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咏叹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那么何以会有刘宋的宋文帝元嘉草草？只赢得仓皇北顾？

宋文帝诛杀了权臣，整顿了内政，让百姓休养生息长达六年之久。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而北方的拓跋氏，刚刚结束了对赫连、柔然、高车等部的常年征战，军队在西北已经疲惫不堪，对东南的防备也必然松懈。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抓住最好的时机。

然而，结果却是：收复的土地，根本守不住；大军的阵线，如刺猬般蜷缩瓦解；无数的士兵被歼灭，堆积如山的铠甲被丢弃，甚至连淮河以北原有的土地，也一并丧失。

这到底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所用非人。将领，用错了。到彦之、萧思话在青州、徐州的大溃败，与后来南宋邵宏渊、李显忠在符离的大溃败，其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是无能的将领，是将自己国家的军队，拱手送给敌人去屠戮。

我们不禁要问：宋文帝和后来的宋孝宗，都是励精图治、胸怀大志的英明君主。他们任命将领，并非像昏君那样，听信身边佞臣的吹捧；他们所任命的将领，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众望所 "归"，也曾经在小规模的战斗中证明过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那个时代真的存在将才，而他们却没能发现和任用吗？

然而，纵观此后的历史，我们再也看不到，有哪位被埋没的人才，能力能远超 到彦之、萧思话的。难道是上天吝啬，不再降生将才了吗？

不是的。

天，固然能生出人才，但君主，必须要有鼓舞和培养人才的土壤与气度。一个时代的精英，会以君主的喜好作为自己人生的风向标。而宋文帝和宋孝宗所信任、所推崇，并以此昭示天下的，恰恰是那些拘谨、怯懦、过分谨慎的人。他们以为这样的人忠诚可靠，却不知道，这种性格，恰恰是招致惨败的根源。

当一个君主，他的德行不足以消除臣子的叛逆之心，他的智谋不足以驾驭那些桀骜不驯的枭雄之士时，他便会下意识地去打压、摧折那些英武干练的人物，而去提拔那些柔顺软弱之辈。

于是，果敢与机谋，在整个天下成了一种禁忌；整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也因此而萎靡不振。最终导致举世都找不到可用的将才，连保守国家都已力不从心，又如何敢奢望，能与狡诈的强敌在广阔的中原，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呢？

要知道，江东政权的衰弱，已经持续了太久。

当年，谢玄统帅北府兵，招募骁勇善战之士，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正是这支军队，摧垮了苻坚的百万大军，威震淮河两岸。后来的宋武帝刘裕，也正是依仗这支百战之师，才能够荡平南燕、光复洛阳、攻入长安，使得强大的后秦与北魏，都不敢与之正面抗衡。

然而，刘裕终究是老了。北府军的老兵们，渐渐凋零；年轻一代，却没能再成长起来。更致命的是，刘裕深知自己的儿子们，没有驾驭猛将的才能，又担心这些功高盖世的将领会威胁皇权。因此，他故意在关中挑起王镇恶、沈田子等人的内斗，让他们自相残杀，而自己坐视不理。

等到宋文帝登基，他亲眼目睹了兄弟被权臣废黜的惨剧，内心充满了恐惧。于是，他更加急切地铲除那些富有权谋的干才，就连区区一个檀道济，也始终有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顶。

君主的意图如此明显，臣子的祸福如此清晰。像王昙首那样的士大夫，只能在朝堂之上雍容谈笑，被动地等待天下自己澄清。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即便有天纵奇才，又有几个人，不选择收敛锋芒，去迎合那种苟且的风气呢？

于是，朝廷只能在这样一群庸碌之辈中，勉强挑选一两个看似“杰出”的人，派他们去和北方的强敌对抗。这无怪乎北魏的拓跋焘会轻蔑地说：“一群龟鳖一样的小子，能干成什么事？” 他早已将南朝的虚实，看得一清二楚。

后来的宋孝宗，任用邵宏渊、李显忠去抵抗金人，犯下的，是同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当岳飞被杀，韩世忠被废，天下所有有志之士的心，都凉了。整个民族锐意进取的风气，一旦被摧垮，就再也无法振兴了。

君主自身，没有英武的魄力；国家之外，又有强敌环伺。他一边嘉奖柔顺，一边打压英奇，虽然怀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但环顾四周，却发现竟无一人可用。

他因此而失败，却不明白失败的根源。等到惨败之后，又将罪责归咎于“天命”，归咎于“敌人的势头不可阻挡”。

如此一来，国家便只有在自我麻痹中，愈发地衰败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