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4日至7日），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了第92届年会。值此之机，民主党英国总部、欧洲之声、香港议会（筹备）等中国民运组织，同时举办了“格拉斯哥国际刑法研讨会（11月4日至6日）”。主要目的是探讨国际刑警组织应如何公正地履行职责等话题。会议邀请了国际刑法专业人士以及各方的资深专家。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研讨会的组织方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请她来介绍一下本次研讨会聚焦的主要话题。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你们选择在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之际，召开“格拉斯哥国际刑法研讨会”的初衷？

廖天琪：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今年11月4-7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这个组织的核心是由13个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即一名主席，3名副主席和9名代表，一般都照顾到国家和地区的均匀分配。代表的任期是3年，今年这9名代表都要重新选举，我们海外民运团体利用这个机会，想发出声音，表明态度，阻止中国的代表被选上，所以11月5日在格拉斯哥举办了研讨会，邀请国际知名的律师和「红通监督」（Red Notice Monitor）这个机制的负责人来参会，跟我们讨论互动。当天早上8点开始，我们这些组织就在大会门口摆放宣传材料和旗帜，发放传单，下午，大约4、50人在大会会场门前举行高声喊话，示威抗议。活动持续到晚间。

这次国际刑警的选举，选出两名美洲、两名非洲、两名亚洲和三名欧洲代表。中国派出的王勇（音译 Wang Yong）是选出的亚洲代表之一。我们的活动和抗议虽然达不到阻挠的目的，但是至少在那一千人参加的大会前，展示了我们反对中国独裁专制政府，抗议北京滥用国际刑警这个机制来全球搜捕异议人士的做法。

当天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有同样的抗议活动，我们海外民运是唯独一家，这是值得骄傲的。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是很活跃而具有新生力量的组织，这此活动跟他们积极的努力和参与是分不开的。此外，港版国安法2020实施以来，很多香港人流亡、移居到英国，他们也热心地投入争抗运动。来自维吾尔族、南蒙古、台湾和欧洲各地的人士都参加了讨论会，提出对中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违规做法，像魏京生、多里坤以及香港的霍嘉志、蔡明达这些异议人士都在红通「榜上有名」，香港的霍嘉志、蔡明达两人就在场，可以现身说法，直接戳穿中共的犯罪行为。

法广：应该说，对大众而言，国际刑警组织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对其具体职能和作用的了解却知之甚少。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国际刑警组织的重要性？

廖天琪：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已经是个百年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它拥有196个成员国，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家中央局，全球设有7个区域局。这个跨全球的警察组织，目的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主要职能是跨国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有组织罪案。其实它的任务包涵甚广，从毒品贩卖、人口贩卖、儿童色情到政治腐败、经济犯罪、侵犯智慧产权甚至危害人类罪都是重点针对的任务。它向各会员国提供调查资讯、培养专业知识，不过它不是执法机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组织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它的宪法第三条规定：「严禁本组织进行任何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这个组织的历史显示，要做到这一条是很难的。比如德国纳粹上台后，于1938年占领奥地利，当时国际刑警总部在维也纳，组织因而落入纳粹的控制中，并且将委员会的总部搬迁到柏林，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该组织的主席乃至其他重要的位子都被纳粹党卫军的将军将领占据着，以此组织的名义，不知犯下多少罪孽。

1946年以后，该组织才恢复正常，将总部移至法国，先在巴黎，1989才转移到里昂。我们知道国际刑警并不是执法机构，它也没有自己的执法人员，如警察或特工。它的运作类似联合国，只是作为各国执法机构之间的联络者，它拥有庞大的数据库，可供各国的中心局使用。现代技术的更新换代，让国际刑警的数据库发挥高效率的功能，从人脸识别、指纹鉴定、DNA检测到旅行证件识别都很全面和精淮。这些资料供各成员国使用，在机场和边境可以很快识别有犯罪记录的人。

国际刑警有七色的通缉令：红、黄、蓝、绿、黑、橙、紫。其中红色是最高级的，各国中心局向总部发送红通名单后，总部一般都信任并接受，然后就将之散发给其他成员国，对名单上的人进行拘捕，并按相关法律进行引渡。黑色通令的对象是已死的犯案人，黄色是失踪人员。总之，国际合作主要是资讯的畅通无阻，用以拘捕犯案人员。

