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拓跋氏，曾下诏征召隐士或民间人才，但最终应征而来的，无一不是名门望族。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人们的期望，都系于这些世家大族之身。在江南，是王、谢、何、庾四大家族；在北方，则是崔、卢、李、郑四姓最为显赫。他们的地位，即便是天子也无法抑制，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异族君主，也无法轻易动摇。

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士大夫的门第品级，与皇室的统治谱系，仿佛是两条并行的轨道，各自有其兴衰沉浮。这股源远流长的社会风气，仿佛还保留着上古三代的遗风。

只根据门第族姓来选拔人才，这条路，看似狭窄；而抛开门第，去广泛地寻求人才，那条路，看似开阔。然而，古代的圣王，为何始终不愿以“开阔”去替换“狭窄”呢？

因为人心的趋向，本身就彰显着上天所设定的秩序与伦常。尧帝在民间寻访，但舜，本就是上古帝王虞幕的后裔；周文王在屠夫和渔夫中觅得贤才，但姜太公，本就是上古四岳的子孙。直到周朝衰落，毫无根基的“游士”阶层登上历史舞台，这正是孔子为何要感伤家臣僭越，担忧平民议政的原因。

《春秋》对于那些靠着私下钻营而上位的臣子，如果是善的，只称其为“人”；如果是恶的，就直斥其为“盗”。孟子更是厌恶那些横行无忌的所谓“处士”，将他们与洪水猛兽相提并论。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让那些出身于农夫、商贩、胥吏的人掌握权力，他们就会成为败坏纲常伦理的蛀虫。这，确实不符合民众内心深处对秩序的认同。

汉高祖刘邦，起于田间；萧何、曹参，出自县吏。上层的风气一变，下层的习俗也随之混乱。于是，像江充、主父偃这样的投机小人，便得以蒙蔽君主，滥用权力，搅乱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给国家宗社带来巨大的灾祸。

然而，根植于人心的古道，并未就此泯灭。历经六朝的南北分裂，这种重视门第的观念，竟是唯一共同传承的东西，一直延续到唐代，世家大族与寒门子弟的界限，依然泾渭分明。

真正的转折点，是朱温对“清流”士大夫的残酷屠杀。五代十国的乱世，将这一切摧折得荡然无存。宋朝，在废墟之上建立，也只能因循这残破的局面。但即便如此，在其鼎盛时期，像吕、范、韩、陈这些名臣，依然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天下百姓也都对他们寄予厚望。那些能够建立不世之功、阐明圣人之学的杰出人物，大多都能不坠家声，成为国家的栋梁。至于像 文及甫、程松 那样的败类，可以说是百中无一。

等到女真与蒙古人相继主宰中原，那些卑躬屈膝、侍奉新主的，大多是毫无品行的鄙俗之徒。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的崔浩那样，不惜招致怨恨与杀身之祸，也要拼死维护士大夫的品格与尊严。至此，古道被彻底扫荡，荡然无存。

后来，科举制度一家独大，门第出身再也无人问津。于是，那些出身市井、巧言令色之徒，那些在官府中处理文牍杂务的人家的子弟，靠着雕虫小技和投机钻营，竟然能够与天子平起平坐，议论国是，对满朝百官也毫无礼敬之心。

唉！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如同中华与夷狄的分别。这个界限，是天定的，不是人为的。一旦这个根本的界限被搅乱，那么天下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搅乱的了！

想当年，在六朝之时，中原固然曾被异族统治，但小人，终究没有与君子混杂在一起。皇权可以更迭，但士人的品格与界限，没有被废弃。而到了后来，两者俱废，人之所以为人的道义，也就所剩无几了。

将污浊的流水，变得清澈，本意是想引导小人，走上君子的道路。这个理想，何其宏大！但它的弊病，却是将君子，拉低到小人的水平，最终让大道彻底沦丧。这就好比修建道路，如果不设固定的路线，任由人随意行走，那么整个大路都会长满杂草，最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道路了。

一个人的地位，是君子；他的职责，是君子；他所展现的礼乐文采，也是君子。但是，如果他的耳朵，听惯了街市的喧嚣与算计；他的眼睛，看惯了底层的谩骂与争斗；那么，他内心的廉耻之心就会丧尽，人，与禽兽也就没有了区别。所以说：想要引导小人成为君子，其结果，不过是把君子拉低成了小人！

一旦小人与君子混杂，同朝为官，同窗为师，同路为友，甚至通婚联姻，那么天下将再无君子，全是小人！天下大地，也尽成夷狄！这是何等的悲痛！

未来若有王者兴起，切不可重蹈朱温屠戮清流的覆辙！未来若有名主现世，切不可畏惧崔浩澄清品级的怨言！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扶持这倾倒的乾坤，于不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