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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

不作失禮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動怒，不計較人的過犯；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 13:4-7)



曾經我在課堂上問我的學生：「愛一個人容易，還是愛一群人容易?」當時眾人紛紛表達不同的意見。一群人，對一個牧者來說，可以是會眾，而一個人可能是其中一位。一群人，對政治人物來說，多半指的就是國族政黨，而一個人可以是一個重要親信。似乎，我們的經驗可以說得出兩種愛的情境差異，自然挑戰難處會不同。然而，愛如果夠「純正」，會因處境產生差異嗎？



8/30是蘇聯前領導人戈巴契夫的逝世紀念日，今年剛滿三週年，也是烏俄戰爭的年日。因為暑假去了新竹的南園，才知他曾於1994年應聯合報的邀請，偕同夫人蕾莎來台訪問一週，並在南園接受招待。於是想起學長曾經摘錄的關於戈巴契夫的影片訪談，那可能是他晚年最後一次，也是最深刻動人的紀錄片。

《戈巴契夫：天堂》（Gorbachev. Heaven）由維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導演，於2020年播出。這位出生於烏克蘭利沃夫的俄羅斯裔紀錄片導演與製片人，以拍攝政治敏感題材聞名，並曾創立了俄羅斯紀錄片電影節 Artdocfest，因批評俄羅斯政府而遭受打壓。近年因政治立場與安全考量，已移居拉脫維亞。

世人，尤其是自由世界的人，無不推崇戈巴契夫對歷史與政治的影響，即使他在自己的國家有著兩極的評價。他之所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方面是終結美蘇長期的冷戰對峙，一方面也是蘇聯解體，讓共產蘇聯轉向民主俄羅斯，與西方自由世界接軌的關鍵人物。



《戈巴契夫：天堂》一方面是對一位歷史人物的敬意與哀悼，另一方面則是對理想與現實衝突的冷峻凝視。我並沒有機會完整觀賞，但從重點摘錄中，感受到這位歷史人物強烈的道德勇氣與沉重代價的孤獨，尤其是在夫人離世後產生的衝擊。讓我不禁沉思，愛一個人與愛一群人之間的關係！曾經愛美人與愛江山的取捨，讓許多君王將相英雄氣短，然而在戈巴契夫與夫人蕾莎（Raisa Gorbacheva）的愛情裡，卻讓我明白聖經裡所說的愛──「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正的愛必是完整、超越、在生命所有情境都是一以貫之的，不能也不需分割。而這樣的情懷與關係，不要說共產主義領導人不可能再有，在一般的自由世界的領導人亦屬希珍。也就是沒有蕾莎，就沒有歷史上的戈巴契夫，那樣的心懷和平理想，勇於信任政治敵對陣營，甘於放棄權勢掌控。



讓我們透過曼斯基的紀錄片摘錄，來理解這是怎樣的愛：



1999年5月底，蕾莎·馬克西莫夫娜陪同她的丈夫去了澳大利亞，戈巴契夫承認回程的飛行是漫長而艱難的，他仍然忍不住想，這對一個已經開始的歷程是個衝擊。



這個歷程就是白血病。那年7月，蕾莎前往德國接受治療。戈巴契夫在她身邊，抱著她，和她說話，看著她死去。病房必須保持無菌，戈巴契夫只得穿上全套防護服。為了能看到丈夫，聽到他的聲音，蕾莎拒絕接受嗎啡；一天晚上，為了轉移她對難以忍受的痛苦的注意力，他把她抱在懷裡，互相講述著他們在一起半個世紀以來的故事。



戈巴契夫與蕾莎的關係，顯示出一個很少與蘇聯領導人聯繫在一起的動機：愛。曼斯基先生說：「我確信，如果沒有蕾莎和戈巴契夫對她的愛，改革就不會發生。戈巴契夫先生一生都在贏得她。」



這對夫婦是在莫斯科國立大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的一個舞池裡認識的。戈巴契夫是一個帶著南方口音的收割機操作員，在他渴望加入的戰後城市知識份子圈中，他是一個局外人。蕾莎是哲學學院的一名學生，她代表了戈巴契夫夢想的另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更多的是與俄羅斯古典文學有關，而不是她自己學習和後來教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53年9月，他們結婚了。新娘穿了一件新衣服，鞋則是借來的；婚禮是在大學食堂用甜菜根和馬鈴薯沙拉慶祝的。此後，無論他們是在斯塔夫羅波爾塵土飛揚的大草原上跋涉，還是夜間漫步在公家別墅的雪地小道上，這裡能遠離監聽設備，蕾莎總是能共情理解戈巴契夫的感受、想法和疑惑。於是不同於以往的俄羅斯統治者，戈巴契夫決定他們夫妻要公開結伴而行。



俄羅斯統治者標榜自己與人民結為夫妻，不應該有私人生活，其他蘇維埃領導人的妻子從來就不被人注意。蕾莎的外形、她對優雅服飾的品味、智慧和老練，成為蘇聯人民的笑柄和不滿的來源。但事實上，正是因為戈巴契夫對蕾莎的委身，使得戈巴契夫走向蘇聯領導人的身份。他把人的生命看得比意識形態或地緣政治更重要。他愛蕾莎勝過愛權力。



在1991年8月未遂的政變中，這一點變得很明顯，政變導致了蕾莎第一次中風。當這對夫婦從克里米亞返回時，戈巴契夫先生並沒有加入市民慶祝他的獲釋和他們對KGB的勝利。他留在了他的愛人身邊。

「我結婚的對象不是國家──俄羅斯或蘇聯。我娶的是我的妻子，那天晚上我陪她去了醫院。也許這是我政治生命中最關鍵的決定。」



現在，89歲的戈巴契夫先生獨自坐在梳粧檯前，腦海裡播放著他與蕾莎生活的回憶，捨不得扔掉她的東西，還能感受到她衣服的香水味。



「你說，隨著蕾莎的死，生命本身的意義已經消失了。」曼斯基先生說。

「消失了。」戈巴契夫先生沉重的肯定。

「但是，生命的意義僅僅是愛一個女人，和她生孩子嗎？」 曼斯基先生難以置信地探問道。「難道它沒有更高的意義嗎？」

戈巴契夫回答：「但還有什麼比愛一個女人，並被她愛著更高的意義呢？」



在影片的最後，戈巴契夫先生用他的男中音朗誦了一首烏克蘭歌曲，講述了一條銀色的河流和一片天青色的樹林，這是他小時候從母親那裡聽到的。一個改寫了20世紀歷史的人，將數億人從蘇聯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在不同的時代，他的身影顯得格外孤獨。但他卻比他之前或之後的任何一位克里姆林宮的佔領者都要自由。他建議曼斯基先生說：「把這部電影叫做《與怪人的對話》吧！」

他的眼睛裡閃爍著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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