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默沙东，AZ其实早有回撤意向。作为英国本土的制药巨头，AZ原本在2024年3月曾抛出总额约6.5亿英镑的在英投资规划，其中4.5亿英镑拟投向用于疫苗研发与生产基地，2亿英镑用于扩建剑桥全球总部周边设施，预计承载约千人规模的团队。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后，风向就加速逆转：受政府资金收紧等因素影响，AZ的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已在1月叫停；到了今年九月（上周五），剑桥总部的扩建项目也被宣布暂停。换言之，原定的6.5亿英镑增量投入在一年之内“清零”。

与此同时，礼来原计划在伦敦打造、投资约2.79亿英镑的项目被曝重新评估落地节奏；赛诺菲虽未宣布撤项，但已明确暂缓新增在英投资。跨国药企纷纷直言当前商业环境不利于在英国开展药物研发：运营成本高、销售回报艰难。

无疑，那个曾经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被英国向全世界展示、并引以为豪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如果说此前还只是英国政府与制药企业的矛盾根源，当默沙东的“撤离”计划一公布，已经成为影响英国生物医药投资版图、乃至患者能否更快用上创新药的关键变量。

如果说，英国的NHS的高回扣比例是促使MNC纷纷撤离的直接原因，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跨国药企的新药研发与回报，越来越难了。

一方面，跨国药企在今年上半年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来看，其自研投入越来越保守。E药经理人曾统计，2025年上半年，全球营收TOP20的跨国大药企中，研发/营收占比超过30%的从两三家锐减到几乎仅剩一家，有8家下调研发投入。

下调研发投入的背后，还是更大规模的调整，诺和诺德上周三就表示，公司将进行内部重组，并裁员9000人，以每年节省80亿丹麦克朗的开支。不仅如此，默沙东、辉瑞、BMS等跨国药企都曾宣布高达数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

在此背景下，英国的控费与制药企业的艰难处境也就形成了正面冲突，“回撤”也就成了最直接的手段。在此之前，礼来已暂停向英国供应其畅销减肥药，以此配合其全球药价策略。

面对英国紧张的市场环境，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制药企业对美国与中国的持续加码。默沙东规划未来四年90亿美元追加投入，强化制造与研发能力，其中包括在特拉华州建设10亿美元的K药产能，以及在北卡罗来纳州新建10 亿美元的疫苗生产基地；阿斯利康也曾宣布，将在2030年前500亿美元的投资重心加速向美国倾斜，并投入3亿美元布局细胞疗法。

跨国药企们反复强调的决策要件，无外乎三点：创新生态吸引力、税收激励力度、成果转化效率，如今恰是英国当前被诟病的短板。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市场在同一时间窗口呈现出加码创新、完善生态的连续动作：3月，阿斯利康宣布25亿美元在北京设立其第六个全球战略研发中心，并与多家本土科创企业达成合作，预计当地员工将增千人；4月，赛诺菲与凯辉设立约20 亿元的医药创新基金，专注临床期项目与商业化加速；5月，罗氏制药中国宣布20.4亿元在上海新建生物制药生产基地，继2024年实现玛巴洛沙韦本地化生产后，再落一子。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告诉E药经理人，在双轨制与一系列支持CGT发展的政策鼓励下，中国的CGT领域正在崛起，截至2024年，中国CGT药物研发管线规模跃升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对比之下，英国制药业协会（ABPI）的一份报告曾显示，临床试验执行不力影响了英国的竞争力，2017-2023年间，英国的III期临床研究在全球的排名从第4位跌至第8位，而其在全球临床试验招募中的份额也在持续下降。无疑，英国正在距离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高地越行越远。

总结默沙东、AZ、礼来们纷纷在英国回撤的背后，高返点比例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创新成本高企、回报更加艰难的周期里，英国没有给出足够、可被折现的确定性。若投资-回报比例不可预期、准入-放量难以保障，还一味地限制企业自由定价空间，那么收到的反馈就只会是：把钱投向商业回报更友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