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海洋、關心環境開發、關心貓狗或野生動物……，並不是彼此無關的事。因為動物和我們都身處於環境之中，是命運交織的共同體。

歡迎收聽「黃宗潔書評—動物與環境：命運交織的共同體」，我是黃宗潔。這一集要談的是黛安．艾克曼的《人類時代》與曼諾．許特惠森的《達爾文進城來了》這兩本書。

想像一下：如果人類能夠前往其他星球拓荒，讓地球休養生息數百萬年後再回歸，此時一位未來的地質學家奧莉薇，努力尋覓「時間岩石」來辨識我們現在所身處的時代，她會找到什麼樣的痕跡？做出什麼判斷？她可能會疑惑這些人怎麼能忍受這麼多天災、疾病，然後還不斷汙染自己；也可能在化石中挖掘出細碎的塑膠紋理。無論如何，透過這個虛擬的未來地質學家的眼光，黛安．艾克曼以她一貫細膩淵博的書寫方式，勾勒出有如「心智圖指南」般，對人類世的幾個觀察方向。

人類世概念的成形，是由兩位科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和尤金．史托莫（Eugene Stoermer）在2000 年所提出，他們認為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造成了長期不滅且全球規模的劇變，為了強調這一點，他們建議將地質時代視為已經由全新世（holocene）跨入人類世。不過，雖然近年來這個詞的曝光度，可能會讓人誤以為它是個突然從天而降，又在短時間內取得普遍共識的概念，事實並不然。不只十九世紀已經有地質學家主張將地質時期改稱為人類代（Anthropozoic），學界對於人類世要從何時開始算起、又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這種劃分的方式，也仍然有不少分歧。（註1註1）畢竟，將人類的所作所為視為開啟了新的地質紀元，本身就具有某種曖昧的雙重性，讓人懷疑這是反省與改變的契機？或者更凸顯了人類的傲慢？

另一方面，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和越演越烈的極端氣候，也使得討論的難度不斷增加，狀況不斷在變化，昨天的建議未必跟得上今日的現實。從這個角度來看，出版於2014年的《人類時代》（註2註2），有些資料自然難以和某些更近期出版、並且專注於單一議題的專書相比，但回頭去看她當時的觀察與思辨，反而更能體會艾克曼對議題的敏感度。書中提到的某些現象和行動，用現在的狀況加以對照，也同樣能帶來新的激盪和視角。

整體來說，相較於其中討論人類基因和微生物的章節，《人類時代》最精彩與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其實是艾克曼透過一些學者專家因應生態危機的行動方案，讓讀者重新去思考「自然」這個無所不在卻又似乎總是說不清楚的概念。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些試圖對抗或適應環境變遷的發想與嘗試，並不是艾克曼版「給下一輪危機世代的行動指南」，事實上，它們多半規模很小、或在試驗階段、甚至充滿爭議，但面對複雜世界，妄想一個真理般的標準答案，才是真正的傲慢與愚昧。她所做的，其實是透過多元的實踐，讓過往對於自然既有的刻板印象得以鬆動，倫理的困惑因此浮現。

書中有不少當時看來嶄新，如今也未必普遍的案例，例如以垂直方式種植海帶與養殖牡蠣的布蘭．史密斯（Bren Smith），形容自己進行的「是用整個水柱來培育多種物種的3D養殖」，透過一種類似農民的概念來收穫漁獲，並且主張面對當前的環境危機，「開發海洋」可能會成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對他來說，一味思考「我們如何拯救海洋」，可能是問錯了問題，如果反過來問「海洋如何拯救我們」？或許就會像他一樣，得出「以共生的綠色農場保育海洋」的結論。當然，「讓海洋拯救我們」的論調，未必人人同意，也不需要人人同意，但相較於粗暴掠奪海洋的一切，這種「對海洋重新的想像」，確實如艾克曼所說的，提供了一種視人類為「共生生物」、把人放進生態系統之中的思考方向。

就算真能讓某些物種還魂，牠們生存的棲地也已經不再

又或者像是諾丁罕大學的學者拜倫．克拉克（Byron Clarke）與安．克拉克（Ann Clarke）夫婦所執行的「冷凍方舟」（Frozen Ark）計畫，透過將樣品保存在攝氏零下127度左右的低溫，讓生物的DNA得以長期保存，再加上他們進行的幹細胞研究與冷凍乾燥細胞技術，使得電影中打造一座侏儸紀公園的情節，在現實生活確實具有可能性。艾克曼生動地形容：「我盡量不去想像架上一罐乾燥冷凍的真猛獁象顆粒，放在另一罐多多鳥顆粒旁，就像在賣農村產品的商店裡。不過還是浮想聯翩。」有趣的是，對克拉克夫婦來說，問題不在於如何培育出已經滅絕的真猛獁象（！），而是「有了真猛獁象，你要拿牠做什麼？」難道是製作兩隻好讓牠們繁殖，讓物種恢復嗎？這個彷彿來自小說《科學怪人》般的假設，當然並不容易實踐，就算真能讓某些物種還魂，牠們生存的棲地也已經不再，或者說，牠們也失去了原本的生態棲位。但安認為，「如果我們能救回我們滅絕的一些物種，那麼我倒寧可看牠們在肯特郡的曠野或是森林裡蹦跳，總比沒有好」。

