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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斷裂與觀念返還

剛落幕的二〇二五年臺灣同志大遊行，在微雨的秋日裡，仍匯聚了近十五萬人，組成一片壯闊而溫柔的彩虹海。今年的主題是「超・連結—跨越標籤，理解差異」。您聽，這幾個字多麼動人，卻也多麼沈重。在我們這個擁有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的自由之境，為何還要用如此巨大的聲量，去呼喊「跨越標籤」與「理解差異」呢？這難道不透露出一種內在的矛盾嗎？

同性戀行為在東西方，其實自古就存在，甚至被視為一種美德或教育的延伸。古希臘的柏拉圖，在《會飲篇》中談到「愛」時，指的並不只是男女之情，而是一種靈魂對真善美的追求。那時的「少年愛」，是一種導師與弟子之間的精神契約，被視為啟蒙與美德的傳承。東方也有類似的例子，像漢哀帝與董賢的「斷袖之癖」，或晉代文人筆下的或「龍陽之好」故事，都說明那個時代並不排斥同性愛。還有像是日本江戶武士（若眾道）都曾以愛為榮。

這些曾經讚美同性愛的人物，都是各領域有一定能見度的人。既然愛曾被看見、被讚揚，為何我們的觀念，會發生這種巨大的「返還」？為何當代社會，又必須重新經歷一場辛苦的「認識」進程？

如今我們必須走上街頭，以遊行來捍衛愛的權利。為何發生這種「觀念返還」？是不是我們遺忘了什麼？還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曾經發生什麼事？是什麼綁架了人的慾望與身體。人們開始害怕誠實，害怕心中那一份與眾不同的自己與渴望，慾望漸漸成為被管理的對象。

宗教與國家管很大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長者，他站在人群後方，問他為什麼來參加，他說：「我年輕時不敢牽他的手。」。後來，他從包包內拿初一張泛黃的照片，那是已經過世的伴侶照片給我看，細數他們未公開的故事。

「我年輕時不敢牽他的手。」，對我來說，這位長者說出了，不只是屬於整個世代的沉默，而是好久好久一代又一代。是什麼編織了這個歷史長河裡的沉默？。是什麼讓人相信情慾是私密的、危險的？這樣的發展，讓人在學會愛之前，先學會了羞恥。久而久之，壓抑被合理化，誠實成了叛逆。

愛應該有固定的樣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會發生真正的轉折，是因為宗教與國家開始把人的身體視為可被管理的資產。
在西方，基督教的教義以「原罪」為核心，把情慾視為墮落的象徵。人若要被救贖，就必須克制慾望。於是，身體被視為罪惡的來源，愛被剪除成只為生育服務的工具。這樣的信念逐漸滲透法律，像是中世紀一直延續到這個世紀的「雞姦罪」。幾乎將人對身體的自由視為對神的冒犯。

東方也走上了相似的路。儒家思想強調家族延續與孝道，要求每個人完成「傳宗接代」的責任（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婚姻成了勞動與血脈再生的制度，個人的情感在倫理中被河蟹了。

宗教與國家透過道德來規訓身體，其實都在保護一個核心：財產與權力的穩定。家族的血脈延續，意味著土地與資源的繼承；以生育為目的，強化異性戀婚姻的合法性，確保了勞動力的持續與階層的再製。換句話說，將愛與慾望納入規範，是為了維繫統治秩序。

然而，這也讓我想起心理學家佛洛伊德的話：被壓抑的慾望不會消失，它只會換個面具重返。

「異常」：愛的國家化，慾望倫理化

古代的寬容，往往有個前提：關係必須不挑戰異性婚姻作為社會結構基礎的地位，不干擾家族延續的責任。當宗教、政治與經濟力量介入後，一切就變了調。中世紀歐洲，基督教將同性行為定調為不可饒恕的「罪」（sodomy），建立了冰冷的道德體系，封鎖了愛的多元流動。

在東方，儒家思想對「孝道」與「傳宗接代」的絕對要求，間接將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情感，邊緣化為「非正統」的個人情慾。接著，十九世紀的醫學和心理學接棒，將同性愛從「罪惡」轉化為需要「治療」的「病態」。

