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台灣白色恐怖受害狀況,最嚴重的是在1950年,那時國民黨剛好從中國大陸轉進台灣,所以全面展開、一網打盡的消除異己、消除地下黨員。到1955年以後,白色恐怖案件降低,受害人數也減少了。我們之前講的大概都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受害故事,但是這集要講的是比較晚期的,發生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可以算是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中,規模較大的最後一個案件。我今天要講的這位受難者,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黃信介、呂秀蓮、施明德、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而是紀萬生。 紀萬生是一位老師,美麗島事件中他沒有被軍事審判,只有八位是軍事審判,其餘都是司法審判。這個人非常傳奇,我每次跟他聊天時都建議他去做人體試驗,因為他的苦痛承受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美麗島事件被抓的人,因為外界聲援的聲浪很大,特別是許多國外記者都到台灣採訪,後來被迫公開審判,因為蔣經國知道如果秘密審判,會在國際間搞得沸沸揚揚。但是美麗島受刑人中,有一個人在審訊過程中被刑求的非常嚴重,那就是紀萬生,到現在他的左耳還失聰。原因是其他人被捕後大概都認了,也會比較低調的配合訊問,但紀萬生不是,他永遠不屈服,所以在牢中常被打的鼻青臉腫。 當時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也是後來當過行政院長的張俊雄,他當時接受媒體訪問時,有人問到美麗島受刑人在獄中是否受到刑求,當然官方說法都是「絕對沒有刑求,現在是一個文明社會,怎麼還會刑求。」張俊雄就舉紀萬生的例子,他用八個字形容紀萬生:「面容枯槁、不成人形。」也就是全身受害狀況十分嚴重,原因就是他在偵訊中的不配合。 他不是只有在偵訊中不配合,美麗島事件發生於1979年12月10日,12月13日清晨展開第一批逮捕,其中13位名單中就有紀萬生。警備總部大隊人馬連夜從台北南下,結合地方憲警包圍紀萬生的家。清晨展開逮捕時,打開紀萬生的家門,紀萬生被捕時口中不停罵:「你們這些全部是鷹犬、走狗、國民黨爪牙。」憲警用70多人的大陣仗圍捕,並將他押進車子。紀萬生被押進車子後,他的妻子蕭明喜馬上沖出家門,趴在車子引擎蓋上,阻擋車子離去,當然很快也被警察、特務架開。結果車子要開走時,紀萬生的女兒居然從房子側門出來,撿起地上石頭就往車窗砸下,車窗應聲破碎。所以紀萬生家族可以說是當時逮捕美麗島受刑人中,反抗最激烈的。 紀萬生說他天生就嫉惡如仇,無法忍受不公之事,所以他什麼話都敢說。他當老師時也時常檢舉學校、檢舉社會的不公不義,其中最轟動的是後來發展成為「青年公司冒貸案」的檢舉案。「青年公司冒貸案」是1970年間台灣相當轟動的大案,光是牽連的高中就有396所,而當時全台灣也只有404所高級中學,竟然就有396所高中的校長涉案。 青年公司當時專門販賣學校器材用品,紀萬生發現學校的器材用品都低價高賣,而且品質不良,於是向相關單位檢舉,可是檢舉都沒有用。於是他就投書、發新聞給各大報,偶爾報紙也會刊登出來,結果各地就紛紛有人出來檢舉,發現全台各地學校都有購買青年公司的劣質產品。紀萬生就繼續收集證據,也不斷寫新聞稿、發檢舉函,後來這個案件才終於被檢調單位重視,開始查辦,才形成所謂的「青年公司冒貸案」。董事長蔡少明被判18年,涉案人數也相當多。所以紀萬生不只反國民黨,從這樣一個案件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是嫉惡如仇。 美麗島事件時,紀萬生是《美麗島雜誌》的編輯、撰寫委員,也是美麗島台中基金會的董事。美麗島事件前,紀萬生也擔任過後來跑到中國大陸當過人大常委的黃順興,競選立法委員時的總幹事,當時沒有人敢做他的總幹事。張俊宏1977年競選省議員,他是國民黨全力封殺的黨外人物,當時也是紀萬生當他競選時的總幹事。紀萬生在那個年代就勇於反抗、勇於反叛。 紀萬生不只在牢外如此,在牢內也一樣。分享一個我聽紀萬生難友告訴我的故事,我在訪問時特別向他求證:「聽說你在龜山監獄時,有一次放封,你說尿急,法警放你去上廁所,結果你沒去廁所,而是走到蔣介石銅像灑尿。」他說:「是啊。」那時候是戒嚴時代,這種行為實在大不敬,雖然那時蔣介石已經過世,但是這種對蔣公的污衊,還是在監獄中,簡直難以想像。 我曾經問過紀萬生,他為何能夠跟別人不一樣,用這樣勇敢的態度走過黑牢。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我最欣賞譚嗣同,當時『戊戌維新』失敗,他是可以逃亡,但是他不願意,而是請康有為、梁啟超逃,他要留下來,因為他要流血,革命那有不流血,只有流血才能刺激社會、刺激朝廷。」所以他非常崇拜譚嗣同,他覺得革命就是要流血。而紀萬生在美麗島事件中,之所以會那麼受到矚目,就是因為他提出「暴力邊緣論」,他認為搞革命就是要暴力邊緣,搞到整個社會都要沸騰,好像要造反了,才有可能改革。 紀萬生在監牢的牆壁上寫:「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唯仁義爾。 文天祥」他覺得自己也讀了很多書,所以要行仁、行義。然後他又在黑牢牆壁上寫:「走過沙漠,就是綠洲。」也就是他要非常艱苦的走過沙漠,不必結伴同行,獨自奮戰才是勇士。我們把訪問紀萬生的篇章命名為〈美麗島的鐵漢〉,因為他真的是一個永不屈服的人。 他坐了4年6個月的黑牢,出來後3天,當時立委許榮淑的服務處設在台中,常舉辦演講,每次鎮暴警察都大動干戈,柵欄、蛇籠團團圍住,不讓人進出。那一次我剛好去參加,當情勢相當緊張時,就看到一個人從許榮淑服務處走出來大罵鎮暴隊伍:「你們這些鷹犬、走狗、附會國民黨不義政權,我是紀萬生,我已經走出監牢,要重返社會戰場。」這樣一個人,好像關對他一點(嚇阻)效果都沒有。 我問過許多受難者,他們都說「關非常痛苦」,包括美麗島的受難者,雖然說比較不像以前那樣受到恐怖虐待、刑求,但是坐牢真的是很痛苦,而對於紀萬生來說,坐牢對他而言,不要說甘之如飴,卻好像毫無感受。所以名作家李敖曾經說過:「紀萬生,傳奇人物。」。 他今年78歲,住在埔里,他說年輕時太慓悍,所以老來要修身養性,不過,他仍然嫉惡如仇,有他看不慣的政治事,他還是會振臂疾呼,即使是陳水扁當總統時,他還是上政論節目大罵那裡可以做得更好,那裡應該改進,特別是陳水扁後來涉及到所謂的貪污案,他更是聲嘶力竭的予以抨擊,他說:「我不問黨派,只問正義。」這就是紀萬生。
之前談到的台中白色恐怖故事,有的被槍決、有的無期徒刑、也有的坐了33年黑牢,有些人出獄後哀怨過了一生,但是今天要介紹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叫蔡焜霖,他雖然坐了十年牢,但出獄後他的生命力散發到台灣社會,高齡80-90歲,還是精神奕奕,也非常健談與開朗。 蔡焜霖是台中清水人,蔡家在清水是望族。像現在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昌就是清水人。日本時期台灣有一個重要的反日組織「文化協會」,其中的一位要角蔡惠如也是清水人。蔡焜霖是台中一中畢業,我曾經聽過他的演講,他說清水是個小鎮,但人文薈萃,會讀書的不少,他前後期的同學當中,大約有十多個就讀台中一中。台中一中可以說是中台灣中學的第一學府,最優秀的子弟才能就讀,而他也曾經將他前後期的十多位就讀台中一中的清水人,用幻燈片的方式投影在牆壁上,然後一一向在場聽眾介紹這十幾個人的生平與下場,百分之八十不是坐牢就是被槍決,證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很難躲過政治的迫害。 蔡焜霖畢業後在清水公所上班,有一天突然被憲兵逮捕,說他參加讀書會,他雙手被綑綁走過清水街道,因為蔡家在清水相當有名望,而他也被認為是位優秀的青年,居然像是作姦犯科的人一樣被五花大綁,當時的痛苦無法言喻。他最後被判處十年徒刑,他是因為受盡刑求後,才自己誣陷自己參加了不良組織。 被關十年出獄後,他辦了一份非常有名的《小王子》雜誌。我今年六十歲,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雜誌就是《小王子》,這本雜誌可以說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兒童刊物,每一期幾乎都可以銷售五萬冊以上,甚至十萬冊,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本兒童刊物。而蔡焜霖本人十分熱情,他知道台東有一支熱愛棒球的原住民少棒隊,要出國比賽卻沒有經費,他就去資助他們,而這支棒球隊就是紅葉少棒隊。 1968年,剛獲得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關東少棒隊在台灣進行友誼訪問,並與三支隊伍進行比賽,其中一支隊伍連贏他們兩場,這支隊伍就是紅葉少棒隊。而紅葉少棒也因為贏了世界少棒冠軍而紅透半邊天,從此開啟了台灣的棒球王國。台灣的棒球不敢說和美國、日本一樣興盛,但是在運動比賽中,棒球算是台灣最受到重視的一個項目,而且台灣目前也還有職業棒球,都是因為紅葉少棒當時開啟了先河。 蔡焜霖天生好相處,包括在坐牢時。特別是當時還在看守所時,空間非常狹隘,不到十坪的空間常要容納三、四十個人,所以睡覺時手腳都無法伸直。有一天他睡在一位獄友郭石貴的旁邊,隔天,郭石貴開玩笑的對蔡焜霖說:「你人很好,但是你睡覺會干擾到我,因為你的腳會趴過來壓在我身上。」事實上是因為空間太小的關係。他告訴蔡焜霖之後,第二天醒來,居然發現蔡焜霖用鞋帶把自己的雙腳綁在床沿柱子上,他看了眼淚幾乎掉下來,蔡焜霖因為他的一句話就把腳綁起來,這樣晚上怎麼睡得好。郭石貴幾十年後提到這件事還會掉淚。也可以說明蔡焜霖這個人真的是非常熱情跟好相處。 蔡錕霖辦《小王子》雜誌並不順利,因為一場颱風把出版社都淹掉,又脫刊兩期,損失幾百萬,當時台灣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也只有五十萬,他就虧了兩百多萬,當然無法負荷,後來只好關門。這件事令蔡錕霖十分難受,因為他因白色恐怖坐牢最多只拖累了自己的家人,但是「王子出版社」停業,拖累了債主、員工以及創作的兒童作家,他直到晚年還是非常內疚。 蔡錕霖做過很多工作,除了《小王子》外,還創辦了《儂儂》雜誌,也曾經擔任過國泰美術館館長。他很健談、爽朗,也非常樂觀的看待自己當年的受害,因為他覺得自己的人生絕對不算悽苦。出獄後,他跑到從小就很愛慕的一位女同學家,這位女同學也是他小學校長的女兒,他的愛慕之意在坐牢前就不敢吐露,何況是坐牢後。但是出獄後去拜訪這位他景仰的校長,看到校長的女兒還未嫁,於是在眼神中透露出他的喜歡。結果校長不但沒有排斥他是一位政治犯,還告訴他:「人生如果有你喜歡的、喜愛的、期待的,就應該去追求。」等於間接鼓勵他追求他的女兒,後來他也順利追到手。 所以蔡焜霖認為,他娶到最愛的女人,辦了最想辦的雜誌,資助過紅透半邊天的紅葉少棒隊,一生縱橫在自己所期待的文化、教育領域,他的人生有何悲憤可言。他現在還時常受邀到各地演講,內容包括他曾經辦過的兒童雜誌、他的生命故事以及白色恐怖受害過程。 我曾經看過蔡焜霖唱「幌馬車之歌」的影片,所以碰到他時,我問他是否可以再唱一次。「幌馬車之歌」是一首日本歌曲,也是鍾浩東最喜歡的一首歌。鍾浩東是台灣名作家鍾理和的哥哥、也是鍾鐵民的大伯,他當時是基隆中學的校長,白色恐怖時聽說他原本不必被槍決,但是他不願意供出任何一個名單,也不願意向審訊者低頭,所以最後被加重期刑,改判死刑。因為很多獄友都知道他最喜歡的歌是「幌馬車之歌」,所以他上刑場的那個清晨,所有牢友唱著這首歌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所以蔡焜霖對受難歷史雖然坦然面對,但對受難的難友卻充滿懷念。 蔡焜霖的熱情沒有因為年紀增長而消退。2014年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一群年輕學生攻佔立法院、攻佔國會殿堂,要求重新審查服貿。學生攻佔國會一開始其實非常緊張,大家以為警察一定會進入強制驅離,但是因為社會聲援的聲浪強大,以致於政府在處理上也比較軟化。而當第二天情勢最緊張時,蔡焜霖來到現場,對著學生喊話:「如果今天要流血,就流我的血,不要流青年的血。我也要鄭告鎮暴部隊,如果誰敢打學生,我馬上就會死,我做鬼都要去抓你。」所以太陽花的學生都認識蔡焜霖,也對他非常感念。 而這樣一個樂觀、開朗、明亮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他依然活躍在台灣社會,他依然在台灣為民主奮進、為台灣的未來一起打拚。