讓劍齒虎、多多鳥、真猛獁象，或我們所失落的一切美麗生命重返人間，確實是個相當誘人的念頭。但將力氣投注於此，試著讓牠們「死灰復燃」，真的「總比沒有好」嗎？許多人並不以為然。反對者認為這會分散有限的保育資源，也有人憂慮滅絕生物成為「來自過去的入侵物種」。這些論爭各有其理據，但艾克曼所在意的事，我認為更切中核心，那就是：「讓滅絕動物復生在日益商業化的生命觀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當生命形同一罐罐可以任意重組的冷凍細胞，牠們會不會更容易被視為可以隨意消滅、拋棄或取代？但她同樣承認，在情感上，她內心很想看到那些滅絕的生物「在肯特郡的曠野裡蹦跳」。承認這樣的情感並不可恥，因為若人們不再有這樣的企盼，那麼所有消失中與已消失的生命，都不會再被任何人關注和在意。

人類世的核心之一，就在於打破所有框架

諸如此類的掙扎，不只是情感與理智的拔河，更關乎倫理的選擇。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倫理的困惑。真正的倫理思考，往往是恆常的困惑而非篤定的信念。因為每一個決定背後，都可能牽動到無數的價值衝突，該把底線畫在哪裡本身已是難題，當越來越多的現實衝擊並挑戰我們原本的劃界方式後，問題只會更複雜。人類世的新倫理道德該如何建立標準？艾克曼並沒有給我們答案，她也給不了答案，但她鼓勵讀者去看見的真相是：我們活在一個既有的價值與疆界都面臨鬆動與重整的時代──當我們發現紅毛猩猩也喜歡玩ipad，和人類的差別只在於牠們不會網路成癮，我們難道不需要調整過去所認知的那些關於「人之異於禽獸」的認知嗎？另一方面，當人工智慧已進展到機器人可以有「人我之辨」，能夠學習及設想另一個機器人的個性，有朝一日它們是否會成為科幻電影裡既迷戀又恐懼的那種，具有思想、情感的「（類）生命體」？我們又該如何想像未來世代的「機器人倫理」？

這些問題至少對機器人博士賀德．李普森（Hod Lipson）來說，不是遙不可及的空想。他認為自己在創造的，正是「活生生的生命」。這不是科學怪人式的狂妄，他不是要製造一個會走出去說「哈囉」，具有擬人化特質的機器人，而是讓機器人自己「演化」出生命的形式和原則。因此，他認為未來的機器人當然會有情感，只是「未必是人類的情感」，「是我們感到陌生的情感」。這不免讓人想起《銀翼殺手》這部經典作品的提問：「仿生人會夢想擁有電動羊嗎？」李普森試著挑戰的，無疑也是把問題反過來問——不是機器人有沒有情感，而是我們自己有沒有能力去想像機器人的情感。

人類世的各種邊界滲透與價值兩難

而最迷人之處，就在於艾克曼透過這些看似冒犯既有認知的價值觀，提醒我們人類世的核心之一，就在於打破所有框架。換句話說，紅毛猩猩與機器人，只不過殊途同歸地展現出「其他種類的情感」之可能。拜數位科技發展之賜，有朝一日，說不定植物也可以傳簡訊，提醒懶散又不負責任的主人：「快來澆水！」

當然，植物會傳簡訊這樣的想像，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仍然近乎「怪力亂神」，但人類確實在有意無意間，造成其他生物的快速演化。其中有些是我們刻意的基因篩選和培育，有些則是動物為了適應人類造成的新環境而產生的變化。研究發現都市裡的鳥類比較早起，牠們的生理時鐘步調更快、休息時間也比較少；崖燕為了閃避公路上往來的車輛，翅膀更變得越來越短。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人類世的城市造成動物的習性、形態與生活空間必須不斷調整，儘管這些改變因我們而起，但人們卻未必欣賞牠們發展出的求生策略。除此之外，氣候變化更是「以我們無法控制的方式重新安排環境，到處都引起動物的遷移」：狐狸移居北方、後院有新的蛇類、鱷魚由佛羅里達移動到北卡羅萊納、而且遲早會抵達維吉尼亞州……如何看待這些生物因主動或被動的移棲造成的生態衝擊，就成為最棘手也最具爭議的議題。關於這個部分，曼諾．許特惠森（Menno Schilthuizen）《達爾文進城來了》一書，或許能讓我們對都市所驅動的生物演化，有更多不同角度的思辨。

