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东晋的国势与南宋加以衡量与比较，那么东晋的境况，要优越得多。

从内部根基来看，东晋虽然是在江东立国，但实际是以荆州、湘州为根本。自西晋大乱以来，刘弘、陶侃等人在荆州及湘州等地勤勉经营，深谋远虑，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早已是民众安宁、粮食充足、兵士精锐。无论是粮草、舟车还是兵器，几乎可以朝求夕应。 南宋则不具备这样稳固的后方基地。 东晋赖以保家卫国的力量，是纪瞻、祖逖、温峤等人所鼓舞起来的忠勇之士。即便是后来反叛的王敦与苏峻，他们麾下的部曲，也依然是晋朝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这与南宋的韩世忠、岳飞等人，靠收编那些见利而动、遇挫即溃的降将与流寇所组成的军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再看朝堂，王导辅佐四代君主，将国事当做家事来经营，他深沉、稳重，其规划宏大，眼光深远。这又岂是南宋的李纲、赵鼎、张浚等人所能比拟的？他们或进或退，意志混乱，谋划疏阔，更何况还有汪伯彦、黄潜善、秦桧、吕颐浩之流结成党羽，从中掣肘。因此，东晋内部的根基，要比南宋雄厚得多。

从外部威胁来看，北方的刘曜、石勒虽然凶悍，不亚于后来的完颜阿骨打，但他们之间相互猜忌、彼此牵制乃至吞并，因此无法集结全部力量来与东晋争雄。慕容氏、苻秦、姚兴、段氏等其余势力，名义上都依附于东晋，以对抗刘、石。李特在蜀地虽然割据一方，但其子李寿在听取了龚壮的劝谏后，不敢再向东晋的边境发一箭。盘踞凉州的张氏，虽无坚定之志，却始终称臣不改。仇池的杨氏，也审时度势，成为刘、石的内部祸患。这与南宋所面对的，金人集全国之力、一心一意要吞并自己而无所牵制的局面，完全不同。因此，东晋外部的威胁，要比南宋轻得多。

然而，吊诡之处就在于此。

南宋南渡之后，除了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等少数奸臣之外，朝野上下无不将“报仇雪耻”挂在嘴边。那些主张畏缩懦弱的言论，都会被当时的公议所不容。反观东晋，蔡谟、孙绰、王羲之等人，皆是当时的名士，也并无奸邪误国之心，但他们却极力夸大敌人的威势，贬低自己的力量，炮制出畏缩退让的言论，导致江东坐以待毙。而这种论调，在当时竟被奉为定论，后世的史家甚至还将其夸赞为深远的谋略。是非的颠倒，竟到了如此地步！每当读到蔡谟反驳庾亮北伐中原的奏议，但凡有一点血气的人，没有不感到愤怒的。蔡谟这些人，凭什么可以免于遭受像汪、黄、秦、汤那样，来自天下后世的声讨与唾骂呢？

究其原因，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盘算。庾亮主张北伐，是为了凸显王导在国事上的无所作为。于是，那些拥护王导的人，便要贬低庾亮来抬高王导。桓温发动北伐，其志向在于篡夺皇位。于是，那些憎恶桓温野心的人，便要遏制他的成功来打压他。在这种逻辑之下，内部的掣肘与猜忌，压倒了外部的防御与抵抗。为了保全宰相的功名，为了防止权臣的篡夺，人心的天平完全倾斜于此，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后世也因此没有提出异议。

呜呼！这关乎天下的根本防线，关乎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关乎自五帝三王以来华夏的正统！即便桓温真的功成篡位，也远比尊奉异族为中原之主来得高尚！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过是王导与庾亮在争权夺势，不必然要看作是水火不容！

如此看来，东晋的所谓“贤臣”，与南宋的所谓“奸臣”，我们不必深究其具体动机，只要用贯穿古今的天下大义来衡量，他们的罪责，其实并无二致。蔡谟、孙绰、王羲之，又怎能不与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一道，接受历史道义与名教的共同审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