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显然已经告诉它的经济学家们不要再开口了——这是一种防止坏消息外溢的公关绷带。纽约时报8月24日由DAVID WALLACE-WELLS署名《中国经济“僵尸化”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的观点文章称，这个国家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可能的经济衰退，背负着巨额债务，生产力停滞不前，青年失业率超过20%。在少数富裕城市之外，情况看起来更糟。外国投资正在锐减，增长预期正在下调，人们期待已久的大流行后的复苏未能实现。

文章评估，长期预测甚至更加严峻。几年前，大多数经济评论人士认为，他们正在目睹一个帝国巨兽的崛起，甚至可能是中国世纪的到来。如今，人们更常听到的是人口下降、中国的人均GDP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以及尽管中国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它的经济最终可能重蹈日本覆辙——日本的快速增长曾让美国人恐惧，然后陷入了“失去的”几十年。

文章指出，在美国，决策者和越来越多的公众似乎都在关注“新冷战”，中国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地缘政治竞争。一些人感觉这个消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同时这对美国人的钱包意味着什么，却又充满疑问。还有一些人更加紧张，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反应，并且担心安全后果——对一个不安定的大国来说，与国内的不满作斗争意味着什么。“为了保持增长，中国过去的年增长率为8%，现在接近2%，”拜登总统在8月初说，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这些点联系起来。“这不太好，因为坏家伙有问题时，就会做坏事。”

文章注意到，即使冲突不会加剧，中国经济“僵尸化”的前景也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衰退，甚至更长期地停滞不前，世界其他地区会怎样？

文章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美国人真正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的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至2021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0%，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63%，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果将中国排除在数据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间的增长将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长率将从30%降至12%。

换句话说，中国从经济大衰退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以至于它单枪匹马地令全球人均增长率几乎增长了两倍。这还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期。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2007年，它达到了同样的峰值；在那之后的15年里，它的平均增长率约为峰值的一半。

文章续指，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平均值通常会掩盖和抹平很多东西，但中国崛起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近几十年来，中国有8亿人摆脱了全球贫困。事实上，正如戴维·欧克斯和亨利·威廉姆斯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追踪全球发展放缓的敏锐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根据他们的计算，自1981年以来，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的总量中，中国约占45%，而对不那么极端的人群来说，影响更大：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国人；升至10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国人。

文章强调出，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从经济史中剥离出来，把其余的部分当做自然的反事实；一个国家的经济轨迹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密不可分，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但全球化也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中国这些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其自身的GDP。因为中国靠自身的繁荣重塑了全球市场，成为天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基础设施领导者、全球贸易伙伴和需求海绵，吸收了亚洲和整个世界所能供应或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一些蓬勃发展的国家通过复制中国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作为自然资源出口国服务于中国的繁荣，并在中国催生的所谓全球商品超级周期中乘势而上，实现增长。在填充这块海绵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过早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没有足够的能力自主驾驭新格局。

中国经济危机会是2023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除纽约的观点文章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因此，旅美中国问题邓聿文21日在其美国之音《聿文视界》特约时评专栏上表示，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经济危机特色：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邓聿文认为，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如果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的话？邓聿文表示说：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

邓聿文指出，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其次，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诚如邓聿文所指出的，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