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冲死后，谢安将荆州、豫州、江州这三大战略要地，重新分派给了桓氏家族的其他人。后来的桓玄之祸，其根源便由此埋下。

谢安对桓氏的顾虑，早已是深思熟虑。他曾设计压制桓冲，使其功业难成、最终在惭愧中死去，其目的，本是为了借此机会彻底削弱桓氏的权力，以巩固晋室。然而，他最终却选择了妥协。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谢氏家族，父子兄弟的权位已经太重，如果再对桓氏赶尽杀绝，恐怕会给对方留下口实，激起更大的怨恨与反弹。他不得不以此来平息潜在的纷争。

然而，我们必须看清，桓氏难道真是因为私人恩怨而要与谢安为敌吗？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桓氏，而是来自朝堂内部——那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司马道子与王国宝。这两个奸佞小人，在宫廷之内蛊惑晋孝武帝，离间君臣，想要以此来扳倒谢安。但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成事，于是，他们必然会借重桓氏的力量来挑起事端。

君主昏聩，权臣相忌，即便是周公那样的圣人，也无法杜绝“不利于孺子”的流言蜚语，更何况是谢安呢？因此我们能够理解，谢安当时的决策，实在是出于一种巨大的、不得已的苦衷。他所任命的桓石虔、桓石民、桓伊等人，在他看来，已经是桓氏家族中相对可靠的人选，或许可以避免祸乱。然而，祸乱最终还是发生了。走到这一步，谢安的谋划，已然穷尽。

虽然如此，谢安难道就真的无计可施，无法在保全自身的同时，安定国家吗？

我们必须看到，此时的谢安，执掌国政已有十年之久，总揽朝纲也长达八年。难道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室朝堂之上，就真的没有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才，让他及早培养，以作国家的栋梁吗？倘若桓冲死后，他对内不将权力私授给自己的子弟，对外也不再将其交还给桓氏家族，而是启用自己培养起来的新生力量。如此，则君主无可猜疑，同僚无可非议，而桓氏也失去了赖以争权的资本。

谢安的远见，未能触及于此。这导致他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他器量不够宏大、思虑不够周全的表现。他虽有安定国家的忠心，却在如何做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根本问题上，显得茫然无措。对此，谢安本人，不能免于历史的责任。

《诗经·鸱鸮》篇中，那位被夺去孩子的母鸟哀鸣道：“既取我子，勿毀我室。”意思是 “你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但请不要再毁掉我的家。”这其中，蕴含着周公培育人才以巩固国本的苦心，即便身处被猜忌、被诽谤的逆境，这种哀鸣也愈发恳切。

所谓人才，正是国家大臣用以巩固国本的基石。如果一个时代没有贤才可用，那只能说明，在位的执政者没有尽到及早教育和培养的责任。不致力于这个根本任务，反而整日惴惴不安地想着如何平息眼前的诽谤与猜忌，最终给国家留下了巨大的祸患，这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