今天介紹的這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陳列珍,他沒有被槍決,但坐牢33年10個月,當他被關進監牢時,還是一位英姿煥發的年輕人,可是等到出獄時,已經是兩鬢霜白、妻離子散。還好最後他的兒子找到他,只是妻子已經改嫁。 陳列珍畢業於台中一中,生於1920年,卒於2007年,我有去參加他的告別式,坦白說,當時我對白色恐怖受害的歷史還不了解,我是接到他兒子的邀請,他說:「你雖然不認識我父親,但我知道我父親會很期待像你這樣的人來弔祭他,相信你也會想去送別這樣的一個人。」當時我擔任國家文化總會中部辦公室執行長,常常收到訃文,一般都是送花或是輓聯,但那一次因為他說得那麼慎重,所以我就親自出席告別式。事實上這是一場很小型、很迷你的告別式,只有家人和1-20位看起來也是歷盡滄桑的老人來送別。最令我矚目的是他兒子為他所寫的生平,看了生平之後,我才知道這個人居然坐牢33年10個月,一個人有多少個33年10個月。 陳列珍所涉及的就是所謂的「台中案」,因為當時涉案的大部分是台中人,所以被統稱為「台中案」。「台中案」發生於1950年,被槍決的有7位,12位被判無期徒刑,其中包括陳列珍,有30位被判12年有期徒刑。被判無期徒刑的大都坐了20-30年牢,陳列珍應該是其中坐最久的一位。「台中案」被判刑的人曾經告訴我,因這個案子被判刑坐牢的時間,總共加起來有六、七百年,聽起來令人心酸。 上了年紀的陳列珍,從照片上看來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而這樣的一個人為了他的理想付出了33年歲月。陳列珍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左派信仰者,他非常崇拜毛澤東,他的牢友們都知道,他在每年的12月16日都要更換一條新毛巾,他透過在毛澤東生日當天更換新毛巾,來代表他對毛澤東的尊敬與感懷,這應該也是他被關33年的原因,而他也是一位非常堅持的左派信仰者。我們在做白色恐怖口述歷史的訪問時,很少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共產黨,雖然我們是透過陳列珍的兒子來進行口述,但是我想如果陳列珍還在世,一定會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陳列珍1950年年初被捕時,妻子已經生了一個女兒,當時女兒還未滿兩歲。1950年10月5日被判決無期徒刑時,他的兒子陳永裕也剛好呱呱落地。陳永裕後來就讀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曾經當過短暫的老師,但是因為台灣早期老師的待遇並不好,所以功課好、智商高的陳永裕考上了電信特考,在電信局服務。電信局當時相當難考,因為待遇高又有保障,比起一般公務員更好。陳永裕告訴我,他從小最怕作文寫「我的父親」,因為他出生、長大的過程中,完全沒有父親的影子。他從小跟外祖母住,有一次小學的作文題目又是「我的父親」,他回去問阿嬤:「為什麼別人都有爸爸,就是我沒有」。阿嬤告訴他,他的父親在海外。他想「海外」應該就是「國外」,可是又不敢細問。 比較奇怪的是陳永裕的外公、外婆家境並不好,但是他初中到高中就讀的居然是台中的「貴族」學校衛道中學,大學才考上不用註冊費(學費),還有生活費補助的師範大學。我對他為何能夠讀「貴族」學校很好奇,他後來才告訴我,原來是國際救援組織在暗地幫助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所以他的阿嬤每個禮拜都會去天主教堂做彌撒,他長大後才知道,除了信仰之外,這樣才能接觸到神父,神父才能把國外援助的款項拿給他們。這在當時是很敏感的舉動,但也因為如此,陳永裕才能受到國際救援組織的幫忙。 一直到陳永裕師範大學歷史系大一升大二時,才知道父親是政治犯。早年台灣人認為讀大學就是大人了,何況他讀的還是有政府補助的師範大學,無需向家裡伸手要生活費,所以大家也把他當成一位大人。有一天,他父親最小的弟弟陳和壁來找他,從小到大會來看他的親戚也就只有這位小叔,小時候,小叔也會買些文具和玩具送他。小叔認為他長大了,所以要將他的身世告訴他,他說:「你有爸爸,而且你的爸爸還活著。」陳永裕聽了簡直晴天霹靂,然後小叔告訴他父親在火燒島(綠島)。那時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關在火燒島,小叔偶爾還能接到他父親的來信,可是卻不希望小叔告訴他這件事。 從那天開始,陳永裕與小叔就開始不斷寫陳情書,包括寫給蔣經國、國防部長、教育部長以及各界有力人士、甚至聯合國。然而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因為那是政治犯完全被關押、隔離的年代。他們的救援行動一直到1982年,才請到當時無黨籍立法委員蘇秋鎮、黃志達為他父親的案子質詢。當兩位立委向國防部質詢時,國防部回答:「一派胡言,沒有這回事,台灣沒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當然,當時都將政治犯當成刑事犯判決。國防部不承認,蘇秋鎮直接在國會表示要聲援陳列珍也沒有用。 可是當時國際救援作業已經如火如荼展開,台灣也比較能夠與國際社會接軌,國際救援組織一再派人來要求去綠島關切這些政治犯,所以1983年國防部終於向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洪昭男承認,有陳列珍這樣一個人被關在綠島已經33年。直到1984年1月22日陳列珍才被釋放。他回到台中後已經人事全非,好在兒子已經成材,女兒也是一位老師,所以陳列珍雖然坐了33年黑牢,但晚年算是過得比較平靜。甚至有人問他坐牢33年的感覺,他也平淡的說:「人生就是這樣。」似乎並不當一回事。 雖然他生前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強烈認為,他覺得自己是一位左派信仰者,一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執政年代,坐牢是天經地義。陳列珍就為了他的信仰及理想,坐牢33年10個月。這是多麼漫長的歲月,但卻是真實的政治受難故事。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在台中白色恐怖期間相當悲慘的家族,這個家族姓張,受害人是張如松,而除了張家之外,張如松的媽媽姓郭,郭家的遭遇更淒慘。 張如松所涉及的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廖學銳案,廖學銳與張如松是台中師範的同班同學,張如松就因為廖學銳加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而被涉入。這個案子牽連甚廣,前後光是死刑就槍決了17人,還有70人因此案坐牢、判刑、感化,又因為這些人大部分集中在台中大甲,所以此案又稱為「大甲案」。提到白色恐怖的「大甲案」,大家都知道這是牽連甚大的一個案件,也是「鹿窟案」之外,最大的白色恐怖受難案件。張如松就是17位被槍決的受難者之一。 張如松與廖學銳都畢業於台中師範,畢業後分發到不同學校教書,但是兩人感情很好。被逮捕後,張如松第一次並沒有被判死刑,只有被羈押幾個月就放出來,過了1-2年,又說他涉案的證據非常明確,將他逮捕,而「大甲案」也正式進入收網狀態。張如松是1927年生,1953年被槍決,只活了26歲。他的相片看起來非常溫文儒雅、眉清目秀,因為他出自一個教育家庭,他的父親也是一位老師。 其實張如松的案子也牽連到他的姐夫蕭心印,只因他在逃亡時,曾經在他姐夫家住了一夜,姐夫就被以「知匪不報、匿藏要犯」判感化三年。所以張如松的母親郭草對國民政府的痛恨,不必言表。對郭草而言,更椎心刺骨的是除了兒子張如松之外,她的大弟郭萬福也被槍決,四弟郭錕銘被判12年有期徒刑,二弟郭萬河也被羈押好幾個月,她的兩位堂兄弟,郭明哲被判15年、郭彥輝被判感化3年,所以張家、郭家非常淒慘。因為「大甲案」涉案的都是大甲人,其中很多都是親戚,尤其是郭、張兩家。 張如松的妹妹在我們口述歷史時講到,她的媽媽郭草因為郭、張兩家的遭遇,精神狀況也出現問題。因為他們家剛好住在大甲鐵道旁邊,火車經過時會發出巨大聲響,郭草平常不太講話,但只要有火車經過她家後院時,她就會跑出來大罵,罵國民政府、罵蔣介石是殺人凶手、罵中國國民黨的兵到台灣殘殺無辜…,一直呼喊叫罵。為何火車來才開始叫罵,因為火車聲音可以掩蓋住她的吶喊、她的憤怒,所以她每次都抓住這個機會一吐心頭之恨。畢竟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兒子、弟弟被槍決、被抓去關都不敢講,那是一個風聲鶴唳的時代,講任何批評政府或污辱國家元首的話,都極可能受害。 講到「大甲案」就講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組織是1947年台灣共產黨重要份子謝雪紅逃出台灣後,到香港設立的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這個組織在北京運作了很長時間,重要目標是向台灣島內發動紅色革命,因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而涉案的不只「大甲案」,但「大甲案」是其中最大的。 張如松的妹妹每次回想起哥哥都會淚眼紅眶,因為張如松是大哥,非常疼愛妹妹,張如松教書以後也比較有辦法照應到妹妹們,每次回到大甲都會買些文具用品或是零食給妹妹。結果有一次,其中一位妹妹就向張如松開口要一個比較大的禮物,希望哥哥幫她買一雙鞋子。在那個年代,鄉下人能夠穿鞋不容易,不過,張如松還是答應下次回來買給她,但是想不到他答應後就被捕坐牢,隨後被槍決。後來白色恐怖展開賠償,他們也申請賠償,因為張如松當時是被百般刑求,且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被指控為地下黨黨員,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遭到槍決。他們的申請案順利獲得賠償,賠償的錢因為父母都過世了,就由幾位妹妹平分。其中,張如松答應送鞋的這位妹妹,拿到錢的當天晚上竟然夢到哥哥跟她說:「哥哥答應幫妳買的鞋,終於給妳錢了」。 當初張如松的媽媽郭草首先聽到要被槍決的是弟弟郭萬福,因為當時要被槍決的名單都是公布在台北火車站,不會通知家人。台北的親戚朋友知道有許多大甲人被逮捕,所以都會到火車站去看隔天要槍決的人當中,有沒有大甲人,結果就看到了郭萬福,於是趕緊打電話通知郭草,郭草就連夜從大甲上台北為郭萬福收屍。他們一大早趕到台北馬場町時,郭萬福已經被槍決。他們才剛在收屍時,又接到朋友告知台北火車站公布的隔天槍決名單中,有郭草的兒子張如松的名字。大家想想看,他的媽媽在為弟弟收屍的那個片刻,得到的訊息是第二天要槍決他的兒子,所以郭草的女兒一再告訴我們,她媽媽老來時常心神不定,甚至莫名其妙喊叫,我告訴她,妳母親沒有發瘋都已經很難得了。 郭草的兒子及弟弟都被槍決,最小的弟弟被關12年,女婿被感化三年,一位堂兄弟被關15年、一位堂兄弟被感化三年,所以郭草的女兒說她看到媽媽常常都在做魚鬆。因為大甲靠近海邊,那裡常捕到一種狗母魚,因為多刺一般人都不會購買,價格低賤,所以這種魚就被賣到工廠做成魚鬆。郭草為了省錢,就常跟漁民買狗母魚回來做成魚鬆、魚脯寄給坐牢的弟弟、堂兄弟以及女婿。 郭草的一生幾乎都活在白色恐怖的夢魘中,郭家、張家幾十年來都背負著白色恐怖夢魘,這個夢魘也影響到他們的下一代。這樣的教育世家,他們下一代的教育事實上都受到限制,畢竟他們的經濟狀況都大受打擊。
今天要跟聽眾朋友講的台中白色恐怖故事,是一位世家望族的子弟張信義。 張信義1955年被逮捕時,是台中后里鄉第一屆民選鄉長。他於1905年出生在台中后里,張家在后里是最大望族,他的父親張彩臣也是日治時代,后里的一位重要士紳。張家財力雄厚,有許多土地租給佃農耕作,是傳統地主。雖然是傳統地主,可是他們並不像一般地主一樣剝削農民、佃戶,相反地,因為張信義信仰社會主義,是一位左派思想濃厚的知識分子,在日治時代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他非常反日。1930年日本政府在台灣展開「大整肅」,抓左派共產黨員,包括:謝雪紅、楊克煌、楊逵…等人,都在這一波被逮捕、坐牢。張信義雖然沒有被捕,但他立刻成立了「赤色後援會」,聲援紅色(社會主義),出錢出力、四處奔波,希望日本政府善待這些左派人士,可惜並沒有用。 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但因為大戰剛結束,自顧不暇,就由共產黨派了一批菁英「三民主義青年團」,先來台灣做接收的準備工作。「三民主義青年團」來台後當然要結合台灣人,因為張信義反日、又是知識分子和世家子弟,所以很自然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最想吸收的目標,也很快得到張信義的幫忙,所以台中有許多接收工作事實上都由張信義安排,並且負責與日本人的折衝、協調。1945年張信義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長,台中分團裡還有:呂赫若、鍾逸人等人,可以知道張信義當時對中國的嚮往。 張信義這樣一個人,沒有想到1955年會在鄉長任內被逮捕,罪名是「資匪」。資助的這個共匪就是他的次子張彥哲,指控他幫忙張彥哲逃到中國。國民黨特務的說法是張彥哲當年只有20歲,沒有經濟能力如何逃亡。張信義也承認拿錢給張彥哲,他說:「我身為父親,拿錢給兒子天經地義,但是我不知道他拿去逃亡。」然而張信義的辯詞不被採信,仍被重判15年,鄉長職位撤消,還被沒收了個人財產。張家從此噤若寒蟬,經過一段時間才恢復在地方上的活躍。以前后里鄉長都是張家人擔任,除了張信義之外,還有他的堂弟們,包括:張銀溪、張銀湖、張銀淮、張漢鄒等人,證明張家在后里是最具聲望與影響力的家族。 張信義就在火燒島(綠島)關了15年才回到故鄉。張信義有一個特色就是非常胖,我曾經問他兒子,大家都叫張信義「大胖信義」,他到底有多胖?他說父親有158公斤,5-6歲時他可以塞進父親一邊褲管。因為太胖,所以打麻將常打著打著就睡著,走在路上,也常被小孩子嘻笑。所以張信義被關時也特別辛苦,鍾逸人告訴我,因為他一個人就要睡兩個人的床位,食量也是兩人份,所以很多獄友都不喜歡他。等到知道張信義的出身、來歷後,大家都樂於接近他,因為他雖然是大地主,卻充滿對弱勢的愛心,是位正人君子。 張信義出獄後,家族和家庭都不再風光,只能黯淡度日。他的姪女(弟弟的女兒)接受訪問時表示,之前她對大伯的印象就是一位非常傑出的知識分子,但坐了15年黑牢回來後,她卻時常看到大伯在溪邊、田埂釣青蛙。張信義就是這樣低調、鬱悶的過完他的後半生。張信義的兒子說,他父親的死應該和心臟病有關。有一天張信義起床後坐起來,喘了一口大氣躺回床上就過世了,享年67歲。以現在來看應該就是心肌梗塞或是主動脈剝離。 談到張信義,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都很懷念,他來自富裕家庭,卻沒有享受榮華富貴,而是願意站在弱勢的一邊,甚至願意為了弱勢坐牢。他逃到中國的次子張彥哲在台灣解除戒嚴後曾經回到台灣,他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他在中國過得非常不如意,台灣的知識分子在那裡很難得到重用,所以他只在小學教書,待遇也沒有很好,反而是他回台後,后里張家的兄弟湊了一筆錢,給他帶回去讓女兒可以完成大學學業。而張彥哲也只回台一次就過世了。 白色恐怖催毀了很多家庭,張家就是其中之一,父子兩人都受害,一個坐了15年牢,一個逃到中國黯淡過完一生。張信義的長子張彥勳是有名的台灣作家,也因為父親和弟弟的關係,受盡煎熬,例如他所發起的文藝組織「銀鈴會」被迫解散,他的創作也受到嚴密監視,他終生不敢過問政治,只能在學校教音樂,也是非常黯淡、低調的過了一生。三兒子張彥芳接受我們訪問時說,他好在不優秀,是勞動階層,所以比較沒有受到白色恐怖的監視,但是他無法接受家族被這樣一個時代迫害。