不過，只要曾經聽聞過外來入侵種所造成的各種災難，看到《達爾文進城來了》這本書竟然開宗明義宣布：「在原始的地區之外，傳統的保育作為（消滅外來種，排斥『野草』和『害蟲』）事實上可能會毀了人類未來存活所需仰賴的生態系。……面對此時此刻正在打造全新生態系的演化力量，我們必須擁抱它、利用它，努力地讓大自然得以在人類城市的心臟地帶成長。」就算不把它視為異端邪說，應該也會高度存疑。但讀完艾克曼的《人類時代》，我們至少已體會到人類世的各種邊界滲透與價值兩難，因此，我們不妨先將《達爾文進城來了》當成其中一種陌生的情感與行動方案，看看許特惠森所揭露的現實樣貌，或許就能明白他何以如此主張。

歐洲的山雀，曾經非常喜愛搶食當地人早上放在門邊的牛奶

某程度上，《達爾文進城來了》的許多篇章，都可以與《人類時代》相互參照來看。由於許特惠森的重點更聚焦於生活在都市中的物種如何因應環境發生演化，因此他不只比艾克曼舉出更多例證，涵蓋的範圍也擴大到植物。例如城市裡的小野菊會結出更多有重量的種子，有降落傘構造的種子則比較少，這是因為直接落地的種子遇到土壤的機會，遠大於飄到柏油路上。此外，生物也會改變行為模式來適應都市空間，最具代表性的像是日本仙台的小嘴烏鴉，把車輛當成胡桃鉗──牠們會把胡桃丟在車輪中間，讓車子幫忙碾碎胡桃殼，如此一來就可以省下過去需要飛到高處扔果實，而且還未必會成功的力氣。這樣的行為模式發展到後來，甚至演變成牠們會在路旁等待紅綠燈號誌的變換。

又或者像是歐洲的山雀，曾經非常喜愛搶食當地人早上放在門邊的牛奶，牛奶供應商和山雀之間，因此有過一段長時間的「鬥智」。供應商不斷改良瓶蓋，山雀的開瓶技術則越來越精進。直到送牛奶的產業逐漸式微、玻璃牛奶瓶也越來越少，這場牛奶大戰才逐漸走向歷史。這些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都市演化如何發生：「這不是因為會開瓶的基因在族群中廣為流傳（當然沒有這種基因），而是容忍度和好奇心的遺傳傾向（這樣的基因確實存在）有助於動物快速學會如何利用人類及人類不斷改變的對策。」換句話說，解決問題的能力、好奇心、容忍度，乃是觸發生物進行都市演化的推進力。

許多生物所牽動的變化往往不會僅止於牠們自身

但是，生物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除了單純適應城市物理特徵而發生的單向演化事件，例如崖燕的翅膀變短、橡實蟻的耐熱能力提高這類例子之外，許多生物所牽動的變化往往不會僅止於牠們自身；還有另一種接觸方式，乃是交互關係中的雙方進行彼此適應的雙向演化。許特惠森以2011年生物學家在法國南部阿爾比（Albi）觀察到的歐洲鯰魚攻擊鴿子事件，來說明雙向演化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可能會發生。這些鯰魚最初之所以出現在歐洲西部，是當地釣魚協會為了娛樂野放所造成的，適應良好的牠們迅速大量繁殖，然後某天出現了從未發生在其他鯰魚身上的行為：跳出水面襲擊正在洗澡的鴿子。研究人員統計之後發現當地鯰魚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食物是鴿子，換句話說，原本在池塘底部捕捉魚類和水生無脊椎動物維生的鯰魚棲位已發生改變，在這樣的壓力下，鴿子勢必要發展出在水邊更具警覺心的能力。雖然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研究證據來證明鯰魚行為的變化是否已經驅動了鴿子在體型或行為上的演化，但許特惠森認為，此種模式「已經為未來的雙向演化搭建好必要的場景」。

不過，這個故事的後半部，也就是鴿子可能會開始演化出適應鯰魚獵食壓力的特性，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並不屬於過去熟悉的「外來入侵種」敘事模式。我們更常聽聞的，是艾克曼在書中提到的，緬甸蟒蛇在佛羅里達造成狐狸、浣熊、兔子、負鼠、山貓甚至白尾鹿都大量消失的這類恐怖威脅。外來入侵種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生態危機可謂罄竹難書，更成為許多瀕危物種的最後一根稻草，此時若主張人類才是造成動物移棲的主因，如同《人類時代》裡艾克曼引用的那句動物紀念碑上的文字：「牠們別無選擇」，往往會被認為是過度濫情、無視現實的無知者。

