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

当桓玄即将篡夺帝位之时，他举起了屠刀，开始清除北府军中那些不与自己同心的旧部将领。在此危局之下，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等人，相继逃亡北方的燕国。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故国，投奔了异族，为后世那些投降北魏的刘昶、萧宝寅之流，开了一个不光彩的先例。

我们必须承认，这几位将领，也曾有自己的志向与操守，他们难道是从一开始就盘算着这种卑劣的逃亡之计，作为自己的退路吗？恐怕不是。他们只是在死亡的逼迫之下，仓皇失措，不暇选择而已。然而，他们最终落得一个进退失据、为人所不齿的下场，这终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面对桓玄的叛逆，这不仅仅是一个必须躲避的灾祸。即便灾祸暂时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一个有骨气的人，又怎能忍受向他屈服呢？他们本可以占据山阳，起兵讨伐桓玄。这一举动，即便不完全是出于对晋室的忠诚，也绝对是一个大丈夫应有的气节！可他们最终，为何会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要逃到鲜卑人的地盘去苟全性命呢？

然而，刘裕，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同样出身北府，也曾是刘牢之的部将，但他坦然自立于镇江京口，内心没有丝毫的畏惧。桓玄难道对刘裕没有猜忌吗？当然有。但刘裕拥有足够强大的自信，在他眼中，桓玄的威胁，尚不足以让自己忧虑。他返回京口，名义上是为了从长计议对付桓玄，但他却暂时将桓玄搁置一旁，转而雷厉风行，率军向东阳进击，击溃了卢循；随即又挥师挫败了徐道覆；并一路追击卢循至晋安，再次将其击败。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一天放松过自己的军事行动。

他所做的一切，名义上是为晋室，实际上却像是在为桓玄效力；而看似在为桓玄效力，其根本目的，却又是在巩固晋室的根基——同时，也是在巩固他自己的根基。他的威望在平叛中树立，他的军队在实战中磨砺。他仿佛根本不知道桓玄即将要篡位，而桓玄也因此无法揣测他的真实意图。不，这不仅仅是无法揣测，是即便揣测到了，也已无计可施。

因此，当桓玄的妻子刘氏劝他除掉刘裕时，桓玄只能无奈地回答：“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意思是 “我正要平定中原，非刘裕不可担当此任。”他一方面想要利用刘裕，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刘裕的威望已经建立，不再是自己能够轻易铲除的了。一个知道对方不可除去，只能隐忍厚待，以待时机；另一个也知道对方无法除掉自己，所以公然入朝，毫无疑惧。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刘裕三破妖贼，他所行的，是匡扶社稷的正道；他内心定力坚定。这使他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让旁人无可指摘，即便心存怀疑，也找不到任何名义来制裁他。刘裕，已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过来，这就是掌握了制衡桓玄的绝对主动权。

历史的经验，发人深省。

当一个士人，身处逆乱将起、国祚垂危、忧患接踵而至的时代，他该如何自处？一味地诡诈顺从，必将陷入不义的深渊；而急躁地投机冒进，则会迷失方向。唯一的正道，是首先去做那些自己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奠定宏大谋略、成就非凡事业的关键，正在于此；而保全自身、坚守节操，在乱世中不至颠沛流离的关键，也正在于此。

司马休之等人，正是因为放弃了自己本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即便他们内心怀有讨伐逆贼的志向，最终也只能堕入任人宰割的幽暗深谷。

英雄的谋略，君子应当从中汲取智慧：先求立身之安，而后伺机而动；先固人际之信，而后谋求发展。以正道而行之，运用此等智慧，便足以让一个人，在天纲断裂、地维崩坼的至暗时刻，依然能够昂然屹立，而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