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期文汇讲堂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了主题演讲《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并与前往美国观察大选的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做了深入对话，对上述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

特朗普承诺减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汽车企业管理层人员张大勇：我有几位在美国就读的同学认为，若特朗普上台，首先会进行减税，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而若希拉里执政，则还是会保持以前的政策。面对美国目前的衰落状况，如果进行一些变化，有助于美国重新振兴。因此，他们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请问两位教授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郑永年：我个人比较认同该观点。希拉里完全代表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她若当选，美国还将继续衰落。虽然，特朗普的当选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也给美国带来变革的希望。关于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维持运作，那么这些开支应从何处获取？应该减谁的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是一个较大的政治体，政府收入减少，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功能的运作。因此，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实施，还有待观察。

黄仁伟：减税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已经接近GDP的总量了。每年30%至40%的财政资金需支付债务的利息，资金非常紧张。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坚决反对减少军队开支，另一方面，美国又计划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既要减税，又要增加军费，还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8年以来，美国联邦债务又增加了一倍。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所以，特朗普口头说减税是容易的，但真正实行却是不容易的。

政权合法性：业绩是最重要的评价因素

上海高校政治学专业学生许明：关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历史性。又有人说政权合法性来自于民主，是一种人民的授权。也有人说一个政权合法性来自经济的绩效，评价一个政体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郑永年：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理论，还是法理或是选票的角度，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的评价因素都不是单一的，而且不同时期的评价标准也不相同。以中国历史为例，对开国皇帝而言，肯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继任的皇帝，则是业绩最为重要。同样，在民主时代，选票比较重要；在中东国家，宗教信仰比较重要。每个政权的合法性需要考察多种资源，不同时代需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进行调整。关于西方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其所谓的人民赋权难道仅仅意味着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吗？

任何时候，评价任何政体，经济业绩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好，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能有较好的生活；但若发生经济危机，民主与非民主政体都会产生麻烦。因此，我认为，业绩比其他的资源更重要。但是，过于民主也可能会产生问题。过去，希特勒为何会当选德国元首？因为当时的民主无法解决百姓的生机问题，导致极右派势力的掌权。所以，业绩是最为重要的评价因素。仅仅是一人一票并不能说明人民得到了授权，应当设计一种能够真正挑选人才的机制。

雅典时期，亚里士多德也分析了民主的多种形式 

中学历史老师王葆瑜：西方民主的源头应该在雅典，因为雅典的民主——一人一票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他以死捍卫了他信仰的民主。他死后柏拉图撰写《理想国》继续论述民主的形成和过程。现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也是一人一票所致。人类为民主奋斗了千年，才有了近代几百年的成果。这是否是历史的循环？如何借古思今？

黄仁伟：雅典政治的民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奴隶没有投票权、平民也没有发言权，只有贵族才有充分的发言权。看看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辩论，我觉得民主是被神话了，说得太美好了。在美国就是政治正确，你只要讲民主、自由、西方普世价值就是对的，你只要不讲这个就是错的。事实上，美国自己在不断地违反自己说的那一套。雅典民主只是一个后来人对它的总结，并不是当时的事实。

郑永年：我补充一下，你提到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已经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权是最好的，所以提出“哲学王”。亚里士多德更重要，他总结了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体，有一人统治、多人统治、寡头、民主、共和，他也在寻求一种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一人一票的民主是非常近代，甚至当代的概念，始于1970年代。学者应该像古希腊一样探讨什么样的政体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没有最好而是更好的一个体制，这需要你有开放的心态。西方的错误是，总认为他们这个民主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不求进步。一旦认为你是最好的，就会像中国清朝一样进入衰落。还是邓小平先生说的思想解放最重要。

当今的政党划分须警惕种族主义的渗透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研究生何浏阳:过去西方的政治以左右作为政党划分的轴线，但最近从欧洲、美国的政治形势看，左右分化的政党轴线似乎已经改变，过去左右分化以是否支持国家的管制和干预为标准。但此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阶层的白人男性，那么，政党划分的新轴线是什么？

郑永年：左右是怎么来的？西方的左右就是阶级左右，最早出现左右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壮大后左右也以此区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此前布莱尔首相之所以要提出“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要超越左右。我们担心，左右的划分是否会包含种族因素？在德国、法国，右派政党都有种族主义思想；更为危险的是，不少非西方国家，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政党、华人政党以及印度、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都在显露这种倾向，但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必然会走向冲突的边缘。

黄仁伟：此次美国大选存在左右的划分，左的反对派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桑德斯身上。他对现状不满，他的观点是富人拥有过多的财富。右的反对派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川普上，他的观点是移民剥夺了他们的财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赶走移民，这是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但桑德斯在党内就落选了，于是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代表下层民众，而希拉里代表上层，左右在这里又混淆了。

超额利润在全世界流动，西方福利制度遇困

大学教师王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主要是资产阶级生意人的共和国”。特朗普的当选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般原理解释“特朗普现象”？

黄仁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政党代表某个阶级，是这种关系的集中表现。过去财富在一个国家内分配，因此阶级也在国家内划分，现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配，是如今许多国家矛盾的根源，这是一个新现象，而财富的世界性流动同国内某个阶级关系不大。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整个世界的超额利润都是向西方流动的，超额利润可以养活工人阶级，因此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西方的稳定。但如今西方获得的超额利润明显减少了，因此西方就出现了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的现象，比如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是福利制度难以维持。这是一个新问题、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