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元前兩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一位農夫在播種大麥時，並不只是耕作，他同時也在召喚眾神。他的收成好壞，不單單取決於水源與氣候，而是被理解為一場宇宙神話中的片段。

在古埃及，法老不僅是政治統治者，更是神聖秩序的化身，代表守護的「瑪亞特」（ma’at），也就是真理、公義與平衡。

對早期的以色列人而言，法律是直接由西奈山上的上帝啟示。

古老文明的宗教不只是信仰或儀式，而是當時人類所能掌握的一切知識的總和：宇宙論、法律、道德與自然解釋，都被編織成一個整體。

在科學出現之前，在世俗國家形成之前，宗教就是人類所有知識的總和。它解釋了尼羅河的氾濫、瘟疫的肆虐、帝國的興衰。它規範了親屬制度、財產繼承，為王權、戰爭與飲食提供了正當性與禁令。它既能回答終極問題：「世界從何而來？」宗教也能解答日常實用的問題：「如何播種？如何治水？」幾千年來，宗教壟斷了人類知識的權威。

哲學的挑戰

在希臘、印度與中國的古典黃金時期，哲學作為另一種求知方式，逐漸挑戰宗教對知識的壟斷。

希臘思想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與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嘗試以「水」、「無限」、「流變」解釋世界，而不再以宙斯或雅典娜的神話故事去解釋自然現象。蘇格拉底更因「褻瀆神明」與「腐化青年」而被判死刑，也象徵哲學與傳統信仰的衝突。

在印度，《奧義書》（Upanishads）將「沒有答案的問題」轉向探討「梵」（Brahman）與「我」（Atman）的本質；後來佛陀更徹底否定吠陀祭祀（Vedic）的權威，提出人人皆可循八正道作為解脫之道。

在中國，東周諸子百家爭鳴：道家批判儒家禮制的僵化，墨家則主張兼愛，法家乾脆捨棄宗教道德，轉向法律與權術。

在以色列，《約伯記》質疑「受苦即因罪」的傳統神學，呈現了宗教內部的哲學反思。

哲學的出現，讓人類第一次以理性、辯證與觀察，挑戰宗教對真理的壟斷。

啟蒙運動：決定性的轉折

十五世紀的印刷術與新大陸的發現，打破了舊有秩序。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借助印刷，挑戰教廷的壟斷。啟蒙思想家笛卡兒懷疑一切，以理性為基礎；洛克提出自然權利與社會契約；伏爾泰嘲諷教條，呼籲寬容。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象徵知識不再依附於宗教權威。

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揭示了萬有引力，宇宙被看作精密的機械運作。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呼應了自然規律的秩序。

宗教雖未消失，但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識體系。

在大西洋的對岸，新大陸不但帶來黃金、白銀與新農作物，也帶來新的疑問：「聖經如何解釋美洲原住民的存在？」舊世界的統治者和教會雖然嘗試將宗教帶到新大陸，但新大陸廣袤的空間，也讓追求信仰自由的新教徒建立理想國度。

工業革命與民族主義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讓城市與工廠取代教堂與農村。鐘錶不再由教堂鐘聲掌控，而是由工廠的汽笛規範。工程師與醫生成為新的科技權威。

在政治層面，馬克思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勞工組織與工會提供了世俗化的團結與倫理。民族主義也從另一邊奪走了教會對民眾身份認同的壟斷。法國大革命宣稱主權屬於國民，德國與義大利統一不再需要教宗的祝福。

宗教信仰的影響力減退，已經是大勢所趨。例外是波蘭的天主教或希臘的東正教，將信仰與民族認同融合起來。但除此以外，宗教在大多數進入現代文明的社會中，不再是唯一的政治與道德標準來源。

