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湘州、江州、广州等地，雄踞于长江上游，地势富饶，兵力强盛，是东晋赖以立国的根基。然而，东晋政权所面临的内部权臣逼宫、外部边防空虚等双重制约，其根源也恰恰在此。

这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态势：中央朝廷（干）积弱，而地方藩镇（枝）过于强大。身处中枢，要驾驭远重于自己的地方势力，何其艰难！因此，野心家得以窥伺天子之位，庸碌者则安享地方富庶而忘记了国家危亡。这样的政权，很少有不陷入险境的。上游的军事力量，顺流而下可以直取都城建业，势如破竹，这正是王敦、桓温之乱所以无人能挡的原因；但若要他们调转方向，越过天险北伐中原，则困难重重，舟船的便利在平原上荡然无存，守备险要的专长在广阔的野战中也无从发挥，这便是庾亮、桓温的北伐大军一出即溃的根本症结。

谢安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切。他任命桓氏家族的 桓冲 镇守荆、江二州，以安抚上游的势力；但同时，又另设机构，派遣 谢玄 都督江北地区的军事。于是，一支直接听命于朝廷的精锐之师——“北府兵”——就此诞生。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既加强了中央的权威与力量，又打造了一支足以图谋中原的武装力量。谢安曾在吟诗时，特意选取 “訏谟远猷” 这一句，意为“宏大的规划、深远的谋略”。他建立北府兵的这一系列操作，正是这句话最完美的注脚与践行。

事实上，利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一带的民众力量组建军队，早有先例。纪瞻曾凭借他们击退石勒，迫使其奔逃；祖逖也曾依靠他们的响应，收复了汝、洛一带。这些功业之所以不能持久，根源在于 王导 未能善加任用。而 王导 之所以不愿重用他们，是因为他已将大权完全托付给身处上游的 王敦，不希望再有新的权力中心来分散其势。其结果，便是 纪瞻 的功业一闪而过，祖逖 的事业初具规模却最终败坏，而王敦、桓温之流则得以挟持荆、湘地区的实力，来与整个晋室抗衡。

内部动荡，外部凋敝，这种局面持续了数十年。直到谢安崛起，才将这一切重新收拾。他虽然让桓冲总管江、荆二州，但自己则亲都督扬州、豫州。北府兵的强盛，使得扬、豫二州的实力远超江、荆。如此一来，大势所趋，威权所向，国家的权力重心最终回归朝廷，根本得以稳固。更何况，那些从中原南迁的士人百姓中，本就多有坚毅卓绝的英才，重用他们，其战斗力远非那些 轻佻浮躁 的 楚地 士兵所能比拟。古书有云：“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意思是“夏朝之所以强大，在于其内部诸侯的竞争与合力，最终共尊王室。” 谢安正是深刻理解了这种立国的谋略。因此，淝水之战时，当桓冲派遣援军前来助战，谢安却予以回绝。他此举，正是要向天下昭示：朝廷的力量已足够强大，不再需要仰仗上游藩镇的支援。面对如此强势的中央，桓冲又怎能不最终恪守为臣的本分呢？

反观南宋的高宗与秦桧，其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只知忧虑将帅们的强大，却不知如何让自身变得更强。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不过是削夺兵权乃至杀害功臣，其结果是整个国家的彻底衰败。秦桧死后，张浚被重新启用以图恢复，最终却在 符离 惨败，原因何在？因为朝廷已无兵可用！这不过是重蹈了当年东晋殷浩的覆辙。

而谢安的成功，绝非朝夕之功。他委任谢玄都督江北军务，精选将领，操练兵士，足足准备了六年之久，然后才在淝水一战击破苻坚。这背后，是需要坚韧的耐心与长远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