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对于我国的民办教育界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明确了“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老田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进入了分类管理的新时期。新法与2017年1月18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一起构成了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时期法制环境的国家框架，本文中统称“民办教育新政”。

一个月前，民办教育人对于新法和新政的心情较为复杂：期望、高兴、焦虑、失落……，随着春节逝去，也逐步回归平静。如今，重新研读新法和新政内容，我们在看到其价值意义的同时，还是感到一些遗憾，交流如下。

第一，过于强化了民办学校的党组织，角色难免尴尬。

民办教育新政中，特别强化了民办学校中党组织的配备和建设。党组织在民办学校中的角色和作用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民办学校必须配备党组织，是举办民办学校的法定条件；（二）党组织成员全方位介入学校的决策层、监督层和管理层，是学校董事会、监事会和校级领导层的法定成员；（三）党组织是民办学校的政治核心，在事关学校办学方向、师生重大利益的重要决策中发挥指导、保障和监督作用。

老田试问，如此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党组织负责人或成员至少应由地方党政部门委派吧，如果是学校招聘而来的，如何保证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党组织成员在担任董事和监事期间，是否享有不能辞退的特权？假设，在办学方向和师生利益方面，董事会与党组织的意见相冲突时，学校的校长究竟听谁的？

第二，民办学校举办者的投资梦，想说爱你不容易。

民办学校举办者的投资诉求通常表现为两点：产权和收益。然而，在原来的法制体系下，作为民办非企业法人性质的民办学校，从设立之日起，举办者不得主张结余分配和资产权属，二者与举办者已无任何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事实上，举办者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办公司、办学校还是捐赠，不同的出资行为决策早已决定了后面不同的权属关系，似乎不应该再有产权之惑。

然而，从我国民办教育的现实出发，民办教育新政对于举办者的投资诉求还是给予一定程度的保留：选择非营利性学校，终止时给予补偿或奖励；选择营利性学校，要进行财务清算，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机构依法明确土地、校舍、办学积累等财产的权属并缴纳相关税费后重新登记。

老田认为，这种保留显然有些望梅止渴。对于非营利性学校的举办者而言，投资办学的利益如果只有在学校终止时才能实现，这显然有违举办者长期办学的初衷和事业追求。此外，学校终止时的补偿和奖励肯定不能等同于返还原始投入部分或加增值部分，其额度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

对于营利性学校而言，学校资产中原始投入以外的增值部分归谁所有至关重要，如果归原来的举办者所有，显然有违原来法制体系中不得营利的精神。另外，补交的税费对于举办者而言也将是一笔沉重负担和额外支出。让老田意想不到的是，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国家竟然将皮球踢给地方政府，哪一个地方政府敢随意造次！如此看来，营利性学校很可能因政策难定而悬空。另一担忧是，如果将增值的资产归社会所有，目前状况下是否会演变成国有资产公司代持，果如此，新的股权结构下，原有举办者很可能沦为小股东完全丧失学校的办学权和控制权。

第三，民办教育期盼的法人属性问题，仍然被置之不理

众所周知，民办学校的很多问题，如教师的社会保障、税收政策优惠、地方性政策歧视等问题都与民办学校“非驴非马”的法人属性有着紧密的关联。通过改变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改善民办学校的办学环境，恐怕是民办学校办学者和教师们对民办教育新政的殷切期盼。遗憾的是，此次新政似乎置民意而不顾，在学校法人属性登记上，除少数具有国资背景的学校可以登记为事业单位外，选择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还是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法人，选择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可以登记为企业法人。

这种政策安排，让民办学校的办学者和教师们好生失望。一方面，因为政策原因，除少数地区民办学校教师可以享有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退休待遇外，其他无论选择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的民办学校的教师们只能按照企业的标准办理社保，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教师之间的退休待遇差异显著增大，由此引发的教师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短期内很难消除。另一方面，民办学校因民非企业法人属性政策的不匹配而带来的不公平待遇将会严重挫伤社会资金进入民办教育领域的热情，其后果会在不久的将未来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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