,《戒嚴令》只針對當時中華民國政權所稱的臺灣省。而《解嚴令》的標題與唯一一條內容則載明,解嚴的範圍是臺灣地區。眼尖的讀者會注意到兩點:(一)『臺灣省』與『臺灣地區』是否一致?(二)屬於福建省的金門與馬祖等地狀況,似乎與臺灣省有所不同。」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權下,福建省沿岸的金門、馬祖、東引、烏坵等島嶼,則最慢從1948年12月10日起,就因為《戒嚴令》,被劃定為警戒地域;這些地方要到1991年動員勘亂時期終止時,才有機會解嚴。但就在同一天,金門與馬祖的防衛司令部仍然宣布了臨時戒嚴,並獲得立法院追認。金、馬等地的戒嚴狀態,表面上持續到1992年,且出入境的管制,要到1994年才解除。
第二、戒嚴的手續完成了嗎?
「除了1949年5月19日的《戒嚴令》以外,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在1949年11月,也準備宣告臺灣省戒嚴,並且劃入接戰地域。然而監察院發現,這兩則《戒嚴令》,可能有手續不完備的問題。」
中央政府的戒嚴案是1949年11月2日由行政院會議通過,同月22日發咨文給立法院。但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在同月20日出境,抵達香港。因此這一則《戒嚴令》,可能缺少了總統簽署公布這一道手續。至於1949年5月20日起實施的《戒嚴令》,固然是依據《戒嚴法》第3條關於臨時戒嚴的規定所發布,然而該條也要求戒嚴命令應「迅速按級呈請,提交立法院追認」;只是,行政院早在1959年,就已經注意到上述追認手續「無可稽考」。
第三、戒嚴時期,才開始軍事政府統治嗎?
「西方式法制下的戒嚴特徵,以法國《1791年7月10日法》為例,是文民組成的政府聽命於軍事長官的指揮,甚至職權的一部分或全部遭到軍隊的取代。……戒嚴的前提,是已經有非軍人負責的行政與司法制度在運作中。也就是有文民政府進行統治。」
從這個意義出發,不考慮是否有宣布戒嚴的形式、以及國際法上的差異等議題的話,1895年日軍與中國辦理主權移交後入侵臺灣,以及1945年10月以後,由中華民國與美國共同接管時,臺灣、澎湖等地都進入了軍事政府的統治。
第四、這是臺灣、澎湖等地第一次戒嚴嗎?
「臺灣第一次施行《戒嚴法》,是因為日俄戰爭期間準備迎擊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而宣布從1905(明治38)年4月14日起,澎湖馬公一帶為接戰地域、實施戒嚴。5月13日,臺灣本島全島與沿海,也被指定為接戰地域。」
臺灣在日治時期,就有戒嚴的經驗。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時,日本雖然在臺灣實施戒嚴,但是日本統治全期,臺灣的在地漢民族(本島人)從未遭到現役軍人擔任法官的法庭審判,更遑論受到軍事法院管轄。不過,無論是否戒嚴,當時的臺灣、澎湖都還在軍警主導的殖民統治下。
進一步思考,「戒嚴」是否能直接等同於「國家」這個治理體制呢?回望過往,我們該如何檢討戒嚴時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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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仔店新品上架】
〈求速於死生之際:宋代(960-1279)醫書中的藥方檢索〉
陳韻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身體不舒服,去藥局買藥就好;但如果穿越到宋朝,要怎麼知道該買什麼藥呢?
宋朝人如何讓醫書變得更容易查閱,讓藥方更容易普及呢?
「李朝正回憶:在紹興(1131-1162)初期,他的小女兒罹患痘瘡,病癒後,又突然復發。須臾之間,女兒身體佈滿了紅色的水泡,疼痛難耐。在女兒瀕臨死亡之際,李朝正翻閱北宋(960-1126)《證類本草》,偶然見到書中記載用蜂蜜煎升麻的藥方。他迅速施用此藥方,藥到痛止。幾日後,女兒的身體恢復安康。之後,李朝正聽聞里中有數人死於此疾。他遂感嘆這種藥物組成只有一、二味藥材的單方,居然有如此神效,於是搜羅醫書中的單方,挑選其中藥材易得者,再按照藥方所治病(如:痘瘡、眼疾、婦人病、小兒病等)分門別類,最後完成40卷的綜合性藥方書《備急總效方》(又稱《備全總效方》)。」
宋代醫書《備急總效方》的編纂,和李朝正從前朝醫書中找到醫治女兒藥方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蒐羅只需調劑一、兩味藥材的單方藥,顯示藥物可及性(availability,或可獲性)和物資特性(materiality),是讀者能否迅速應用醫書所收藥方的關鍵。那麼,在宋代以前,人們通常用哪些方法,讓醫書更便於應用呢?
「第一種方法是醫書包含的藥方儘量以單方為優先。單方通常只包含一到二味藥材。一道藥方所使用的藥材越少,搜尋、處理、調和藥材所需的時間也就越少。第二種是縮減醫書的篇幅。一部醫書的卷帙越短,讀者搜尋起來也就越快。第三種是將藥方依據所治療的疾病或症狀分類,方便讀者依照症狀搜尋相應的藥方。……第四種方法為化繁為簡。這方法包括:將不同版本的醫療知識濃縮為一種版本、或是將散落在不同文本的同一類藥方摘抄在一處。」
上述方式可見,無論是精簡醫書篇幅或查詢方式,或者讓所需藥材越少越好,「簡化」是讓醫書更便於利用的重要原則。那麼時至宋代,又有哪些更新穎的方法出現,讓藥方更容易普及呢?
