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 苏峻之乱后，都城 建业 一片残破，朝廷之中出现了迁都的议论。唯有王导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江东百年的基业，便因他这一言而得以稳固。这其中，体现了他对时局“难”与“易”的深刻洞察。梁元帝正是因为畏惧建业的残破，偏安于富庶的江陵，结果招致了迅速的败亡。

至于曹操放弃洛阳、将汉献帝迁往许昌，其动机则有所不同。这并非真是厌弃洛阳的残败，而是一时的权谋之计，目的在于将天子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兖州）之内，以谋私利。而他最终未能统一天下，其根源也与此不无关系。

那么，何为“难”与“易”的辨析呢？

宫殿被毁、街巷萧条、民众流离、物资匮乏——这些景象，乍看之下，似乎是难以收拾的残局，是为“至难”。然而，人心的惊恐，往往只是暂时的。待到情绪安定下来，民众便会自然地渴望重建家园、恢复生计，并不需要完全依赖朝廷的救济。《诗经·鸿雁》有言：“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意思是虽然辛苦劳累，最终却不知安身之所，何处是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只要官府不去滋扰，民众便会各凭心力重建生活；倘若朝廷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慰勉安顿，那么民心将更受鼓舞。这，便是看似困难，实则容易解决的问题。

而真正难以解决的，是一旦被挑动起来、便再也无法安宁的人心。人总是向往眼前的便利与利益，并竞相追逐。无论是柴米油盐、酒肉鸡豚，还是舒适的居所——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难以剥夺。一旦因为此地残破而迁往彼处，人们虽然会像回到家一样欣喜；但若彼处也凋敝了，便又要迁往他方。如此一来，君臣上下，日日引颈四望，只知寻找下一个“乐土”以求苟安。年复一年，人心浮动，志在迁移而没有安定的信念，国家最终只会陷入愈发穷困窘迫的绝境，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楚国迁都于 陈 而国力受困，迁往 寿春 则陷入危局，最终迁到 吴地 而灭亡，这便是前车之鉴。其败亡不仅是地理形势的不利，更是因为举国上下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心态一旦形成，便如同要让河水倒流回西方一样，再也无法挽回。

王导所说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正是因为他洞悉了人情物理消长往复的规律，懂得在人心浮动的萌芽阶段就加以遏制。王导 考虑深远，持之坚定，这不是什么很深奥的道理，不过是庸碌之辈未能察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