這一集要介紹的是台中的客家人古瑞雲。古瑞雲1925年生,1945年也就是二次大戰結束這一年從台中商業學校畢業,他最後與謝雪紅、楊克煌偷渡到中國,但一生嚮往左派社會主義的他,在中國過了非常潦倒、艱苦的一生,所以稱他是「夢碎紅色祖國的台灣子弟」。 古瑞雲是東勢人,父親是位獸醫,台灣早期獸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家禽、家畜結紮。古瑞雲年輕時就一身是膽,許多人都很好奇他為何如此有膽量,敢於出生入死。同樣畢業於台中商業學校的古瑞雲同學蔡伯壎,說古瑞雲在學校念書時就藝高人膽大,大家開玩笑說,因為古瑞雲的父親是獸醫,割了許多家禽、家畜的睪丸,捨不得丟掉就拿回去煮給他吃,古瑞雲吃了很多睪丸所以膽子才特別大。雖然是玩笑話,不過可以證明古瑞雲確實一身是膽。 影響古瑞雲一生最大的就是謝雪紅,因為他台中商業學校畢業那一年,謝雪紅剛好在台中經營大華酒家,離他們學校非常近,所以多位台中商業學校學生就被她吸收,時常到大華酒家聚會。那時候的酒家不是像現在這樣,而是供應酒的餐廳,有點類似現在的啤酒屋,大華酒家的樓上就是一個交誼廳。謝雪紅很容易與年輕人打成一片,這是她能夠捲起風潮的一個重要原因,年輕人很容易接近她,進而崇拜她,最崇拜她的頭號粉絲就是古瑞雲。 古瑞雲一生都將謝雪紅當成乾媽一般的崇敬,但是名義上並非正式的乾媽。在二二八事件中,古瑞雲因為謝雪紅的吩咐進入了二七部隊。之前的節目提過,台中成立的民間武裝部隊二七部隊,很多人都認為謝雪紅會是隊長人選,因為她是3月1日市民大會的主席,在那個年代是最有組織、謀略的反抗者,而且她也積極召集武裝組織進行武裝對抗。但是謝雪紅終究沒有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我曾經說過有幾個原因,一個是當時還是男尊女卑的社會,第二是共產黨這三個字在當時是毒蛇猛獸,紅色陰影壟罩台灣政治的上空,如果她當隊長,二七部隊會被認為是「紅色軍隊」,所以她不願意當隊長,而且因為謝雪紅的共產黨背景,台中人對謝雪紅還是充滿疑慮。 謝雪紅雖然協助、扶持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但是她派了古瑞雲進入二七部隊當副官。這個副官雖然官階不高,但卻是二七部隊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二七部隊在台中的任務分配,大部分都有古瑞雲參與的痕跡,甚至由他主導。退到埔里後,特別是3月14日謝雪紅宣布解散二七部隊,3月15日謝雪紅、楊克煌與鍾逸人等人分頭逃亡,離開埔里,整個二七部隊的領導人就是古瑞雲,他在3月15日還接到21師一位營長從台中打來的電話,指名找古瑞雲,並在電話中勸降,古瑞雲卻回說要戰到一兵一卒,即使失敗也要同歸於盡。 古瑞雲是用嘻笑怒罵的方式,在很多人面前說了這段話,所以大家都相信他有一戰到死的決心。謝雪紅等人離開後的那個晚上,古瑞雲領導願意留下來的一百多人,攻擊魚池派出所與日月潭小部隊,也攻擊了21師先遣部隊的先遣隊伍,而且都是古瑞雲身先士卒,成功佔領對方。3月16日他們一身疲憊回到埔里,剛好碰到「烏牛欄之戰」,烏牛欄之戰後已勢不可為,於是大家分頭逃亡。 古瑞雲逃亡後的第一件事,還是去找謝雪紅。他跑到竹山,因為謝雪紅在離開時告訴他,如果要找她,可以到竹山某一戶正在做喪事的人家,靈牌的名字是什麼,那是我們的同事,只要拿香拜三次,喃喃自語,插好三支香後,自然有人出來與他對話,這是當時左派台共的一種暗語,古瑞雲照做之後真的有人帶他去見謝雪紅,他就與謝雪紅開始逃亡。 謝雪紅3月15日離開埔里,3月底、4月初輾轉逃到台中大肚,一直躲藏在大肚直到五月中旬才終於找到離開台灣的機會,其實這個機會也是古瑞雲為謝雪紅所尋到的,他找到一位擔任上尉艦長的老朋友蔡懋棠,承諾願意幫忙他們三位偷渡到大陸,他們才能夠在5月21日成功逃離台灣。否則當時國民政府已經可以全面掌控台灣社會,正十面埋伏捉拿謝雪紅,謝雪紅就這樣戲劇化的逃到中國。 古瑞雲一生都在追隨謝雪紅,從台灣追隨到中國大陸,但是謝雪紅到中國大陸後就一再遭到批鬥,罪名有三條,第一條是右傾。這是共產黨最喜歡安給敵人的帽子。第二條是分離主義。因為謝雪紅曾經說過「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她徹底反對台灣解放後,還派外省籍的人到台灣當省主席、省書記,因為根本不瞭解台灣。她曾經說過,二戰後即使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到台灣,也會發生二二八的不幸事件,她認為這是文化的差異、歷史的疏離。由台灣人管理台灣人才能度過這段敏感又容易衝突的歲月。第三個罪名就是二二八的逃兵。 就因為謝雪紅一再被鬥爭,也連累了古瑞雲。古瑞雲曾經被下放,他一輩子都過得非常不順,他一九九幾年曾經回到台灣,還出了一本《台中的風雷》細述二二八事件的台中,我覺得寫得非常真誠,也是我所讀過的二二八書籍中最喜歡的一本。但是古瑞雲回來後,財產都被兄弟分光了,連一個棲息之地都沒有,他搭了一個工寮住,但最後還是回到上海抑鬱而終。研究古瑞雲的一位學者林瓊華每次講到他都會非常悲傷,他說古瑞雲真的是一位夢碎紅色祖國的台灣子弟。這是一個時代的不幸,但願以後都不要再發生。
黃金島今年已經92歲,除了有些耳背,身體還十分硬朗。講到二二八,黃金島可以說是灸手可熱,很多人認為他是二二八事件非常重要的見證人。在台中有兩位重要見證人,一位是當年「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另一位就是擔任「二七部隊」警備隊長的黃金島。黃金島還率領了40位「二七部隊」學生軍,在埔里的烏牛欄和國民黨的21師正規軍展開激戰,這場戰役傷亡十分慘重,黃金島相當傳奇的活下來了,今年已高齡92歲,他認為他活著是要為歷史做見證。 大約兩個月前,有一位美國的歷史研究博士Anna來到台灣,並輾轉來到台中找我,希望透過我安排訪問黃金島,他覺得黃金島的一生相當傳奇,他生於日治時期,曾經到日本就讀軍校,參加太平洋戰爭被日本派到南洋作戰,之後回到台灣,響應國民政府訓練海軍陸戰隊,擔任教育班長與海軍陸戰隊隊長吳振武到營區訓練中國的海軍陸戰隊。之後二二八事件他回到台中,投入反國民政府行列,加入二七部隊,在二七部隊中是位活躍的幹部,因為他有實戰經驗,也擅長使用武器,所以教導二七部隊的學生軍如何用槍、作戰。 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最重要的一場「烏牛欄戰役」不是由部隊長鍾逸人帶領,而是警備隊長黃金島所領導,只剩下不到40位學生軍,卻跟正規軍打了半天的戰爭,直到彈盡糧絕才分頭逃亡。黃金島逃回台中南屯老家,躲在家中閣樓、足不出戶2-3個月之久,所以左鄰右舍都不知道他已經回家,就這樣逃過了二二八敏感時期。 不過,他雖然幸運躲過了二二八,1953年還是因為涉及八仙山武裝基地叛亂案而被判刑。八仙山武裝基地叛亂案的案首是古瑞明(古瑞雲的哥哥),古瑞明具有強烈的左派色彩,在八仙山建構了一個武裝基地,黃金島被牽連,一開始被判死刑,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他在黑牢中坐了24年。我們曾經陪同他重返火燒島(綠島),他當初囚禁在火燒島的情景還歷歷在目,24年後他回到社會時已人事全非,他甚至被家人從戶籍中除名。因為他本名叫黃圳島,他改名為黃金島,被抓去關就好像失蹤了一樣,所以家人就將他報失蹤,出獄後母親已經過世,他也沒有分到任何遺產,連棲息之處都沒有,就在社會底層工作了好多年,才碰到一名喪偶的婦人王昭娥,後來成為他的太太。 我們常與黃金島相聚,談他的生命故事,他被關了24年,但並沒有屈服,在民進黨還未建黨前的黨外運動時期,他在台中就非常活躍,民進黨成立時,出任民進黨建黨黨員,台中市黨部成立,他擔任評議委員會召集人,因為黃金島年高德劭,政治犯經歷也很崇高,沒有人敢和他競爭,他就投入民進黨建黨工作。 黃金島的一生其實並不順遂,畢竟有白色恐怖案底,在社會上謀職相當困難,好在碰到老婆王昭娥,她的EQ(情商)很高,適合做生意,黃金島就幫忙、協助她。但他對獨裁威權政體非常不滿,也因為政治犯的身份,偶爾還是會被警備情治單位找去問訊,可是他都不怕,我問他是否會在情治單位找上門時收斂點,他回說:「反正我在監獄被關慣了,如果他們要抓我回去關,我就再回去就好。」他講到關監獄就好像回到家一樣,畢竟他在黑牢中度過慘淡的24年。 我們在拍二七部隊紀錄片時,黃金島做了許多見證,包括現身說法當初如何訓練學生兵,如何訓練學生看守營區,教學生如何開槍,特別是投手榴彈,他說當初武器當中最充裕的並不是步槍,以台中來說是手榴彈。二七部隊攻佔干城營區,接收了幾萬顆手榴彈,但是手榴彈有兩種,一種是日式,一種是國式,國式的手榴彈拿了就可以丟,日式的則要先撞擊地面,數到三再丟。聽起來似乎國式的比較好用,但黃金島說日式手榴彈殺傷力比較強,會這樣設計也是對自己的軍人有信心。所以他當初教學生丟手榴彈時,就要同時教兩種。去年他91歲,我們訪問他時,他還趴在地上親自示範當初作戰時埋伏的姿式。 不過,他也相當固執,已經高齡92歲還不聽勸告,執意要騎摩托車,結果上個月不幸被撞到,髖骨粉碎在家休養,我們也祈禱他早日康復,因為他想講的話還有很多。美國歷史研究學者Anna來我們學會訪問他,一講就是四、五個鐘頭,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見過一位像黃金島一樣,生命故事如此豐富的人。他走過日治時期,讀過日本軍校,參加日本的台籍日本兵,參與南洋戰爭,代替日本人管理接收的南洋小島,被關進集中營,買船渡回台灣,又投入中國海軍訓練海軍陸戰隊,之後回到故鄉,又發生二二八事件,加入二七部隊,逃過一劫,然後涉及八仙山武裝基地叛亂案,一判死刑、再判無期徒刑,坐了24年黑牢。 如果要我來講黃金島,我必須很坦白的說,他沒有很強烈的政治信仰。他也可以為日本打戰,也可以為國民黨訓練軍隊,也可以參加民間的二七部隊,坐牢24年出獄後,是活躍的黨外份子,是民進黨的建黨黨員,可是2008年他是國民黨馬英九競選總統時,中部的一位重要耆老。馬英九當選後,他出任二二八基金會的董事。所以,像黃金島這樣的人,我們不能用非常政治的角度去看他,他只是捲入了時代風潮,沒有所謂的對錯。黃金島就是一個很真誠、很真實的人,一個不會說謊話的人,即使他知道站出來支持馬英九,一定會引起很大的不滿與反彈,但他還是做了,我想他就是一個「很敢」的人。