於是，愛的多元光譜，從文化現象變成了必須矯正的「異常」。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工程，它耗費了數百年，從宗教、法律，一路滲透到科學論述，目的卻始終如一：將性傾向簡化為必須被規範的情慾，進而保障統治階級的勞動力與財產的穩定。現代的「重新認識」，正是在反抗這股長達數百年的、以穩定之名、行壓抑之實的巨大力量。

如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壓抑慾望的文化，往往與維持統治秩序有關。當權力需要穩定的勞動力與可控的家庭體系，就會設計出一套「正確的愛」：異性戀、一夫一妻、生兒育女。這樣的愛能保證社會循環——父母養子女、子女成新勞動力，再延續財產與信仰。而任何脫離這個結構的關係，都被標示為「異常」。因此，對多元性別的壓抑，其實是對權力失序的恐懼。

這種恐懼深植於文明的骨髓。人類在農業社會建立以來，就開始以血脈與土地維繫生存。生育不僅是家庭的責任，更是國家機器運作的基礎。於是，愛被國家化，慾望被倫理化。人被教導要服從，以延續群體的秩序，而非傾聽內在的聲音。即使到了現代，這種模式依然在延續——只是由宗教與禮教，換成了政策與市場。核心家庭成了經濟單位，結婚生子變成消費與生產的循環任務。

如何生成「反同深櫃者」？

但有趣的是，越是高舉道德旗幟反對多元的人，往往越被自己壓抑的慾望追趕。那些站上第一線反同的聲音，表面上是為了守護「傳統」或「家庭價值」，實際上卻是與自己的恐懼搏鬥。許多案例證明，這些人之所以如此激烈，正是因為他們心中有無法面對的部分——那份被否認的渴望、那個被自己囚禁的靈魂。心理學稱之為「反應形成」，當人無法承認某個慾望時，會以完全相反的行為去掩蓋它。於是，最強烈的反同，有時恰恰來自深櫃的焦慮。

在宗教與文化的雙重壓力下，這種焦慮並不難理解。當社會不允許差異存在，個體只能選擇掩藏自己。許多深櫃者在恐懼中活著，害怕被看見，也害怕被遺棄。他們參與反同運動，彷彿可以藉此獲得一種道德上的潔淨，藉由譴責他人，暫時壓低內心的不安。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防衛：越不敢面對真相，就越需要在外部製造敵人。

更深層的悲哀是，這樣的行動往往得到社會的掌聲。主流文化對「正常」的獎賞機制，讓人們在壓抑中獲得肯定。當他們譴責多元性別，社會回以「你是好人」「你守護家庭」的讚賞。於是，恐懼被合理化，自我否認變成一種道德美德。這是現代版的「智人返還」——人類再度回到為了群體認可而犧牲真實的狀態。（智人返還是指智人在離開非洲後，歷經一段時間的地域擴散，某些族群又重新返回或移動回原先或者相近的地方的行為。）
 
曾經一位參與反同遊行的中年男子。他穿著整潔的西裝，語氣堅定，說自己是為了「守護家庭」。可當我問他什麼是家庭時，他沉默了足足十秒。他說：「家庭就是安全感吧。」這句話讓我無法忘記。因為那份安全感，其實不是來自愛，而是來自害怕失去愛。那是一種建立在規範之上的依附。當人們以恐懼為基礎去構築家庭，他們的愛便帶著防禦。這正是反同運動的隱性動力——對不穩定的世界的焦慮。

但人不可能永遠與自己為敵。那些被壓抑的慾望，最終會以各種形式回來，可能是情緒崩潰、關係破裂，或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出櫃。許多反同的領袖，最後都被揭露有同性關係，這不是偶然，而是長期否認的必然結果。壓抑的力道越強，反噬就越猛烈。這一切關於性與愛的衝突，其實是人類對自我誠實的考驗。誰能先承認自己的恐懼，誰就更接近自由。

