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消灭后秦，本想留在长安，以这里为基地，经略整个西北。然而，他最终却未能如愿，仓促东归。自此，中原大地，也最终彻底沦丧。

史书将此归咎于他的将领和部下们思念家乡，但这，只是刘裕为自己找的一个托辞。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被他独自留下的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仁等人，难道他们就没有思乡之情吗？西征之师，前后不过一年，并非长年累月的苦役。更何况，刚刚攻破敌国，所缴获的子女玉帛足以安抚人心，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枭雄而言，难道就一定会贪恋故土的安逸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留在长安经略天下,可能是刘裕最初的志向；而仓促之间决定东归，是他权衡利弊之后，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他急于返回建康，完成篡位。这其实是现实形式所必然的。我们不妨做一个历史的假设：倘若刘裕当时选择留下，他据守关中，安抚洛阳，向北可以抵御拓跋氏的兵锋、经营河北；向西可以对抗赫连勃勃、巩固秦雍；再挥师平定沮渠蒙逊，收复陇右。如此一来，他的功勋将愈发显赫，威望将愈发高涨，此时整个晋室的天下，又将归于何处？如何安置？或者 刘裕为了当皇帝，也可以像当年的曹丕，人身在邺城，汉献帝便已从遥远的都城奉上玉玺。如果这样，刘裕又何必非要亲自返回建康，当着晋廷的面进行禅让呢？

刘裕的北伐，绝非仅仅是为了展示武力、逼迫皇帝退位，并非对收复中原全无志向。后来，当他听闻长安失守的消息时，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并渴望再度出兵北伐，但是被谢晦、郑鲜之等人劝阻。 这背后的真相是：他身边的那些渴望“佐命”之功、追逐利禄的功臣们，既没有长远的眼光，更缺乏坚定的意志。刘裕想要独自推行他的宏伟蓝图，却发现自己孤掌难鸣。于是，他只能仓促行事，迅速完成篡位。至此，刘裕那最初的雄心，也终究是被现实所困。那为何刘裕会难以再举北伐了？

刘裕所立功勋，其功业之烈，甚至超过了曹操。但在一个关键领域，他却远逊于曹操——那就是对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曹操在刚刚起兵占据兖州之时，即便百务待兴，也始终将招纳人才放在首位。以至于到了他的后代曹丕、曹叡之时，朝中依然拥有大量刚正、明敏的人才，足以匡正君主的过失。反观刘裕，他出身寒微，凭借一腔敢战的血勇博取功业，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草莽英雄式的豪侠之气，这使他与世家大族的士大夫们，始终难以真正契合。正如当时的将军胡藩对刘裕说的：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咏，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意思是在与士大夫沟通交流方面，刘裕不及刘毅。也意味着刘裕在当时并不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在当时的朝堂之上，几乎没有谁是刘裕的真正心腹。他所能倚仗的，只有一个机巧善变但品行放纵的刘穆之，而此人又过早离世。其余的如傅亮、徐羡之、谢晦等人，无一不是性情轻浮、反复无常之辈。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身处遥远的战场，想要从外部牢牢控制朝廷，并遥控天下大势，这既不可能，更有被反戈一击的巨大风险。这正是刘裕的困境，他陷入了“汔济濡尾”这样的困境局面。渡河渡到一半，却有后顾之忧，他只能回归健康篡位夺权，偏安东南。

那个时代固然人才匮乏，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刘裕没有掌握驾驭人才的方略。他自己身死之后，弑君与篡夺便接连发生，又怎能指望他留下的人，能够辅佐后代，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呢？

曹操之所以能得志于天下，并能将篡位大业平稳地留给子代，其根本就在于“得人”。

奸雄成就大事，在于其奸诈乎？事实是，即便是圣人要以仁义取天下，其事业的成败，也取决于用人。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此乃不易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