這一集要介紹的台中白色恐怖故事,是一位台中大甲的優秀青年蔡鐵城。 蔡鐵城原名蔡金城,他認為「金」字太俗氣,所以自己改名為鐵城。蔡家在大甲專門做草帽、草蓆生意,瞭解大甲的人都知道,大甲的傳統特產就是草帽、草蓆,聞名全台灣。蔡鐵城是1923年出生,原先的學歷並不高,只有小學畢業後加讀兩年高等科,但是他成績非常好,且十分聰慧,日治時期就考上日本政府的文官,在鐵路局上班,擁有令人稱羨的工作,但卻無法滿足蔡鐵城對自己的期待,所以他毅然決然放棄了這個工作,又在別人的幫助下赴日本就讀商業學校。 蔡鐵城從日本回到台灣時,剛好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他選擇了自己最喜歡的工作,當一名新聞記者,在台中《和平日報》(原為軍方《掃蕩報》)擔任記者,因為太有正義感,經常揭發政府的惡行、弊端,他曾經報導過一名職業軍官私刑老百姓致死,也寫過警察局吃案,這些新聞在當時都鬧得沸沸揚揚,引發當局不滿,不斷警告他和報社,但是蔡鐵城都無動於衷。 蔡鐵城出事也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當時社會十分混亂,這位富有正義感的記者馬上投身台中民間武裝部隊「二七部隊」,擔任宣傳部長,因為他會寫新聞,長相也高大英挺、口才便給,如果以現在來說,就是新聞發言人的角色。他在二七部隊當中是表現相當突出的一位幹部,尤其是二七部隊不願意與國府21師在台中市引發戰火,撤退到埔里,我們到埔里進行口述歷史時,當地耆老對蔡鐵城還有印象,他們說蔡鐵城當時站在吉普車上,拿著用紙捲成的紙筒當麥克風,向百姓喊話,希望他們加入這場聖戰。 蔡鐵城在埔里的幾場戰役都有參與,包括突擊魚池派出所以及日月潭小崗哨,還有21師先遣部隊的小部隊從水里過來的路上,把他們擊退。但是,二七部隊終究在3月16日解散,蔡鐵城也開始逃亡,逃回台中後被逮捕。不過,他的運氣還不錯,被捕的時間比較晚,已經不必經軍事審判,改由司法審判,被判四年,關了兩年多後出獄。蔡鐵城出獄後,如果以一般社會大眾看法算是「改邪歸正」,擔任同是大甲人的台中縣議長李晨鐘的秘書,做了大約一年多。不過,蔡鐵城有滿腹理想,且思想傾向左派社會主義,所以1950-1952年間,發生了一件台中地區很大的白色恐怖案件「大甲案」,因為涉案的大多是大甲人,所以稱為「大甲案」,他也被牽連、逮捕。 依據蔡鐵城妹妹蔡敏的描述,蔡鐵城原本有機會逃離台灣,但他覺得父親只有他一位兒子,逃離台灣後,這輩子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所以偷偷回到大甲看望父親。結果遭到父親一頓臭罵,感嘆讓兒子讀書卻讀到跟政府作對,也連累家庭。蔡鐵城就低著頭,在黑夜中走出家門,也就在這個晚上,他被埋伏在家附近的軍警、特務逮捕。蔡鐵城被認為是台灣共產黨刻意培植的幹部,並已經著手擴張共產黨組織,所以被判死刑。 「大甲案」總共槍決17人,蔡鐵城是第一批槍決的6個人之一,我們現在能夠尋到的蔡鐵城照片只有一張,之前的照片全部被他父親放火燒了,因為蔡鐵城的父親認為這個兒子不但讓全家蒙上白色恐怖陰影,也讓他這輩子斷後,所以一把火燒光蔡鐵城所有的東西,也不想再回憶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蔡鐵城目前留傳在網路上的一張照片,是從檔案中調出,當時死刑犯槍決前十分鐘與槍決後都要拍照,聽說這些照片是要給蔣介石看,證明匪徒已經伏法。而蔡鐵城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就是槍決前十分鐘所拍,胸前掛著「蔡鐵城」字樣。 看到這張相片,你一定無法相信這個人馬上就要被槍決,因為不敢相信一個人在死亡前夕所展現的笑容是那麼燦爛,絕對是所謂的視死如歸,絕對是「朝聞道夕死可矣」。有一位新聞工作者曾經追尋蔡鐵城的一生,他說白色恐怖受難者那麼多,給他衝擊最大的就是蔡鐵城,也就是因為那張照片,他認為,光是這張照片就足夠拍一部電影。蔡鐵城就是這樣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在死亡的前夕他毫無畏懼、毫無退縮,我想他應該是一位堅定的左派社會主義信仰者。 等到檔案解密後,他的妹妹蔡敏去申請發還蔡鐵城遺物,馬英九總統在2009年將這些受難者的遺物交還給他們的家屬,蔡敏在遺物中看到蔡鐵城被槍決前一晚所寫的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父親,他不斷向父親表示歉意,因為這輩子他再也無法盡孝,他覺得自己是標準的不孝子。另外,也留給妹妹蔡敏一封明信片,上面有他所繪的一棵樹,樹上開著花,還有小鳥棲息,寫著,這是他在世上的最後一晚,他唯一牽掛的是妹妹,因為她還在念書,還沒有出社會,他對妹妹的未來擔憂。 蔡敏拿著明信片讀時,眼淚也滾滾流下,她非常思念這位優秀的哥哥,在人生的壯年就這樣過世了。蔡鐵城1923年生、1952年被槍決,僅僅活了29歲。
台中的白色恐怖故事前三集談到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台灣知名前輩作家楊逵、以及台中二二八事件當中的菁英盧伯毅。所謂的白色恐怖是1949年到1987年台灣實施戒嚴,因為政治問題被逮捕、判刑、甚至被槍決、或是逃亡流離失所的受害者,我們都稱為白色恐怖受害者。之前講的三位都是台灣本省籍,今天要談的這位是所謂的外省籍,他的名字叫顧瑛。 顧瑛是湖南省丹陽縣人,還未到台灣前就曾經做過學校校長,1945年、1946年時跟著當時被派駐到台灣的空軍上校叔叔顧森來到台灣,他在來台灣之前,在丹陽縣已經有位愛人韓家璧,顧瑛是1916年出生,兩人年紀相差12歲。顧瑛來到台灣的第二年,照了一張相片寄回湖南給韓家璧,上面寫著「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韓家璧看了就明白顧瑛是藉此表達對她的思念,因此,韓家璧在1946年也輾轉來到台灣,當時國共內戰的戰火已日益猛烈,她歷經艱苦來到台灣與顧瑛結為夫妻,並在台灣生活下來。 顧瑛在台灣是在政府單位公路局上班,擔任票據股的股長,後來又從台北被派到台中服務。兩夫妻雖然過得並不富裕,但鶼鰈情深,韓家璧回憶起短短的婚姻生活,顧瑛永遠那麼溫文儒雅,生活也相當單純,喜歡樂器與書法,往來的朋友不多,所以她從來無法想像1955年的一天,顧瑛告訴她,接到軍法局的來信,希望他到軍法局解釋一些他在中國大陸時的行蹤,他早上搭公路局的客運到台北,傍晚就會回來。可是韓家璧一直等到隔天清晨,顧瑛都沒有回來。那時聯繫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她又這樣焦急等待了三天,開始到處打聽,但都沒有人知道顧瑛的下落。 差不多過了十天左右,韓家璧也接到了軍法局的傳票,希望她到軍法局說明她與顧瑛的婚姻生活中,顧瑛的行蹤。她說顧瑛的生活一直相當單純,但還是被留訊了一個晚上,她與顧瑛當時已有兩個孩子,長女四歲、兒子兩歲,他們母子三人就在軍法局的監獄裡陪顧瑛過了一夜。顧瑛非常從容的告訴她,不用擔心,不會有事,明天就可以帶孩子回去,結果,韓家璧隔天就被釋放。回台中後,一開始還可以收到顧瑛的信,後來就漸漸沒了訊息,她在台灣又人生地不熟,無法請人打聽,就這樣熬了兩年後,她終於收到了判決書,指出顧瑛因為涉及匪諜已被槍決,後面還寫著「顧瑛後事已代為處理,骨灰放在台北某個納骨塔」,並附上顧瑛的遺書,請她不必理會他的後事,一定要把兩個孩子拉拔長大。 接到判決書後沒幾天,就接獲要收回宿舍的通知。之前顧瑛雖然被抓,但每個月的薪水仍然匯進他的戶頭,一直等到判決確定被槍決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在台灣舉目無親的韓家璧只好帶著六歲的女兒與四歲的兒子搬離宿舍,找尋安頓之處。顧瑛的叔叔也因為這個案件被判刑三年、撤消官職,自身難保,好在顧瑛的一位長官李課長,看到韓家璧帶著兩個孩子的慘況,找了四位同事,當時一位基層公務員每月的薪水大概兩百元,就一人拿出二十元,湊了一百元給她。韓家璧就帶著兩個孩子住在一間已經無人居住、只有六坪大的眷村宿舍,這個眷區在台中第五市場的旁邊。 原本以韓家璧在湖南的師範初級畢業學歷,可以教小學一到四年級,但是因為顧瑛的關係,她求職到處碰壁,無人敢用。她就為人修改衣服,含辛茹苦的把孩子扶養長大。一直到白色恐怖的陰影比較消退後,她才能夠到托兒所去帶孩子,生活也才得到一些改善,但還是住在那六坪大的房子裡。到她兒子娶媳婦時,媳婦的家人來探門風,媳婦的媽媽看到他們所居住的房子當場發飆,說女兒要嫁的這個人,沒有爸爸、沒有房子、連廁所都沒有。因為當時他們的房子裡沒有私人廁所,只能使用眷村的公廁。令韓家璧比較欣慰的是兩個孩子很爭氣,大女兒台中女中畢業後考上師範大學,畢業後教書。兒子則讀了最頂尖的台北工專,所以雖然丈母娘對他的家境很不滿意,但是岳父仍支持女兒嫁給他,原因是台北工專畢業的,嫁給他絕對不會餓肚子。因為台北工專的學歷在當時是優秀工作的保證。 韓家璧一生顛沛流離、受盡煎熬,我們訪問她時,她總是眼眶含淚,她珍藏著一個鐵製的肥皂盒,裡面裝著他與顧瑛的照片,以及顧瑛被捕後寫給她的家書、以及顧瑛吹過的一支笛子,都保存良好,但是她一直沒有勇氣到台北的納骨塔去看顧瑛的骨灰,直到孩子都長大成人、結婚生子,才將顧瑛的骨灰移回台中。 顧瑛的故事被我們收進為台中市文化局所製作的第一本白色恐怖專書《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感動了很多人,也感動了總統蔡英文。蔡英文在2016年當選總統,還未就職之前,偶然間看到這本書,看到顧瑛的故事,第二天指示秘書連繫我,拜託我安排她與顧媽媽,也就是韓家璧女士見面。當我帶著蔡總統走進顧家大門時,一位五十幾歲的總統,與一位八十幾歲白髮蒼蒼的老人,兩人相擁、兩眼泛紅,蔡總統緊握顧媽媽的手,承諾她當總統後,台灣絕對不允許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在旁邊聽到就接了一句,不僅台灣不能再發生,全世界都不能再發生、人類也不能再發生。 我們曾經去調了顧瑛的檔案,沒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他是匪諜,只是因為他在湖南丹陽縣擔任校長時,曾經出席共產黨進入丹陽縣的一次集會,就被指控加入共產黨的新四軍,來台灣吸收擴大組織的罪名。原本被判無期徒刑,但判決書送到總統府後,蔣介石總統批了四個字「請予複審」,也就是重新審判,結果改判死刑,很快就拉到刑場槍決。這是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卻是一個真實故事,也希望帶給大家永遠的警惕。
今天要談的台中白色恐怖受難故事,是當時在台中也相當有名的一位菁英─盧伯毅。 盧伯毅在當時很有名,但是後來卻很少人去談到他,原因是二二八事件後他在台灣社會失蹤了四十年。盧伯毅1925年生,台中市西區人,他的父親盧炎生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建築師。盧伯毅自小就很聰慧,時常拿第一名,就讀台中一中時成績也很優越,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正就讀台大經濟系,那時能讀台灣大學相當不容易,能夠讀經濟系更是不易,整個台中就只有他一人。他就讀台大經濟系時已經22歲,因為他高中畢業後曾經到日本發展,原本想讀日本的軍校或學校,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日本沒有很好的求學機會,所以他就回到台灣,於1944年進入台灣大學,1947年他剛好經濟系三年級。 實際上,盧伯毅19歲時就結婚了,對象是一位彰化女子丁韻仙。丁韻仙的生父是陳虛谷、養父是丁瑞圖,生父、養父都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大將。丁瑞圖出身鹿港第一家族丁家,後來第一家族由辜家所取代,鹿港以前是個大港口,丁家在鹿港經營船頭行的生意,歷代出了不少舉人、進士,也算是書香世家。丁瑞圖因為當時沒有孩子,就收養了陳虛谷的女兒,所以丁韻仙的家世相當好。 丁韻仙讀高中時就因為反日思想濃厚並化為行動,被日本政府逮捕、羈押,關了一年多。後來她輾轉來到台中,到台中一中找弟弟丁國翹,認識了盧伯毅,兩人相愛結婚,結婚時盧伯毅19歲、丁韻仙22歲。二二八事件時丁韻仙住在台中,在台北的盧伯毅就趕回台中,他告訴丁韻仙,現在台灣正處於變遷中,我們有那麼多的社會主義理想,但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人,我有家庭,還有兩個女兒,我是否應該投入「二七部隊」。丁韻仙鼓勵他參加「二七部隊」,她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順應時事,有這樣的機會當然應該為理想奮進,為何要受家庭羈絆。我們追尋二七部隊的歷史中,盧伯毅算是比較剽悍的強硬派,所以在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全力追捕他。 盧伯毅第一次逃亡到日本,幾個月後他認為台灣的社會氣氛已經不像二二八時那麼風聲鶴唳,所以又潛回台灣,回到台中與丁韻仙住在一起,但是不敢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在社會中活動,這段期間丁韻仙又生下第三個女兒。然而特務的追捕一直存在,有一次盧伯毅看到家中都是特務後決定再度逃亡,他先逃到台中父母的家中,請家人籌錢幫他逃亡。盧伯毅這次的逃亡,可以說是身懷巨款。因為除了他自己的家人之外,丁家以及陳家都分別拿錢給他,特別是愛才的陳虛谷。後來我們追尋時證實,陳虛谷當時拿了一百萬元給盧伯毅,而當時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大概也只有二十萬。 但是盧伯毅第二次逃亡非常曲折,他搭乘的船漂泊到韓國仁川港避風雨。他離開後,丁韻仙一位弱女子,她雖然是女性知識分子,但帶著三個女兒仍然非常困難,她本來住在盧伯毅家中,但與他的家人相處不來,後來丁家的弟弟建議,如果只是吃住問題,丁家家大業大,絕對不會少她們母女睡覺的床與碗筷。從此丁韻仙母女住進了丁家大宅,在這裡度過非常孤單、煎熬與困苦的一生,雖然沒有餓到,孩子受教育也沒有問題,因為丁家真的很有錢,但是就像大女兒盧靜綠接受我們採訪時所說,她們從小就知道我們不缺什麼,但沒有一件屬於我們,所有東西都是別人施捨、幫助的,所以雖然盧靜綠功課很好,但初中畢業後卻不敢去讀高中,而是選擇念台中護校,她只想早點出來當護理人員,幫助家庭,就連讀護校時,也是拿農復會的獎學金,非常懂事。 丁韻仙就在深宅大院中把三個女兒拉拔長大,她大部份時間都在繪畫,後來大家替她舉辦了「鐵蒺藜與玫瑰花」畫展,鐵蒺藜(就是監獄的鐵絲網)與玫瑰花是她最喜歡也最擅長畫的兩種物件,清楚的傳達她生活在鐵蒺藜中,但心中想望的是美麗的玫瑰花。 第一個訪問丁韻仙的學者是彰化高中的老師呂興中,他在接受我訪問,談到丁韻仙時流下眼淚,他說這樣一位左派的女性知識分子,就這樣度過困苦、潦倒的一生,他曾經問丁韻仙如何度過這四十幾年,她說那是無法言喻的孤單與無奈。等到丁韻仙女兒長大成家、經濟狀況好轉後,她才搬到台北。盧靜綠的先生從事五金貿易生意非常成功,他們住在新北市花園新城,那是一個位於小山坡的美麗社區,瞭望的視野非常美麗,所以丁韻仙的晚年生活還不錯。 她們沒有想到的是盧伯毅失蹤40年後的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那年的12月,鹿港丁家打電話告知收到一張從韓國漢城(現在的首爾)寄來的明信片,寄信人叫盧伯毅。盧伯毅說他在韓國已經煎熬了40年,如今纏臥病榻,極想見到他一生中最愛、也虧欠最多的人,也就是丁韻仙最後一面。丁韻仙接獲消息後陷入長考,最後決定不去見他,而是派了女兒盧靜綠到韓國去見盧伯毅。事實上,盧伯毅流落韓國後又在當地娶妻,生了二男一女,大兒子當時也在一家建設公司工作,他在韓國沒有名分,過得十分可憐,他在仁川港受難上岸後,全部家當都被沒收,因而無法離開韓國,流落仁川饑寒交迫時走到一家飯店,飯店服務生同情他,拿飯給他吃,這位女服務生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盧伯毅1987年寫明信片回台灣,想見丁韻仙一面,可是丁韻仙認為盧伯毅是一位知識分子,也是一位社會主義信仰者,卻貪生怕死,怕坐牢被關,流落異鄉浪費青春生命,一事無成,所以她不願意再見他。坦白說,丁韻仙的談話令人非常感傷,她是一位非常崇尚社會主義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堅持了一生。盧伯毅1988年病逝韓國,葬在異鄉首爾的一個天主教墓園,這是一個白色恐怖中悲慘的流亡故事,但卻是真實的人生。
