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智与精神，往往会随着他身体的生命力而盛衰。从少年到壮年，再从壮年到老年，心智通常会经历三次转变，从而改变其恒定的状态。

然而，凡是品性正直、学问深厚的人，他们的心智，就如同深藏的宝物，又如根深蒂固的树木。这样的人，即便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壮年，其心智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放荡不羁；即便到了生命力衰退的老年，其心智也不会随之枯萎耗竭。这，正是古人所称颂的卫武公，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圣主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梁武帝萧衍。

在他统治的初期，可以说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君主。当部将裴叔业要挟他，准备投奔北方时，他能洞察到，身边小人的危害，远不及放走一个叛将去敌国的威胁；当大臣萧颖胄，主张向北魏求救时，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向蛮夷示弱，绝非良策；当萧渊藻诬告邓元起谋反时，他能一眼看穿其中的阴谋；当他下令让曹景宗听从韦睿的指挥时，他能预见到，将帅和睦，则大功必成。

在那个阶段，他任用将领，总能获得成功；他谋划功业，总能得以实现。虽然他不像宋武帝刘裕那样，精通兵法，总能百战百胜，但他在权衡利弊得失之时，意志坚定，毫无迷惑，对事态发展的关键节点，看得异常清晰。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帝王，到了晚年，却判若两人。

他接纳了侯景的投降，还将这位野心家安置在国家腹地，对大臣萧介的泣血警告，置若罔闻；没过多久，他又听信了北齐高澄的谎言，答应交出侯景，对傅岐的苦苦劝谏，充耳不闻。

他的决策，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复无常：前一刻，他将侯景视为心腹；下一刻，又将他视为寇仇。他刚刚推心置腹地，去相信一个本不该相信的人；转眼间，又背信弃义，徒然引来对方的猜疑。他就仿佛一艘航行在浓雾中的大船，茫然无措，完全不知道驶向何方。这与他早年那种审时度势、洞察人情的清明，简直是光明与黑暗的差别，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这时的梁武帝，已经八十五岁了。最直接的解释是：他的生命力已经衰败，他的智慧，也随之枯槁了。

但，这个解释，足够深刻吗？

智慧，并非一种有形的物质。按理说，年纪越长，阅历越深，对于人情的顺逆、时局的安危，应当如驾轻就熟一般，看得更加透彻。为何梁武帝，却恰恰相反？

原因在于，他早年的智慧，更多是依赖于一种投机取巧的“机敏”，是顺应时势变化的“权术”，而不是源自于德行的“慧根”。因此，它很容易就枯竭了。

更重要的是，在他中年以后，他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这彻底搅乱了他的思维根基。佛教的教义，本身就与现实的政治事理有所违背。而那些浮华的信徒，更是将其发展为一种投机善变的哲学：

因为“无执”，所以可以没有恒心； 因为“无碍”，所以可以无所不为。

在这种恍惚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可以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当作一场虚幻的赌局，随意抛掷。这难道仅仅是朱异、谢举这些奸臣的迷惑吗？不，这甚至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年老昏聩、心智衰退了。

这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脱离。他那份深思熟虑、回看反省的能力，已经彻底消散，无法再主导他的内心。

真正的君子，是以仁义为根本，再用广博的学问去充实它。这样的人，即便年岁老去，肉体终将死亡，但他的智慧，又岂会与之一同消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