也因此，真正的對話並非在辯論「誰是正常的」，而是在提醒人們——當我們拒絕看見自己的陰影，就會在他人身上看見魔鬼。

[超・連結]的真實相遇

這次的報導裡，跨性別者在遊行上說：「我只是想活得像自己。」那句話比任何口號都誠懇。它讓我想到哲學家法蘭克福所說：「自由是能對自己誠實地願望。」

長久以來，人類社會都傾向於將集體穩定視為至高無上的價值。這種穩定，要求我們在「我是誰」與「我應該是誰」之間，做出殘酷的取捨。它要求我們犧牲一部分的自我，來換取群體的接納、資源的分配與生存的權利。在這種交換中，多元性別者，特別是那些「深櫃反同」的人，付出的代價尤其巨大。他們不是不愛，而是恐懼愛；他們不是不自由，而是恐懼自由。

當一個深櫃者決定公開反同，他其實是在向體制遞交一份「效忠書」，表明自己願意成為結構性排斥的執行者。他透過攻擊同性社群，來換取主流社會對他的「赦免」——赦免他內心深處那份不被允許的慾望。這是一種以自我毀滅為代價的生存策略。他的公開言論越是激烈，他內心的真實自我，就被鎖得越深。

這場內戰的悲劇在於，即使他成功地在外部世界建立起「道德高地」，他的內在世界仍然是一片廢墟。您提到，當人們對自己的慾望不誠實，便會開始對於限制自身認識這件事情，顯得「沾沾自喜」。這種沾沾自喜，正是內在廢墟上開出的虛假花朵。它提供了一種道德上的幻覺，讓他覺得自己站在了真理的一方，但這份「真理」，是用他的靈魂真實性所交換來的。

我們再將視野擴大。如果一個社會，讓個體必須透過自我欺騙與對他人的攻擊，才能換取安全感，那麼這個社會本身就是病態的。一個真正成熟、真正具有韌性的社會，不應該需要個體犧牲自我來換取生存權。它應該是包容各種「差異」的。

這就是二〇二五年臺灣同志大遊行所呼籲的「超・連結」的深刻意義。它不只是一個連結不同性傾向群體的行動，更是一個呼喚社會結構超越自身二元限制的哲學命題。

「超・連結」要求我們，不僅要跨越性別的標籤，還要跨越由恐懼所築成的心理高牆。它要求我們去理解，一個深櫃者在反同立場背後那份無法言說的創傷，要求我們去理解，一個社會對多元性別的否定，其實是對人性自由的否定。當一個深櫃者崩潰，被揭露，那不是單純的個人醜聞，那是社會結構在他身上的潰堤。

我們不能僅僅將矛頭指向這些反同者，將他們視為單純的「惡人」。他們是體制恐懼的產物，是歷史遺留的傷口。我們必須同時質問，是什麼樣的社會壓力與文化規範，讓一個人必須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對抗自己？是什麼樣的家庭觀、婚姻觀，將愛的形式綁架，使之成為一種必須「有用途」的工具？

真正的平權運動，最終的目標從來不是將同性戀「異性戀化」（即要求同性伴侶也必須複製異性戀傳統的家庭結構），而是要將整個社會帶向一種去中心化的愛的理解。愛，不再被綁定於生育、財產或社會秩序的維護。愛，是個體自由意志的最高表達。

當社會不再用「生育」與「傳承」的重擔來衡量愛的價值時，所有被壓抑的、被邊緣化的情慾才能獲得自由的呼吸。這時候，「超・連結」才真正實現：人與人之間不再透過標籤相連，而是透過真實與理解相連。

這是一場緩慢的、艱難的、從歷史的幽暗中挖掘自我的歷程。

我常想，這樣的教育其實是一場關於恐懼的訓練。但智人的歷史，其實也是慾望的歷史。從洞穴壁畫的裸像，到柏拉圖的愛情論，慾望一直是人類表達存在的方式。它提醒我們，我們能愛，也能被愛。當社會把慾望污名化，人便不再完整。那位長者手裡的舊照片，不只是回憶，更是一個警示：若我們繼續逃避慾望，就等於在否定自身的存在。

現代人所謂的「多元性別運動」，其實是歷史的返照，是一種被迫遺忘的文化記憶重新浮現。它提醒我們：被壓抑的不會消失，只是等待被理解。當我們重新討論多元性別，並不是在創造新價值，而是在回收人類文明中那一段被塵封的溫柔。

尼采說：「人必須擁抱混沌，才能誕生出跳舞的星辰。」

阿光說：「「當我們不再以恐懼命名愛，自由，終於有了人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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