這一季的「斌山一角」是要討論白色恐怖當中台中的受害故事,今天要介紹的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前輩作家楊逵。 台灣作家的作品在日治時代登上日本《文學評論》的兩位作家,一位是呂赫若,另一位就是楊逵,楊逵的短篇小說〈送報伕〉在呂赫若之後被選進《文學評論》,這篇小說不只在《文學評論》獲得很好的評價,還被選進《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選》。 楊逵是一位非常左派的社會主義者,他比呂赫若還更熱衷於社會運動,他從日本回來後就投入「文化協會」,特別是投入農民運動。當時農民運動很多都是左派領導,包括:簡吉、趙港等人。簡吉在白色恐怖中因為紅色(共產黨)的緣故被槍決,趙港在日本時代大整肅共產黨時就被逮捕而死在獄中,楊逵與他們是非常要好的農民革命伙伴。他的妻子葉陶也是一位女性社會主義者,他們夫妻過了非常慘淡、艱苦的一生。不僅在日治時代不斷進出監獄,二二八時他們夫妻也同時被逮捕,被捕時本來認為自己一定會被判死刑,但沒想到後來由軍事審判改為民間審判而逃過一劫,只被羈押。不過,在二二八事件後,楊逵認為官方與民間對立氣息太濃厚,會阻礙台灣發展,於是發表了一篇〈和平宣言〉,認為官方與民間應該放下暴戾之氣、握手言和,共同為國家的發展而努力。然而這篇文章卻被當時國民政府認為有「附匪」嫌疑,因為有「第五縱隊」統戰意味,所以將他逮捕,他也因為這篇600字的〈和平宣言〉而被判刑12年。這12年他幾乎都在綠島度過,他的妻子葉陶是位女性知識分子,卻做著非常粗重的工作來養育家庭。 我非常欽佩楊逵,我看過他,也參加了他的告別式,他的孫女楊翠以及孫女婿路寒袖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常談到楊逵。我之所以欽佩、尊敬楊逵,第一、他才氣縱橫,第二、他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從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時期他都是崇尚社會主義的運動家。不過,楊逵曾說過一句很諷刺的話,他說日本人在他反日運動中,逮捕他5-6次,關他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年。國民政府比較仁慈,只逮捕我一次,但關了他12年。 楊逵在綠島時人緣非常好,1984年他過世時,我去參加了他的告別式,有非常多人參加,其中有很多人左手臂纏著白紗巾,原來是所謂的「綠島同窗」。到了最後一個公祭隊伍「綠島同窗」公祭時,我才知道有這麼多政治犯被關到綠島,好幾百人的隊伍從靈堂前面一直排到殯儀館外面。楊逵雖然在綠島被拘禁、管訓,但他始終非常樂觀,還大力提倡跑步、運動,他與當時好幾位綠島的新生訓導處處長關係都很好,出獄後也沒有記恨他們。 楊逵出獄後仍堅持做一位社會主義者,不去當官也不做生意,而是在台中大肚山種花、種樹、開墾山林過日子,這些說起來似乎很簡單,但事實上一位知識分子要做農事勞動並不容易,何況大肚山還是著名的土地貧脊、礫石林立的山區,並不適合種植,可是楊逵也只能租到這樣的地方。台中有幾位他的好朋友,包括:葉榮鐘、蔡伯壎等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友人,有感於楊逵生活上的困難,就買下了大肚山的土地免費提供他種植,而楊逵就這樣度過了他的一生。 楊逵這位知識分子一生中始終堅持他的良心、堅持他對文學的熱愛、更堅持他社會主義的信仰,他一生過著非常清貧的生活。楊翠後來告訴我,楊逵的作品〈關不住的春光〉改名〈壓不扁的玫瑰〉收進教課書之後,開始在社會上揚名,有許多人來拜訪他,大家感念楊逵住在大肚山區的工寮,生活貧困,因此每每都會攜帶不少伴手禮,其中就有烏魚子。楊逵的媳婦把烏魚子曬在竹竿上時,楊逵告訴她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吃,至於為什麼不能吃?楊逵說,因為烏魚子是高級食品,如果孩子們吃過,就會想著下一次,無形之間會養成挑食的毛病,所以不要讓他們吃。台灣算是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居然連烏魚子都不敢讓小孩子吃,可以想像他們的日子有多清貧。 楊逵的後代,第一個兒子叫楊資崩,也就是資本主義崩潰,第二個兒子叫楊建,也就是建立社會主義,連給孩子取名都在宣揚他社會主義的信仰。他的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包括妻子葉陶也像他一樣生活清苦。知識分子為了信念不願意向當權者屈服,不願向大戶大家諂媚,這些都無可厚非,但是願意過這麼清貧生活的人是少之極少。 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也帶來了許多知識分子,其中一位叫徐復觀,他是崇尚儒家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因為他的思想理論不受蔣介石集團的喜愛,所以他遠離中樞到台中東海大學教書,傍晚時分他也常在東海校園散步。我曾經看過他的一篇文章,提到他散步時碰到一位台灣歐吉桑,長得很瘦小,一副農人、工人的模樣,戴著斗笠在除草,結果他用普通話與他交談,居然也能對話,幾次對談後,他發現此人居然非常有學問,有非常高的文學涵養,而這個人就是楊逵,他們也從此結為好友。 楊逵雖然過世了,但台中要幫他成立文學紀念館,楊家希望把當初楊逵在大肚山生活的「東海花園」改為「楊逵紀念園區」。我也是楊逵文化協會的幹部,但我是持反對的立場,因為這裡雖然是楊逵當年生活的地方,也有他親手植下的鄧伯藤,但整個大肚山現在幾乎都是墓園,「東海花園」剛好位處墓園中間,旁邊就是火葬場,如果有父母要帶小孩去參觀,我都會建議先跟小孩做心理建設,因為要先走過一大片墓園,而聞到的都是火葬場的燒屍味。不過我們還是尊重家屬的堅持,在那裡建立「楊逵紀念園區」。
上一季的節目主要談二二八事件的台中,聚焦在二七部隊,事實上,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的爭議主要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二二八;另一個是白色恐怖。1947年2月28日之後大概半年的時間,經過清鄉、掃蕩,造成重大傷亡,這些統稱為二二八事件。1949年國民政府整個撤退到台灣,實施戒嚴,一直到1987年結束,在這近40年的戒嚴歲月中,因為政治問題、政治案件,被逮捕、審判,被關到火燒島(綠島)、被管訓,甚至被送上刑場槍決,我們稱為白色恐怖的受難年代,我還是把焦點放在台中,因為我們是台中的文史工作團體,核心還是放在台中。我特別列舉十三位白色恐怖的受害故事跟聽眾朋友分享。這十三位都相當具有代表性,而共同的特色是他們都是台灣那一代的菁英。今天要介紹第一位,在二二八時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呂赫若。 呂赫若的本名叫呂石堆,台中潭子人,他為何被稱為「台灣第一才子」,是因為他在日據時代就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他19歲台中師範學校剛畢業時,寫了一篇短篇小說〈牛車〉,發表在日本的《文學評論》,當時的《文學評論》是日本文學界最高評價的一份刊物。發表後各界讚譽有加,台灣人能夠用日文寫出這麼美的小說,〈牛車〉描述台灣人牛車生活的故事,也反映了社會現實,當年他19歲,也被視為是文壇一顆耀眼的慧星。 事實上,呂赫若不只是一位作家,還是位聲樂家,後來到日本留學研讀聲樂,也擅長彈鋼琴,曾經在日本日比谷劇場公演,也相當擅長寫劇本,而他另一個大家比較不知道的專才是雕刻。我們在做白色恐怖調查時,訪問到呂赫若的第二個兒子呂芳雄,他收藏了許多父親的雕刻品,這些雕刻品不是一般的金石雕刻,而是造形精緻美麗的書架,在雕刻界的評鑑裡面,也算是雕刻藝術家的等級。所以呂赫若是非常多才多藝,而我知道的老前輩中還認識呂赫若的,像是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以及黃金島等人,在談到呂赫若時都會補充一句:「他長得很帥,女生看到都很喜歡」。 呂赫若是在1949年受害,他被定罪為「附匪分子」,也就是有共產黨嫌疑,就開始追捕他,然後他就失蹤了。因為呂赫若當時在台灣相當有名的中信金家族,也就是鹿港辜家,擔任辜顏碧霞女兒的鋼琴老師,所以他在逃亡前夕,向辜濂松的母親辜顏碧霞借了二千元,說要去日本,結果辜顏碧霞因為借錢給他也被捕入獄,雖然她並不知道呂赫若是借錢逃亡,但還是被認定她資匪,幫忙呂赫若逃亡,家產也被沒收。而呂赫若也從此失蹤,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裡去,仿佛消失在台灣的空氣中。當時判斷他極可能像台中二二八事件的靈魂人物謝雪紅一樣,逃亡到大陸或是日本,但是經過三十幾年,政治氣氛比較放鬆時,才有人說出呂赫若當時是逃亡到台北汐止山區一個叫鹿窟的地方,他躲在工寮中,有一天出門被毒蛇龜殼花咬到,因為身份敏感,村民不敢送他去就醫,結果因此喪生。 呂赫若會選擇逃亡到鹿窟,是因為當時有許多社會主義分子集結在此,村民與他有感情,所以呂赫若死後就被埋在一戶人家的菜園裡,立了一塊石頭,但因後來發生著名的「鹿窟事件」,鹿窟幾乎被滅村,許多人被捕,整個村莊因此荒廢,雜草叢生,埋葬呂赫若的那戶人家的房子與菜園也難以辨識,呂赫若的後代多次去尋找傳說中父親埋葬的地方都找不到,每年清明節,他們都會為此感嘆。 呂赫若失蹤後,呂家就陷入愁雲慘霧,其實每個政治犯家庭都一樣,呂赫若的妻子原本住在台北,後來把家搬到台中,大兒子呂芳卿原本讀建國中學,要轉學到台中一中,卻找不到人作保,大女兒呂愛琴就讀北一女初中部,卻因為父親的關係被留在拘留所,要求供出父親去處,為了逼她,還在她面前將舅舅的頭壓在水中,威脅不說舅舅就會死,舅舅最後雖然沒有被刑求致死,但特務單位認為他有掩護呂赫若而被關了五年。呂赫若這位知識分子的家庭從此淪落,從次男到第六個孩子,都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比較好的只有老四,讀到台北工專畢業。次子呂芳雄每次回憶父親或是出席呂赫若紀念會、討論會時,都會說:「大家都說我父親對台灣很有貢獻、對文學界很有貢獻、對音樂界很有貢獻,但他唯一沒有貢獻的是我的家庭」。 呂赫若失蹤後,他的家人將他所有手稿、日記都挖洞掩埋,還在上面灑水加速腐爛,所以他留下的東西不多,次子呂芳雄可以拿出他的木雕作品,實在非常珍貴。後來台灣文學館有出《呂赫若全集》,他的小說從〈牛車〉到最後一篇〈冬夜〉,〈冬夜〉發表在1947年的1月,描述一位先生參加南洋戰爭過世的婦人,為了家庭生計,在國民政府來台後,無奈落入風塵,後來在一場追捕政治異議者的街頭被槍殺,小說中細述了台灣二二八前夕社會的混亂狀況。呂赫若可以說是一位優秀的社會寫實作家,這篇文章發表了一個月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台中白色恐怖的受害故事,今天介紹第一位呂赫若,台灣第一才子、作家、音樂家、聲樂家、雕刻家、劇作家。他1914年生,1949年失蹤,如果傳言無誤,1949年被毒蛇咬死在鹿窟山區,享年35歲,一位優秀的菁英就此隕落,令人遺憾。