當變化如此快速地發生，我們有哪些因應的可能？

但許特惠森所代表的觀點，並沒有意圖否認外來入侵種造成的問題，甚至沒有對目前主流的各式各樣移除方案提出明確的反對。他所試圖挑戰的，毋寧是大家能否接受「物種終將透過演化作用而整合，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當然，他也很清楚：「假設一個人已經花了幾十年時間對抗外來種，要他承認這樣的作法只是拖延時間，無法避免這些物種透過演化整合，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至於伴隨這種主張而來的憤怒批評，例如「去跟那些目睹自然環境遭到海蟾蜍、兔子蹂躪的澳洲人跟紐西蘭人說這些話」，許特惠森也並不陌生。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為當全球都市生態無可否認地正在改變，不是用外來╱原生、撲殺╱拯救等二分法可以回答與解決的問題，若能看到都市演化的動態真相，或許就會同意將保育的能量投注於如何讓生態系順暢運行，而不是單純的「消滅外來種」。從這個角度來看，許特惠森的態度反而出乎意料地務實──以新加坡來說，這個國家目前的生態系幾乎都不是原生種，若以消滅外來種為首要目的，才叫不切實際。

另一方面，這些對都市生態系的思考，也並非否定傳統荒野保育的努力。而是試圖進一步探究，當變化如此快速地發生，我們有哪些因應的可能？再強調一次，他並非要提供真理式的信念，而是更多可行的路徑。舉例來說，還記得《人類時代》裡製造冷凍方舟的安嗎？她認為「大自然已經太支離破碎，不能就任其恣意發展」，但許特惠森卻反其道而行地主張破碎化的棲地，說不定反而能讓比較小的族群在生存的特定地點發生變化時，更快速地適應與演化。目前也已經有研究發現，都市空間裡每個破碎棲地的生物族群，基因組成都可能和牠們的親戚有著微妙差異。就像書中那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生活在倫敦三條不同地鐵線的地下家蚊，彼此間有著不同的遺傳組成。研究者博恩（Katharine Byrne）形容，若要混合牠們的遺傳組成，唯一的方法是這些蚊子必須在牛津圓環站換車。在這個概念下，許特惠森主張，相較於傳統設立廊道（corridor），連結不同棲地來保育瀕危物種的方式，說不定「讓這些物種生活在相互隔離的小型植被地，都市演化的成功機率反而更高」，儘管他很清楚這樣的看法並不容易被接受，某些進行中的研究成果，也可能只是特例而非通則，但說到底，又有哪種解決方案可以適用於所有情況呢？

世界的複雜永遠超越我們所知所見

因此，無論你是否喜歡許特惠森的看法，他在書末的觀察與建議都不容忽視，那就是，「未來的都市可能是一個分散於全球各地但彼此相似度高的生態系」，這些生物會持續演化來應付城市生活，一旦步調跟不上，牠們將退出地球舞台，但其他物種依然會盡其所能地持續適應與活下去。去欣賞這些生物的適應演化，不代表我們不為失落的物種而哀傷。身為置身其中的一份子，我們能做的或許不多，但他認為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參與都市演化的觀察，透過資料庫的建立，或許就能讓我們對這複雜、動態的城市生態系有更細膩的認知。如此一來，也就不會如同新加坡藝術家趙仁輝所形容的，當這些「外來種的訊息經過層層過濾簡化到大眾手中，人為過程已然消失，只剩物種『有害、該死』的單一結論」。（註3註3）

而趙仁輝2019年的作品《新森林》，或許也可讓我們對這艱難的議題，找到另一種思辨的入口。他透過影像合成的方式，製造虛實難辨的生態攝影，其中許多圖像完全沒有附上文字說明，但無論是新加坡的白色翠鳥、或中國藍鵲、台灣藍鵲及兩者的雜交種共存的「不可能的畫面」，都像在回應許特惠森提到的都市演化，它們是已經發生的過去或即將發生的未來。透過「外來」物種與「原生」環境的持續碰撞，以及科學語言和藝術影像的虛實夾纏，趙仁輝試圖提醒我們的，其實與艾克曼、許特惠森無異，那就是，人類試圖掌控一切，也確實改變了許多生物的生與死，但萬事萬物相互纏繞、持續流轉，世界的複雜永遠超越我們所知所見。

下一回「黃宗潔書評—動物與環境：命運交織的共同體」節目，我將和大家談談大衛．喬治．哈思克的《森林秘境》這本書，歡迎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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