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保守派人士常將「同性伴侶關係」等新觀念視為對家庭價值的最大衝擊，並稱之為「文化戰爭」的結果，但這只是表象。

這些文化上的爭議，其實是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結果，而非根本原因。影響家庭制度的核心力量來自於客觀社會經濟學現象，特別是人口結構與人口流動性。

* 人口結構的轉變：

* 出生率下降：全球發達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和美國，出生率都已遠低於維持人口數目不變所需的「replacement level」（2.1個孩子）。例如，美國目前的出生率僅剩1.6。按目前趨勢推算， 2050 年全球出生率亦下降至 2.1 以下。

* 高齡化：隨著人均壽命延長，社會出現高齡化現象。這使得老年人口增加，而傳統上家庭作為「社會安全網」和「照顧網絡」的功能受到嚴峻考驗；更重要是就算是已婚家庭，兩個年長者互相照顧的效率並不高。

* 人口流動性的加劇：

* 以香港人的移民潮為例，地理流動性使家庭成員分散到世界各地，例如紐西蘭、澳洲、新加坡、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地；這種分散導致家庭成員之間難以維繫關係。

* 流動性還衍生出實際的照顧問題。例如，移居海外的子女如何照顧留在香港的年邁父母，這使得傳統「同住」和「血緣關係」的家庭定義面臨挑戰。

當家庭功能逐漸被減弱，人們會更加依賴家庭以外的制度，例如政府或集體主義的社會保障。然而，事實反映集體制度有結構性的缺陷：

* 財政不可持續性：美國的社保基金預計將在2035年用盡。此外，中國大陸也因社保基金面臨現金流危機。

* 風險與回報：公共社會保障基金為了跑贏通脹並確保增值，必然需要承擔投資風險；一旦投資失利，後果將不堪設想。

* 個人計算一樣會出現的盲點：個人在為退休做打算時，最容易犯的兩個錯誤是：低估自己的壽命，以及未能確保資產增值足以應對長期需求。

家庭和婚姻是種「財產安排」的社會制度；我經常戲稱婚姻是「兩個人的共產主義」，但前提是雙方都「有產可以共」。歷史上，貴族的權力以嫡長子繼承權為其中一個相對穩定的模式，而其他的子女則用作政治通婚以重整上流社會的財產與權力結構。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帝國盛極而衰的時代，反對家庭制度，正是因為他見到家庭作為維繫財產和階級的制度的功能。

回到今日的世界，我們與其陷入意識形態的爭論，不如務實地思考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以及個人如何應對。我們無法改變人口結構等大趨勢，但可以改變我們應對這些趨勢的方式；在個人層面如何「獨善其身」，為自己和身邊的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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