「斌山一角」節目講述228事件的台中,主要聚焦二七部隊,不過,今天要談的是台中在228事件中,發生的兩件很有意義的溫馨故事。 228事件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衝突,衝突主要來自於語言的隔閡,因為台灣人是受日本教育,講河洛話(閩南語)。二戰結束,來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幾乎沒人會說台語,也沒多少人會講日語,除非去日本留學過,而且因為當時行政長官陳儀的關係,來台官員又以江浙為主,鄉音特別重,使得交流過程中時常發生糾紛。再加上文化的差異,畢竟台灣經過日本50多年殖民統治,與中國大陸脫離長達半世紀之久,所以生活文化差異相當大,很容易導致衝突。外省人之前欺凌台灣人,台灣人在228事件中就打外省人出氣,這是大家對228的印象。但事實上,228事件中本省人與外省人雖然衝突不斷,但也發生了許多本省人掩護外省人,外省人掩護本省人的溫馨故事,我今天就舉兩個發生在台中的故事。 228事件起因於2月27日的緝菸,28日大隊人馬到行政長官公署抗議引發衝突才導致。28日隔天3月1日,台中有一家很重要的金融機構「彰化銀行」(在日治時代稱為「株式會社」)剛好改制為銀行,這是一家非常早由台灣人成立的銀行,當天彰化銀行選出台灣當時最有名望的士紳,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擔任董事長,剛好當時的台灣省政府財政處處長嚴家淦(嚴家淦後來在蔣介石過世後曾經代理過總統,他常年擔任蔣介石的副總統,是蔣氏父子相當倚重的財經專家),代表官方出席了彰化銀行改制典禮,之後他想順道轉往日月潭遊玩,因為一般人都認為台中距離日月潭很近,實際上兩地相距幾十公里。結果當天社會已相當混亂,特別是外省人在街上被看到是人人喊打,嚴家淦的車子開到霧峰附近時,就有本省青年要把車攔劫下來,嚴家淦的車子只好繞過包圍民眾,危急情況下只能把車開進中台灣第一家族─霧峰林家。林家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從清朝到日治時代,在台灣的歷史上都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林獻堂,在日治時代領導台灣文化協會以文化抗日,還設置議會請願團,十幾次前往東京請願,不停地抗議、也不停地結交日本權貴,希望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能有一個監督總督府的機制,也就是成立議會,可惜沒有成功。不過,林獻堂多年的努力被台灣人視為當年重要的精神領袖。 嚴家淦躲到霧峰林家後,當時林獻堂並不在家,他的夫人楊水心非常識大體,掩護了嚴家淦與司機,把他們藏在房間的閣樓上,一直到晚上林獻堂才回來。雖然霧峰林家被民眾包圍,但因為林家在當地聲望崇高,也沒人敢翻牆進入追打嚴家淦。而林家為了掩護嚴家淦,還刻意派了一位年輕人穿著西裝翻牆逃走,引開包圍群眾,沒有讓嚴家淦在228事件中受傷。嚴家淦一直很感念林獻堂的救命之恩。1956年林獻堂在日本過世,骨灰從羽田機場運回台灣時,嚴家淦還特地到松山機場注視飛機下降,神情恭敬地等待林獻堂的骨灰抵達台灣。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在那種恐怖的衝突中,在那樣沒有辦法講是非道理的時候,還是有許多有格局的人,保持著他們的高度。像林獻堂及他的家人,他們保護了嚴家淦,這是228事件中相當有名的溫馨故事。嚴家淦也因此認為228事件並不像大家所看到的那麼表面,日後在治理台灣的方向上,也一致被認為是對台灣社會較為溫和與親民的官場人物,對台灣財經體制的建立也有相當貢獻。 第二個我要說的是發生在台中一中的故事。之前我曾經說過二七部隊台中有三個學校的學生是主力,分別是台中師範、台中商業學校以及台中一中,但台中一中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學生都是零星、個別參加,不像其他兩所學校都有組成自衛隊。台中一中在228時的情況也很緊張,學校裡的老師大多是外省人,我問過當時台中一中的學生,他們對於國民政府初期來接收學校的校長與老師,都非常肯定,尤其是金樹榮校長,是位溫文儒雅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待人謙卑有禮,也非常愛護學生。228事件當時,金樹榮校長與老師們面對一片混亂,也不知該怎麼辦,當許多本省人要進入台中一中對外省老師展開報復的時候,學生居然把校長和老師帶到學生住宿,並將他們藏在最中間的房間裡,因為這裡是台灣子弟居住的宿舍,把外省老師安排在這裡一定不會有事。所以金樹榮校長與其他外省老師,在228事件中都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等到二七部隊解散,國民政府軍警全面控制後,開始逮捕所謂滋事份子,其中就有台中一中的學生,可是當警察和特務人員要進入台中一中抓人時,金樹榮校長就站在學校進出的側門,拒絕他們進入校園。金樹榮校長說:「學生在社會變亂中出去關心社會,是知識青年應有的作為,我們的學生,我們自己負責」。就因為金校長的堅持,甚至不惜與警方撕破臉,保全了台中一中的學生。這也是台中228事件中,人們樂於談到的一個溫馨故事。事件中,學生保護了校長;事件後,校長保護了學生。所以228事件本省和外省人之間,並不是只有仇恨,事實上,在衝突中還是有許多溫馨故事。
後面這幾集我們大概都在談二七部隊,二七部隊做過相當多學術探討與口述歷史,對於二七部隊對台中的影響,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二七部隊保全了台中。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二七部隊是支民間武裝組織,要對付的就是國府軍隊,怎麼會在具有報復性質的整編21師,進入台灣各城市的無差別屠殺待遇中,台中反而受傷較輕。第一個原因是,二七部隊在台中期間,也就是3月4日成立到3月12日撤離到埔里的這段期間,那時整個台灣亂成一片,各城市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蕩然無存,四處燒殺虜掠。不是只有本省人打外省人,或是本省與外省、民間與官方之間的衝突,也有宵小趁亂打劫、作亂,二七部隊令人肯定的一點就是他們當時手中握有武器,有一千多支長槍、兩萬多顆手榴彈,但在整個政府失能的情況下,沒有拿來作姦犯科,反而取代失能的警察單位,擔負起台中的治安。 3月3日、4日兩天,警察局被包圍、營區也發生零星戰役,情況比較混亂,但從3月4日到12日,事實上,台中的治安是非常有秩序的,並沒有惡化下去,所以二七部隊讓人感覺維繫了台中治安。在當時緊張、激烈、敏感的時刻,他們擁有武器,卻取代了政府的治安工作。二七部隊受到當時台中民間的肯定,從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二七部隊大都是男性,而台中兩個以女性為主的單位,一個是台中女中、一個是台中醫院的護士,聯手起來照顧傷患,包括二七部隊受傷的隊員,還自告奮勇到營區、醫院包飯糰給二七部隊的弟兄吃。從這裡可以看出二七部隊是得到民心的。 3月12日,他們知道整編21師已經來到台中外圍,事實上,21師憑藉優勢的武器和兵力,可以所向披靡進入台灣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在進入台中時卻有所顧忌,因為他們知道台中有一支民間武裝部隊叫二七部隊。依照我們事後根據資料判斷,當初21師對二七部隊的許多情報是錯誤的,他們居然認為二七部隊有幾千人,事實上二七部隊在干城營區只有四百人,撤退到埔里時只有兩百人,但被誇大為幾千人的民間組織。更重要的是二七部隊攻進教化會館、干城營區,裡面有許多日軍撤退時沒有帶走的軍備品,其中最特別的是飛行裝,甚至有神風特攻隊的衣服,二七部隊的民軍就拿來穿,還使用日本原來那套訓練方式,連口令都是日文,所以被懷疑裡面有日本軍,而因為日軍在二戰時非常驍勇善戰,所以整編21師有所顧忌,才沒有馬上進入台中。 整編21師與二七部隊對峙期間,經過台中士紳林獻堂等人一再折沖,希望二七部隊撤離台中,最後大家說服他們,二七部隊成立是為了保全台中,如果戰火在市區燃起,一定生靈塗炭,因此要求他們撤離。而隊長鍾逸人也認為真要展現戰鬥決心也不一定要在台中市,所以3月12日就撤退到埔里。二七部隊撤退後,21師才進入台中。21師進入台中後,台中鴿派人士就告訴21師,那些要與國府軍隊戰鬥的鷹派都到埔里去了,如果要對付他們就到埔里,市區已經沒有這些頭痛人物了,所以21師進入台中以後幾乎是秋毫無犯。 當時二七部隊要撤退到埔里之前,台中市的富有人家也出錢出力,其中有一張十萬元的支票,由台中士紳交給謝雪紅,再由謝雪紅帶到埔里給鍾逸人,讓鍾逸兌現購買軍糧。鍾逸人12日撤退到埔里,13日又偷偷潛回台中,他觀察了當時台中的狀況,發現21師進入後沒有很大變化,不像21師登陸基隆、進入台北城、經過新竹、苗栗來到台中,之後回溯發現台中受傷最輕,受迫害、屠殺的狀況也沒有像基隆、台北、嘉義、台南、高雄這些大城市一樣。 所以說二七部隊保全台中,是顯示在這兩個面向。第一、二七部隊手中擁有大量武器卻沒有拿來作姦犯科,反而取代政府維護整個市區治安,現在還活躍在政壇的一位社會主義前輩陳明忠,他是鼓勵前副總統連戰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時,前往大陸展開「破冰之旅」的一位老前輩,他回憶228時他剛好就讀台中農學院(現在的中興大學)一年級,他也參加了二七部隊,參與維繫治安工作,他曾在街上看到一位外省孕婦,被一群本省青年毆打在地,當時因為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造成本省與外省衝突不斷,本省人對外省人情緒上的不滿在228事件中全面爆發,認為外省人到台灣成為統治階級,甚至還比不上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日本殖民統治還講法治,國民政府到台灣卻只有壓迫,所以整個情緒大爆發。 那時外省人非常可憐,住在宿舍或坐車上都會被毆打,結果陳明忠就正好看到一位外省孕婦被毆打,他馬上拿槍對著幾位毆打孕婦的青年,斥責他們的毆打行為,而這幾位年輕人回說孕婦是外省人,外省人都是貪官污吏,陳明忠又說,我們是反對外省人,因為外省人佔了很多權位,貪官污吏比較多,但這只是一位婦人,她怎麼可能是貪官污吏,況且她還懷孕,你們怎麼可以把她毆打在地。結果這些年青人一方面可能懾於他手中有槍,一方面可能也覺得他說的有理,就扶起這位孕婦。 類似這樣的故事,我們在二七部隊的追尋中發現很多,當時外省人都在躲避,因為本省人視他們為寇讎,由於一、二年來衝突,當時一般百姓可以接觸到的外省人都是官員或警察,所以他們就認為外省人都是統治階級,不會講台灣話的都是敵人,然後打他們出氣。整個二二八事件整編21師會有這麼大的報復行動,這也是重要原因,因為語言的隔閡、文化的差異造成的許多衝突。但是二七部隊並沒有趁火打劫,也沒有不理性的拿武器對付外省人,保全了台中的社會秩序,也讓21師進入台中時較為謹慎,沒有無差別屠殺。所以在論斷二七部隊時,許多學者專家都會用這樣的歷史定位,那就是二七部隊對台中最大的意義,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全了台中這座城市。
我前幾集大部分都在談27部隊,27部隊就是228時台中出現的一支反抗國府軍隊的民軍。27部隊在整編21師抵達台中後撤退到埔里,然後在烏牛欄戰役後分頭逃亡,至此,27部隊在整個歷史事件中就算結束了。由於27部隊是228事件中唯一一支由民間組成的武裝隊伍,也真正的拿起槍桿與國府軍隊對抗,所以之後被追溯、回憶與討論的就特別多,今天要談的是27部隊的部隊長鍾逸人。 鍾逸人今年已經96歲,依然耳聰目明、聲如洪鐘、身手矯健,在健康上是一位奇人,現在要求他回憶70年前為何被擁戴為27部隊部隊長,他也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因為他雖然有非常魁梧英挺的身材,但他沒當過兵,沒打過戰,也沒受過任何正規的軍事訓練,只有在學校時上過軍訓課程。當時大家公認應該擔任部隊長的其實是謝雪紅,因為她是3月2日市民大會的主席,又成立作戰本部,儼然已經成為反國府軍隊的武裝力量象徵,但謝雪紅不願意。她雖然沒有說明原因,但我曾經說過兩個原因,一個是從日治時代到國府初期,台灣人對共產黨這三個字非常敏感,且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她如果站上檯面不易被接受。第二,她是女性。70年前還是以男人為主的社會,非常男尊女卑,要一支99%都由男性組成的武裝民軍,由一位女性來指揮帶領,恐怕謝雪紅也不敢。 本來大家公推的是領導埔里隊攻佔干城營區的埔里隊隊長黃信卿,畢竟是因為攻進了干城營區,才能進一步組織台中各支民軍隊伍成立27部隊,但黃信卿認為他來自埔里,對台中人生地不熟,也不熟悉台中的人脈與地理環境,不適合擔任部隊長。因為鍾逸人在整起事件中非常熱心,3月1日就倡導召開市民大會,然後各地奔走,加上他本身是記者,接觸面廣闊,包括:官方、士紳以及各地有影響力的人、甚至角頭勢力他都認識,所以就被推舉為部隊長。鍾逸人跟我說他本來想推辭,但看到實在是群龍無首,沒有部隊長整個隊伍就無法進入組織化狀態,才勉為其難接受。所以他說他當這個部隊長有一點莫名其妙。 但是鍾逸人把27部隊帶進埔里後,3月14日傍晚謝雪紅宣布解散27部隊,3月15日下午,謝雪紅與愛人楊克煌就擅自離開,鍾逸人也一樣。我想謝雪紅解散隊伍前是有跟鍾逸人商討過的,但是鍾逸人一直跟我說,當時並沒有講得很清楚,當我問他為何15日就離開,因為16日就展開了最激烈的烏牛欄之戰,鍾逸人回說當時根本亂成一團。 鍾逸人很偶然、也很意外的當上了27部隊部隊長,而在3月15日離開埔里、離開部隊後,他就開始逃亡,一直到4月22日傍晚,逃亡到台北汐止,他本來想買一條船走私糖到日本,也順便逃亡到日本,因為當時二戰結束,日本物資十分缺乏,糖在日本灸手可熱,所以走私糖到日本也可以解決他在日本逃亡時的經濟問題。但最後他遭人密報在汐止被捕。 鍾逸人算是運氣比較好,照道理,他領導一支武裝部隊去對抗國府軍隊,一定是必死無疑,他自己都說被捕當時,他覺得自己這條命不可能活下去,但他被捕沒多久,國民政府換下陳儀改派魏道明擔任台灣省主席,感受到228事件對台灣的殺戮太重,魏道明採取懷柔政策,把特殊審判(軍事審判)改為一般審判(司法審判),軍事審判都很嚴厲,很多人都直接拉到刑場槍決,但改為一般審判後,鍾逸人很意外的活下來,被判刑15年,期滿後獄方認為他還未真正對國家忠誠,又將他送到小琉球管訓兩年,所以他總共被關了17年。 出獄後的鍾逸人在台灣仍然處於戒嚴的情況下,不敢再碰政治,就開始做生意,他因為留學過日本,日文能力強,加上家裡原本就在做生意,所以很有做生意的天份,他做的綠藻生意也非常成功,這是一種直銷式的健康產品,每次問他為何高齡96歲仍身強體健,他總是說他就是吃綠藻養身。他的工廠是世界上綠藻產量最大的工廠,也為他賺進不少錢。他算是少數政治犯出獄後事業成功的例子。鍾逸人一直優遊在商場上直到他60多歲,那時雖然台灣仍在戒嚴,但社會已經比較開放,像名作家李喬等人就鼓勵他以一位228的重要見證者撰寫回憶錄,所以他就開始寫回憶錄,那年他已經68歲。 鍾逸人是1921年出生,228事件時他26歲,到68歲開始寫回憶錄,第一次他寫了上、下兩集,書名是《辛酸六十年》,主要聚焦228事件當中的27部隊。不過當時無法公開發行,是由鄭南榕創辦的黨外雜誌《自由時代》,暗中幫他發行,引起很大的震撼,因為這是228見證者留存的最真實史料。從此鍾逸人在心靈上有所寄託,他認為上天讓他存活下來是為了替228做歷史見證,因此他陸續又寫了第三本《火的刻痕》以及第四本《此心不沉》,這四本書到目前為止已經得過三個獎,分別是:真理大學的「牛津文學獎」;前輩作家「吳濁流文學獎」;以及前輩作家「巫永福文學獎」。今年2017年又獲邀到美國得到「廖述宗紀念獎」,他覺得他的一生非常精彩、轟轟烈烈,也決心用他的一生為歷史做見證,目前還持續寫書。