現代科學的三重衝擊：達爾文、愛因斯坦與佛洛伊德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顛覆了創世論。物種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透過自然選擇逐漸演化。人類不再是「上帝的特殊造物」，而是動物演化鏈中的一環。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翻了「穩定、永恆的宇宙」。時間與空間不是絕對舞台，而是隨觀察者而變，並隨物質與能量彎曲。宇宙是動態、有限且不穩定的。這摧毀了亞里斯多德與牛頓式的「和諧宇宙」想像。

佛洛伊德則將最後的堡壘——人類的靈魂——納入心理學。夢境不再是神的啟示，而是潛意識的欲望。宗教在他看來，是人類投射父權與恐懼的幻象。

生命、宇宙、靈魂——三大領域都被世俗化的理論侵蝕。宗教所能專注的，就只剩下人的存在意義、倫理與身份等問題。

存在主義的最後一擊

雖然我們比過去知道更多，但有些問題科學無法觸及，哲學也未必有答案，宗教則繼續嘗試給予一種解答的方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痛苦是否有價值、歷史是否有方向。

尼采在《快樂的科學》（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1882）中宣告：「上帝死了。」這並不是單純的無神論，而是指出整個歐洲文明賴以為基礎的意義體系已經崩塌。當上帝不再是價值的根基，人類的危機是陷入無意義的深淵。尼采的回應是進一步強調：「創造新價值」，由「超人」（Übermensch）來自我立法，將生命本身視為價值的泉源。但這樣的自我立法，是對宗教的徹底取代：意義不再來自神聖，而是由人類意志的創造。

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者將這場挑戰推向極端。薩特主張「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意指人類先被「拋入」世界而存在，然後才透過選擇創造自我意義。宗教的核心主張是：人有上帝賦予的本質；薩特則認為人的存在沒有任何預設，必須由人自己決定才有意義。

加繆則進一步描述了「荒謬」，即人類對意義的渴望，卻只能面對宇宙的冷漠。人在得不到宗教回應時，並非尋找超越性的救贖，而是「在荒謬中反抗」：像西西弗斯一樣，不斷推動巨石，即使知道最終徒勞無功。

存在主義代表了對宗教最根本的挑戰：科學與宗教是「事實之爭」，哲學與宗教則是「意義之爭」。宗教說生命有目的，苦難有意義；存在主義說生命沒有預設的目的，苦難只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意義必須由人類自己承擔。

從衰退到復興

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加速世俗化，信徒人數大幅減少。然而在美國，由於政教分離，反而形成了活躍的「宗教市場」。競爭促使宗教復興與創新：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催生了摩門教、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督科學會等新興教派。二十世紀的福音派更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深刻影響教育、墮胎與公民權等議題。

在拉美，出現了「解放神學」，把貧困與壓迫視為宗教使命，挑戰獨裁政權。在亞洲與非洲，雖然基督教主要透過殖民傳入，但仍留下深刻印記：菲律賓的天主教會至今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韓國的教會既參與民主化運動，也推動保守社會議題；非洲的五旬節派教會則在社會動盪中提供希望與秩序。

宗教之所以能在世俗化之後依然存活，正因人類內心深處始終懷有追尋答案的衝動。雖然宗教不再壟斷知識的解釋，但隨著不同知識領域急速發展，人類同時面對更多「沒有答案的問題」。環境與局勢愈複雜多變，宗教式的論述便愈能大行其道。

宗教能延續至今的另一個原因，是人類對身份與歸屬的追求。「我是誰？」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根本問題。當人類直視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時，往往會透過價值選擇來確立自我認同，並藉由神話、儀式與共同體，將個人生命置入更廣闊的脈絡，進而產生深遠影響。

回顧整個歷史脈絡，宗教從人類知識的總和，逐步被哲學、科學與國家分割領域。它失去了對自然、宇宙與靈魂的壟斷解釋，但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在新的空間裡持續發揮作用。它適應、轉化，甚至以更靈活的形式重新進入公共生活。在任何時代，人類都無法不去追問，也無法不去尋找意義。只要這種追問存在，宗教就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存在，並成為人類身份與歸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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