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王朝的国本、将子孙后代的命运，这样至关重要的大计，托付给臣子去商议，你首先必须确定，这个人，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去验证你的判断。否则，滔天的大祸，就将由此而生。

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汉高祖刘邦，在他对继承人的选择犹豫不决时，能够参与到这场核心密谋之中的，只有两个人——张良与叔孙通。张良，虽然足智多谋，但他的内心，始终坦荡无私；叔孙通，虽然有些阿谀奉承，但他始终是以儒家的礼法来粉饰自己的言行。更关键的是，他们二人，都只是从容议政的文臣，手中从未掌握过军队，更不曾执掌国家的核心权柄。

除此之外，即便是功高盖世的萧何、曹参，也未能参与其中。至于陈平、周勃这样的重臣，也只是在决策既定之后，被委以执行的重任，在此之前，他们同样没有置喙的资格。

我们再看一个反例：晋武帝司马炎。他征询的对象是卫瓘，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商议大事的贤臣。然而，司马炎却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忠告。这，正是他失败的根源。至于隋文帝杨坚，将大事托付于杨素；唐太宗李世民，将后事托付于李绩。杨素与李绩，都是天性凉薄、心怀叵测的权臣，最终也果然为他们的后代，埋下了祸根。这两位雄主的失误，在于他们未能深刻洞悉杨素与李绩的奸诈本性。

然而，宋武帝刘裕对于谢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非常清楚谢晦的机敏善变，也知道此人与自己并非同心同德。当他认为自己的太子不足以堪当大任时，他竟然秘密地与谢晦商议，甚至派遣他去暗中考察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庐陵王刘义真，是否堪当君主。

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他等于是将自己另外两个儿子的生死大权，亲手交到了谢晦的手中，由他来生杀予夺。这是何等的糊涂！

所以说，一个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如果能尊崇儒家，能任命儒家学者为帝师与太保，这一举措，看似无用于一时之缓急，实则关乎国祚之长远。它能够为王朝奠定根基，庇佑子孙，杜绝祸乱。因为诗书的教化，可以调和他们内心的暴戾之气；名分的纲常，可以约束他们越轨的邪念。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臣子，即便心有私欲，也会终究不忍心将君主的子嗣，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鸡鸭。

而谢晦这样的人，又是什么呢？他本身就是世家大族的重臣，身居高位，手握兵权，足以让他恣意妄为。面对这种人，君主即便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好恶不现于言辞，尚且唯恐被谢晦这样的人窥测到内心的深浅，从而乘虚而入。

更何况，是将关系到江山社稷安危的根本大计，主动拿去与他密谋呢？

最极致的审慎，在于洞察事情的危险与先兆；最需严密的，在于严谨严密克制。君主必须依靠自己内心的权衡来做出判断，依靠真正的君子来达成共识。唐德宗倚重李泌，宋英宗决断于韩琦，最终都得以平息祸乱，这就是最明确的证明。北魏的拓跋嗣，征询崔浩的意见而使国本安定，也近乎此道。

刘裕，在明知谢晦之险恶的情况下，却依然选择信任他。他的国家没有立刻灭亡，只能说是一种侥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