上一集談到二七部隊最後選擇撤退到埔里,並且凝聚了很強的作戰意志,但因謝雪紅、鍾逸人等領袖相繼離開,所以到最後有一點群龍無首的狀態,然而他們還是打了最後一場決戰─烏牛欄戰役,這場戰役至少造成國民政府整編21師先遣部隊11死9傷,27部隊學生軍當場戰死有5位,我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潘福枝,其餘四位的姓名不詳,因為當時都是散兵游勇、烏合之眾。剩下的二七部隊成員也相繼離開埔里,選擇不同的逃亡路線,這一集就要來談談二七部隊解散後,成員各自的命運。 原先二七部隊在台中成立時大約有四百位,撤退到埔里時剩下兩百位,等到謝雪紅離開後只剩下一百多位,但其中我們真正能夠找到名字的只有70位,這是很遺憾的調查結果,最主要的學生軍都是台中師範以及台中商業學校的學生,但是我們還在努力追尋中。接下來說明這70位部隊成員的命運。 隨著烏牛欄戰役27部隊被平復後,台灣很快進入全面掃蕩的清鄉綏靖時期,整個社會都被軍隊所控制,到了4月份台灣更換省主席,把不得民心並引發228這麼大動亂的陳儀調回大陸,改派魏道明接任台灣省主席,魏道明上任後鼓勵自新,結束非常時期以及反抗政府的軍事審判,回復司法審判,這是228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因為事件發生當時以及後來的清鄉綏靖都殺了不少人,但魏道明取消非常時期軍事審判之後,殺戮就大為降低。也因此真正因為27部隊而被判刑的只有兩位,一位是部隊長鍾逸人、一位是自動車隊的隊長吳金燦。鍾逸人被判刑15年,坐牢17年;吳金燦被判7年,都沒有很嚴重,如果依照當時228事件國民政府軍給大家的印象,照道理這些拿槍、拿手榴彈與政府對抗的一定准死無疑,原因就是魏道明將軍事審判回復到司法審判,就很少判死刑,除了共產黨的頭頭,沒有確切證據的幾乎都沒事,所以27部隊成員逃回台中後就相繼出來自新。 我說228事件中,台北、高雄、台南、嘉義都引發嚴重殺戮,而台中沒有,就是因為當時21師要進入台中時有所顧忌,因為台中有27部隊這支民間武裝力量,加上台中士紳林獻堂等人也跟國民政府軍說明27部隊已經撤退到埔里,進入台中市區不必那麼緊張,所以進入台中後沒有什麼殺戮,這在當時相當特殊。 不過,27部隊的成員雖然沒有死在228事件,但在228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他們很多人也都走上刑場、命喪馬場町,一個個被槍決。我們掌握到被槍決的至少有古瑞雲的弟弟古瑞明,在1953年被槍決。當時非常活躍的台中師範自衛隊長呂煥章,後來也走上刑場被槍決。27部隊宣傳部長也是一名記者叫蔡鐵城,後來也在白色恐怖大甲案中被槍決。還有一位也是台中師範的林瑞福也被槍決。還有一位27部隊成員叫施部生,也被判死刑。這些人當時在27部隊中也都扮演比較剽悍的角色,他們在228事件後3-6年之間,還是因為政治的關係而遭到逮捕並被判處死刑。 這是死刑部分,在我們的調查中,70位成員中最後被槍決的大約有7-8位,另外一批人是逃亡,他們不是一起逃,而是分開逃、分批逃,他們逃亡最多的地方是中國大陸,傾向左派的都逃亡大陸,像是精神領袖謝雪紅及她的愛人楊克煌,以及27部隊的副官古瑞雲也是跟謝雪紅一起逃亡,他們三位同時坐軍艦逃到廈門。除此之外還有何集淮也逃到大陸,何集淮的哥哥何集璧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外孫女陳文茜。還有左派用來運籌帷幄、調集物資品的李喬松以及他的兒子李韻東也相繼逃往中國大陸。還有本來要被推舉為27部隊長的埔里隊長黃信卿,他後來出任參謀長,非常有戰鬥經驗,後來也逃往中國。 他們到中國大陸後的命運如何?很遺憾的,他們很多原本都是共產黨員,但到大陸的日子並不好過,一開始還有受到重視,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批鬥風潮,謝雪紅、楊克煌及古瑞雲都是被批判的對象,謝雪紅的罪名有三個,一個是右傾,共產黨鬥爭人的第一個帽子就是右傾,第二個是「分離主義」,因為謝雪紅曾經說過「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還說「台灣會發生228不是偶然,而是一種文化的衝突」,她甚至還說了一句讓共產黨十分不滿的話,那就是「如果二次大戰後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來統治台灣,一樣會發生228事件」,因為台灣和大陸分離50年後,文化已經非常歧異,才引發這場不幸,所以她主張應該讓台灣人來治理台灣,這個被歸類為分離主義。第三個是228逃兵,指責她為什麼把那麼多勇敢的人民、勇於改革的青年帶進埔里,還慷慨激昂說要決一死戰,卻於3月14日在所謂接獲秘令之下解散27部隊,15日自行離開,這個罪名謝雪紅在批鬥中一直無法有力反駁。 另外有一批人是跑到日本去,還有一位盧伯毅跑到韓國,過了非常慘淡的一生,而更多人是下獄、被關,包括:黃金島判無期徒刑,坐牢24年;陳列珍也被判無期徒刑,關了33年10個月;此外還有蔡伯壎、陳浩川、蔡仲伯等人也都被判刑坐牢。曾永權本來被捕但因為交心只被羈押後釋放。很多27部隊的弟兄後來幾乎都被判刑,坐了長短不一的黑牢,再來就是我們找不到名字的人,他們大概都是非常哀怨、無奈、低調的過了一生。無論如何,所有27部隊的成員在政治的變局中,都付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我們還在繼續追查其餘27部隊成員的名單以及各自的命運。
我是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長陳彥斌,「斌山一角」主要講述的是1947年228事件的台中。台中當時組成一支民間武裝部隊叫二七部隊,為了台中市免於戰火洗禮,3月12日把軍隊撤退到埔里山區。上集談到,12日撤退到埔里,13日謝雪紅展開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講,鼓舞士氣,要求大家共同決一死戰。但令人難以想像的是14日晚上她居然宣布要解散二七部隊,她的理由是接到了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秘令,要求她「保存實力、就地解散」,這件事她一直到死都無法解釋清楚。15日謝雪紅和部隊長鍾逸人離開埔里,有些人也相繼離開。不過,當初撤退到埔里的兩百多人,當天晚上至少還有一百五十多人留下,他們突襲魚池派出所以及日月潭小部隊,16日回到埔里,指揮所設在武德殿,武德殿現在已經拆除,現在是埔里鎮公所。 他們來到指揮所看到還有不少人堅守崗位,其中最嚴謹的是由黃金島所率領的警備部隊,駐紮在中潭公路進入埔里的愛蘭橋,以前叫烏牛欄橋,當時是一條可供車輛通行的吊橋,橋下的溪是烏溪上游,叫南烘溪,旁邊有座廟宇叫醒靈寺,這裡就是進入埔里的隘口,由當時21歲的黃金島率領著30-40位學生軍駐守。3月16日清晨大約六點左右,哨兵聽到部隊前來的聲音,馬上示警。黃金島從聲音判斷部隊已經非常接近,他馬上叫醒大家,抱著手榴彈埋伏在烏牛欄橋的道路邊坡上,等著整編21師大約100-200位先遣部隊。黃金島後來回憶表示,當初整編21師的指揮官判斷錯誤,因為當時他們看到烏牛欄吊橋接近埔里那一頭的醒靈寺下方,有民軍走動,因此研判主力隊伍在另一側,忽略吊橋另一端有人埋伏在山坡上準備伏擊。結果等到先遣部隊走到他們埋伏邊坡的下方時,黃金島他們就開始丟擲手榴彈,黃金島本人就丟了三顆,造成先遣部隊很大傷亡。 黃金島說,為了讓手榴彈能在空中爆炸,以造成對方更大傷亡,原本數到三就要丟出,數到七就會爆炸的手榴彈,他們硬是數到六才把手榴彈丟出。到底造成多少傷亡?根據已故民俗專家洪敏麟的研究,從軍方的資料顯示,烏牛欄戰役造成11死、9傷。當然21師也馬上反擊,黃金島就率領學生軍與先遣部隊戰鬥,當古瑞雲和陳明忠帶人從埔里的武德殿來到醒靈寺下方時,雙方已在激戰,不過,眼看21師武器精良,且部隊源源不絕,感到勢不可為,因此要求黃金島快點解散。 黃金島他們在餓著肚子、彈盡援絕的情況下,大約撐到11點,他就帶著幾位學生潛入南烘溪,避開橋上的戰火與軍隊,快步跑回指揮所武德殿,然而到了武德殿後他們非常絕望,因為已經空無一人。整個二七部隊在開戰的晚上還士氣高昂地接收派出所與小部隊,但是清晨打起來後,因為雙方兵力實在不成比例,無奈只好解散,從那一刻起,二七部隊最後一股抵抗力量也完全消失,二七部隊成員就開始分頭逃亡。 他們逃亡的路線很多,有的是從埔里經過國姓到谷關然後到白冷,再度過大安溪到苗栗卓蘭,繞了一大圈再回到台中。謝雪紅和楊克煌15日離開後,從魚池走到竹山,到竹山後發現局勢已十分緊張,原本她想去嘉義小梅投靠當地武器部隊,但已無法前往,只好轉往田中、彰化,再到台中大肚的鄉下藏匿。鍾逸人則是從埔里到五城蓮花池,再從中寮到集集,後來到彰化與他的未婚妻會合。他當時逃亡時請了一位高山嚮導,後來在被追捕的過程中也擔任他的耳目,幫忙對外聯絡。二七部隊就這樣全面渙散。 烏牛欄戰役學生軍的傷亡情況,並沒有任何資料,我們做了當地口訪調查,得知最少有五位陣亡,橫屍在烏牛欄附近,當地人協助就地掩埋。二七部隊最後只打了烏牛欄戰役,但為了與21師對抗,他們還挖了壕溝,相隔七十年,當初壕溝的樣貌已不復見、雜草叢生,但仍可看出那裡是居高臨下的戰略要地,顯示二七部隊雖然是民軍,卻也做好作戰的基本準備,只是實力相差太懸殊、寡不敵眾,加上精神領袖與實質領導人,還未戰就先離開,造成士氣渙散。即使如此,二七部隊仍然打了一場非常激烈的烏牛欄戰役。整個228事件,台灣人民與正規軍隊的正式戰鬥也只有這一場。 烏牛欄之役從清晨打到下午,二七部隊相繼解散,我們問當地人,他們說當天非常緊張,風聲鶴唳、槍聲不斷。當我問到是否知道是什麼軍隊在戰爭,他們則說是謝雪紅的軍隊,所以雖然叫二七部隊,大家還是認為是由謝雪紅所率領,只是謝雪紅15日就離開,並沒有參與這場戰役。
今天要談的台中白色恐怖受難故事,是當時在台中也相當有名的一位菁英─盧伯毅。 盧伯毅在當時很有名,但是後來卻很少人去談到他,原因是二二八事件後他在台灣社會失蹤了四十年。盧伯毅1925年生,台中市西區人,他的父親盧炎生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建築師。盧伯毅自小就很聰慧,時常拿第一名,就讀台中一中時成績也很優越,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正就讀台大經濟系,那時能讀台灣大學相當不容易,能夠讀經濟系更是不易,整個台中就只有他一人。他就讀台大經濟系時已經22歲,因為他高中畢業後曾經到日本發展,原本想讀日本的軍校或學校,但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日本沒有很好的求學機會,所以他就回到台灣,於1944年進入台灣大學,1947年他剛好經濟系三年級。 實際上,盧伯毅19歲時就結婚了,對象是一位彰化女子丁韻仙。丁韻仙的生父是陳虛谷、養父是丁瑞圖,生父、養父都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大將。丁瑞圖出身鹿港第一家族丁家,後來第一家族由辜家所取代,鹿港以前是個大港口,丁家在鹿港經營船頭行的生意,歷代出了不少舉人、進士,也算是書香世家。丁瑞圖因為當時沒有孩子,就收養了陳虛谷的女兒,所以丁韻仙的家世相當好。 丁韻仙讀高中時就因為反日思想濃厚並化為行動,被日本政府逮捕、羈押,關了一年多。後來她輾轉來到台中,到台中一中找弟弟丁國翹,認識了盧伯毅,兩人相愛結婚,結婚時盧伯毅19歲、丁韻仙22歲。二二八事件時丁韻仙住在台中,在台北的盧伯毅就趕回台中,他告訴丁韻仙,現在台灣正處於變遷中,我們有那麼多的社會主義理想,但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人,我有家庭,還有兩個女兒,我是否應該投入「二七部隊」。丁韻仙鼓勵他參加「二七部隊」,她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順應時事,有這樣的機會當然應該為理想奮進,為何要受家庭羈絆。