「除了上節所說的四大基本方法外,宋代醫書作者也發展出其他加速醫書中藥方應用效率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提出新的藥方分類模式,例如:以所治病的緊急程度分類和排序藥方,治療越緊急狀況的藥方(如:難產瀕危等),出現的卷數越早。此外,更有兩大有關快速應用藥方的新方法。」
這兩種重要的新方法究竟是什麼呢?
另一方面,宋朝出現的新型書籍形式,會不會對藥方檢索,也有所幫助呢?這些醫學書籍的預設讀者,又是怎樣的群體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一起跟著陳韻如的介紹,來看看宋朝人面臨生死關頭時,如何盡可能搶得先機,找出救命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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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眼裡的中國政治傳統〉
傅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我們可以怎麼樣從整體上把握 #傳統中國、特別是秦朝確立 #皇帝 統治後,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初的政治傳統?
#余英時 的學思歷程和各種見解,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余英時是二十世紀後半享譽國際的人文學者,為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做出巨大貢獻,在中文世界尤具影響力。他一個極為人稱道之處,就是關於思想史和儒學的著述,而此二者與政治有密切關係。他也很早便指出,中國史上大一統政府的延續性、帝王至高無上之特性、社會經濟發展、價值觀念、以至宗教和法律制度的表現等,皆『和 #中國的政治傳統 密切相關』。當然,余英時的觀點,無法代表所有歷史學家眼裡的中國政治傳統,但無論同意與否,我認為他的看法確實值得重視,也是未來尋求更深入探究和比較的一個良好出發點。」
余英時在人文學術上做出極大貢獻,許多作品在臺灣是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甚富影響力。余先生過世後,聯經也在網站上規劃紀念專輯,有助認識他的學思歷程和各種見解。以中國政治傳統來說,皇帝及其權力、士/知識人 與政治傳統、秩序的理念、秩序觀的變化,可說是把握他對中國政治傳統觀點的幾條線索。
「和許多研究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學者一樣,余英時認為皇帝制度,或說皇帝的至高權力,是影響甚至決定傳統政治文化面貌的重要因素。……皇權統治(皇帝制度)是秦朝兼併六國後才確立的,而皇權的發展也跟學術思潮有關。余英時指出戰國時期學術自由『提供了許多可能性』,讓人可以『對當時政治、社會種種大問題提出各種解答』。但秦朝以降開始壓制學術自由,要以皇帝和政治的權威介入思想,明、清時期尤其激烈。」
上述想法,可說是源於余英時早年的名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整個中國政治傳統,可謂是環繞皇帝及其權威而建立起來的。皇權的壓迫,也會影響到知識人本身的學術和政治選擇。如明代政治風氣往往打壓讀書人,限制他們在政治舞台上追求理想的可能。不過,皇帝及皇權雖然佔據極重要的位置,但余英時並未簡單為中國政治傳統貼上君主專制這個標籤;中國政治傳統中至少有兩股力量──官僚制度與士人的政治觀念,能為皇帝權威設下若干約束。由於官僚的主體是士人,提出政治理念的也是他們,皇帝與官僚和政治理念的互動,也不妨理解為皇權與士人的互動。
「在余英時眼中,把握士或知識人的角色,是理解中國政治傳統必不可少的一環。他認為中國的知識人從公元前五世紀開始,便著意於透過『道』改變世界;但另一方面,由於缺乏限制皇權的制度性憑藉,中國知識人只能靠『修身』、『精神修養』,以此得『道』來對抗皇帝。因為『道』的『唯一保證』,是知識人的內心修養。」
不過,「道」的內涵是什麼呢?另一方面,「士人」群體如何產生,又如何在19世紀開始產生轉變?近代的知識人,和傳統的「士」精神又有何共通呢?這些問題,都是余英時論述士人與政治傳統時的關懷重點。另一方面,士人所追求的「道」,核心的追求如果是建立秩序,那此一秩序,又會以什麼樣貌展現呢?
「余英時就以『倫』為中心分析中國的秩序觀。在他看來,『倫』或『人倫』涉及人與人、群體和不同社群的關係,本身就與秩序息息相關。在個人的層次之上,所有政治、社會組織都與人的互動有關,都是人倫關係的逐步擴大,最基本的出發點則是家庭。許多政治理念,例如『均』、『安』、『和』,既是治國的目標,也是家庭所追求的狀態。能把家庭處理好,才有可能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
這種建立和評估這種人倫秩序的原則,以及倫理與政治觀念,主要源於何處呢?這樣的秩序觀歷經怎樣的內部折衝,又在十九世紀末西方軍事力量與觀念的衝擊下,產生怎樣的根本改變?新型態的秩序,又走向何方?
最後,政治傳統的確立、變化與重建,固然與思想觀念有關,但在此之上,余英時最為核心的關懷,又是什麼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一起跟著傅揚的介紹,來看看余英時如何看待中國政治傳統,各種觀點又如何反映他的關懷與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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