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口铜钟在1892年晚春沿伏尔加河而行，搭乘蒸汽船抵达了乌格利奇大教堂前的码头。人们在那里为这口铜钟举行了返乡仪式，此时离铜钟起初被流放西伯利亚正好过去了3个世纪。
乌格利奇的铜钟也成了专制政权反对者的一个集结点，这些反对者将戈都诺夫对乌格利奇人的惩罚看作篡权者做出的残忍行径。1862年，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的贵族伊波利特·扎瓦利申意识到，乌格利奇铜钟是一个“未被消除的控告者，它提供了关于这个完全无过失的城镇所受惩罚的雄辩证词”！到了19世纪中叶，这口铜钟已经不仅象征着君主的最高权威，还象对最高权威的报复性力量。
虽然流放西伯利亚的著名作家和革命者的个人命运变得广为人知，且在俄国国内外均被讨论；但是绝大多数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命运却不是这样。对每一个被流放的激进分子来说，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普通罪犯和他们的家人被带到了西伯利亚，然后被逐渐忘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文盲，没有办法为后人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只能见诸警方报告、诉状、法院记录和官方函件中。一个日益发达和复杂的警察国家的组织机构收集并保存了这些文件：它们被装订在一起，包裹在简陋的纸质文件夹中，被束之高阁地存放在沙皇政府部门满是灰尘且年久失修的储藏室里，如今，它们被放置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各个城镇的档案馆里。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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