我們追尋二七部隊的歷史中,盧伯毅算是比較剽悍的強硬派,所以在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全力追捕他。 盧伯毅第一次逃亡到日本,幾個月後他認為台灣的社會氣氛已經不像二二八時那麼風聲鶴唳,所以又潛回台灣,回到台中與丁韻仙住在一起,但是不敢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在社會中活動,這段期間丁韻仙又生下第三個女兒。然而特務的追捕一直存在,有一次盧伯毅看到家中都是特務後決定再度逃亡,他先逃到台中父母的家中,請家人籌錢幫他逃亡。盧伯毅這次的逃亡,可以說是身懷巨款。因為除了他自己的家人之外,丁家以及陳家都分別拿錢給他,特別是愛才的陳虛谷。後來我們追尋時證實,陳虛谷當時拿了一百萬元給盧伯毅,而當時愛國獎券的第一特獎大概也只有二十萬。 但是盧伯毅第二次逃亡非常曲折,他搭乘的船漂泊到韓國仁川港避風雨。他離開後,丁韻仙一位弱女子,她雖然是女性知識分子,但帶著三個女兒仍然非常困難,她本來住在盧伯毅家中,但與他的家人相處不來,後來丁家的弟弟建議,如果只是吃住問題,丁家家大業大,絕對不會少她們母女睡覺的床與碗筷。從此丁韻仙母女住進了丁家大宅,在這裡度過非常孤單、煎熬與困苦的一生,雖然沒有餓到,孩子受教育也沒有問題,因為丁家真的很有錢,但是就像大女兒盧靜綠接受我們採訪時所說,她們從小就知道我們不缺什麼,但沒有一件屬於我們,所有東西都是別人施捨、幫助的,所以雖然盧靜綠功課很好,但初中畢業後卻不敢去讀高中,而是選擇念台中護校,她只想早點出來當護理人員,幫助家庭,就連讀護校時,也是拿農復會的獎學金,非常懂事。 丁韻仙就在深宅大院中把三個女兒拉拔長大,她大部份時間都在繪畫,後來大家替她舉辦了「鐵蒺藜與玫瑰花」畫展,鐵蒺藜(就是監獄的鐵絲網)與玫瑰花是她最喜歡也最擅長畫的兩種物件,清楚的傳達她生活在鐵蒺藜中,但心中想望的是美麗的玫瑰花。 第一個訪問丁韻仙的學者是彰化高中的老師呂興中,他在接受我訪問,談到丁韻仙時流下眼淚,他說這樣一位左派的女性知識分子,就這樣度過困苦、潦倒的一生,他曾經問丁韻仙如何度過這四十幾年,她說那是無法言喻的孤單與無奈。等到丁韻仙女兒長大成家、經濟狀況好轉後,她才搬到台北。盧靜綠的先生從事五金貿易生意非常成功,他們住在新北市花園新城,那是一個位於小山坡的美麗社區,瞭望的視野非常美麗,所以丁韻仙的晚年生活還不錯。 她們沒有想到的是盧伯毅失蹤40年後的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那年的12月,鹿港丁家打電話告知收到一張從韓國漢城(現在的首爾)寄來的明信片,寄信人叫盧伯毅。盧伯毅說他在韓國已經煎熬了40年,如今纏臥病榻,極想見到他一生中最愛、也虧欠最多的人,也就是丁韻仙最後一面。丁韻仙接獲消息後陷入長考,最後決定不去見他,而是派了女兒盧靜綠到韓國去見盧伯毅。事實上,盧伯毅流落韓國後又在當地娶妻,生了二男一女,大兒子當時也在一家建設公司工作,他在韓國沒有名分,過得十分可憐,他在仁川港受難上岸後,全部家當都被沒收,因而無法離開韓國,流落仁川饑寒交迫時走到一家飯店,飯店服務生同情他,拿飯給他吃,這位女服務生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盧伯毅1987年寫明信片回台灣,想見丁韻仙一面,可是丁韻仙認為盧伯毅是一位知識分子,也是一位社會主義信仰者,卻貪生怕死,怕坐牢被關,流落異鄉浪費青春生命,一事無成,所以她不願意再見他。坦白說,丁韻仙的談話令人非常感傷,她是一位非常崇尚社會主義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堅持了一生。盧伯毅1988年病逝韓國,葬在異鄉首爾的一個天主教墓園,這是一個白色恐怖中悲慘的流亡故事,但卻是真實的人生。
上一集談到二七部隊的簡史,提到二七部隊推舉鍾逸人擔任部隊長、黃信卿擔任參謀長,然而在所有任命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他就是古瑞雲。他是謝雪紅的義子,非常年輕,剛從台中商業學校畢業,但卻是最有戰爭意志的一位客家人,因為他非常仰慕謝雪紅,所以就一路追隨,後來也跟隨謝雪紅偷渡到中國大陸。為什麼一開始就提到他,因為鍾逸人雖然是部隊長,但是卻很少在營區看到他,我訪問鍾逸人時他也承認,因為當時對外聯繫非常重要,而且要掌握整個社會局勢,所以他大部份時間都在外奔走,所以實際領導軍隊的是黃信卿與古瑞雲。而古瑞雲為何會擔任鍾逸人的副官,外界都認為這是謝雪紅刻意安排,不過關於這點目前還沒有確切史料證實。古瑞雲所寫的《台中的風雷》、謝雪紅《我的半生記》、楊克煌《我的回憶》裡都沒有提到這件事,但一般都認為這是左派,尤其是謝雪紅的精心安排。 上集提到二七部隊從3月4日成立一直到3月12日,代替治安單位維繫台中社會的平靜,3月11日晚上,二七部隊做成撤退到埔里的決議,因為當時國民政府的整編21師已經逼近台中。依照判斷,21師11日應該就可以進入台中,但因為二七部隊這支民間武裝力量,有槍、有手榴彈,讓21師有所顧忌。所以主張和平的溫和派,像林獻堂這些台中士紳就展開遊說,希望二七部隊撤出台中市,勸說的主要理由就是,二七部隊當初組成是為了保護台中,但如果二七部隊與21師在台中市區衝突,引發血戰,整個城市將生靈塗炭,也違背當初保鄉衛土的精神。二七部隊認同這樣的說法,於是在11日晚上決定,於12日清晨撤退到埔里。 上集談過二七部隊的人數,真正在營區食宿、接受任務的大約有四百人,12日清晨,鍾逸人與古瑞雲向這四百人宣布要撤退到埔里,撤退的目的,第一是為了保護台中市免於戰火洗禮,第二是決定到埔里山區與21師做殊死戰。要同行的就一起走,不願去的也絕不勉強,大家可以平和離開。一番立場說明後,準備了六部軍用卡車,開始載運弟兄以及軍備撤退到埔里,當天願意一起撤退到埔里參與最後決戰的只剩下兩百人,總共用卡車載運了兩趟。他們路經草屯時還發現一間軍用倉庫,佔領下來後發現這間倉庫放置的是日軍遺留下來的軍毯、飛行衣等軍需品,就把這些軍需品也一併帶走。 12日抵達埔里後駐紮在埔里國小,13日早上謝雪紅在埔里國小向二七部隊弟兄發表了一場演講,當場聽過謝雪紅演講的蔡伯壎先生,今年90歲了,還有曾永賢先生,他後來擔任調查局處長,並且在李登輝總統時代被拔擢為國安委員、甚至出任總統府資政,他在年輕時也是左派,是二七部隊文宣尖兵,當時也是聽命於謝雪紅指揮,他在後來白色恐怖時代被捕,向有關單位自新,他寫了一本回憶錄《從左到右六十年》,交代自己為何從一位左派變為右派?為何從共產黨員到反共?他接受我訪問時說,謝雪紅這場演說講得太好了,她說我們已經來到埔里,來到最後決戰點,只要21師來到埔里,一場血戰難免,極可能全軍覆沒。但跟隨撤退到埔里的都是戰鬥意志最堅強的,大家聽完後都鼓掌叫好,願意血戰。 13日謝雪紅演講後就到了霧社,霧社距離埔里大概十幾公里,霧社是原住民泰雅族人居住地區,二七部隊裡的埔里隊也有許多原住民,他們當初被日本人抓到南洋去打戰,所以很會打戰也身手矯健,打游擊戰非常強,謝雪紅希望說服當時霧社仁愛鄉長,讓這些高砂義勇軍來參與二七部隊,而當初他們決定撤退到埔里的原因之一,除了認為埔里是個山區,易守難攻,若失敗可以馬上遁入中央山脈之外,霧社地區有許多能征善戰的原住民可望加入二七部隊,也是主要原因。但他們的遊說並沒有成功,仁愛鄉長語重心長的說,他們也反對國民黨到台灣倒行逆施,但是泰雅族已經沒有力氣再與當局對抗,因為日本時代的霧社事件,泰雅族的男人就死了三分之二了,好不容易等下一代長大,二戰時期又被日本抓去南洋當兵,原住民男人又死了一半,如果剩下的年輕人再跟隨二七部隊去和正規的21師對抗,泰雅族可能要就此滅亡。但是鄉長也表示,他不號召族人參加,不過願意跟隨的他也不會阻止。所以又在霧社遊說了大約20-30位高砂義勇軍投入二七部隊。 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後,一開始是謝雪紅演講鼓舞士氣,又親自到仁愛鄉遊說原住民加入,但是非常奇怪,也是謝雪紅後來逃到大陸被一再批鬥的原因,就是3月14日二七部隊正是戰鬥意志強烈時,謝雪紅居然宣布要解散二七部隊,她後來的說法是當時接到共產黨台灣省工作會的秘令,簡單來說就是「就地解散、保存實力」。隨著謝雪紅的離去,部隊長鍾逸人也離開,他們在3月15日傍晚相繼離開埔里,二七部隊雖然陷入缺乏精神領袖與實質領導的困境,士氣受到影響,不過並沒有因此潰散,還是有一百多人留下,此時,古瑞雲副官毅然挑起指揮的任務,決定戰鬥到底。因此,15日晚上隊伍突擊魚池派出所以及日月潭國民政府軍駐紮的小部隊,大獲全勝。 15日的晚上對二七部隊而言是個難熬的夜晚,畢竟最重要的精神領袖謝雪紅離開了,謝雪紅離開時只帶了她的愛人楊克煌,所以謝雪紅在中國大陸被批鬥時,最大的罪名就是228的逃兵。
上集談到1947年的228事件中,台中成立了一支二七部隊,這集繼續講述什麼是二七部隊? 上集說過為什麼取名「二七」,是為了紀念228烽火起源於2月27日晚上台北大稻埕的緝菸事件,那時台灣人也把228事件稱為「二七事件」。我曾經問過二七部隊的部隊長鍾逸人,他今年已經96歲,身體依然健朗,耳聰目明、聲如洪鐘,之後會有一集專門介紹他這位奇人。他對70年前的事仍然記憶深刻、歷歷在目。我問他到底二七部隊的規模多大,他說當時都是烏合之眾,湊熱鬧到干城營區的大約有一千人。後來我又問,如果以在干城營區食宿並接受分配任務為標準來界定二七部隊成員,究竟有多少人?他說大概有四百人。 鍾逸人為什麼會被推選為部隊長?一開始大家想到的首要人選是吳振武,因為他曾經在日治時代當到海軍中尉,是台灣人在日軍中官階最高的一位,他長得非常魁武,渾身散發出軍人氣息,當時他在台中師範擔任訓育組長。但是吳振武不接受,他認為這樣就要和政府軍對抗未免太隨便也太簡單了,也認為台灣社會還未到武裝革命的條件。此外,聽說他到干城營區看過之後震怒,因為他放眼一看都是學生軍,有些學生站起來比步槍高不了多少,這些高中生要如何參加打戰。所以他堅拒二七部隊部隊長的榮銜,並且隔天就生病住院,對外說是因為擦槍走火,子彈打傷腿部,但有人說他其實是為了躲避領導重任而自戕。 因為吳振武不願意,於是大家想到的第二個目標人選,是攻入干城營區的最大功臣,埔里隊的隊長黃信卿。不過,黃信卿也拒絕。他說他是埔里人並非台中人,由他來帶領台中民眾抗暴沒有道理,後來黃信卿推舉鍾逸人來擔任部隊長,因為他是一位記者,又在台中土生土長,與各方人馬均熟識,溝通起來比較沒有障礙。鍾逸人告訴我,當時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因為他沒有當過兵,也沒有打過戰,要如何擔任一支武裝部隊的部隊長。後來因為大家紛紛起哄推舉,他也就接受了。 也有人奇怪為何不是推舉台中228事件的靈魂人物謝雪紅,來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我問了當時在場的二七部隊弟兄,他們說3月4日謝雪紅並沒有到干城營區,所以也沒有辦法推舉她。但是我覺得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她的共產黨紅色色彩太強烈;一個是當時台灣社會還是男尊女卑時代,由女性來領導這麼大的武裝組織,很多男性恐怕也無法接受。謝雪紅大概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她閃開了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的機會,就由鍾逸人來擔任。 鍾逸人擔任部隊長後,馬上任命推舉他的埔里隊長黃信卿擔任參謀長,曾經當過台籍日本兵,非常有作戰經驗的黃金島擔任警備隊長,也是記者的蔡鐵城被任命為宣傳部長,有點像現在發言人的角色。由於營區內還留有一些車輛,所以也成立了自動車車隊,由吳金燦擔任隊長。為什麼特別介紹吳金燦,因為在228事件當下被逮捕坐牢的,二七部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鍾逸人,另一個就是吳金燦。可能大家會覺得奇怪,228事件不是非常恐怖的鎮壓、殺戮嗎?二七部隊成員拿槍和國府軍隊作戰還把軍人抓去關,居然大部分領導人都沒有被抓去坐牢,我想這是那時候歷史的一個偶然,後續的節目會再細述。 二七部隊成立後,就在干城營區內食宿並接受任務分配和軍事訓練,由黃金島這些有實際作戰經驗的人來訓練他們,因為他們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丟手榴彈,以及城市游擊戰的一些基本動作和認識。他們每天在干城營區接受非常嚴密的訓練,另外,由於整個台中政府的功能完全喪失,警察局也被繳械了,社會亂成一片,所以台中的治安工作自然由二七部隊挑起。因此,二七部隊被台中市民接納的重要原因是這些人擁有武器,武器還十分豐厚,當時干城營區內有長槍超過一千支,短槍也不少,謝雪紅等人出門時都配掛短槍,手榴彈有兩萬多發,甚至還有幾挺機關槍。但是他們沒有拿去為非作歹,反而拿去維繫治安。 我們在拍二七部隊紀錄片時,訪問到當時就讀台中農學院的突擊隊長陳明忠,他當時也擔任臨時的民間糾察。他曾經看到一位外省籍的孕婦,被群眾歐打在地,他馬上把人救起來。打人的群眾聲稱打的是外省的貪官污吏,陳明忠反駁說,她只是一位外省人,不是貪官污吏,我們要打擊貪官污吏,但不打無辜的人,特別是孕婦。二七部隊維護治安的立場和能力受到民眾肯定,也接納了這股民間武裝力量,這從台中女中的女學生和台中醫院的女護士,集結起來做飯糰送給二七部隊的弟兄吃,協助他們的伙食,並且照顧受傷的傷患可以看出。 從3月4日二七部隊成立一直到3月12日這八天,他們都維繫著台中的治安,所以在台中自治的八天中,台中社會是非常平靜的,不像別的城市陷入一片混亂。在戰亂中,他們不僅反國民政府還保鄉衛土、維護社會治安,所以二七部隊會讓台中人感念,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