法广：中国与国际刑警组织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在这一国际组织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廖天琪：1923年国际刑警成立之初，中华民国就加入了，但是世界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政治壁垒的对立，在中国没有显出它的特别功能。然而就如1971年联合国2758决议，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台湾退出一样，1984年同样的事发生了。那一年中华民国被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取代，因而出局了。这是国际上又犯下一次历史性的错误。 把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踢出去，迎进来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实在太不明智。只是，八十年代，中国百废待兴，自顾不暇，它还没有在国际间傲慢无礼、作威作福。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起飞，国际地位提升，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这十几年，夜郎自大，狼性大发，在国际间争夺地位和霸权，不说它对台湾在国际上赶尽杀绝，单看它的「一带一路」在全世界大包大揽，以债务圈套牢牢绑住一些穷国，他们都成了它招之即来的喽啰，在世界各地安置的特洛伊木马，联合国如此，在国际刑警组织也如此。

2016年中共的国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竟然被选为国际刑警的主席，等于让一个黑手党头目坐上世界警察局长的宝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为丢脸的是，本来任期应是4年，但两年之后，老孟回北京娘家述职，居然被习政权铁链一锁，下入大牢，不久就判刑13年半，他老婆及孩子急忙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获准了，得到洋人的保护啦。国际刑警弄丢了它的头头，哭笑不得，十分尴尬，要去救人吗？去救一个独裁国家里的一个犯案分子，如水中捞月，还是免了吧。孟某不过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枚棋子，用过了就抛弃了，还踩上一脚。这件事是给国际组织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挨打了的国际刑警依然继续低头摇尾，攀附权贵。

11月在格拉斯哥92届大会上，依然如我前面提到的，选了一个中国人当亚洲的代表。这种作茧自缚、庸人自扰的行为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今后中国还会继续给国际刑警添麻烦，再出一些丑事几乎现在就可预料。你看，本次大会还决定2026年他们的大会将在中国举行，届时各国代表会受到红地毯的上宾接待，好吃好喝歌舞昇平，把所有真正的肮葬问题都扫到地毯下。想起来就很恶心。

法广：作为一家国际机构，国际刑警组织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应该如何确立？

廖天琪： 这个问题很好。国际刑警有196个成员国。中国还不是罪恶劣的。滥用国际刑警的「红通令」几乎是那些独裁国家的「专利」。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阿联酋、伊朗、委内瑞拉、白俄罗斯都爱用这个组织来对付政治对手。中国每次向总部提交的百人名单上，100%是经济犯，其实这里面的猫腻特多，很多其实是政治迫害。最恶劣的是。中国把红通名单上缴之后，并不通知名单上的人，有些无辜上榜的人到国外旅行，往往就被当地警察拘留，这完全是违反人权的做法。比如魏京生上了红通，他并不知道，他前些年到欧洲来开会，总是被所到国机场扣留，多方交涉，好在他是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人，才免于被拘捕遣返的厄运。

中国政府还利用红通全球搜捕维吾尔人，发出成百上千的红色通缉令，这种手法国际刑警心知肚明，也只是睁眼闭眼，并不热心支持。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更是肆无忌惮地用红通来抓捕异议人士、记者、人权活动家和商人。土耳其的艾多安总统(Erdogan)尤其荒唐，2016年大选， 艾多安指控他在美国的政敌 Fethullah Gülen（最近去世了）在幕后操纵，一怒之下，向国际刑警提交了3000人的红通令，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受到迫害被红通的人，可以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但是这种程序旷日持久，往往一年半载都如石沉大海，特别是没有名气的受害者，更是状告无门、欲哭无泪。

许多人权组织如Freedom House， 开放对话基金会和欧安组织都提出批评，并要求国际刑警具有透明度，并进行改革。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些滥用权力的国家如中国、阿联酋、卡达尔都是国际大款，捐巨款给组织，用钱堵住那些漏洞。像阿联酋挥一挥手就是几十亿的捐款，民主国家只能红着眼咬着牙，硬吞苦果。目下国际刑警的主席就是阿联酋的军人Ahmed Naser Al-Raisi，谁也不相信他的手是乾淨、心是纯洁的，但是多方抗议都不管用，此君的任期到明年，谁知下届又会选出什么样的人来。

许多国家都建议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执委会一年举行3次会议，大会每4年一次。但是就如世卫会一样，都遭到中共和它的喽罗国的抵制。

总之，这种国际组织是缺乏公正性的，打出维护世界安宁、和平只不过是一块不能遮丑的遮羞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